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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业在不列颠诸岛享有的一个重要优势是当地没有内部关税壁垒或税卡（收费公路除外）。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海关和税卡无处不在，尤其是在现金难以流入的乡村，过路商人成了诱人的目标。当商人们越过边界，进入某座城镇、越过某条河流、走过某座桥梁、爬上某个山口或者通过其他什么要点的时候，常会遇到有人收费。例如，莱茵河是世界上最好的天然水道之一，即使在铁路和高速公路的时代到来后，河上依然到处是驳船。然而在旧制度时代，人类轻蔑地拒绝了大自然的赠礼。在巴塞尔（Basel）和鹿特丹之间至少有38处海关，由19个不同当局管理。普法尔茨（Pfalz）选帝侯拥有其中7个关口，科隆选帝侯也有5个。因此，在科隆购买200袋盐得花上400塔勒（taler），当这批货物被运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时，其价格已上升到712塔勒，而在差价当中，关税占到了3/4。这还没算上每行船几千米就被迫停下来接受检查、估价、征税所浪费的时间。德意志西部的这种情形算不上特殊：皮尔纳（Pirna）和汉堡之间的易北河上有35个关口。由于神圣罗马帝国权力分崩离析和根深蒂固的政治、宗教分歧，关税同盟几乎毫无前景，反例倒是有：1777年，黑森—卡塞尔方伯与科隆市之间的争端导致莱茵河全面停航3个月之久。
政治上的统一也不能保证贸易自由。在哈布斯堡君主国里，不仅各省边界上有税卡，每个省份内部也都设有税卡，设立税卡的有君主、等级会议、修道院，甚至还有个人。行省高级官员往往是现行体制的主要受益者，极度缺乏改革热情，就连废除最糟糕的异常税卡并引入标准化度量，也得依靠约瑟夫二世（Joseph II）及其开明官僚的钢铁意志。1775年，约瑟夫二世废除了西部领土（奥地利世袭领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上的所有内部税卡——征收养路费的税卡除外。即使如此，蒂罗尔（Tyrol）、德意志西南部领地和奥属尼德兰依然例外。约瑟夫二世也想在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废除内部税卡，但匈牙利贵族以拒绝缴纳原本应当上缴的直接税份额抗拒此举，这意味着东部领土仍被排除在外。当地依然处于“殖民地”地位，成了食品和原材料的廉价来源地和制成品的强制市场。意大利也出现了类似的有限的经济统一举动，托斯卡纳在1783年废除了内部关税壁垒，10年后，教皇国也采取了同样的举措。
当然，神圣罗马帝国和哈布斯堡君主国是尤为碎片化的。然而，法国或西班牙的状况也没有什么不同，这样的国家看起来是统一的，但实际上就是把几个世纪以来兼并所得的独立领土聚合在一起。卡斯蒂利亚、巴斯克（Basque）地区、纳瓦拉、阿拉贡（Aragon）和安达卢西亚都是独立支配海关收入的邦国，因此，从海外进口的制成品往往比国内的便宜得多。这种状况同样适用于法国，在国内贸易方面，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王国。组成王国的省份可分为两类。第一类省份［诺曼底、皮卡第（Picardy）、法兰西岛（Île de France）、香槟（Champagne）、勃艮第（Burgundy）、波旁（Bourbonnais）、讷韦尔（Nivernais）、贝里（Berry）、奥尔良、图赖讷（Touraine）、普瓦图（Poitou）、欧尼斯（Aunis）、安茹（Anjou）和曼恩（Le Maine）］在某种意义上是统一的，货物可以从其中一个省自由移动到另一个，只需在离开或进入时缴纳一次关税。但是，法国还存在第二类数目可观的省份［阿图瓦（Artois）、佛兰德、布列塔尼、吉耶讷（Guyenne）、圣通日（Saintonge）、朗格多克、普罗旺斯（Provence）、多菲内（Dauphiné）和里昂］，在这类行省里，同类省份之间的贸易或与任何其他类型省份交易均需缴纳关税。此外，3个新近吞并的省份［阿尔萨斯（Alsace）、洛林（Lorraine）和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享有与外国自由贸易的权利，却与法国其他省份存在关税壁垒。
