导言

每一部欧洲史都得始于某个主观选择的年份，当然，要是打算写作一部涵盖自智人出现以来万事万物的历史，那倒是不用了。可有些年份比其他年份更主观。不幸的是，在同一时段内，对某种人类活动而言，某个年份可能具备一定意义，但对其他人类活动来说，那个年份的意义就几近于无。以1789年为例，它在政治上产生了雷鸣般的回响，可在音乐和美术领域，恐怕连蝙蝠叫那么小的声响都没有产生。1648年也是那种年份。因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在那一年签订的，它终结了持续30年、对欧洲的破坏超过此前任何一次冲突的战争，因此这一年看上去是个很合理的起始点。此外，和约还解决了至少两个重大争端：西班牙承认了荷兰共和国独立，而此后一个半世纪内欧洲德语地区的架构也得以确立。这两个解决方案背后存在着更为重要的东西：承认宗教多元主义的存在。天主教和新教的狂热分子都不断梦想能够让他们的真正信仰取得胜利，可在1648年获得承认的僵局此后从未受到严重威胁。

所以，这本书选择的起始年份是有资格作为起点的，可也必须承认，威斯特伐利亚的解决方案留下的未竟纠纷和它了却的一样多。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659年的《比利牛斯和约》，或许要到1714年波旁王室继承西班牙王位一事获得国际承认后才真正宣告结束。在北方和东方，瑞典的霸权在一系列纷繁复杂的战争中遭到一个又一个大国的挑战，直至1721年的《尼斯塔德和约》（Peace of Nystad）才宣告瑞典霸权终结，在这一进程中，国际态势依然不算稳定。将要成为国际政治两股主导力量的是英国和法国之间的“第二次百年战争”和俄国的扩张，前者始于1688年，后者不早于1695年。要是说各国国内政治还有什么走向，那么就是变得更不稳定了。法国内战——投石党之乱——始于1648年，英格兰在1649年处决查理一世后宣布建立共和国。这两场冲突的解决方式大相径庭，前者是1661年的路易十四“亲政”，后者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

1648年有尚未解决的问题，而1815年同样将留下未解决的问题。在后续章节中，笔者会把丝线纺到一起，为读者充当穿越那毫无图解的连贯迷宫的向导，即便书里没有黑格尔（Hegel）或马克思（Marx）乃至辉格派史学家推崇的那类宏大叙事，读者也必定能从中理出发展的脉络。在政治上，最为惊人的发展是国家夺取支配权的不懈行军。到了1815年，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国家在其疆域内都获得了事实上甚至法律上的对立法和效忠的垄断权。尽管政体形式从民主到独裁都有，但政体背后都是抽象化的统治权——国家。在国家核心层面未能完成“立法权垄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语］的政治架构——像波兰和神圣罗马帝国——在能够更为准确地阅读时代信号的对手面前变成了易遭捕食的对象。世俗化是国家发展中的重要部分，它将在天主教国家消除任何形式的教廷干涉，在所有国家都使教会服从于国家。可是，在国家血管里流淌的血液既稀薄又不够温暖。为了赋予国民动力，需要注入更具鼓舞效果的血液。人们越发感到民族主义可以提供这种输血效果，民族主义是一种世俗宗教，能够释放出人们的虔诚和憎恶，其凶猛程度不逊于世人在稍早时候的宗教冲突中所体验到的虔诚与憎恶。

成功的国家也需要适应社会变迁。只有那些成功整合了精英的国家才能繁荣。这种整合可以通过宫廷实现，就像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工程；可以通过代议制国会实现，就像英国议会；可以像普鲁士和俄国那样通过军役贵族实现；还可以像哈布斯堡君主国一样结合上述三种做法。在每一个案例中，事实都证明固化很难避免，固化似乎是与政治体制分不开的。即便是通常能够因时而变的英国式解决手段到1815年为止也经历了一系列动脉硬化。不论社会复杂程度如何，所有欧洲国家都需要和一种新兴文化空间——公共领域——打交道。公共领域位于家庭的私密世界和国家的官方世界之间，是一种让此前相互隔绝的个人在一起交流信息、想法和批评意见的论坛。不论是通过订阅同样的期刊实现长距离交流，还是在某间咖啡馆或某个自愿建立的新团体——比如说读书俱乐部或共济会支部——里面对面地会谈，公共的整体权重都要远高于个体成员的总和。正是从公共领域中生发出了能够挑战旧制度决策者的新的权威来源：公众舆论。这一转变发生的时间在欧洲各地自然有所差异。首先产生公共领域的是不列颠和荷兰共和国，因为它们都拥有较高的人口识字率和城市化水平，也拥有相对自由的审查制度。有必要说明的是，在欧洲的另一端，俄国是与英、荷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在19世纪之前，人们很难在这个国家找到什么类似公共领域或公众舆论的东西。我们将要看到，公众舆论在被有效操控时可以成为国家额外资源与额外权力的来源。要是像在法国那样，它受到了忽视、误解或疏远，结果就可能是革命性的变化。

