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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另外一个有名的王，是河间献王刘德，他的谥号“献”，源自他将所得的“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即《周礼》）、《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类的书献给了朝廷。这大大有利于保存、复兴被秦朝断绝了的古代学术，他也是使西汉古文经学得以兴起的关键人物之一。
河间献王的生平事迹，可见于裴骃集解《史记》时，引用的一段来自《汉名臣奏》中的文字。那是杜业给皇帝的上奏内容。杜业出身于世家，他的曾祖父是在汉武帝朝任过职的杜周，杜周和张汤、赵禹齐名，也是一名酷吏。
杜业上奏中引用汉家故事，说：“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
意思是，河间献王有才有德，很多能文或能武的人归附于他。河间献王朝见汉武帝时，汉武帝问他五件重要的事，每一件他都答得头头是道。这反映出其博学深思的功力。汉武帝听着听着，非但没有嘉许他，反而翻脸讽刺：“商汤当年只拥有七十里地，周文王也只有百里之地，他们后来都当上了帝王，你很厉害，不比商汤或周文王差，好好努力也可以当帝王啊！”
之后，“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意思是，河间献王够聪明，他知道汉武帝为什么这么说。所以，回到自己的河间国后，他就改变了作风，整天饮酒作乐，歌舞欢愉。这不仅让自己堕落，不再有那么好的名声，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的情况。在汉武帝朝，封国聚集人才，这非但不是什么好事，还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靠这样灵巧的自我调整，河间献王才得以善终。
总的看来，汉高祖先在死前大致地收拾完了异姓王国，还留下了“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政策，汉文帝、汉景帝两朝进一步恩威并施，缩减同姓王国的权力，部分强国也在七国之乱中被以武力消灭；更常见的是贾谊所提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建议的实践，因此封国被越分越小，单一封国对朝廷的威胁也就越来越小。最后在汉武帝朝，西汉朝廷实际上终结了封国在汉朝政治上的地位和影响。
当时，汉武帝朝衡量王国的威胁，进而选择处理的重要标准，显然是人才。封国最犯忌讳的，就是聚集人才在封国里。淮南王刘安不仅拥有人才，还大张旗鼓地用战国时的旧风气养宾客，进行自我标榜，这就引来了中央朝廷的最无情的整肃和打压。河间献王刘德也差点步其后尘。他几乎被定为叛乱之臣，还好他及时逆转，让自己的名声变坏，并遣散周围的“雄俊众儒”才得以幸免。
此外，即使不如淮南、河间这么醒目的封国，在汉武帝朝也被其他的方式予以收拾。
其中，汉武帝一朝中，有多达九个封国因同样的罪名遭到除国，他们的共同罪名是“禽兽行”。禽兽行，原本指的是违背人伦的行为，这在汉武帝朝被扩大解释，许多败德行为都被包括在内。这些王国国君养尊处优、生活奢华，自然不会过着太有纪律、太有美德的日子。中央朝廷派人随时在封国里监视、记录，又半公开地鼓励地方王国的人到中央告密。如此一来，国君的禽兽行就很容易被发现。
后世的王夫之、钱大昕，在读西汉一朝的历史时都好奇地问过：为什么这些姓刘的地方国君都这么糟？为什么他们犯禽兽行的比例如此之高？要回答这个问题，一个方向是在这些国君所受的教育，以及“汉兴七十年”积累的财富基础上进行探索；另一个方向则是要看，中央朝廷是以什么方式取得了这些禽兽行的资料的，又是以什么标准和何种态度来看待这些国君的行为的。
有可能，这些国君的确格外淫乱堕落。同时，我们不能忽略另一项现实，那就是自从中央朝廷掌握了地方封国相的任命权后，地方国君犯禽兽行的案例数量就节节升高。
除此之外，汉武帝元鼎五年还发生了酎金案。“酎金”指的是地方王侯对中央朝廷的财政供奉。在文景两朝无为的政策下，各地王侯对中央朝廷究竟有怎样的义务，这没有明确的规定，既有的一些习惯办法，通常也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在执行。中央不缺钱，仅靠郡县的收入就可以，所以，它就没有动机要介入地方王侯的财政，也就放任地方王侯富起来。
在汉武帝朝，这种状况彻底改变了。中央朝廷规定，每个王侯每年都必须奉上一定金额的酎金。对多年来也积累了不少财富的王侯来说，最早制定的酎金数量看来倒不是什么沉重的负担。但他们想不到，酎金送上去，有别的风险。其中，首先的一条是，中央朝廷规定酎金就要真的是黄金才行，朝廷在检测送来的黄金的纯度和重量后，找出了很多纯度或重量不合规定的情况。
酎金案是个大案，西汉朝廷宣称，酎金不符合规定的情况太普遍、太夸张了，所以要严惩。仅仅是因酎金不合规定，就有一百零六个王侯涉案，这约占所有王侯数量的一半之多，这些人都受到削地、降爵，甚至除国的处分。
牵连如此之广，这可以明显地看出，其中的关键不在于酎金，而在于朝廷抓住机会，抓住把柄，进行普遍的削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