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们对以下的情景非常熟悉。在美国大学校园里，一位研究生站在一个大讲堂前面，在黑板上画图形，写方程式。他可能会讲流利的英语，也可能不会。他们使用的教材非常枯燥，充斥着数学知识。考试时，学生被要求推导需求曲线或对总成本函数进行求导，这就是基础经济学。

学生很少被问到（即使有可能）吸烟者能够为非吸烟者提供哪些经济利益（他们死得早，为其他人留下更多的社会保险和养老金），为什么产假的规定时间更长实际上对妇女有害（雇主在雇用员工时，可能歧视年轻妇女）。

有些学生会长期坚持学习，以欣赏经济学这幅“巨画”，但绝大多数学生不会。实际上，大多数聪明好学的大学生在深受基础经济学之苦以后，有幸通过考试，然后挥手永别这门课程。经济学与微积分和化学是不同的，微积分和化学是严苛的学科，它们记住许多东西，而且它们与将来的生活也没有多大关系。当然，许多聪明的学生从一开始就不会选经济学这门课。这是令人惋惜的事，原因有二。

首先，许多具有好奇心的聪明人正在错失一门充满刺激和活力，而且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各方面都密切相关的课程。从器官捐献到反歧视行动，经济学为理解这些政策问题提供了深刻的见解。这一学科有时是直观的，而有时则明显地与直观背道而驰。这门学科因许多伟大的思想家而增添色彩。一些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和米尔顿·弗里德曼获得了大众的认可，而其他经济学家，如加里·贝克尔和乔治·阿克尔洛夫并没有在非学术领域获得应有的认可。大多数人已经被本该是易于理解和充满趣味的学科所吓倒，他们更乐意埋头苦读一本关于美国南北战争的书或是塞缪尔·约翰逊的传记。

其次，我们中有许多人不懂经济。媒体不断提到具有影响力的艾伦·格林斯潘。但是，究竟有多少人能准确地说出他是干什么的呢？尽管美国的政治领袖中许多人能够运用一些经济学基础知识。在1992年的美国总统竞选辩论中，罗斯·佩罗声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导致“巨大的吞噬声”，即工作机会从美国移向墨西哥，然而他错了。事实上，他犯了一个可笑的错误。从经济意义上讲，他的声明等同于警告美国海军，它们正冒险航行于世界边缘。但问题是没有多少美国人在嘲笑他（至少没嘲笑他的经济政策）。

佩罗的竞选活动（正如他可能这么做的）是“一次没有成功的预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已经当选的世界领导人都有深厚扎实的经济学基础。法国政府所实施的将长期失业率控制在两位数以下的政策，在经济学意义上等同于“幻想的摇钱树”。一些国家将每周工作时间从39小时降低到35小时——其背后的逻辑是，如果每一个工作者的劳动时间少一些，那么失业的人将有活可做。从直观上看，这项政策有一定的吸引力，正如利用水蛭从身体中吸出毒素。可悲的是，水蛭和更短的周工作时间并不会产生任何作用，相反，在长期内是有害的。

法国的政策则基于以下这种错误的理念：一个国家的工作岗位数量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必须对它们进行限量分配，这是极端荒谬的。在过去的10年里，美国经济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新工作岗位——它们都不是由于美国政府试图缩短工作时间而创造出来的。

这并不是说美国没有亟待解决的经济问题。反全球化的抗议者最初于1999年走上西雅图的大街，他们打碎窗户、掀翻汽车，以抗议在此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抗议者这样做对吗？全球化和促进世界贸易是否会破坏环境、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将麦当劳推向世界每一个角落？或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理论更能说明这一点？他将抗议者称做“平面地球理论鼓吹者、贸易保护主义者联盟，以及寻找属于自己的20世纪60年代的雅皮士的庇护者”。看完第11章之后，你能作出判断。

在本书中，我仅作一项承诺：不会有图形、图表和公式——尽管这些工具在经济学中自有其用武之地。实际上，数学能够提供一个简洁的描绘世界的方式——它会告诉你户外温度是22摄氏度，而不去刻意描述有多冷或多热，虽然这两者在实质上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说到底，在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思想是直观的。它们的作用在于，给日常问题赋予了符合逻辑和严密的解释。思考一下由波士顿大学理论经济学家格伦·劳里提出的一个思考题：假设10个应聘者申请一个职位，其中有9个白人和1个黑人。这家公司实行反歧视政策，当黑人和白人申请者能力相同时，黑人申请者将被录用。

进一步假设，有两个最好的申请者，一个是白人，一个是黑人。按照反歧视政策，公司雇用了黑人申请者，劳里（他是黑人）指出了其中的关键要素：仅有一个白人深受反歧视政策之苦，但其余8个白人也不会获得工作职位。然而，这促使白人申请者均愤然离去，他们感觉受到歧视。劳里当然不是反歧视政策的仇视者，他只是让大家关注这个经常被忽视的问题。反歧视政策可能不利于改善种族关系。

