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瘟疫

我们可以回想起，马尔特处境悲惨的居民抱怨的不光是“阴沉而不幸的战争”，还有随之而来的“严重瘟疫”。有些受害者是被波兰士兵杀死的，有些可能是饿死的，然而绝大多数死于瘟疫。这是死亡的第三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它经常同另两者一起出现——因饥饿而衰弱的身体更容易遭到病菌的侵袭，散播流行病的经常也是军队。在之前提到的对“三十年战争”期间德意志人口损失的研究中，京特·弗朗茨指出，死于暴力的人数要比原本估计的少得多，主要的杀手是瘟疫。

在21世纪，流行病既是罕见的，又得到了人们充分的认识，因此我们很难想象那个流行病司空见惯、完全没有得到认识的时代。由于我们的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5～80岁（取决于性别和地理位置），而且还在劲头十足地延长，可能达到甚至超过100岁，所以我们能够漠视死亡，将它看作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当平均预期寿命在25～40岁（仍取决于阶级、性别和地理位置）时，死亡就是近在眼前的可怕之事了。1650—1675年，英格兰的死亡率上升了，平均预期寿命在17世纪80年代时缩短到最低点——大约30岁，后来在1700年延长到了37岁，18世纪中期延长到了42岁。就算如此，聚集在坟墓边听教士朗诵1662年英国国教会公祷书的内容“我们活着，却近乎死”时，英格兰的送葬者们明白，教士说的是实情。这些令人恐惧的词句出版3年后，“伦敦大瘟疫”在不到一年里可能杀死了8万～10万人，而当时伦敦城的总人口还不到50万。我们能够通过一系列当时的文献追踪瘟疫的发展状况，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的日记。死亡人数增加得如此迅猛，就连天生热情洋溢的佩皮斯也受不了。1665年7月26日他写道：“疫病这星期传进了我们教区，无论哪里都非常热。我开始考虑将事情都理清楚，祈祷上帝能让我安排好身体和灵魂。”两天后他去了达格纳姆（Dagenham），发现那里的人们异常害怕来自伦敦的访客传播疾病，因此他大叫：“上帝呀，看到这里的人全活在恐惧中会让人疯掉的。”第二天他回到了首都，因头疼而“特别害怕”。8月中旬，他写道：“人们在死去，现在大家似乎愿意在白天把亡者抬出去埋葬，晚上的时间已经不够用了。”8月26日，他的医师去世了，这让他格外惊恐。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好运气和天生的高昂情绪让佩皮斯撑过了夏末和秋天的黑暗岁月，此后死亡率开始下降。就连焦虑情绪也没能阻止他沉溺于两项最着迷的爱好——赚钱和拈花惹草。在那年的最后一天，他沾沾自喜地写道：“我从没像在这段瘟疫时期一样开心过（此外，我也从没赚过这么多钱）。”这是英格兰最后一场腺鼠疫大流行，给能够追溯到14世纪中期“黑死病”的一系列事件画上了句号。瘟疫的性质现在已经相当确定。各种跳蚤（印鼠客蚤）的叮咬传播了杆菌，这些跳蚤通常寄生在老鼠身上。杆菌变得异常活跃时，老鼠就开始死亡，跳蚤需要另找宿主好继续吸血。它们最可能选择的是在老鼠附近生活的人类。遭到跳蚤叮咬以后，通常有3—6天的潜伏期（也可能短到36小时或长到10天），然后染病者会被寒战、呕吐、剧烈头痛、四肢疼痛、眩晕、异常畏光、高烧（大约40°C）折磨，体内的细菌入侵淋巴结，在颈部、腹股沟造成一处或多处肿胀（“腺鼠疫”即因此得名）和内出血。50%～75%的病人会在大约两周内最终因呼吸衰竭而死亡。肺鼠疫和败血症鼠疫不那么常见，致死率却更高。和腺鼠疫不一样，它们能够在人群里轻易传播。

简而言之，瘟疫涉及杆菌、跳蚤、老鼠和人类之间的四角关系。不幸的是，17世纪的欧洲人对这种关系全然无知，所以没什么办法打破它。他们同感染源近距离生活在一起，不知不觉促进了瘟疫的周期性流行。詹姆斯·赖利（James Riley）出色地概括了近代早期社区的恶劣卫生状况：

居住区里满是死水、水汽腾腾的沼泽、恶臭的垃圾坑，大街小巷都非常狭窄，空气凝滞，脏物遍地，陋室和豪宅都不通风，死者没有完全同生者相隔离。我们现在可以看出，致病微生物（和传播这些致病微生物及其他病原体的活个体）在居住区里活得很好……可想而知，在这种环境下，跳蚤、虱子、家蝇、蚊子、啮齿动物等充当疾病活载体或活个体宿主的小动物和昆虫必然数量惊人。那是这些微生物的黄金年代。

