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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知道，在近代早期的欧洲，人员流动不算容易。有些迹象表明，1648—1815年人口压力相当大，因此出现了大规模人口流动。大部分流动是自西向东的，自人口稠密、人口过剩问题越来越突出的区域流向人口稀疏的广阔地带——普鲁士、俄国，以及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所说的位于多瑙河流域和本都山区的“欧洲草原边疆”（黑海以北和黑海西北的欧洲）。回顾了一系列统计信息后，德奈什·西拉吉（Dénes Szilágyi）得出结论：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晚期，匈牙利王国（包括特兰西瓦尼亚、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
）的人口翻了一番多。这是总体情况，小区域内的变化更大。例如，18世纪，巴奇—博德罗格县（Bács-Bodrog）的人口由3.1万增加到22.7万，而巴纳特（Bánát）地区由4.5万增加到77.4万。这类变化大多是由移民造成的。1683年，土耳其人在维也纳城下遭到了划时代的挫败，随后撤退到巴尔干半岛，这让移民成了可能。1690—1691年，可能多达10万名塞尔维亚人向北迁移，来到了塞尔维亚北部现在名叫伏伊伏丁那（Vojvodina）的地区，这是巴尔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大部分移民来自西边，但没有这么集中。人们自洛林、普法尔茨、黑森和士瓦本（Schwaben）前来，农民到此寻求土地，工匠则是寻求职位。他们同时受到“推力”和“拉力”的作用——“推力”是故乡的人口压力，特别是在不实行分产继承的地区；“拉力”则是地主们急于招募人员填充空荡荡的地产，因此向他们提供了免费或廉价的土地。
在这一宏大的重新定居计划中，哈布斯堡当局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了保护新赢来的领土，当局在匈牙利南部边疆划出了一片准军事地带。当局随后决定让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在那里进行军屯，将他们组织成若干个团，赋予他们人身自由，给他们免费的土地，以此充当他们抗击土耳其人的报偿。18世纪时，玛丽亚·特蕾莎和约瑟夫二世都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西部地区组织了招募活动。1782年，普法尔茨的一名目击者记载道：
在所有镇子、村落或小村庄，印刷出来的告示都被传来传去。约瑟夫二世皇帝的奖赏被看得很高，整片地区的人好像都想移民。众多家族（包括过得不错的）走上了移民之路，道路拥挤不堪，看起来，谁都想离开。
自设立在凯撒斯劳滕（Kaiserslautern）、茨韦布吕肯（Zweibrücken）和沃尔姆斯的代理机构出发，奥地利招募人员在这一区域巡游，替1781年的特许状打广告——它承诺免除赴加利西亚（通过对波兰的瓜分，最近归入帝国）定居者的强迫劳役捐税，白给他们40轭土地，他们能拥有信奉新教的自由，10年内免服兵役，得到足够旅途所需的补助金。横越欧洲的旅途危险艰难，不少人又回去了，破了财却长了见识。然而足够的人留了下来，永久地改变了中欧和东欧很多地区的人口和民族结构。2.7万多名德意志人更是大胆无畏，他们响应俄国叶卡捷琳娜大帝类似的诱人号召，在伏尔加河沿岸定居下来。1914年时，他们的人数增加到60万左右。
不管奥地利人做了什么，普鲁士人都能做得更好。1685年10月18日，路易十四签署了《枫丹白露敕令》，废除了1598年的《南特敕令》以及在特定区域给予法国新教徒一定程度宗教宽容的规定。这一天主教的夸耀行动造成约25万名胡格诺教徒迁出法国。他们大多前往两个最大的“难民方舟”荷兰共和国与英国，可还有很大一部分向东而去。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以后仅仅11天，勃兰登堡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就签署了《波茨坦敕令》，邀请胡格诺教徒到他的领地定居，表示要是这些人确实前来，就可以获得各种物质奖励。约1.4万人响应了他的号召，不过这些移民对发展缓慢、人口稀少的新家的贡献堪比数倍于此的人。1689年，出现了又一股胡格诺教徒的迁移浪潮，当时路易十四的军队摧毁了普法尔茨，导致在这里寻求庇护的流亡者向东逃难。在决定逃离法国的胡格诺教徒中，年轻人的比例高得出奇，所以他们到达目的地后，那里的人口出生率大大提高了。1720年时，1/5的柏林居民是胡格诺教徒（或祖辈是胡格诺教徒）。
