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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家庭结构与家庭活动的真实状况，关心私人领域的生活等，这产生了完全不同于原先仅着眼于“公共性”的历史，从而衍生出许多新的研究领域。
比如，教育史，不仅仅要看教育的内容，更试图重建教育的流程、方法与实际经验等。即要研究一个人以什么方式，经历了多久的教育，其间学到了什么，又形成了怎样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等。
又比如，“童年”也成了一个独立的新兴研究领域。在以前的历史中，不太会出现小孩，小孩能成就得了什么大事，值得被写入历史？然而，换以现代的眼光，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用不同的方式对待的小孩，长成了不同的人，他们如何思考，如何行动，这其实是受他们的童年制约的。
总体来说，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学在将历史的眼光不断地“缩小”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历史学也在原先鸟瞰式的宏观史学之外，衍生出了micro-history（微观史学）。
micro-history的开创性经典作品，包括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的《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等。它记录了16世纪，意大利的一个疯子磨坊主的生平和言行。这样的一个人，他终生住在意大利的乡间，也未曾有过任何的丰功伟绩；而且，他唯一留下来的，是其不正常的癫狂言行。这怎么会值得历史学家记录，并为之写一本研究著作呢？
金兹伯格颠覆了这样的传统主张，其著作让我们细致入微地了解了这个人的想法，并且从他被视为“不正常”的言行中，对照出当时的人所认定的“正常”。经由“不正常”，我们反而才能更清楚地看到，一般不会被检视的“正常”究竟是什么。
也有用类似的方法研究中世纪的圣愚（Holy Fool）传说的。
圣愚通常也是疯疯癫癫的人，他们做出一般人无法理解的行为，说些基本没有人能理解的语言。然而，在特定的宗教信仰背景下，人们相信，在上帝造的世界里，每一个现象应该都是有意义的。上帝为什么要在“正常”的人之外，造出这种疯疯癫癫的“不正常”的人？他们的言行，应该是上帝用来彰显某种特殊真理的手段吧？
于是，他们不可解的语言就被视为藏着神秘的符号的，他们不可解的行为就被视为藏着神奇的指示的。所以，因他们的“愚”，反而他们就被视为“圣”的代表了。
同样地，借由圣愚，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出一个社会的内在信仰，以及这些信仰的全面影响等。其中的重点，不在于他们的疯疯癫癫的言行，而在于一个社会如何对待类似的“脱轨”行为。这显示出，这个社会隐性的轨道究竟在哪里，又有哪些让人遵循轨道生活的力量，及其拥有多大的强制力等。
与微观史学相关的另一种历史学潮流，是history from the bottom（来自底层的历史）。
过去的历史看重大人物，如有着最高权力与地位的人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恺撒大帝、查理曼大帝、拿破仑（一世）等，不管他们是如何取得权力与地位的，当他们获得最高的之后，历史的舞台灯就自然而然地聚焦于他们的身上。但为什么是如此？
这些大人物的言行顶多只是历史的某种缩写，既然只是缩写，那么让我们通过他们的言行来认识的历史，就必然有一定的局限性。要更完整、更全面地认识历史，我们不能不关心底层的人，他们的言行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和大人物一样重要，甚至比大人物更重要。
与上述观念相关联的，还有另一种新的观念，即history of everyday life（日常生活史）。
过去的历史偏重记录非常事件，也就是记录重大的、特别的事情，即并非天天都会发生的事情，这样偏重的一个理由是，非常事件标示了变化，可以帮助我们追索变化的轨迹。然而，认真地回顾一下自己的生活现实就能明白，日常生活岂是如传统历史学假定的那样，是固定不变的呢？在没有非常事件冲击的情况下，日常生活也有内在的变化力量。我们也没有理由将这些排除在历史之外。
写日常生活，有一种特殊的新技法，那就是写小事件而不是写大事件。这里的小和大的差别主要在于，事件牵涉和影响的人数是少还是多。
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1928—）写了一本既叫好又叫座的书《马丁·盖尔归来》（ 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 ）。后来，它还被改编成由杰拉尔·德帕迪约（Gérard Depardieu）主演的电影。马丁·盖尔是16世纪的一位法国农民，他离开村庄去打仗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回来了。只是回来的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原来的马丁·盖尔，而是另一个人。但包括马丁·盖尔的太太在内的人，都宣称他就是马丁·盖尔。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假的马丁·盖尔的出现，给这个小小的村庄带来了什么样的骚动，这些村民，包括马丁·盖尔的太太，是如何应对这样一种状况的呢？他们为什么会接受假的马丁·盖尔，不仅让他住进原来真的马丁·盖尔的家中，还把他看作真的马丁·盖尔？
探索这一连串的问题，我们就碰触到那个时代、那个地区特殊的家庭、生产、教会、风俗等的状况，这些交织出一幅复杂而令人意外的历史图景。小事件，虽顶多影响几十或上百人，却如同浮雕般突显出16世纪法国乡村的日常生活景象。
还有更具历史学理论野心的法国年鉴学派，他们要彻底改造历史学中的时间观。
以大人物、大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带着单一、短暂的时间尺度。比如，滑铁卢战役一共打了两天，我们很容易认为在那两天中，欧洲的历史就改变了。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提醒我们：历史不该只在这样的时间层次上运作。
滑铁卢战役的背后有拿破仑一世建构起帝国的几十年过程等。在拿破仑一世崛起的事件背后，又有欧洲王权与政治制度在一两百年间的转变等。在欧洲王权转变的背后，又有几百年的欧洲封建社会等。在欧洲封建社会的背后呢？又有变化更缓慢的欧洲土地制度、经济活动和生产模式等。在这背后呢？还有以几千年甚至几万年为尺度的地理变化等。
从地理的时间尺度，到战役的时间尺度等，一层一层加起来，才能构成全幅的历史尺度。所以，我们不仅不该停留，只看其中一层，还要从一层层不同的时间以及空间尺度的互动、影响中，挖掘出新的、更有效的历史叙述与历史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