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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西汉一朝朝廷对付地方王侯的方式。首先，对威胁等级最高的，用叛国罪处理。其次，搜罗资料办禽兽行。再次，用酎金案这种方式找到把柄进行突袭。此外，还有第四种方式，那就是任用酷吏严格监督和执法。
在官制上，汉武帝朝另外的一项创举，就是建立了刺史制度，这其实就是派任酷吏到地方上去。“刺史”，顾名思义，其执掌的是刺探、察看有没有被掩盖的不法行为。在朝廷直接统治的区域内，汉文帝时有御史大夫进行访察，以监督官吏的行为。在汉景帝朝，中央增加了刺史的角色，以更积极地掌握现实的行政状况。
刺史属六百石，表面上，它的官俸和层级很低。所以朝廷任用的，多半都是刚进这个体系的，还没有太多经验的，也没有太多人际关系的年轻人。这就是刺史和御史大夫最大的差别，也就是刺史能发挥其作用的原因。这样的安排，即刻意地让负责去“刺”的人和被“刺”的人，分属于不同的层次，是有现实的考虑的。御史大夫有相当的身份和地位，他和同等级的官员都相熟并有交情，而且大家都在同一个系统中运作，这很容易就会使督察工作流于形式。而尚未在官僚系统中获得高位的刺史进行督察时，他们就少了许多人情或人事的考量。
换句话说，刺史带有皇帝特使的性质，而他们主要也就是对皇帝负责。做得好的话，他们可以不经原有的官僚体系的阶梯，而由皇帝直接拔擢。汉武帝大大地扩张了刺史的派任，并建立了十三部刺史制，即把包括王侯封地在内的帝国领土，分成十三个州，每个州都派一个刺史去督察。
刺史督察的对象是官吏，刺史不理民，而督察的重点是官吏是否尽到了责任。《汉官仪》记载了刺史工作的指导原则，即所谓的以“六条问事”，也就是，罗列了六条要由刺史来纠举的不法之事。
第一条，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刺史的首要原则是察看地方官吏有没有纵容“强宗豪右”作恶，其中的“宗”指的主要就是刘姓子弟，即看地方官吏有没有纵容当地的宗室子弟、豪门大户等形成恶势力，并任由他们乱买田地，乱建大房，乱欺负人等。
第二条，是“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即看地方上的大官有没有狂妄坐大，或自恃天高皇帝远，不将中央朝廷的命令当回事等。尤其严重的，是他们有没有靠着地方上的权势，剥削下民，追求、聚积自家的财利等。
第三条，是“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等。即看地方上的大官如何断狱，比如，他们在司法上是否任随情绪，或没有秉公处理，以及在冷静公正之外，断法的倾向有没有避免残暴，从而避免引来百姓的怨怼、不满等。
第四条，是“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即看地方大官如何用人，比如，他们有没有明确、恰当的标准，有没有出于私意，只用自己喜欢的人，而不顾才能和操守等。
第五条，是“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即刺史不仅要察看地方大官，还要察看他们的子弟，比如，他们有没有滥用父兄的权势，以得到不当的地位或利益等。
第六条也就是最后一条，是“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即要察看官员和地方势力之间的关系，比如，他们有没有不法勾结，收受他人贿赂，以给他人方便，或刻意放松或扭曲执法等。
用这“六条问事”，刺史实际上发挥了监督和打压地方王侯势力的作用，尤其重要的是，这切断了地方王侯和地方官员之间的勾连，避免了他们彼此拉抬或交换特权等。这一套督察制度的形成，有其明确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前面一再提到的“汉兴七十年”积累的庞大财富，以及在这段时间里被保存下来的秦朝峻法。
在汉武帝的时代，西汉要建构新的秩序，首先必须加强中央集权，其次必须以政治权力打压社会权力。因此，西汉一朝运用秦朝留下来的峻法，强势地管束因经济繁荣而逐渐变得失序的情况。
刺史和更广泛的酷吏，正是这种历史新动向的表现。酷吏不仅将秦朝的法律重整，更重要的是他们按照法令条文严格执行，而刺史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顺应新帝国的新方向，这些酷吏和刺史的严苛、残暴主要是针对王侯、高官以及地方豪强等的，因为这些人，才对皇帝和中央朝廷有威胁。
相对地，酷吏之“酷”非但很少施加在一般的百姓身上，还因为他们在执行上重视不得扰民，不得烦扰刻暴，不得侵渔百姓等，反而受到了一般百姓的欢迎。
而从王侯、官吏等的角度看，酷吏再恐怖不过，酷吏以各种近乎不人道的方式或监管，或迫害，或打压他们等。但从中央朝廷的角度看，这是在处理“汉兴七十年”长期无为后的、近乎失序的状态时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在这样的基础上，西汉朝廷才有办法避免汉帝国的分崩离析，也才有办法进一步创造出汉帝国下一阶段的正面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