各地纷纷采用促进移民的政策，还出现了一个新词：人口政策（Peuplierungspolitik）。它成了勃兰登堡—普鲁士的一贯政策。1732年，腓特烈·威廉一世国王自觉仿照祖父的榜样，欢迎2万多名被大主教撵出萨尔茨堡的新教徒来到他的领地。他特别渴望让人们重新在东普鲁士定居，因为在1709—1710年的瘟疫中，那里有约1/3的居民丧生。腓特烈·威廉可能是他那个时代（甚至任何时代）最蛮不讲理的统治者之一，然而他本能地明白，该怎样做出姿态。第一批来自萨尔茨堡的难民快到柏林时，他带着整个宫廷去迎接这些人，咏唱圣诗、同他们一道下跪，感谢全能上帝的神圣恩典。这被证明是一条非常出色的公关妙计，通过语言和形象向欧洲其他区域打了广告，确立了普鲁士第三大“难民方舟”的地位。当时有人说，法国是君主们的避难所［英格兰的詹姆士二世、波兰的斯坦尼斯瓦夫一世·莱什琴斯基（Stanisław I Leszczyński）］，而普鲁士是受压迫民众的避难所。
他儿子的统治延续了他的许多特点。在腓特烈大帝漫长的统治时期（1740—1786）里，大概28万到30万名移民进入了普鲁士，吸引他们的因素有很多——免费的土地、牲畜、设备和种子，人身自由，宗教宽容，开始几年还无须承担兵役、税款、劳役捐税。根据京特·弗朗茨精确得可疑的数据，这些移民带来了6 392匹马、7 875头牛、20 548只绵羊、3 227头猪、200万塔勒现金。大部分移民在奥得河、内策河（Netze）、瓦尔特河（Warthe）
周围的土地上定居，由于排水工程的建设，这些土地得到了复垦，不过还有大约1/4移民是各种工匠，在城镇里定居。腓特烈大帝满意地宣称，他已经“在和平年代赢来了一个省”。这项成就具有重要意义。克里斯托夫·迪佩尔（Christof Dipper）已经指出，基于国家自身资源的人口再生是个漫长、不确定的过程，因此能够吸引移民的国家才会做到最好。
胡格诺教徒或萨尔茨堡居民遭到驱逐这类著名的事件非常少见。大部分移民是由有利可图的前景这一“拉力”，而非迫害这一“推力”造成的。大部分移民的流动也并未超出国界。哈罗德·坦珀利（Harold Temperley）观察到，哈布斯堡君主国与其说是单一国家，不如说是一整个大洲，这种描述对俄罗斯帝国甚至更加恰当。难怪东部的这些庞大的多民族聚合体中出现了最高的人口增长数据记录。1719年的俄罗斯帝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和1762—1763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之间，俄国欧洲部分的人口增长率是33.8%，西伯利亚诸省的人口增长率恰好是欧洲部分的两倍。全国范围内的最高增长数据当然出现在新的首都圣彼得堡，仅仅两代人的时间里，它就由沼泽地变成了大都市。1750年时，那里的人口已经达到7.5万，而且依然在高速增加。俄国还存在大量季节性移民，据一名旅行者估算，由于贵族们拖家带口返回了庄园，春天时莫斯科的人口减少了5万。18世纪晚些时候，特别是在1768—1774年的战争获胜后，大批人口涌向南部肥沃的无主土地。这些土地是通过《小凯纳尔贾
条约》赢来的，对逃亡农奴格外具有吸引力。
再往西，移民们跨越的距离没那么长，但人数要多得多。北欧、西欧和中欧大部分地区不实行把农业人口束缚在主人们地产上的农奴制。在不列颠群岛，吸引移民的最强“磁体”是伦敦，在18世纪的西方世界，伦敦的人口增长举世瞩目：人口自1600年的约20万增加到1700年的约40万，再增加到1720年的约60万和18世纪末的近百万。在18世纪早期，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失衡让英国首都变成了“人口黑洞”［朱利安·霍皮特（Julian Hoppit）语）］，这一增长率只可能通过大量移民（每年约7 500人）来实现。出于很多原因，伦敦是一座独特的城市：不设防，从未遭到外国军队占领，是由私人而非公共财富修建的，没有规划，受宫廷和教会的影响极小，很大程度上实行自治，还有，用约翰·萨默森（John Summerson）爵士的话来说，是“欧洲最不独裁的城市”。它在英国人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无与伦比，超出了其他任何欧洲国家的首都。巴黎的居民数量一直约占法国人口总数的2.5%，然而伦敦的居民数量在1600年时已经占到了英国人口总数的5%，1650年时占到了7%，一个世纪后增加到了11%。此外，交通便利、工作机会过剩意味着在那里或长或短旅居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会更高。据托尼·里格利估算，英格兰成年人口的1/6曾在生命的某一阶段体验过首都的生活。伦敦居民非常清楚他们的特殊地位。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Chamberlayne）在1687年的自夸相当典型，他说，伦敦是“现在整个欧洲（或许整个世界）最大、人口最多、最漂亮、最富饶的城市，巴黎与罗马加起来都比不过”。
