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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措施十分重要。如果别人给我们支付佣金，我们会更努力地工作；如果汽油价格上升，我们会减少开车；如果我3岁的女儿知道，在我打电话时她哭闹的话能得到一块奥利奥饼干，那么今后我打电话时，她肯定会哭。这就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的一个思想：“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注。”比尔·盖茨从哈佛退学并不是为了进美国和平队
，而是为了创建微软。这让他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并且引发了个人电脑革命——也使我们每个人生活得更好。自利使这个世界得以运转，这看起来更易于理解，以至于让人感觉愚蠢。然而，这常常被人忽略。在任何不依赖市场的体系里，个人激励通常是与生产效率相割裂的——企业和工人不会从创新和努力工作中获得回报，他们也不会因为偷懒和低效率而受到惩罚。
这有多糟糕？经济学家认为，在柏林墙倒塌之时，一些前东德汽车制造厂实际上是在摧毁价值。因为生产过程如此无效，最终导致产品如此劣质，这些工厂生产的汽车的价值比其投入的价值还要低。基本上说，这些制造厂使用非常优质的钢材，然后毁坏它们！这种无效率的情况也可能存在于一些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都由国家掌控，并且由国家经营管理，如印度。1991年，印度化肥公司从建立开始已经运转了12个年头。每天，1 200名工人到公司报到并且以生产化肥为名开始工作。这里有一个问题是：该工厂实际上从来没生产过合格的化肥，从来没有。印度政府利用公共资金建立和运营这家工厂，但该工厂所安装的机器设备从未有效地运转过。然而，1 200名工人每天来此上班，政府给他们发工资。整个企业就是一个工业闹剧。它之所以能运行，是因为没有迫使其倒闭的机制。有政府资助作保障，企业就没有生产积极性，也没有以高于其制造成本的价格去销售产品的积极性。
这些例子看上去很滑稽，但其实不然。如今，一些国家的经济非常混乱，国家根本不能自给自足，也不能生产出有价值的东西来与其他国家交换足够的食物。
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也常常忽视激励的重要性。加利福尼亚州总是面临电力短缺的情况，其原因非常简单：电力需求大于电力供给。然而，政府官员当初却不允许电价上涨，但电价上涨是解决问题必需的一步。消费者被告之要节约用电，却无任何财政上的激励。可悲的现实是：物质刺激比良心要有效得多。一个是因为打开自动调温器而让你负有罪恶感；而另一个则让你了解，这样做会让你每月多花200美元（我对儿时关于父亲的记忆非常深刻，他对环境没有任何感觉，但他却能从石头中榨出钱来。他将房门紧紧关上，告诉我们他不愿花钱在房间里安装空调）。解决加利福尼亚州电力问题的长久办法是，必须让电力价格反映电力的稀缺性。
同时，美国公共教育的运作方式更像朝鲜而不像硅谷。我不想陷入烦琐的证据争论，但我想讨论一个与教育激励相关的惊人现象，这一现象在我写给《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中讨论过。美国教师的报酬与他们的工作绩效毫无关系，教师联盟一致反对任何形式的绩效工资。在这个国家，几乎所有公立学校的教师薪水都是由一个基于经验和授课年限的严苛公式来决定。研究者发现，这些决定因素与课堂教学效果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这种统一的报酬尺度产生了一系列激励问题，经济学家称之为“逆向选择”。既然最有天赋的教师在其他行业也可能干得同样好，他们就有强烈的动机离开教育领域，他们会到那些工资与生产效率密切联系的领域工作。对于最无天赋的教师而言，这种激励的作用正好相反。
理论是有趣的，数据则是惊人的。如果考试成绩是体现能力的指标，我们发现最聪明的人（成绩最好的人）在每个关键时候都会回避教育这一行。最聪明的学生很少会选择教育学作为其大学所学的专业。在那些学习教育专业的学生中，分数越高的学生越不可能成为教师。在那些进入教育行业的人当中，考试成绩最高的人是最可能离开该行业的人。这些都证明美国教师没有获得足够的报酬，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没有获得足够的报酬，特别是那些有天赋的人，他们之所以还留在这个行业是因为他们热爱这一行。但是，普遍问题在于：这种给所有教师同样报酬的制度强烈地激励了最有天赋的人到其他行业寻找工作。
人类是复杂的生物，他们会竭尽所能做一切使自己境遇变得更好的事情。有时很容易描述这一过程，有时却非常复杂。经济学家常常提到“逆向激励”，这是指当我们着手去做一件事情时，可能会产生与预期不同的激励。在政策领域，这称为“意外后果定律”。考虑一下一个善意的提议，要求在乘飞机时不许婴儿和小孩离开机舱座位。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国家宇航局局长简·加维（Jane Garvey）在安全会议上说，她的航空公司承诺“确保小孩和成人在飞机上获得同样的安全保障”。当时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主席詹姆斯·霍尔（James Hall）对以下现象感到悲哀：飞机起飞时，行李都已经装好，然而“机舱里最贵重的东西——婴儿和刚刚会走路的小孩却无人看管”。加维和霍尔列举了几次空难事例，在这些事例中，如果婴儿被固定在坐椅上，那么他们就能生还。因此，要求在飞机上装有供小孩使用的安全坐椅可以预防伤亡。
这是否可以做到呢？使用一个安全坐椅其实是要求家庭额外购买一个飞机座位，这会大大增加乘飞机的成本。航空公司不再为小孩提供大幅折扣，一个座位就是一个座位，可能至少值几百美元。结果，有些家庭宁可选择坐汽车旅行，也不愿乘坐飞机。然而，坐汽车——即使有安全坐椅——比乘飞机要危险得多。所以，在机舱上增加安全坐椅的要求可能导致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儿童（以及成人）伤亡。
再看看另一个例子，由于没有充分预料到激励问题而导致了“好心没有好报”。墨西哥城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由于四周被高山和火山包围，因此污浊的空气笼罩着整个城市。《纽约时报》将该城描述成“一个制造污染的灰黄色布丁”。大约在1990年年初，墨西哥政府开始发起一项与污染作斗争的计划——这些污染大部分是由汽车和卡车尾气引起的。墨西哥政府新出台的法律要求所有的汽车每周必须有一天不上街（比如说，上某种汽车牌照的汽车在星期二禁止行驶）。这个计划的逻辑很简单：路上的汽车越少，造成的空气污染也会越少。
那么结果如何呢？不出所料，许多人不愿意自己汽车的驾驶日期受到限制，因为这给他们的出行带来了诸多不便。对此，他们采取了一种分析家们本来应该预料到的对策。那些买得起第二辆车的家庭又买了一辆二手车或者新车，而旧车仍然照开不误，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任何一天都拥有一辆可以上街的汽车。如此一来，尾气排放的情况比新法规出台前更糟糕了，因为公路上旧汽车的比例上升了，而旧汽车相比新汽车而言对环境的污染更为严重。政策改变的净效应就是将更多而不是更少污染环境的汽车推向公路。1995年的一项研究证明，汽油消费总量增加了。后来，这项限行规定被政府废除了，转而采用尾气测试法来控制汽车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