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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武帝朝，“七十年”来对秦朝的检讨大致定案了，他们将法家判定为大一统的秦朝快速灭亡的元凶之一。所以，在当时，法家的地位当然不高。比如，汉武帝刚即位后要“举士”时，就明确地排除“申、商、韩非”之流。
但换个角度看，这“七十年”的无为，不做根本改变，实际上已经使秦朝建立的法令制度及其背后的精神，在西汉政治与社会上生根了。西汉表面上反对法家思想，却不可能真正地离开法家思想。
在独尊儒术政策形成的过程中，最关键的儒生董仲舒，开启了一个新的思想潮流，它叫作“以《春秋》断狱”，即把《春秋》褒贬笔法的原则，运用在现实的司法评判上。这样的主张，在那个时代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几乎没有人质疑、讨论原本用来进行历史评判的方法，是否能够适用在现实的刑罚上；也没有人质疑、讨论“以《春秋》断狱”是否符合儒家原本的精神等。
而对现实中的断狱，孔子表达过的最清楚的立场就是“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这意味着断狱的关键，不在于正确地比对犯法的行为与法条的规定，而在于更深入、带同理心地了解罪行的事实与动机等。而且，在了解了事实与动机等之后，断狱就不能用单纯的报复、惩罚的态度进行。
从这个角度看，董仲舒提倡的“以《春秋》断狱”的主张本身，就和原始儒家的立场有了根本的差别。这与其说属于儒家，不如说属于一种新的儒法混合。董仲舒在原本重礼轻法的儒家思想中，灌注了法家对法的重视；反过来，他也将儒家对罪行的事实与动机等的考虑，加进了法家所建立的一板一眼的、只看行为的原则里。由此，我们可以一窥那个时代深厚的法家背景。
此外，汉武帝在统治前期，重用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张汤，一个是赵禹。这两个人的主要工作，就是立法规。他们的生平事迹写在《汉书·酷吏传》里。那么，这两个人立了什么样的法规，做了什么样的事呢？
《魏书·刑罚志》说：“孝武世以奸宄滋甚，增律五十余篇。”这告诉我们在汉武帝一朝，刑法律令增加了五十多篇。《汉书·刑法志》有更详细一点的统计，它说汉武帝朝的律令全部加起来，“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意思是，在汉武帝朝，律令一共有三百五十九章，其中有多达四百零九种死罪；积累下来的有一万三千多个死罪案例；和刑法有关的文书资料汗牛充栋，就连负责管理的人都看不完。
这是不折不扣的法家的威吓管理。在儒家的表面架构下，西汉还藏有比阴阳五行更不该与儒家并容并行的、法家的严刑峻法。法家哪有因为罢黜百家而被排除？法家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地进入西汉的政治思想与制度之中，法家思想非但不可能被割掉，还在汉武帝一朝有了明显的发展。
张汤等人完成了比秦朝更复杂、更周密的一套律令制度，他们将法正式分为“律、令、科、比”四大部分。“律以正罪名”，即律明文规定什么事是不能做的，如果做了就要受罚的。“令以存事制”，即令则是管什么样的事用什么样的程序、方式来做才是对的。也就是说，律规定不能做的，如果做了就要受罚的；令管标准的作业流程，如果没有照着做，也是要受罚的。
那么，科呢？科则是衡量触犯了律，违背了令应该受多严重的惩罚的程序。每项罪行都有其相应的处罚办法，而犯法的行为有轻有重，所以就由科来建立权衡各项因素的原则，并得出最终的惩罚决定。比呢？比的全称是“决事比”，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它就是判例。即过去曾经有过的重要的法律案件资料，要存留下来，以供后来的人参考比对。而当下现实中的案子该怎么审，怎么判，必须要与之前有过的案例相对照，以保证法律解释与执行上的前后一致性和稳定性。
在西汉的官僚体系中，张汤的主要职位是太中大夫。这个职务名称就牵涉汉武帝朝的另外一项重大的改革，它对后世的政治影响深远，那就是将中朝和外朝在制度架构上正式分开。
在汉武帝之前，丞相是皇帝最主要的统治助手，也是整个官僚系统的领导者，他有很大的权力。然而在汉武帝朝，围绕皇帝的中朝成立了。中朝就是绕过丞相，由皇帝自己直接指挥的另一套统治机制。此后，丞相只是外朝的领袖，他管不了中朝。
中朝和外朝分开后，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丞相的地位大不如前。丞相在名义上仍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但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他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往往比不上中朝的人与皇帝之间的密切。而且，他所带领的外朝无可避免地会与中朝有竞争、有冲突。更不幸的是外朝和中朝在意见不同，做法不一时，外朝总是输多赢少。
汉武帝即位之前，“汉兴七十年”间，西汉一共有十三位丞相。这十三人里，有萧何、曹参、陈平、灌婴、申屠嘉五人死于任上，也就是他们做丞相做到死。其他的八人从丞相的位子上退下来后，大多被尊为太傅，得以安享余年。
丞相的情况在汉武帝朝有了戏剧性的变化。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他一共任命了十二位丞相。窦婴是第一个，然后是田蚡、许昌、薛泽、公孙弘等，在公孙弘之后，一共有李蔡、庄青翟、赵周、公孙贺、刘屈氂五个丞相被腰斩。这种比例也太高了吧！
在汉武帝朝，做丞相变成了一项恐怖且高风险的工作。所以，当汉武帝要任命公孙贺为丞相时，公孙贺顿首泣涕不愿接受，恳请皇帝另作安排。他显然很清楚做丞相有多难，而竟然就连他这样早有心理准备的人，在被迫做了丞相后，也还是难逃死于非命的结果。
公孙弘在李蔡之前担任丞相，幸得身免，但从他受到的待遇就已经可以看出这个角色的转变。西汉过去每一个当丞相的，都有封侯的赏赐，公孙弘是第一个任相而未被封侯的。很明显，汉武帝即位之初，窦婴是窦太皇太后选的，他必须尊重；田蚡是自己的舅舅，他也不能不尊重。但等到舅舅不在位子上了，他的年纪更大些后，即从公孙弘以后，他对丞相就不再客气以待了。
丞相的地位陡降，是中朝建立带来的直接影响。中朝的核心角色，是尚书，尚书这个名称表明了其原始的职务是负责文书的传递的。最重要的文书传递，是介于皇帝和丞相之间的。汉武帝大幅地扩张了尚书的编制和功能，他让中朝负责越来越多的统治工作。中朝和皇帝的关系比丞相和皇帝的亲近多了。
久而久之，具体的政治运作情形就变成了由尚书传令去指使丞相，尚书的实质地位高于丞相的。连外朝的领袖丞相都必须对尚书低头，中朝的权威当然很快就凌驾于外朝的之上了。
中朝建立后，也改变了原来的官制。汉武帝朝开始出现“加官”，加官不是一个官职，而是在原来的官职上，多加一个“中”字。这个“中”，可不是上中下的中，而是代表中朝的中，而谁的官职加上“中”，就意味着他从原本的外朝体系中被吸纳进了中朝。西汉朝廷的权力不断地向中朝倾斜，于是，加官就越来越重要。谁有加官，原本的官职再怎么小，他都立即进入了权力的内圈；相对而言，谁没有加官，原本的官职再大，他也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