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政

无论是在海洋、河流还是运河，同陆上旅行相比，水上旅行都享有不计其数的优势，但它也有一个严重的缺点——速度缓慢。远洋航行的人有时或许能发现从后方吹来的风加快了航行速度，但在多数时候注定得面对难以动弹的无风状况或艰难的迎风调向。在内陆水道上，驳船只能以挽畜的速度也就是步行速度前行。当阿瑟·扬从威尼斯前往博洛尼亚（Bologna）时，他先是乘船过海，后是沿运河前行，扬发现：“在这段航程中，所有语言的力量都不能让我表达出我希望记录下来的想法。我把这段消磨掉的时间列为有生以来经历过的最恶心的日子，而且这绝对是我离开英格兰后最糟糕的一段时日，但我别无选择：陆路已是臭名昭著，或者说极难通行，连一辆四轮马车（vetturini）都没有；就连那些资金足够乘坐公共马车旅行的人也选择水路。”廉价却慢得要命的驳船相当肮脏，脏到扬在200千米行程的多数时候选择步行。即使在较为宜人的荷兰运河上，对于不耐烦的英国人来说，这种令人抑郁的缓慢也是不可忍受的。18世纪末，詹姆斯·米切尔（James Mitchell）评论道：“这种旅行模式可说是荷兰人做事方法的一个好例子；它节约金钱，但要付出高昂的时间代价……荷兰人一个小时走5千米，英格兰人一个小时可以走9～13千米，这可以说是两国精神和精力之间的区别。”

到了这个时候，米切尔和他的同胞们心目中对陆上旅行已经有了一个标准，而他们发觉，荷兰驳船远达不到这一标准。上文已经提到，由于收费公路的出现，大不列颠境内的陆路旅行速度得以快速提升。而到了18世纪80年代，另一种创新——邮政马车——进一步加快了旅行速度。在此之前，信件由被称为“邮递小子”的信使沿主要邮路来回传递，一位不满的顾客将信使定义为“骑在疲惫老马上的懒散小子，极度缺乏抵御劫匪的能力，甚至有可能与劫匪联手”。这位顾客是巴斯的剧团经理约翰·帕尔默（John Palmer），他相信自己可以干得更好。帕尔默的朋友威廉·皮特（William Pitt）自1783年12月起担任首相，皮特于1784年授权他经营从布里斯托尔到伦敦的定期邮政马车业务，马车装载着信件和乘客，下午4点出发，第二天早上就抵达首都。此举提高了速度和可靠性，它的成功促使马车邮政业务在随后两年里扩展到更多的城市。1786年，从爱丁堡到伦敦的旅行时间从3天半缩短到60个小时。曾有人认为是铁路和工厂制度的结合使人们对时间产生了更加组织化的态度。然而事实上是邮政马车迫使人们细化到以分钟为单位考虑时间的。例如，从伦敦前往格拉斯哥（Glasgow）的乘客会得知他们有35分钟的晚饭时间，不多也不少，也就是从下午4点36分持续到5点11分。如果他们在布丁上耗费了太多时间，等到马车出发的时候就会被扔在车后。所以，正如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所述，“铁路时代”到来时，旅客们“已经做好了心理上和计时上的准备”。

信件促进了客运，反之亦然，这体现出物质和符号层面交流间的共生关系。正是在17、18世纪，交通运输方面出现了质的飞跃；也正是在17、18世纪，邮政业务出现了质的飞跃。在欧洲大陆，由图尔恩和塔克西斯（Thurn and Taxis）家族经营的邮政业务占据领先地位，这个幸运但也锐意进取的家族是最早颁发于16世纪初的皇家特许状的受益者。虽然皇家邮政总管的职位是世袭的，但这并非挂名的闲职，因为要面临来自诸多德意志诸侯的竞争，而来自勃兰登堡—普鲁士和萨克森的竞争尤为激烈。到了18世纪末，这两个邦国的邮局数目已经分别达到了760和140。那时候，图尔恩和塔克西斯的邮政网络已经稠密到没有一个德意志社区距离邮局步行的路程超过半天了，邮政组织得也相当好，信件能够在24小时内传递150千米，也可以传递到整个欧洲。从1750年到法国革命战争爆发，据估计该家族共获得2 550万古尔登 （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55万英镑）的利润。虽然这个家族在1867年不得不屈从于国有化的压力，当时俾斯麦的新北德意志邦联接管了图尔恩和塔克西斯组织的最后残余，尽管在晚近时期出现了鲁莽之举，但图尔恩和塔克西斯家族就算不能跻身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之列，也仍属于德国最富有的家族。

一般而言，法国的中央集权程度更高。“王家邮政业务”早在1477年便已建立，不过，直到1719年，巴黎大学才最终放弃了自行经营邮政业务的古老权利。官方原本只想把邮政作为公务往来渠道，但亨利四世在1603年授权王家信使可以携带私人信件，从此，官方开始利用邮政增加收入。到了1671年，著名通信者塞维尼（Sévigné）侯爵夫人致信女儿道：“我非常羡慕那些动个不停的邮政小伙，他们带着我们的信来来回回，一周里没有一天不带上信；他们总是在外头，白天里的每个小时都在。这是何等光荣的人！他们多么有用，邮政又是多好的发明啊！”到了1763年，邮政业务已得到充分发展，这让某位居约（Guyot）先生能够出版一本专门讲述邮件往来的《书信指南》（ Guide des lettres ）。到大革命开始时，法国有1 320个邮局，它们已经做好准备，将在传播发生在巴黎和凡尔赛宫的真假故事上发挥重要作用。

