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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激励的另一个问题大大增加了公共政策的复杂性：将富人的钱转移到穷人手中并不容易。美国国会可以试图通过法案解决，但是富裕的纳税人不会袖手旁观。他们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尽量避免缴纳更多的税——将钱转移出去，通过投资以隐蔽收入，或者更极端的情况是移居其他国家。当比约·博格统领世界网坛时，瑞典政府对其收入征收很高的税金。博格既没有游说瑞典政府降低税率，也没有写有关税收在经济中作用的激情文章。他仅仅是移居摩纳哥，因为在那里税收负担要低得多。
至少，比约·博格仍在打网球。税收为逃税或减少需要纳税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作用。在美国，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收入所得税，而高税收会抑制收入吗？人们真的会根据税率停止或开始工作吗？是的，特别是当纳税人是家庭的第二收入来源者时。《纽约时报》经济专栏作者弗吉尼亚·波斯特尔曾经声称，税率问题有关男女平等。由于“婚姻税”的存在，高收入家庭中的第二收入来源者——很可能是妇女——她们平均每赚1美元就要缴纳50美分的税，这严重地影响了她们决定是工作还是待在家里。她写道：“由于不平等地对待已婚妇女的工作问题，税收制度扭曲了妇女的个人选择。这抑制了有价值的工作，降低了我们的整体生活水平。”波斯特尔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证据。1986年税收改革的结果是，高收入妇女的边际税率比低收入妇女的边际税率下降得更多，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从高收入妇女每份薪水中被拿走的税金大大减少了。那么，与没有获得“实惠”的妇女相比，那些得到“税收实惠”的妇女是否有不同的反应呢？是的，她们的工作量是其他人的3倍！
对公司来说，高税率有相似的效果。高税率降低了企业的投资回报，从而抑制了企业投资于生产、研究和其他促进经济增长的活动。我们再次面临一个令人不愉快的选择：提高税率给境况不好的美国人提供了更好的福利，同时也会抑制那些可能会使他们境况变好的生产活动投资。
如果税率过高，个人和企业可能会转入“地下经济”，选择违法和逃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有些国家，通过很高的边际税率提供丰厚的政府福利，那里的地下经济规模越来越大。据专家估计，挪威的“地下经济”已经从20世纪60年代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5%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l8%。偷税漏税是一个恶性循环。由于更多的个人和企业转入地下经济，为了保持同样水平的政府收入，其他人的税率必须上升。高税率反过来又导致更多的人转入地下经济——如此恶性循环。
将富人的钱转移给穷人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在税收方面，美国政府福利也产生了不良的激励。大量的失业救济降低了人们寻找工作的积极性。1996年改革以前的福利政策仅给有孩子的单身失业妇女提供补助，这对那些已婚的或有工作的贫困妇女来说意味着是种惩罚。这常常是政府没有试图阻止的两件事。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把所有福利都给予了穷人，政府并没有这样做。最大的美国联邦福利项目是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这是给予所有美国人的，甚至包括非常富裕的人。通过为老人提供福利保障，这两个项目可能会降低个人储蓄。实际上，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主题。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政府的养老保险使我们储蓄更少（从而降低了国民储蓄率），因为我们无须为退休以后的生活储蓄更多的钱。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并不会降低我们的个人储蓄，它们仅仅是让我们将更多的钱留给我们的后代。实证研究也没有给出支持任何一方观点的明确答案。这不仅仅是学术方面的内部争论。在本书后面的内容中我们可以得知，低储蓄率可能会限制可用于各种投资的资本，而那些投资事实上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水平。