创造了公共领域的力量从本质上来说源于欧洲的内外扩张。在战争、衰退、瘟疫、饥荒导致17世纪上半叶出现严重问题后，恢复进程是缓慢而间歇性的，恢复速度也快慢不均，可指标还是逐渐向上的：人口增长，农业生产力提高，商业和制造业得到发展，城市化水平提高，殖民扩张也重新开始。在18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里，这一进程开始巩固并加速，但也不时被挫折打断。尤为重要的是在第一章中要讨论的物质交流的进步。不过受益状况的分布不算均衡。排在首位的得利者是国家，为了维持不断增长的武装力量，国家渴望得到更多的税收，要让城堡里的富人和门槛上的穷人都成为税收对象。居于次位的得利者是地主，随着他们依靠农产品获得的总收入不断增加，而购买制成品的开支相对减少，他们开心地利用了“剪刀差”。土地价格上涨到原先的三倍，土地所有权带来的声望也未消退，有进取心的地主可以让自己的财运极为兴旺。佃农是一个关键群体，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农业创新都必须归功于他们。同样发家致富的还有金融家和商人，前者中那些能够涉足国家财政的人物和后者中参与殖民地贸易的人物发展状况尤为突出。富有进取心的制造业业主只要能够突破行会的限制性措施，就可以享受双重好处——既得益于18世纪劳动力供应量的增加，又得益于同一时期越发强劲的消费革命。

简而言之，18世纪的经济发展制造出了规模庞大且日益壮大的受益者阶层。要是某位显贵拥有矿藏丰富、交通条件良好、处在工业化地区的大庄园，而且——或许是最重要的因素——还幸运地拥有成为实业家所需的才智和个人品质，那么他可能就身处利用世纪机遇的最佳位置。在一个理想世界里，他——要不是因为女性受到各类歧视，实际上也不一定非得是“他”——也会与一个涉足政府财政的家庭联姻，投资银行业和海外贸易。他的良知已经被腐蚀到足以让自己忘记这个世纪有大概700万奴隶被从非洲贩运到加勒比地区，然后在那里被迫劳作。对他来说比较稳妥的是当一个英国人，这样在面对以战争或革命形式突然到来的惩罚时受到的影响会小一些，他的大陆同行们则较易受害，特别是在1789年之后。

可利益分配得非常不均。从地理上讲，从商业化的西北欧到欠发达的东欧存在着鲜明的梯度，前者到1815年时已经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工业化，而在后者那里，人们则可能在旅途中一连几周都碰不到任何像是城镇的地方，而且那里的物质和社会条件要说有了什么变化的话，也是变得更糟了。在东欧，奴役、文盲、贫穷和较低的预期寿命在1815年仍然是普遍状况，就像在1648年那样。即便在西欧，经济发展也未能吸纳快速增长的人口。缺乏弹性的食品生产导致价格上涨，与此同时，缺乏适应性的工业拉低了工资。结果就是人口贫困化，因为很大一部分人是不能自给自足的。一类新的贫困出现了，这并不是饥荒、瘟疫或战争突然带来的痛苦，而是持久的营养不良和就业不充分所致。它也是一种恶性循环，因为营养不良的人还没可怜到不能生育孩子的程度，而这些孩子后来就延续了父母的穷困。资本主义侵蚀了传统社会及其价值观，人们也越发仰赖市场力量。

用理性主义目的论来描绘新价值观发展的做法富有吸引力。“理性时代”或“启蒙时代”是贴在这个时代上的流行标签，甚至普及到了近乎陈词滥调的地步。可每一个陈词滥调都以真相为内核。这一时代的确见证了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理性主义和世俗化。它目睹了牛顿（Newton）的《原理》（ Principia ）、洛克（Locke）的《人类理解论》（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休谟（Hume）的《人性论》（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论法的精神》（ The Spirit of the Laws ）以及狄德罗（Diderot）和达朗贝尔（d’Alembert）的《百科全书》（ Encyclopédie ）的出版，而这里仅仅列出了侵蚀以上帝为中心的传统宇宙观的大量著作中重要的几部。然而我们有同样充足的理由将这一时代称作“信仰时代”，因为这一时代也发生了多次堪称标志性的宗教大复兴，其中包括詹森派（Jansenism）、虔敬派（Pietism）和卫理公会（Methodism），宗教文献也前所未有地流行。正如浪漫主义革命所示，宗教在18世纪也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消亡。第十章提出了如下主张：与其把文化发展概念化为从信仰到理性的线性进程，倒不如将它视作理性文化与感性文化间的辩证交锋，这样还合乎情理一些。歌德（Goethe）在《浮士德》（ Faust ）中对这一事实上存在的冲突进行了最为深入的探究，这部长诗有12 000多行，断断续续地耗费了歌德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以下几行诗可以作为本书的引语：

在我的心中啊，盘踞着两种精神，

这一个想和那一个离分！

一个沉溺在强烈的爱欲当中，以固执的官能贴紧凡尘；

一个则强要脱离尘世，

飞向崇高的先人的灵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