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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欧洲世俗人口的增长，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女性的婚龄提前导致其生育力上升。女性平均婚龄下降五六岁，就可能意味着生育子女的数量增加50%。事实上，托尼·里格利（Tony Wrigley）曾经提出，1750—1800年英格兰3/4的人口增长都是婚龄下降造成的。在英格兰结婚当然很容易，男孩的法定婚龄是14岁，女孩则是12岁，也不需要去教堂举行仪式，在见证人面前交换誓言，甚至只是交换有意结婚的声明然后发生性关系，都被看作有效的结婚手续。然而和欧洲北部和西部别的区域一样，在英格兰，实际婚龄往往在性成熟之后很久，人们的平均婚龄是24.5岁到26.5岁。虽然在18世纪下半叶的英格兰，婚龄确实下降了，但里格利提出，它带来的影响可能被女性更早停止生育抵消了。
婚外生育没能抵消晚婚——在英格兰，只有1/8的女性结婚时不到20岁——的影响。按照21世纪的标准，婚外生育率低得惊人：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婚外生育率都不到5%，通常在2%以下，英格兰就是如此（现在联合王国的婚外生育率超过30%）。在法国乡间，婚外生育率仅有1%，在巴黎也不过4%～5%。然而毫无疑问，在18世纪的进程中，婚外生育率上升了。到1789年，在人口超过4 000的法国城镇里，婚外生育率达到了4%，在发展程度更高的城市里达到了12%～17%，在巴黎则达到了20%。同一时期在德意志，婚外生育率也出现了上升，从2.5%增长到11.9%。然而，这些数字体现的不算明显的生育力增长，对整体状况的影响可能相当小，哪怕所有非婚生子女都能够长大成人。而实际上正如我们所见，非婚生子女特别容易夭折。
在那些教堂、行业工会或庄园主能够实行强有力的社会控制的欧洲地区，晚婚的决定通常是由上而下强加给人们的。然而在北欧、西欧和中欧，它通常是人们对经济状况做出的自愿反应。人们似乎普遍认为，要是一对夫妇不能独立养家糊口，就不应该结婚，也正是在这些区域，终身未婚的女性数量最多。在欧洲西北部，10%～15%（有些区域甚至达到25%）的女性保持独身，这对人口增长的抑制效果比晚婚更加显著。在东欧和南欧，女性独身的比例要小得多，她们也没那么不情愿接受在大家庭中的从属地位，这相应降低了婚龄。在任何地区，嫁妆都是个问题，对女儿过多的父亲们——比如《傲慢与偏见》中的贝内特（Bennet）先生——来说更是如此。已故的英国社会史学家罗伊·波特（Roy Porter）并不觉得威廉·坦普尔爵士（1628—1699）的这段文字过于愤世嫉俗：“我们婚事的订立和其他常见的讨价还价没有多少差别，只不过是基于对利益或收益的考量，同爱和尊重毫无关系。”波特为支撑这一概括而列出的报纸公告显然十分讲求实际，考虑到它们的宗教背景，这种感觉更加明显：
婚事
圣阿瑟夫（Asaph）的主教大人，同拥有3万英镑的奥雷尔（Orrell）小姐结婚。
约克的牧师罗杰·韦恩德（Roger Waind）先生（大约26岁）同林肯郡一位超过80岁的女士结婚，他将因此获得8 000英镑现金、可以终身享用的300英镑年金和一辆四马大车。
天主教会的成员必须独身，因此没有举行此类婚事的资格。然而通过成立为贫穷女孩提供嫁妆的机构，比如意大利的婚事基金会（monti di maritaggio），天主教会为人口增长做出了微小的贡献。为了防止陷入贫穷，人们普遍决定“无土地，不结婚”，大批男女注定只能独身或守贞。在信奉天主教的欧洲，最常见的庇护所是修道院或女修道院。不得不变成基督新娘（而非男人的新娘）的未婚女孩也必须给女修道院提供一笔嫁妆，然而钱数明显少得多。我们往往想象不出18世纪欧洲的修道院有多么欣欣向荣。18世纪中期左右，至少有1.5万家男修道院和1万家女修道院，总共收容了大约25万人。伏尔泰不屑一顾地概括了这些人对社会的贡献：“他们唱歌，他们吃喝，他们消化。”同伏尔泰大多数反教会的嘲弄一样，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许多修士和修女勤奋工作，扮演着各种各样要求颇高的社会角色。然而有一件事他们不能做：生育。
