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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官的做法，源自宫禁。帝国的皇宫规范最严格关切的，就是皇帝的生殖垄断权。在皇宫内，只能有皇帝一个有生殖权利的男人，以保证后妃生出来的子嗣，都是皇帝的血统。因而基本上，任何正常的男人，都是宫禁防范的对象，他们不能进入皇宫。谁有加官，即谁的官职中多了中字，这就表示皇帝特许他可以不受宫禁所限，而进入皇帝居住的地方。
有了加官的人，当然还是不能在皇宫里乱闯，只是他们能在皇帝不在正式的办公场所时，还能见到皇帝。这必定就表示他们得到了皇帝的特殊信任，仅是这样的可以越过严格宫禁的特权，就会使别人对他们不能不另眼相待，敬畏三分。
也因此，加官的做法就很容易和外戚相牵扯。在宫禁规定中，外戚是个特殊的身份。皇后或太后的父亲、兄弟等，这样的身份对皇帝的生殖垄断权没有威胁，皇帝也就不需要限制他们进宫来见皇后或太后。换句话说，外戚实际上拥有相当于加官的特权。那么，将加官赏给外戚也就格外理所当然了。
中朝逐渐坐大后，也有了自身的上下结构。后来，中朝出现了最高的位子，它叫作“大将军”。这本来是应军事行动的需要而建立的，因为皇帝要确切地管控军事，所以他就将带领军队的最高指挥工作，放在中朝来做。如此任命的第一位大将军，是卫青，而他就同时具有外戚的身份。
大将军完全不受丞相的节制，他在尚书之上，成了中朝的实际领导者，也是皇帝最信任的人。本来，皇帝领导中朝后，丞相管外朝，外朝就已经被压在中朝的下面了。自从有了大将军之后，具体的政治运作情形，就变成连大将军都在丞相之上了，外朝的地位进一步被削弱，且日益陵夷。
在这个架构中，丞相绝对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将军必然在他之上的，还有一些加官靠着和皇帝的关系，实际上也有比丞相更高的权力。这也难怪丞相那么难做，而且一出事，丞相往往就成替罪羔羊被杀了。
中朝和外朝的变化，给了皇帝更大的实质权力。但皇帝掌握了更大的实权，这也产生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其中的一项，就是围绕着皇帝的人事斗争越来越复杂。外朝虽以丞相为首，但丞相并没有那么大的独断权力，所以它基本上仍然依循制度。丞相也要尊重制度，并照着制度来做事。因而，外朝上上下下的人大致知道，自己的位子不会有太激烈的动荡变化。
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个人的身上就不一样了。皇帝是人，也有人的主观意识或偏好等，而皇帝的主观意识或偏好等，绝对比制度更容易变动且更不稳定。皇帝的好恶成了终极的权衡，这就必然促使所有的人，不管是为了自保，还是为了履行职务，还是为了获取私利，都必须积极地影响皇帝，即想方设法地影响或操纵皇帝的观感和情绪等。
所以，政治的日常运作，从依循外朝的制度转变为依赖皇帝的个人好恶，这是汉武帝朝出现的一项重大变化。它不仅对西汉一朝，甚至对后世中国的帝王统治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