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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饥荒

萨德侯爵显然是一厢情愿,鸡奸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种非常小众的爱好,这不光是由于一旦被发现就会遭受异常严厉的处罚(见后文第101—104页)。当然,它似乎没有对旧制度下欧洲的生育力数据产生任何能够辨别的影响。避孕技术的累积效应减少而非增加了欧洲的人口。某些地区存在的早婚趋势当然产生了相反的结果,然而这不能充分解释人口数量的增加。人口统计学家因此得出结论:建立在生育力基础上的各种解释是不充分的。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死亡率的下降,特别是17世纪“三大杀手”——饥荒、战争、瘟疫——的减少甚至消失上。

21世纪的日常生活与近代早期生活相差最大的或许是在食品价格方面。尽管被视为理所当然,也毫不引人注意,但是基本食品价格的稳定与低廉是现代世界的一大好处。媒体的关注偶尔会造成骚动,例如,有报道称巴西的糟糕气象条件导致速溶咖啡的价钱上涨了若干便士,然而总的来说,人们每年常规的购物开支是可以预料的。此外,对大部分人来说,食品开支在薪金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并且还将进一步下降,这是全球劳动分工的必然结果,而全球劳动分工又源自快速而廉价的运输。然而,近代早期家庭最大的单项开支是食品,最大的焦虑也源自歉收。在蒸汽动力将北美大平原的无限生产力开发出来之前,大部分食品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提到,在交通要依靠四足动物的时代,运输主要作物——谷物——十分困难,运输超过几千米,利润就没了。

雪上加霜的是,人们对谷物和天气依赖到了危险的程度。1648—1815年,对天气的过度依赖导致了两种问题。第一种是宏观的:大量证据表明,17世纪晚期属于约一个世纪前开始的漫长“新冰期”。若将1920—1960年这段时间当作比较的基准,则17世纪下半叶的平均气温要低0.9°C,而17世纪90年代要低1.5°C。这听起来可能并不多,然而对农业生产力似乎造成了严重的抑制。第二种气象问题是短期的,多雨的冬季或春季,甚至收获时节突然出现的冰雹,会给农作物产量带来毁灭性的影响。要知道,近代早期的耕作者并不选种,只是将前一茬农作物的种子留一部分用来播种,所以他们栽培的品种适应性并不好,无法充分利用土壤和生长条件,甚至在不错的年成,收成也可能低到只有种子的四五倍,他们没有用于收获、打谷或晾干的机械设备,通常也不具备防水的仓储条件。

所以在欧洲,特别是在北欧、西欧和中欧,生产食物的农民们清楚,饥馑之年不是“会不会来”,而是“什么时候来”。饥馑之年到来时,在春天就会看到迹象:庄稼生长缓慢、根部腐烂。关于歉收逼近的谣言四下流传,物价开始上涨,手头宽裕者匆匆忙忙囤积食品。有谷物可卖的人——贵族和教会地主、谷物商人和比较富有的佃农——那时不会将货物投入市场,而会等待价格达到周期性的峰值。甚至在平常年景,暮春和初夏在消费者(及其政府)的日程表中都是一段艰难时日:前一年的谷物储备即将耗尽,新一茬农作物却还没有收上来。这扇“焦虑之窗”在法国被叫作“缺口”(la soudure)。要是当年的收成看上去不怎么样,价格就会开始飞涨。然而这还没完,大部分农民耕种的土地面积小,不足以自给,还需要充当购买者进入市场,来弥补差额。为了筹措必需的现金,他们要依靠劳动或某些制造业活动,如纺纱织布。然而就在升高的谷物价格让此类附加收入越发不可或缺时,由于消费者现在不得不把绝大部分收入花在食品上,他们对手工制品的需求也会下降。

歉收之年的秋季到来时,一大批人会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市场以外,这批人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为了活下去,他们以恶劣的食物维生,消耗掉自家的谷种,乞讨,犯罪,无所不为。幸运、年轻、健康、有胆量的人或许能熬过冬天,然而如果第二年的收成同样不好,灾难还是会到来。1693年5月,法国博韦主教辖区的一名低级官员指出,谷物价格的迅速上涨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局面。11个月后,他再次留下了文字记录,描绘了令人痛心的场景:

街道和广场上以及城镇和乡村里出现了无数可怜人,他们因饥饿而虚弱,处境悲惨,因贫穷而垂死,没有面包。他们没有工作或职位,所以赚不到买面包的钱……为了延长一点生命、多少缓解一下饥饿,绝大部分没有面包的可怜穷人就去吃不干净的东西——猫肉、被剥皮的马肉(它们被丢在粪堆上)、宰牛时流出的鲜血、厨子抛到街道上的牲畜下水。其他可怜人吃的是用水煮过的草根和药草,还有这类荨麻和野草……可是还有人会挖出在春天种下的豆子和谷子……这些都让人们身体里出现了腐败,恶性热等传染性的致命疾病开始流行……这甚至袭击了富有、不缺吃穿的人们。

这一连串事件在人口上产生的影响不难想象,我们只需要将现在我们都知道的“非洲之角”饥荒的可怕景象换到欧洲背景下,就可以明白了。最明显的是,结婚率和生育率骤降,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飙升。据估算,在1692—1694年惨不忍睹的大规模死亡事件中,280万人丧命,相当于法国总人口的15%。在西欧、北欧、中欧和东欧,17世纪90年代都出现了极具毁灭性的灾难。在芬兰,1696—1697年的饥荒至少造成1/4(可能多达1/3)的人丧命。在苏格兰,1695年的歉收之后是1696年的几乎绝收,1697年的收成稍有好转,然而1698年又普遍歉收。在阿伯丁等受灾最严重的郡,死亡率达到了20%。罗伯特·西博尔德(Robert Sibbald)爵士评论:“谁都可能在穷人脸上看到死神。”只有英格兰与荷兰共和国逃过了这场大屠杀,原因可能是它们的农业体系更加平衡,但更可能是相对出色的水路交通让剩余产品可以更好地流通,自外界输入补给。

1660—1663年、1675—1679年、1693—1694年、1708—1709年,整个欧洲都出现了歉收,其间还发生了多得多的地方性饥荒。状况随后有所好转。1709年后法国没有再发生饥荒,虽然有不少年头出现了严重的短缺,特别是1788—1789年。1741—1742年、18世纪70年代早期和18世纪80年代晚期都出现了大范围的生存危机。17世纪晚期,地方性的灾难时有暴发,例如1763年时西西里岛出现了歉收,成千上万人饿死,社会秩序崩溃。出于之前讨论过的原因,食品短缺在欧洲不可能绝迹,直到交流手段的改进使得在“新世界”的平原上种植谷物成为可能。然而就算如此,同之前相比,18世纪也出现了明显的进步。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将会看到,人们将这种进步归因于农耕方式的改善和政府行动效率的提高等。气象条件的逐步改善也可能促进了生产水平的提高。不管怎样,饥荒次数和严重程度的下降,必然是造成17世纪和18世纪在人口统计史上有显著差异的一个原因。 xO2ZEdpxtYxIKZj6REBEIs616FuElu7HJWOy/TDgkQ7l3yHq5GIFuDRiiTz021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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