我们通过简单的统计数据，就能够对瘟疫造成的破坏有所认识：1656年，那不勒斯损失了约一半人口，热那亚损失了60%；1721年，马赛（Marseilles）和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Aix-en-Provence）人口损失了一半；1743年，卡拉布里亚的雷焦（Reggio di Calabria）损失了一半，而墨西拿损失了70%；1771—1772年，莫斯科损失了5万人（约20%）；等等。然而，这些僵硬的数字背后，是伴随悲痛和苦难的深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裂痕。这里举一个例子就足够了。1647年，巴伦西亚出现了第一例瘟疫患者，安东尼奥·多明格斯·奥尔蒂斯（Antonio Dominguez Ortiz）所说的“近代早期袭击西班牙的最严重灾难”开始了。瘟疫从那里经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传到巴利阿里（Balearic）群岛和撒丁岛，所到之处人口锐减。在巴塞罗那，人们采用一切可能的措施防止染病者进入城市，却毫无效果。1651年元旦后不久，那里出现了瘟疫。到瘟疫势头开始减弱的晚夏，已经有4.5万人丧生。制革工人米克尔·帕雷（Miquel Parets）目睹了这场瘟疫的全过程，留下了一份他家庭受到的惨痛影响的记录。他连着失去了妻子、才出生的女儿、三个儿子中的两个：

她妈妈去世后的第二天，上帝把我们的小女儿也带走了。她就像个小天使，有一张洋娃娃般的小脸，清秀、快乐、温和、安静，所有认识她的人都会爱上她。不到15天后，上帝又带走了我们的大儿子，他已经工作了，是个很不错的水手，我上了年纪以后要靠他赡养。然而这我说了不算，上帝决定把他们都带走。上帝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干，他清楚怎样对我们最好。他的意志实现了。所以不到一个月，我的妻子、较年长的两个儿子、小女儿都死了。我和4岁大的加布里埃洛（Gabrielo）活了下来，这个家里数他的脾气最难缠。

在巴塞罗那等地，瘟疫暴发导致社会秩序崩溃——情况尚好时，健康的人想方设法出城，富人力图拿钱买路绕开检疫管制，罪犯利用法律和秩序的崩溃肆意妄为。在各地，遗产继承的加速让财产所有权更加集中了，幸存者得到的奖赏可能相当丰厚。最大的受益者是教会——事实上它不可能遭受损失，瘟疫暴发时的期望和结束后的感谢都会带来捐赠。人们坚信，全能的上帝可以阻止瘟疫，这种信念在建筑学上的证据在天主教欧洲依然广布，形式包括小教堂、雕像、多种献给“瘟疫主保圣人”——圣罗科（St Rocco，同样是狗和爱狗者的主保圣人）和圣塞巴斯蒂昂（St Sebastian，同样是弓箭手的主保圣人）——的还愿物。就算瘟疫确实降临了，最终也会消失，证实上帝的无限慈悲。所有这些纪念物中，最壮丽的当然是安康圣母教堂，它是一座宏大的巴洛克式教堂，建在威尼斯大运河入口处，为的是庆祝1631—1632年大瘟疫的结束。在视觉上最宏伟的是维也纳格拉本（Graben）大街上的“瘟疫柱”，1679年的瘟疫之后，皇帝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1658—1705年在位）下令竖立了它。

对瘟疫降临的最盛行解释是，这是上帝的愤怒。因此最盛行的防病手段是通过宗教仪式让上帝息怒。1720年在马赛，贝尔桑斯（Belsunce）大主教带领市民狂热地进行圣心祭典，开展悔罪游行。在巴塞罗那，米克尔·帕雷记录道：

无法用词句描述巴塞罗那举行的祈祷和游行，成群悔罪者和拿着十字架的少女走过整座城市，虔诚祈祷。街道上挤满了人。许多人非常热诚，举着蜡烛大喊道：“上帝，怜悯我们吧！”看到这么多人聚在一起，看到这么多光着脚的小女孩，谁的心肠都会软下来。人们能看到教士、修士、修女开展了这么多游行，拿着这么多十字架，进行了这么多祈祷。没有一家教堂或修道院不在室内外开展游行。

这全然无效，帕雷不得不写道：“然而我们的罪过让上帝震怒，游行越多，瘟疫传播得就越广。”

另外两种技术也被用于避免或阻止瘟疫。各种巫术或草药效果最差。1709—1713年，一波又一波瘟疫袭击俄国，彼得大帝下令点燃杜松进行烟熏。要是找不到杜松，他就下令使用马粪，“或者其他难闻的东西，烟对付疾病是非常管用的”。然而，大多数政府当局对流行病的认识很不充足，所以不清楚隔离疾病暴发区域和病人的必要性。比如说，大部分意大利城市号称拥有公共卫生机构（sanità），一出现疾病的迹象，这类机构就会采取行动，拒绝来自疫区的旅行者入内或对其进行隔离，封闭感染者的居所，建立传染病院，处理尸体，等等。可叹的是，绕开规章制度的途径实在太多：感染者逃跑了，病人被藏起来了，遭到污染的衣物没有被烧掉而是被二次利用，瘟疫控制者收受贿赂。由于需要输入给养，因此哪座城市都不可能同外部世界全然隔离，市政当局禁止公开集会的禁令也经常因神职人员的悔罪游行而变成一纸空文。