在国土面积更大、地理状况更复杂的法国，移民模式相应地更加多样。一般来说，移民模式可以分成三种：季节性的，包括每年离开几个月的情况，临时性的，包括离开几年但最终回到家乡的情况，还有永久性的。就区域而言，西北部和中南部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前者人口相对稳定，后者人口流动规模较大。资源贫瘠的多山区域（如中央高原、阿尔卑斯山区和比利牛斯山区）不得不将过剩的人口向下输送到城市和平原区域，让他们去寻求额外的收入。季节性移民通常是已经成家的农村男青年，他们拥有或租赁一小片耕地，缺乏技能或至多算半熟练工，相当贫穷。这些人要找的活儿通常和农业有关，比如收割、采摘水果或伐木，不过他们也经常在建筑行业工作。到处都有这类普通人。据估计，1810年时约有20万名季节性移民在法国内部流动，还有80万人要靠他们养活。
这种凑合将就的经济对资源匮乏的村落中的可怜居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奥尔文·霍夫顿在对18世纪法国穷人的研究中给出了解释。她重现了多姆山（Puy-de-Dôme）地区的圣让多莱尔（Saint-Jean-d’Ollères）村里的村民们年年为谋生而展开的挣扎。每年10月，200名成年男子都会离开村子去砍伐木材。第二年夏天他们会回来，在自己的田里干一阵子活，然后再次离开，去普罗旺斯采收橄榄。与此同时，数量差不多的另一群人（但是带着100个孩子）在11月离开，到贝里找梳麻活儿干。要是没能找到活儿，他们就继续往巴黎走，在找得到工作的任何地方干活，或者乞讨。无论如何，家乡的食物短缺都意味着他们直到下一个复活节才能回去。干完了农活，他们接着前往普罗旺斯，去采摘喂蚕的桑叶，这种活儿一直可以忙到秋天，那时劳作周期就又开始了。村中的300个孩子一年里大部分时间也在路上奔波，充当烟囱清扫工，数量不明的一批成年人要充当小贩和（或）乞丐，勉强糊口。就连上了年纪的人都有自己的一份活要干，在蹒跚前往镇子里乞讨之前，他们要在田里播种。长期在家中度日的社区成员只有幼童和他们的母亲。
在法国的道路上苦苦奔波寻找工作，必然又吃力又压抑。选择移民终极形式，也就是前往欧洲以外的世界的人要多得多。漫长而艰巨的海上航行把勇敢无畏的移民带往有着飘忽不定未来的遥远土地，关于那片土地，他们所知甚少。在这一时期，很多移民横越了大西洋。1630—1700年，约有37.8万名不列颠群岛居民前往北美洲。其后更加稳定繁荣的一个世纪里，移民的步伐减缓了，虽然如此，截至1800年还有25万人离开。据信1745年的詹姆士二世党人叛乱失败以后，4万名苏格兰高地居民移居国外。大量德意志人也选择了移民，其数量存在多种估算，应该介于10万人到20万人之间。到1800年，宾夕法尼亚似乎有1/3的人具有德意志人血统。自伊比利亚半岛向中南美洲的移民浪潮多次出现，但数据非常粗略。普鲁士大科学家、旅行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在1800年估计，西属美洲的总人口是1 690万，其中320万人是白人，只有15万名是半岛人（peninsulares），即第一代西班牙人。实际上，根据约翰·林奇的说法，半岛人的真正数量要少得多，介于3万人到4万人之间。甚至在墨西哥（到那里的移民人数一度最多），半岛人也只有约1.4万人，而那里的总人口是600万，其中100万人是白人。大概25万名荷兰人也在17—18世纪移居国外，主要前往东南亚。
不情愿离开欧洲的好像只有法国人。早在1535年，他们就在北美洲创立了落脚点，然而大概100年过去了，魁北克只有65名法国居民，加拿大其他区域也只有100名。在科尔贝的积极指引下，17世纪中期，法国人向北美迁移的步伐加快了，到17世纪80年代，已经有1.2万名法国居民永久移居北美。然而1600—1730年，移民的总数仅仅达到2.7万人。始于1750—1775年的额外人口压力可能造成移民人数迅速增加，然而1759年时，法国人在魁北克被沃尔夫（Wolfe）将军击败，加拿大落入英国人手中。这场战败确保了英语（而非法语）变成世界通用语言，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法国国内政治的稳定性。典型的移民是同故国状况明显格格不入的年轻男子。比如说，1785年5月12日，约翰·邓拉普（John Dunlap）（他负责了《独立宣言》的印刷）给生活在蒂龙郡（CO. Tyrone）斯特拉班（Strabane）的内兄弟去信，颂扬“新世界”的优点：“上了年纪还有家室的人要是移民，日子会相当艰难。然而渴望自由、快活的爱尔兰年轻人应该离开家乡来到这里来，越快越好。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良好表现和勤勉都不可能带来像在美洲一样丰厚的报偿。”因此可以说，英国人将异见分子“出口”，在离本土近5 000千米的地方以美国独立战争的形式承受了革命的苦痛。19世纪20年代，西班牙人同样在拉丁美洲解放运动中承受了革命的苦痛。然而，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发生在法国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