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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前50年里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糟糕、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些流血事件。在国内，派系争斗变成了内战；在国外，欧洲几乎没有哪里不受哈布斯堡家族和波旁家族之间的划时代争斗影响。这导致了巨大的人口灾难。1652年，一份关于遭到“投石党运动”（1648—1653年的法国内战以该名为人所知）影响的巴黎周边区域状况的报告被呈交给教会当局，报告中记载道：“大小村落遭到废弃，神职人员不知去向，街道染上了腐尸的恶臭，死尸倒卧在光天化日之下，房屋缺门少窗，什么都沦落成了粪坑和马厩，最重要的是病人和垂死之人没有面包、肉食、药品、炉火、床铺、亚麻布、衣物，也没有教士、医生、外科大夫或任何能够安慰他们的人。”然而巴黎盆地的居民算是幸运的，至少吞噬他们的那场冲突持续时间比较短。那时候在东部，整整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除了战争的恐怖外一无所知。“三十年战争”（开端是1618年5月23日发生于布拉格的“扔出窗外事件”）期间，军队在中欧一次次肆意破坏。免遭战火的只有高山地区和北欧的一两片幸运之地。
当时的人对这一点毫无疑问：此次战事异常残忍，就算用近代早期战争的可怕标准来衡量也是如此。关于士兵的劫掠、强暴、杀戮，文学作品［例如格里美豪森（Grimmelshausen）的《痴儿西木传》（ Simplicissimus ）］和视觉艺术［例如雅克·卡洛（Jacques Callot）的《战争的苦难》（ Les Misères et les Malheurs de la Guerre ）］都给出了令人痛心的证据。围绕着战争造成的伤亡的具体数字，后来的学者展开了长久而激烈的争论。19世纪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心情迫切，认为外国人将他们的国家推回了黑暗年代，多亏普鲁士，国家才终于开始走出黑暗。这种叙事在20世纪后半叶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各种关于“凄惨”情境的描述都出现了。然而，公众舆论好像还是更赞同1943年金特·弗朗茨（Günther Franz）首先提出的数据：城镇人口下降了1/4，乡村人口下降了1/3。但这些数据是国家范围内的平均数，就区域而言，有的是零损失，有的则超过50%。
战争结束后，德意志人口的恢复一定程度上显然仅仅是恢复而已。一旦军队离开，自然的恢复正常的能力就回归了。汉斯·博斯哈特（Hans Bosshardt）体现了幸存者让人吃惊的男子气概和生育能力，他在80岁时结了第4次婚，新娘是他20岁的教女。这位新娘给他生了3个孩子，最小的孩子出生那年，这个孩子同父异母的66岁兄长刚好去世。精力充沛的汉斯最终于100岁离世，他的遗孀改嫁后在生育上再接再厉。不幸的是，事实证明战争并未彻底消失。17世纪70年代，路易十四力图扩展法国的东部边疆，战争卷土重来。普法尔茨刚刚自“三十年战争”中恢复过来，就在1674年被蒂雷纳（Turenne）子爵的部队祸害了。普法尔茨选帝侯卡尔·路德维希（Karl Ludwig）要让路易十四亲自为破坏三十年的重建（rétablissement）成果负责，然而这并没能阻止法国军队在17世纪80年代屡屡前来。1689年对海德堡（Heidelberg）、曼海姆、沃尔姆斯（Worms）、施派尔（Speyer）和这一区域其他许多城镇的系统性摧毁（也获得了官方的批准）代表着军事史上一个不祥的新开端。1693年法国人回来了，这一次将海德堡烧成了白地。路易十四毫无歉意，铸造了一面奖牌，以“海德堡摧毁者”自夸。
17世纪下半叶，一次次遭受人口挫折的不光是倒霉的德意志人。在东南欧，奥斯曼土耳其人控制多瑙河谷的又一次尝试，以及紧随其后的奥地利对匈牙利的“再征服”，都造成大片领土无人居住。在东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波兰和俄国对波罗的海区域掌控权的漫长争夺同样造成了周期性的大规模人口减少。例如在1658年，波兰军队开进丹麦，驱逐瑞典人。接下来的事情很好地诠释了这条古老格言：对平民来说，盟友和敌人一样可怕。日德兰半岛南部传回的报告称：“波兰人把我们赶出了家园，残忍地对待我们，拿走了我们所有的东西——牲畜、谷物、任何财产，因此许多人注定要死于饥饿。在马尔特（Malt）地区，每片教区只有两三人或四个人活下来，不少倒卧在屋子里的尸体被狗吃掉了。”马尔特镇的教区牧师确认了这条糟糕的消息，还补充道，他辖下的教民几乎死光了，房子也给烧光了。有报告称，死亡率高达90%。地方法院得到的消息是：“以上帝真理的名义，众所周知，这场阴沉而不幸的战争和严重的瘟疫降临到我们头上之前，克里斯蒂安·延森（Christian Jensen）牧师的教区和教民们生龙活虎……那时候在弗乌灵（Føvling）教区有45座农场和7处宅地，现在只剩下不到6座农场和3处宅地……其他农场都相当荒芜。”
可见，战争还没有失掉它的獠牙。然而从1648—1815年（至少是1648—1792年）的长时段来看，它的破坏力的确在逐渐下降。这不是因为战争的频率降低了，恰恰相反，18世纪的每个年代（可能除了20年代）里都出现过一场欧洲列强间的大战。原因不如说是这样的：军队更守纪律，补给也更充分。一个又一个国家开始确立对武装力量的掌控，其原因后文将会探讨。对任何不幸遭遇它的人来说，战争都依然是可怕的苦难，可是冲突的持续时间确实变短了，涉及的地理范围也小了。腓特烈大帝宣布，希望将平民隔绝在战争之外，让他们察觉不到战争正在进行。他当然失败了，实际上腓特烈大帝自己承认，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看，“七年战争”对普鲁士来说是同“三十年战争”不相上下的灾难。然而，17世纪上半叶的无政府状态并没有回归。难以想象，瓦伦斯坦
手下的军官会和“七年战争”中的普鲁士尉官一样观察到：
我们始终不缺面包，肉类经常还有剩余。确实我们经常找不到咖啡、糖和啤酒，哪怕出高价，摩拉维亚偶尔也会没有葡萄酒。但是在波希米亚，我们有很多当地酿造的葡萄酒，特别是1757年在梅尔尼克（Melnik）营地时。打仗时是个什么情况你是知道的：要是真想舒舒服服过日子，就该留在家里。
另一边能领到的生活物资也差不多，奥军中的一名英国志愿兵甚至觉得，战友没有开小差的原因是“军饷不低、服装不错、吃得不差”。因此，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爵士用“狗”打比方来描述18世纪的战事很有道理：
可以认为，欧洲文明的卓著成绩之一，就是让这么多世纪来撕扯着手无寸铁民众的“狼群”变成了训练有素的听话的猎犬——有的简直成了贵宾犬。
弗里茨·雷德利希（Fritz Redlich）也持相同观点，虽然措辞比较平淡。整理完1500—1815年军事掠夺的总账，他的结论是：“在关于劫掠和战利品的观点、态度上，18世纪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稍后我们将看到，法国大革命的大群军队在欧洲横行时，旧时代的糟糕状况又恢复了。然而，另一位“天启骑士”当时遭到了制约，甚至丧失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