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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会告诉我们如何使激励成为正确。正如戈登·盖克在《华尔街》中告诫我们的，贪欲是好事，但是必须确保它为你服务。然而，盖克先生并非完全正确。贪欲可能是非常不好的，有可能对那些彻头彻尾自私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实际上，经济学中一些最有趣的问题就包括这样的情况：以自己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的理性人会做出一些使自己的境遇变得更差的事情，然而他们的行为完全符合逻辑。
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囚徒困境，这是一个稍嫌造作但十分有影响力的人类行为模型。其基本思想是：两个人因涉嫌谋杀而被抓，这两个人立即被隔离，以使他们在不能相互交流的情况下接受审讯。他们的罪证并不确凿，警察试图让他们招供。事实上，如果其中一方说是另一个人开了枪，那么警察局愿意为他减轻罪责。
如果两人均不招供，那么他们两人都会因为非法持有枪支而受到处罚，判每个人坐5年牢。如果两人都招供，每人都会因蓄意谋杀而被判坐25年牢。如果其中一人告发另一人，那么告发者将作为从犯而从轻处理，只需坐3年牢，而主犯将在监狱中度过余生。结果会怎样？
如果两名嫌疑人都不招供，那么他们两人的结果都是最好的。但是，他们不会这样做。他们都开始考虑……囚徒A想：如果同伙不招供，那么自己只要告发同伙就可以受到较轻的3年牢狱处罚。可是他明白，他的同伙肯定也是这么想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最好招供，以免自己承担整桩谋杀罪。确实，他的最优策略是招供，不管同伙如何选择：这一策略要么使他坐3年牢（他的同伙不招供），要么在狱中度过25年（他的同伙招供）。
当然，囚徒B也有相同的动机。结果两人都招供了，都坐25年牢，而他们本来可以只坐5年牢的。然而，在整个过程中，两个囚徒均没有作出任何非理性的事情。
这个模型说明了一件令人惊异的事情：它为理解现实世界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即在这个世界，无节制的自利会导致非常糟糕的结果。当许多人使用公共资源时，这个道理特别适合被用来解释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如鱼类）的开发方式。举例来说，如果能够通过限制大西洋箭鱼每个季节的捕捞数量使大西洋箭鱼大量繁殖，那么箭鱼的总量就能保持稳定，甚至有所增长，这可以为渔民提供无限的谋生机会。但是，世界上的箭鱼根本没有“主人”，要限制人们捕捞箭鱼非常困难。结果，那些毫无干系的渔船开始像审讯中的囚徒一样行动。它们要么以保护环境为名而抑制捕捞，要么捕捞尽可能多的箭鱼。情况会怎样呢？
正如囚徒困境所预言的那样：渔民彼此不够信任，大家不能协商出一个使所有人境况都变好的结果。在《纽约时报》的一篇关于鱼类正在减少的文章中，罗德岛渔民约翰·索兰说道：“现在，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出海，尽我所能捕更多的鱼。我没有保护鱼类的动力，因为即使我不捕鱼，这些鱼也会被另一个家伙捕获。”所以，世界上的金枪鱼、鳕鱼、箭鱼和龙虾都快被捕捞光了。同时，美国的政府官员为处于市场边缘的渔民提供各种补贴，这使情况变得更糟糕。那些可能会被市场淘汰的渔民在获得补贴后同样会一如既往地进行捕捞。
有时，人们需要自我拯救。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澳大利亚南部海湾林肯港的龙虾协会。20世纪60年代，这个协会对捕捞工具的数量进行限制，然后出售这些工具的许可证。从那时起，任何新入行者只有购买了龙虾捕捞的许可证之后方可进入该行业。这种对捕捞者总量的限制使龙虾数量大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林肯港的龙虾捕捞者比美国同行捕到的龙虾更多，而工作量更少。在1984年，一个许可证的价值为2 000美元，而现在已经高达35 000美元。正如澳大利亚龙虾捕捞者达里尔·斯潘塞对《时代》所说的：“为什么要伤害龙虾，它可是我的退休金。如果没有了龙虾，谁会花35 000美元买我的许可证？如果我现在捕捞所有的龙虾，10年后我的许可证将一文不值。”斯潘塞先生并不比世界上其他捕鱼者更聪明、更利他，这只是因为有不同的激励。令人奇怪的是，一些环保团体却反对这种许可证配额，因为这将使公共资源“私有化”，这些团体也担心这些许可证会被大公司买光，而将广大小规模渔民逐出该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