可是1648—1815年，瘟疫的确从欧洲退散并逐渐消失了：瘟疫最后一次折磨英格兰是在1665年，中欧是在1710年，法国是在1720—1721年，乌克兰是在1737年，南欧是在1743年，俄国是在1789—1791年。关于这一点，出现了多种解释。可能是由于喜欢同人类生活在一起的黑鼠（ Rattus rattus ）被没那么友善的褐鼠（ Rattus norvegicus ）替代了，也可能是由于所有鼠类都进化出了更强的对鼠疫杆菌的免疫力，因此跳蚤不怎么需要抛弃它们寻找人类宿主了。越来越多的民居用石材替代木材、板条、胶泥，这可能创造了一个没那么适合啮齿动物生存的环境。另一种假设是，鼠疫杆菌本身演化成了一个致死性更低的类型。在美国学者詹姆斯·赖利看来，“回避和防治的医学”对所有传染病的衰减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特别提到了排水、洗涤、通风、丧葬、熏蒸、垃圾填埋方面的进步，制造垃圾的产业、垃圾场的重新选址，以及水井卫生状况的改善。若干欧洲国家采纳了更加有效的检疫规章。最重要的是哈布斯堡君主国，自奥斯曼土耳其人那里夺回匈牙利以后，君主国出台了严格的规章，以将瘟疫携带者拒之门外。自亚得里亚海到喀尔巴阡山脉、在巴尔干半岛上绵延1 900千米的漫长边界变成了宏大的防疫封锁线。对希望自东向西穿越边界者来说，检疫隔离期在未出现瘟疫时是21天，有瘟疫传言时是42天，关于瘟疫的传言得到证实时是84天。警卫们会奉命射杀任何试图逃避规章者。法国政府采用了同样严厉的手段，以控制1720年出现在普罗旺斯的疫情。

这些都不是瘟疫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下降的充分理由，这种下降也不是欧洲人口增长的充分理由。不怀好意的大自然特别喜欢这种伎俩：瘟疫势头慢慢减弱的同时，其他疾病的势头渐盛。流感、伤寒、斑疹伤寒、痢疾、婴儿腹泻、猩红热、麻疹、白喉都导致了死亡率的升高。在18世纪，最大的杀手是天花。这种病毒由空气传播，通过口鼻进入体内，然后在内脏中繁殖，引起高烧和皮疹（后来会变成水疱和脓疱）。幸存者中运气好的人皮肤上会留下麻点（这是脓疱干燥后出现的），运气没那么好的人会失明、失聪或瘸腿（这三者中的任意两种也可能同时出现）。大约15%的感染者会丧失性命。死亡率有时非常高，1703—1707年，冰岛有1.8万人丧生，而当时冰岛全国人口一共才5万。1661—1745年在都柏林，上报的死亡案例中有20%被归因于天花。据英国王家学会秘书詹姆斯·朱林（James Jurin）估算，1680—1743年，天花杀死了伦敦总人口的1/14。在朗格多克的洛代沃（Lodève），1726—1751年的天花暴发让人口死亡率升高了将近200%。

这段时间里死于天花的著名人物包括：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四世（Johann Georg IV），他坚持同垂死的情妇吻别，因而染病；皇帝约瑟夫一世，他于1711年早逝，享年未满33岁，这导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形势出现了决定性的转变；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据传是遭他强暴的农家少女把瘟疫传给了他；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Maximilian III Joseph），他于1777年早逝，这加快了巴伐利亚继承战争的爆发。这些例子表明，天花无疑是民主的，在宫殿和茅舍中都大开杀戒。它的破坏力可能不如鼠疫，却更加普遍。伏尔泰在《老实人》中说，要是两支各3万人的军队在战场上遭遇，2/3的士兵会是麻脸。指认罪犯时，人们会提到他们天花疤痕的位置和严重程度，如果罪犯脸上没有疤痕，人们会觉得更值得一提。18世纪欧洲每年因天花而死的总人数通常认为是40万，不过这必然是非常粗略的猜测。1800年时，德意志的安斯巴赫—拜罗伊特（Ansbach-Bayreuth）诸侯国留下了这样的记录：4 509人（总人口的大约1%）死于天花。作为一种始终存在的 死亡象征 ，天花同样引起了诗人们的注意，例如玛丽·沃特利·蒙塔古（Mary Wortley Montagu）夫人。她在1715年26岁时患上了天花，经历严峻的考验后得以幸存，然而失去了美丽。第二年她写道：

我变了多少！唉，我怎么变成了

可怕的幽灵，连自己都认不出来！

我的美貌呢？光彩熠熠的容色，

那预示将来欢愉的容色呢？

我曾多么喜爱端详这张脸！

我经常拜客迟到，就为了多看一眼！

为自己的美貌迷醉，鲜润的红晕浮起，

崭新的生活在我眼里闪闪发光！

唉！不忠实的镜子，能修复我习惯的容色吗？

唉！我怒号，美丽的容色不再！ 9OD0ldk2ZuHwkdx85oCXMCNrMsEDj7x0czexGXSlfbTLn4TOXeT0NRQRy+ifxs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