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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湾长大，在台湾受教育。在我接受教育的那个年代，中国历史是教育内容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小学里有社会课，其主要内容是历史与地理，且大部分内容是中国历史与中国地理。到了初中还是有历史课，在六个学期里，中国历史占了四个学期，西方历史或者说世界历史占了另外的两个学期。高中历史课维持和初中历史课一样的比例，也是中国历史占三分之二，西方历史占三分之一。这是我们的基础教育中历史教育，尤其是中国历史教育的概况。
大学，我读的是台湾大学历史系，第一年的必修课里又有中国通史，它在上下学期各占四个学分，这意味着在那一年里，我每个星期都要上四个小时的中国通史课。
上了大一之后，尤其是接受了历史学的专业训练之后，我开始有了比较强烈的知识自觉，也反省式地回顾了自己和中国历史之间的关系。整理后，我发现我学了四次中国历史，时间分别是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而每一次的读法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即从开天辟地的神话，顺着时间轴下来一直学到现当代。还不仅如此，每一次学到的东西，都有很多重复的，前一次学过的，后面再学一次，只是学得越来越详细，但根本的学法并没有改变。
诚实地说，如此反思让我有点沮丧，也让我稍稍动摇了继续读历史系的信念。如果读历史就是这样，将同样的东西越读越仔细，在本来就知道的基础上不断地添加更多的细节，学的、说的都是以前的人已经知道的或被固定下来的知识，那它能有多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那它能有什么挑战，能有什么个人发挥的空间？这个人学的、说的历史，和那个人学的、说的历史，能有什么不同？
还好我坚持学了下去，这使我有机会进一步明白历史和历史学不仅是这样的。关于历史的新观念、新探求，让我们这一代可以不用遵守过去的那种方式进行历史研究，它们开拓出了越来越广的空间，等待着我们去探索、试验自己不一样的知识兴趣与技能等。
比如，从地底下挖掘出来的考古资料，帮助我们跳过了近四千年的时间，直接碰触到太史公司马迁都碰触不到的甲骨文，以认识商代的历史与文化。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代对商代历史与文化的认识，有机会超越过去近四千年里的所有活过的人，只要我们能找出方法读懂甲骨文，并从甲骨文里思索出更多、更完整的信息。
新史料带来开发新知识的可能，这很令人兴奋，也很容易理解。继续读历史后，另外一种没有这么直截了当，却同样让人感到振奋的新可能又冒出来了。那就是找到新的角度、新的架构重新解释史料，因而即使以旧的史料为素材，也能够刻画出很不一样的历史图景。
比如，有一种史观是唯物史观，它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突显阶级斗争。对照之下，这突显出我们过去学习的中国历史，原来是如此以皇帝为中心的，是如此从认同皇帝统治权的立场出发的。在台湾地区，唯物史观被视为毒蛇猛兽，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它反而对我们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因为唯物史观可以帮我们摆脱既有的标准答案，将历史重新呈现为许许多多的，有待于我们运用智慧与本事一一解开的问题。
接触了禁忌的唯物史观，这给了那时的我们解放的自由，使我们从原先固定的思维模式中跳脱出来。过去，历史中被形容为“暴乱”的事件，在唯物史观里却成了“起义”。历史中被描述为正面、肯定的“平乱结果”，在唯物史观里则被写成了“起义不幸地遭到了镇压”。我们不一定接受唯物史观的说法，然而一旦有了唯物史观作为对照，那么原来的历史说法就不是唯一的说法，也就不是天经地义的说法。
这刺激我们在阅读任何史料时，都从原来的史料怎么写就怎么相信的态度，改变为存疑地先问：这是站在怎样的立场上记录下来的历史？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来看待如此的历史叙述或历史解释？
唯物史观带来的另一项重大影响，就在于它给我们揭示了不一样的历史学探究重点，即其从What（什么）转移到How（如何）和Why（为何）。唯物史观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坚持要以经济基础解释上层建筑中的政治和文化等现象。也就是说，在唯物史观中，政治和文化等现象不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它们必须被放入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因果变化中进行理解。
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明。
过去学历史，我们必定学到王羲之的书法成就极其大，这是重要的历史事实，且它也就仅止于历史事实。在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中，王羲之的书法，其人其作，就被视为需要解释的现象。也就是说，只说只看王羲之有漂亮的行书书法，这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进一步地探问：为什么王羲之的书法艺术会在那个时代兴起，那时的书法艺术又为何会达到那样的高峰？等等。
这就牵涉魏晋时期的门阀世族社会，门阀世族身份背后的庄园经济，以及使庄园经济能够运作的阶级划分，相应的政治安排等。突然之间，王羲之的书法就不再是他个人的成就，而是豪门大族艺术的代表，它只能建立在庄园经济的剥削基础之上。不论同不同意这种说法，这种说法都打破了旧看法，也启发我们寻找对历史现象的不同看法与说法。
唯物史观强调生产的重要性，这就使我们看到了在中国承担生产工作的主要角色——农民。在传统历史里，我们很少看到农民。翻阅《资治通鉴》，我们会发现只有在几种情况下，农民才会被记录下来，其中包括荒年的时候、发生变乱的时候和改朝换代的时候等。从提供政治教训（“资治”）的角度看，也只有在这几种情况下，统治者才需要注意农民，并记录农民在做什么。
唯物史观，尤其是后来中国共产党建立起的历史意识认为，我们应该站在农民这边，且表现出对统治阶级的厌恶。我们不见得都接受这种历史叙述或历史解释。对我们来讲，比较重要的是，在将农民立场与传统的帝王立场相对照后，我们就知道自己不应该全盘照收这样或那样的历史叙述或历史解释，而必须有自己的历史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