这些都不是反对税收和政府公共项目的普遍论点。相反，在思考美国应该征何种税以及如何完善美国政府福利计划的问题上，经济学家比政治家花费的时间更多。例如，燃油税和所得税均会产生财政收入。然而，它们所产生的激励作用非常不同。所得税会抑制人们工作，这是有负面影响的。而燃油税将抑制人们开车，这是一件好事。实际上，“绿色税收”是通过对危及环境的活动课税而增加财政收入，而“罪恶税收”则通过对香烟、酒精和赌博等课税起到同样的作用。
通常而言，经济学家倾向于简单、公平和普遍的税收。简单的税收易于理解和征收；公平的税收意味着两个收入相同的人将缴纳相同的税金；普遍的税收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增加源于对广大群体征收低税，而不是来源于对小范围群体征收高税。缴税是难以逃避的，因为没有多少的经济活动在免税之列，同时由于税率较低，人们逃税的动机更小。例如，我们不应该给红色的跑车征税。这种税负很容易合法逃避，只要买另一种颜色的跑车即可——在这种条件下，各方的境况都会变差——政府不能征得税收，而跑车爱好者得不到最喜爱颜色的跑车。这种使每个人境况变差而没有让任何人境况变好的现象被称为“净损失”。
给所有的跑车，甚至所有的汽车课税比这种做法更可取，虽然税率低很多，但可以大幅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对驾驶者征收燃油税与对新车征税的效果一样，它同样能为节约燃料提供激励。开车多，缴税也多。这样，我们通过一个很低的税率而增加了大量财政收入，同时也对环保起了一定作用。许多经济学家的建议甚至更进一步：美国政府应该对各种含碳燃料（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的使用征税。这种税收将以更广的征税范围提高财政收入，同时激励人们节约不可再生资源，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以减缓全球变暖。
可悲的是，这种思考过程并没有找到最好的征税办法。我们仅仅注意了一个问题，而忽视了另一个问题。红色跑车的税收应该只由富人支付。虽然看上去富人和穷人都应该负担二氧化碳排放税，但它占穷人收入的比例可能比富人的多很多。所谓的累退税（穷人的税率比富人高），常常与我们的公平观念相抵触（累进税，例如所得税，富人的税率比穷人高）。与其他地方一样，经济学在这里并没有给我们“正确的答案”——仅仅是思考重要问题的分析框架。实际上，税收中最有效率的税——简单、公开和普遍（从与税收相关的狭义概念上说）——是定额税，即对同一管辖区域内的每个人征收同样的税。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就曾实行过“选民税”。后来发生了什么情况呢？英国人涌上街头进行暴乱活动，因为富人与穷人支付的税额相同，在职者与失业者支付的税额相同。很明显，好的经济学不一定是好的政治学。
此外，并非所有的福利都是天生平等的。近年来，一个最大的克服贫困的工具之一就是所得税信用制度（EITC），这是经济学家力推了数十年的想法，因为它比传统福利项目产生了一系列更好的激励。许多社会福利项目为那些没有工作的人提供救济金，而所得税信用制度正好相反，它通过所得税体系补贴低工资工人，以确保他们的总收入提高到贫困线以上。一个年收入为11 000美元并供养四口之家的工人，可以获得8 000美元的额外收入，这些额外收入来自于所得税信用制度和其他相应的国家项目。这个主意是为了“让工作获得报酬”。实际上，这个制度强烈地激励着个人进入劳动力大军行列，希望他们学习技术以获得报酬更高的工作岗位。当然，该制度也有一个明显的缺陷。与社会福利不同，所得税信用制度不能帮助那些根本找不到工作的人。实际上，这些人是社会上最无助的人。
多年前，当我申请进入研究生院时，我写了一篇文章以表达我的疑惑。我提出的疑惑是：一个可以将人类载送上月球的国家，为什么仍然有人露宿街头？问题的一部分在于政治愿望；如果美国政府优先考虑美国人民，那么就可以在明天使许多人不再流浪。但是我也开始认识到，美国国家宇航局很容易载人上天。火箭遵循的是永不改变的物理定律。我们知道月球在某个时刻的位置，我们也准确地知道宇宙飞船以多大速度可以进入或离开地球轨道。如果我们的方程组正确的话，火箭总是可以降落在我们希望它降落的地方。然而，人类比这要复杂得多，一个再一次吸毒的瘾君子的行为不像火箭在轨道中运行那样具有可预测性。我们没有一个公式可以用来劝阻一个16岁的少年退学。但是，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工具：我们知道每个人都试图使自己的境况变得更好，无论他们怎样定义这样的行为。为了提高人类生活条件，我们最大的愿望是理解我们行为方式的原因，然后作出相应的计划。项目、组织和制度在得到正确的激励时，它们会运作得更好，就像顺水行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