修士和修女们通常不会生育（极少情况下除外），虽说可能暗中进行性活动。事实上，如果18世纪那些越发下流的反教会文学可信，那么他们沉迷的可能只有这件事。已婚夫妇被明确鼓励（虽然并非被强制要求）进行性行为，但性行为并不总能造成生育。由于缺乏直接证据，避孕是人口统计学中迷雾重重的一个领域。然而在这个领域，人们达成共识的程度非同寻常。记述科利顿（Colyton）、日内瓦、贝桑松（Besançon）、鲁昂的文献在这点上是一致的：计划生育得到了普遍实行（特别是在精英当中），规模也越来越大。试举一例，1642—1792年鲁昂的生育率一直呈现下降态势，只在18世纪中期出现过短暂的中断。由于女性停止生育的时间提前，甚至完全没有生育（同一时段内，完全没有子女的家庭比例由5%上升到10%，翻了一番），每个家庭生育的子女数由1670年的8个下降到1800年的4个，减少了一半。
由于任何形式的避孕都遭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强烈谴责，所以相关技术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证据。在售的草药和（或）巫术方子有很多，然而它们的效果很可疑。避孕套更加可靠，但绝非不出差错。据说它是由一位名叫孔东（Condom）的医生发明的，意在限制查理二世私生子女的数量，虽然这个词更可能源自condus（拉丁语，意为“容器”）。19世纪30年代橡胶硫化法发明以前，人们仅有的材料是布料（渗透性太高）或动物肠衣（敏感度太低）。虽说当然有人使用避孕套（如詹姆斯·博斯韦尔），但他们的目的可能是预防疾病而非避孕。1744年，一位英国匿名诗人写道：
要是没有收效不错的安全套的友善协助，
就不要尝试她提供的欢愉。
人们总是设法将避孕套说成其他国家的发明，可见它有多受轻视，英国人叫它“法国信”，法国人却叫它“英国外套”。另一种做法不那么麻烦，但避孕失败的可能性更高，那就是在阴道中塞一块海绵，性交后用注射器或坐浴盆的方法洗掉残留的精液。文学证据表明，法国人特别喜欢这种组合，直到相当晚近的时候，在别国游客那里，无处不在的坐浴盆还带来了许多误会和欢笑。
避孕的唯一可靠方法是禁欲，更确切地说，是避免在阴道内射精。人口统计史学家很容易赞同这一点：人们用到的技术中，最有效、最流行的是性交中断法。可惜它招来了棘手的神学争议。不以生育为目的，完全为享乐而交欢，这是可以接受的吗？男人提前将阴茎抽出，这难道不是俄南
的罪过吗？1662年的英国国教会公祷书指出，上帝设立婚姻是出于三个理由，一是“生育子女”，二是“防止犯罪，避免淫乱，让不具备守贞恩赐的那类人可以结婚”，三是“在顺境和逆境中相互陪伴、帮助和安慰”，这该如何解释？虽说存在上述问题，但性交中断法依然广为流传，许多非常流行的痛斥它的小册子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论俄南罪或可憎的自渎罪过及其对两性造成的所有可怕后果》（
Onania; or the Heinous Sin of Self-Pollution, and all its Frightful Consequences, in both Sexes, consider’d
）在1710—1760年印刷了20版，该书作者觉得这种方法的伦理道德地位无疑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一名读者写信来说明他和妻子完全养不起更多孩子，所以这么做时良心毫无不安，却得到了直率的回复：他正在犯“可憎的罪行”。在神学光谱的另一端，关于近代早期夫妇们能用到的全部避孕技术，没有谁总结得比萨德侯爵
更好了，包括他自己喜欢的解决办法。在《闺房哲学》（
Philosophy in the Boudoir
，1795年出版）中，他通过两个主要的放荡人物之口，向天真少女解释怎样避免怀孕：
德·圣安热（de Saint-Ange）夫人：一个女孩怀孕的风险，只和允许男人侵略她阴部的频率成正比。让她小心翼翼地避开这种品尝愉悦的方法吧，取而代之，让她随便用手、嘴、胸脯、屁股……
多尔芒塞（Dolmancé）：……骗走繁衍的权利，违反愚人们所说的自然法则，真是最迷人的。大腿和腋下有时候也能给他提供休憩之地，他可以把种子撒在那里，没有怀孕的风险。
德·圣安热夫人：有些女人把海绵塞进阴道里，拦截精子，阻止它们钻进会怀孕的地方。有些女人迫使情人用上“威尼斯皮”做的小袋子，用本国话来说就是避孕套，精液会充满那里，但不会流出来。然而在所有寻欢作乐的可能性当中，屁股毫无疑问是最美味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