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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冲击之外，还有更大的动能从西方历史学的发展浪潮中，波涛汹涌地传来。比如，在艾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对马丁·路德的研究中，心理历史学的潮流产生了。即借鉴心理学中的精神分析对人的新认识，历史学试着用更复杂、更细腻的眼光看待历史人物。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所主张的“潜意识”概念，对历史研究者尤其有启发。如果人连本身都无法诚实地理解，勇敢地面对，那么人如何行动，如何思考，如何判断与描述自己的行为等，就更都有着复杂的机制。这样的机制不会只出现在现代人的身上，我们无法继续以简单、天真的方式看待历史人物，或把他们的表面说法当作事实。我们可以，而且有责任探测、挖掘出他们隐藏在深处的心理真相。
心理历史学，特别看重历史人物的成长过程及其与家庭的关系。按照弗洛伊德理论的指引，我们要从一个人的幼年和童年经历中寻找他不自觉，实际上却决定了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压抑的潜意识，以重新检视或解释他的功业或罪恶等。
于是，顺其自然地，家庭生活，或扩大来说，私人生活就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视野。家庭事件，或者确切地说，关起门来在家中所发生的事，即过去不被认作历史研究领域的事，就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视野。我们谈历史，谈的自然就是由一件件大事连接起来而构成的历史，而大事，不言而喻，指的就是在公共领域发生的，并且影响到许多人的事件。
在家庭生活等私人生活领域怎么可能有大事呢？
然而，新一代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都意识到：历史人物无论多伟大，也都是人，也都是从家庭生活等私人生活领域中成长起来的。不将他们的这些经历考虑进来，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认识他们，而只能认识他们的表象，而这些表象常常是刻意美化、扭曲或说谎伪造的。
家庭生活等私人生活不仅塑造大人物，而且影响整个时代、整个社会的人，不一样的家庭生活或私人生活可能比不一样的政治制度，更直接、更有效地决定了某个时代、某个社会。从这个角度看，家庭生活等私人生活怎么能被排除在历史之外呢？
于是，以个人为对象的心理史学促进了集体心理史学的产生。集体心理史学刻画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集体心理机制。其中，最早做出突破性成绩的，是对暴力的研究。例如，作为社会的集体现象，暴力是如何产生的，如何运作的，又如何转化的？社会中怎么会有暴力呢？社会又怎么从暴力的状态中和平化呢？等等。
在过去的历史学看重的大事中，一定包括战争。战争是规模最庞大、破坏力也最大的集体暴力。
以前的历史学，通常简单地将战争视为少数领袖人物决策发动的，新的集体心理历史学却要追问：如果没有社会的集体暴力化，那么仅靠少数领袖人物的意志，哪有办法进行战争？战争所需要的一切组织与支持等，绝对是集体社会性的；不认真深入地看待其集体社会的属性，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了解战争，更无从逼近地描述战争。
战争是怎么进行的？用今天的历史学眼光看，过去的历史记录中充满了战争，战争也是推动历史、改变历史的最主要的力量之一。虽然如此，但近乎荒唐地，我们很少具体地察知并理解任何一场战争是怎么进行的。而且，虽然战争牵涉太多太多的细节，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每一场战争都不一样，但被写进历史里，尤其是成为通俗的历史知识之后，这些战争就通通变成类似的“××战争”“××之役”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好。
东汉末期大乱时，有“黄巾贼”；清代太平天国之乱时，则有“长毛匪”。“黄巾”和“长毛”其实都是回应战争的需要而采取的措施。人类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战争，可不是双方各自穿好了制服后进行的。这边的人和那边的人，如何在战场上辨认敌我？这就必须有特别的辨识符号。在头上包“黄巾”，这是一种辨识的符号；将前后的头发都留长且散开，这是另一种辨识的符号。
而且，是以“长毛”来辨识还是以“黄巾”来辨识，显然会有很不一样的效果。因为“黄巾”可以很容易地摘下来，在战场上打败了，将“黄巾”一摘，“黄巾贼”就可以混在人群里逃走。相对而言，“长毛”就没有办法一下子剃掉，这也就意味着一旦战败，“长毛匪”就没有那么容易逃走。也因此，“长毛匪”彼此效忠团结的程度，一定会高于“黄巾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