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认识到为什么人口统计学是这么有争议的历史研究分支。一方面,人口统计学家有机会将数字计算到小数点后几位,造成数据精确的假象;另一方面,在19世纪和20世纪实行人口普查之前的任何时段,证据都相当零散,所以在描述结果时,“估计”甚至“猜测”之类的词好像都精确过头了。看起来,学者要么得做出关于国家总人口数的大胆陈述,要么得对小型社区人口状况进行微观“重建”,然后在这样的微观基础上,靠想象建立宏观结构。特别是在缺乏通信手段、识字率极低、几乎或完全没有日常行政管理的地区,如17世纪晚期被哈布斯堡王朝“再征服”之后的匈牙利,我们对于事实上的人口规模一无所知。然而,对理解这一(或者别的任何)历史时期来说,人口发展相当重要,所以必须努力尝试搭建某种结构,尽管用来搭建结构的稻草和砖都很不充足。
我们可以从总结概括一些欧洲国家自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晚期最可靠的人口估算数值(见表2)开始。
表2 1650—1800年欧洲各国的人口(单位:百万人)
*此即最后被包括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疆域之内的神圣罗马帝国各区域。
**此处包括特兰西瓦尼亚。
主要资料来源:Jan de Vries, The Economy of Europe in an Age of Crisis 1600—1750 (Cambridge, 1976)
这些统计数据都是近似值,但也有粗略程度之分。比如说,1650年英格兰的数据要比俄国的准确得多,后者可能完全是错误的。以国家为单位的数据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误导,原因是任何国家都存在很大的区域差异。例如在西班牙,边缘省份,特别是加泰罗尼亚、巴伦西亚、加利西亚,其人口增长比卡斯蒂利亚的中部省份快得多。在法国,埃诺、弗朗什—孔泰和贝里等省份的人口增速最快,巴黎盆地、布列塔尼、中央高原、西南部和南部地区增速中等,诺曼底则最慢。在德意志,人口稀疏的东部的人口增长率要比人口相对稠密的西部高得多,这不足为怪,事实上我们将会看到,德意志内部移民的数量相当大。
尽管有种种限制条件,我们还是能看出总体状况。表2按年代顺序展现了一个过程:先是停滞或缓慢的增长(1650—1700),然后是普遍而适度的增长(1700—1750),再然后是更加迅速的膨胀(1750—1800)。可是只有放到更宏观的时间框架里,它的真正意义才能够凸显。14世纪中期“黑死病”造成了灾难性的人口损失,15世纪晚期人口开始逐渐恢复,这种增长的势头在16世纪一直延续。然而1600年左右,“天启四骑士”去而复返,给欧洲许多区域造成了猛烈的冲击,带来了战争、瘟疫和饥荒,在人口方面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比如说,1599—1600年大瘟疫袭击了卡斯蒂利亚,而这只是一连串疫病的开端,到1650年时,这一区域的人口因此下降了1/4。在17世纪上半叶的普遍人口衰减中,只有英格兰与荷兰共和国幸免于难。所以1650—1800年的发展既代表着恢复,又代表着重新开始增长。可是,我们所讨论的时段之后发生的事情要比之前发生的重要得多。虽然马尔萨斯提出了警告,但18世纪下半叶的人口增长并没有遭到生计所需资源增长缓慢的抑制。19世纪时欧洲的人口反倒继续增长,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在地理方面,就像表2反映的那样,欧洲的人口分布重心从地中海区域转到了西北部。将国家按照区域分组可以看得更清楚(见表3)。
表3 欧洲的人口(单位:百万人)
*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
**法国、瑞士、德意志。
***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低地国家、斯堪的纳维亚。
资料来源:Jan de Vries, The Economy of Europe in an Age of Crisis 1600—1750 (Cambridge, 1976)
著名荷兰经济史学家扬·德弗里斯编制了表3,他提了一句,本来应该加上第四个区域——东欧,包括波兰和俄国——然而没有足够的数据。
欧洲人口重心的这一转移至关重要。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代,掌控着欧洲的是地中海区域。在制造业、贸易和银行业方面,地中海区域的城市异常出色;在文化方面,意大利各城邦创造了能够同古希腊相提并论的文明;在政治方面,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分支创造了一个“日不落帝国”。然而到18世纪时,在欧洲北部人的眼里,南部俨然成了博物馆,他们欣赏这一区域过去的成就,但更轻视那里的现状。一名英国观光者在1778年表示,罗马曾经属于“一个充满了英雄和爱国者的国度,然而现在它落到了宇宙中最缺乏阳刚之气、最迷信的人们手里”。我们将会看到,地中海区域的人口相对衰减,既是一系列更大问题的表现,也是其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