或者考虑一下最近发生在司法领域的例子，它规定保险公司需要为在医院生产的妇女支付两夜的住院费用，而不是一夜。美国克林顿总统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以至于他在1998年的国情咨文中发誓要结束这种“快速分娩”。但是，这样做显然是有成本的。通常情况下，从医学角度讲，在医院多住一宿没有必要，而且价格不菲，这就是为什么初为父母的夫妇不愿自己支付这笔费用，同时保险公司也不愿承担费用。如果保险公司被迫提供这种优惠（或法律规定的其他任何优惠），那么它们将通过提高保费来弥补这些成本。如果保费上升，那些生活贫困的人将付不起任何医疗保险。所以，真正的政策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愿意通过一项法律，仅使小部分人失去基本医疗保障而让大多数妇女感到更加舒适愉快呢？

经济学是美国共和党的一个大型广告吗？不准确。即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自由市场最雄辩的发言人米尔顿·弗里德曼也承认，无约束的市场会导致严重的不利后果。考虑一下美国人对汽车的强烈爱好，问题不在于美国人喜欢汽车，而是美国人无须为开车支付全部成本。当然，人们支付了汽车的卖价，并为它的保养、保险和汽油付费。然而，人们没有支付在驾驶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重要成本：排放尾气、导致交通堵塞、对公路的磨损、对更小汽车的驾驶者造成威胁。这种影响有点像用爸爸的信用卡在城里过夜。我们做了许多事情，但如果必须自己承担其全部费用，我们可能不会这么做。我们开宽敞的轿车，不坐公交车，移居郊区并长途通勤。

个人并没有为这种行为付费，但是社会却为此付出代价——空气污染、全球变暖和城市扩张。针对这类日益严重的问题，自由放任的保守主义者经常提出一些毫无作用的政策建议，但最佳的解决方式是对汽油和汽车增税。正如我们在第3章剖析的那样，只有使用这些方法，开车（或大型SUV）的成本才能反映这一活动的真实社会成本。同样，对公交系统的巨额补贴将是给那些不开汽车通勤的人的合理回报——因为他们为我们承担了成本。

同时，经济学家对诸如歧视这样的社会问题作了一些最有实用价值的工作。世界管弦交响乐团是否曾经歧视过妇女？美国哈佛经济学家克劳迪亚·戈尔丁和普林斯顿经济学家塞西莉亚·劳斯提出了一种新奇的方法来解答这一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管弦乐团开始用“盲人”评委，也就是让志气盎然的管弦乐队成员在幕布后进行演奏。评委并不知道正在演奏的音乐家的身份和性别。在这种“盲人”体系下，女性获得的评价是否比在评委知道其性别的条件下更好呢？对，肯定如此。只要不知道演奏者的性别，妇女通过第一轮的可能性大约会提高50%，最终通过的可能性也高出好几倍。

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强有力但未必复杂的分析工具，可用于弄清和解释为什么事情并不以它们曾经出现过的方式重现。这些工具还可用于观察、理解和预测世界，所以我们能够预估大部分政策变动所带来的影响。经济学就像重力：忽视它，你将处于尴尬的境地。就拿储蓄和信贷危机来说。多年来，美国的储蓄和信贷机构受到严格的管制。无论是存款利率，还是如何利用储蓄资金进行投资，均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时，储蓄者的资金由美国联邦政府提供担保。虽然谈不上暴利，但这个行业是有利可图的。在迈克尔·刘易斯的著作《说谎者的扑克牌》（ Liar’s Poker ）中，他将中小储贷机构的管理者描述为3–6–3俱乐部成员：以3%的利率借入，以6%的利率贷出，管理者有闲情逸致在每天下午3点钟去打高尔夫球。

20世纪80年代早期，中小储贷机构放松了部分管制。储蓄和贷款资金可以自由投资于范围更广、风险更高的投资领域，而美国政府依然为储蓄提供保险。关于管制的部分放松，有一个极好的描述：“如果扔硬币出现正面，我赢；如果是反面，则政府输。”中小储贷机构管理者可以利用储蓄者的钱进行豪赌。如果他们大赚一笔，由于只需按照固定利率支付给储蓄者利息，他们将获得这块大肥肉的绝大部分。如果他们亏了，他们能够采取破产的方式，而联邦政府会为其买单。这是激励负责任行为的政策吗？当然不是。存款和贷款卷入劣质的不动产交易、垃圾债券、抵押回购债券，以及其他大量高风险投资，这将导致大规模的银行倒闭。最终，美国政府关闭了747家金融机构，偿还储蓄者1 550亿美元。最令人惊奇的是，整个大崩溃竟如此具有可预测性。

本书对经济学中一些最深奥的概念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同时简化了基本推导步骤或完全忽略它们。本书中任何一章所包含的主题都可以独立成书。事实上，每章中均有一些观点开创了一条崭新的学术道路。我轻描淡写或忽略了许多技术内容，虽然它们是经济学的基石，但我这样做是有理可言的：为了欣赏弗兰克·劳埃德·莱特的建筑，我们无须了解他如何修建承重墙。本书不是傻瓜经济学，它是那些从未学过经济学的聪明之人（或者对经济学仅有模糊记忆的人）的经济学。当剥掉经济学复杂的外衣时，经济学中许多伟大的思想都是直观的，这就是《赤裸裸的经济学》。

经济学不应该只有经济学家才懂。这个观点很重要，也非常有意思。事实上，本书能够向人们讲述充满乐趣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