西班牙和法国也都受到各种各样的税卡折磨，设立税卡的有王室、领主和市政当局。有些税卡的确是打算收钱办实事的，比如用税金养护某条公路或桥梁，但大部分税卡往往沦为欺诈旅行者的工具。科尔贝在1679年给地方监政官发出指示，要求他们着力改革手段恶劣的税卡（péages），但此举效果甚微。4年后，利摩日监政官报告如下：
税卡与日俱增，结果，货物要从上利穆赞（Limousin）运到下利穆赞，就得在16里格（约77千米）的路段里缴纳十七八种不同费用。而且更重要的是，领主们并未按法律规定竖立招牌通告关税，而是从过路人身上拿走他们所喜欢的东西，导致过路人为避免货物被没收和上法庭而被迫缴纳费用，所以，他们是根据个人喜好来收费的。
其后的几次尝试根除了最恶劣的违规收费。1729—1782年，仅朗格多克省就关闭了154个税卡，但直到革命爆发，仍有许多税卡在继续运作。可想而知，通行费和关税会对贸易造成负面影响。皮埃尔·布瓦吉贝尔（Pierre Boisguilbert）在1696年表示，普罗旺斯有许多能够在巴黎市场上卖出高价的天然产物。唉，可他又补充说，人造障碍的泛滥成灾让原本不超过四五个星期的行程生生拖延到三个半月。沃邦在他写于1707年的《王国什一税案或普遍征税案》（ Project for a Royal Tithe or General Tax ）中也抱怨说，由于敲诈勒索的存在，将产品运往市场得碰上很多麻烦，耕种者宁愿农作物烂在田里。
税卡抑制内部贸易也就罢了，不同形式的货物税税率之间还存在极大的差异。盐是法国人人都需要，但人人都无法自产的一种商品。然而，这个国家被分为6个不同的地区，拥有6种不同的盐税（gabelle），结果盐的价格从“重税”地区的每担
62利弗尔（包括法兰西岛在内的12个中部省份）波动到“豁免”地带［阿图瓦、佛兰德、埃诺（Hainaut）、贝阿恩（Béarn）和纳瓦拉］的每担5利弗尔。亚当·斯密认为，“英国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税率统一且没有内部关税壁垒。他还补充说，要是能把这两点推广到爱尔兰和殖民地，那英国还会更为繁荣。然而在法国，“各省实行各自的税法，不但需要在王国边界部署许多稽征人员，还要在各省边界加以部署，以此阻止某种货物的输入，或对该货物课以一定额度的税。这样一来，国内贸易就要受到相当程度的妨害”。再加上上文已讨论到的其他约束，这样的差别制造了很大的贸易障碍。据估计，在18世纪中期，将一批价值500利弗尔的葡萄酒从上加龙省（Haut-Garonne）的米雷（Muret）运到巴黎，考虑到运输费用、通行费、关税和货物税，途中需要花费501利弗尔。
只要同一种商品在两个相邻地区存在价格差，就会出现走私；价格差越大，利润率越大，从事走私的人数也就越多。1786年，约瑟夫·汤森在穿越法国的途中写道：“有位贝里的贵族告诉我，有条小河从他的城堡边流过，小河一边的盐价是40苏（sol）1蒲式耳
，另一边则是40利弗尔1蒲式耳，也就是相差20倍。因此，不少于2 000名步骑兵驻扎在河岸上稽查走私分子。”走私是法国当时的主要职业。奥尔文·霍夫顿（Olwen Hufton）依靠对资料的详尽掌握，在她的经典研究著作《18世纪的法国穷人》（
The Poor of Eightee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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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ury France
）中信心十足地认为，走私者的数量肯定高达数十万，甚至可能超过100万。一个孩子带上几磅
盐穿过某条盐税边界，就能赚到和农业劳工每日收入相当的酬劳，走私者人数庞大也就不足为奇了。就连狗也可以用来偷运贵重物品，这激怒了当局，促使他们转而训练自己的犬类密探用于缉私。更危险的是，法律显然是十分荒谬的，走私所涉及的人也为数众多，所以走私并不耻辱。像“芒德兰”（Mandrin）和“卡图什”（Cartouche）这样的走私犯反倒成了民间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