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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8年，欧洲两端出版了两本关于欧洲人口的重要著作。比较权威的一本是奥地利启蒙运动顶尖政治学者约瑟夫·冯·索南费尔斯（Joseph von Sonnenfels，1732—1817）的《治国指南：关于我们时代的状况和概念》（ Manual of the Domestic Administration of States,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nditions and Concepts of our Age ），在书中，他对传统智慧——规模巨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是一件好事——进行了总结。事实上，他甚至断言，人口增长应该被当作“政治科学的首要原则”，理由相当充分：它能够推进公民社会的两个重要目的，物质享受和实体安全。在索南费尔斯看来，人口规模越大，国家的农业生产力就越高，抵抗外敌和国内异见分子的能力也越强。他的论点之一是有越多的人承担国家的开支，个人要分担的税负就越轻。这种基于常识的分析方法得到了以下信条的支持：自古典时代起，世界上的人口就一直在衰减。索南费尔斯和绝大部分同时代人，包括伏尔泰和孟德斯鸠都坚信这一点。孟德斯鸠沮丧地评论道：“要是人口的这种衰减不能停止，一千年里世界就将变成一片荒漠。”
同一年里，年轻的英国学者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在《论影响社会改良前途的人口原理》（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 ）中提出了大相径庭的观点。他当时32岁，年龄差不多是索南费尔斯的一半，然而他对未来的看法至少要比索南费尔斯悲观两倍。他主要关心的是，怎样反驳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和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等进步论者关于人类可完善性的信念。马尔萨斯的两个前提是“对维持人类的生存来说，食物是必要的”和“两性间的激情是必要的，而且将差不多保持现在的情形”。然而，由于“人口的力量始终会超过土地出产人类衣食的力量”，这两条自然法则的效力并不相等。一对夫妇可以生下若干子女，他们的子女又可以生下若干子女，因此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农业只能以算术级数扩展。换言之，资源的增长数列（1, 2, 3, 4, 5, 6, 7, 8）无力支撑人口的增长数列（1, 2, 4, 8, 16, 32, 64, 128）。所以必然的结果是，不管早晚，当人们在这种矛盾所强加的“天花板”上撞得头破血流时，人口的膨胀将自然停顿。痛苦和“恶习”（马尔萨斯牧师指的是避孕）加在一起，会迅速修复平衡。
从长远看来，他们两人的观点都被证明是错误的。然而在1798年，两种观点好像都言之成理。在索南费尔斯的有生之年（他生于1732年），他所属国家的权力和繁荣的增加都同人口的增长齐头并进。约瑟夫二世（索南费尔斯侍奉过的四位皇帝之一）阐明了一条核心的公理：“在我看来，我政策的主要目的，也是所有政治、财政甚至军事当局都应该多加注意的，是人口。也就是说，保持和增加臣民的数量。国家的一切优势都源自尽可能多的臣民数量。”然而在欧洲各地，周期性的生存危机支持了马尔萨斯的悲观预测，特别是可能促成了法国大革命的歉收。要是马尔萨斯活得再长一点（他去世于1834年），他也许会带着些许冷酷的得意看到“饥饿的四十年代”的悲惨状况，特别是导致爱尔兰的人口在短短5年里从840万下降到660万的“马铃薯饥荒”和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移民。这种矛盾暗示18世纪晚期在这方面正处于新旧时代的交替点上。我们将会看到，就人口而言，1648—1815年这一时段在很多方面都更接近15世纪而非20世纪，虽然它同样具备许多现代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