英格兰两地间的距离更短，人口密度更大，城市化程度更高，公共领域也尤为早熟，有更好的邮政发展条件。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图亚特王朝首先将邮政视为资金来源。当约克公爵在1685年即位为詹姆士二世后，他每年从邮政业务利润中抽取4.3万英镑的巨额资金，这既是由于他兄长的慷慨，也是发送信件的数量的体现。从中获利的不是只有詹姆士二世，他的兄长有许多情妇，其中有位克利夫兰（Cleveland）女公爵［原名芭芭拉·维利尔斯（Barbara Villiers）］每年从中拿走4 700英镑。后来，女公爵还将这笔钱归于她（和查理二世）的儿子格拉夫顿（Grafton）公爵的名下，而后代代相传至19世纪末期，最终改为一次性支付9.1万英镑，这揭示了英国政治文化对私人财产的尊重。

两个新生事物对创建全国性（先是在英格兰本土，后来遍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象征层面交流网络帮助尤为巨大。第一个是伦敦的威廉·多克拉（William Dockwra）发起的个人行动，他着手建立了仅用于伦敦的私人邮政体系，在11千米半径内以每件1便士的价格收发邮件。他把上百个酒馆、咖啡馆和商店当作收发站，由于白天里几乎每小时都有邮件收发，因此他能够提供比当今任何邮政业务更快的服务。毋庸赘言，约克公爵认为这侵犯了他的垄断权，迅速采取法律行动将其关闭。然而，多克拉的事业充分透露出人们对邮政的需求（和邮政的盈利能力），官方邮局不得不提供替代品。第二个是拉尔夫·艾伦（Ralph Allen）在1720年之后建立的将城镇横向联系起来的“交叉邮政”体系，这使得各城镇间的联系不必经由通过伦敦的主干线中转。到了18世纪50年代，这一体系已将整个英格兰及威尔士大部分地区包括在内。有理由相信，当乔治三世于1760年即位时，高效的每日邮件业务不仅存在于大多数主要城镇和首都之间，也存在于各个主要城镇之间。

之前谈道路时，我们提到了从北到南递降的梯度，这一规律不适用于邮政。尽管去西班牙存在相当的困难，但自16世纪起，它便有了良好的邮政业务，这是因为哈布斯堡王朝需要与其遥远的帝国进行沟通。意大利也拥有哈布斯堡的遗赠，这让邮件能够以尚算准确、安全的方式在半岛上往来。1746年之后，意大利还成为连接奥斯曼帝国的邮政线路的出发点，这条邮政线路起始于那不勒斯，途经奥特朗托（Otranto）、拉古萨［Ragusa，现名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萨洛尼卡（Salonika），直至伊斯坦布尔（Istanbul）。俄国也有基于东方模式的悠久邮政传统。在这个廉价劳动力供应充裕的国度，18世纪60年代就有1.3万人在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的邮政线路上工作。一代人之前，外交官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冯·韦伯（Friedrich Christian von Weber）在两个城市之间发现了24座驿站，并且对它们的效率印象深刻：“这种极大的便利，加上费用的廉价，让 彼得堡 、 莫斯科 和 阿尔汉格尔 之间的沟通变得极为轻松。”然而在其他地方，物质层面的沟通问题（路途遥远、道路极少）与符号层面的沟通问题（民众文盲）阻碍了邮政的发展，那里只存在最基本的邮政业务。哪怕从莫斯科向几个主要省份中心发送一份公函，也需要几周而非几天时间，即便是在邻近主要邮路的社区，人们的生活也不会受到周边地区以外消息的影响。

书信写作是种可以教会的技能。17世纪晚期，教人写信的手册和套话集越发受到欢迎，有兴趣的英国通信者可在其中找到关于如何在爱情或商业关系中提出请求的建议。例如，“W.P.”有本出版于1678年的《飞快邮件附新选书信集及补充：含各种情况下各类诙谐、讨喜的爱情和商业书信案例》（ A Flying Post with a Packet of Choice new Letters and Complements: containing a Variety of Examples of witty and delightful Letters, upon all Occasions, both of Love and Business ）。18世纪指南书中最成功的作品是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 于1741年出版的那本，换句话说，他在动手撰写自己那几本出色的书信体小说之前就出了这么一本书。这本书通常被简称为《亲密书信》（ Familiar Letters ），其完整标题则揭示了他的野心：《在最重要场合写给特定朋友和为特定朋友而写的信件，不仅指导写作亲密信件的必备风格与格式，还指导如何根据人类生活中的共同关切来公正、审慎地行事》（ Letters written to and for particular friends, on the most important occasions, directing not only the requisite style and forms to be observed in writing familiar letters; but how to act justly and prudently, in the common concerns of human life ）。理查森以172封书信为模板，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建议，其中既有实用性的，也有道德性的，例如“致一位通常匆忙做生意的年轻商人，建议他既要 勤勉 ，也要讲究 方法 ”，或者“来自一位绅士，他努力劝说一位富有的老寡妇不要嫁给一位非常年轻放荡的绅士”。

书信写作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邮政的进步。若是写信人对信件传递没有信心，塞维尼夫人就不会给女儿写1 700封信，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也不会给德芳（Deffand）夫人写1 600封信，也不会给通信44年却未曾谋面的霍勒斯·曼（Horace Mann）爵士写800多封信。横跨欧洲（和大西洋），邮政创造了网络，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可以利用这个网络交换意见、信息和闲话。媒介也对信息产生了影响，当时，长距离的交往变得相对直接了，这激发出更为亲密、主观的写作风格。事实上，歌德曾将多愁善感书信的泛滥归咎于图尔恩和塔克西斯的卓越邮政业务。 FqSvD6NI7Bv518UoCGXcTOCJpQDq1TOrUWws23EM2gDikc1EIa/Ajro8q2O8cg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