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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与先生之说相戾。”
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徐爱问的“知止而后有定”，是《大学》里很核心的内容——止定静安虑得。整句话是：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里注解道：“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有定向。静，谓心不妄动。安，谓所处而安。虑，谓虑事精详。得，谓得其所止。”
这一段，张居正说得特别清楚——
止，是“止于至善”的“止”。止于什么样的至善呢？就好像到家了一样。
定，是志有定向。人若先晓得那所当止的去处，其志便有定向，便无所疑惑。
静，是心不乱动。所向既定，心里便自有主张，不乱动了。
安，是安稳的意思。心里既不乱动，自然随遇而安，凡物都动摇他不得。
虑，是处事精详。心里既是安闲，则遇事来，便能仔细思量，不忙不错。
得，是得其所止。既能处事精详，则事事自然停当，凡明德、新民，都得了所当止的至善。
有一种说法叫“太忙的人不能成功”，非常有道理！人为什么会那么忙呢？就因为不知止处，不知至善之地，所以就到处把捉，什么机会都不愿错过。其实只要志有定向，清楚自己的使命，就能有所为，有所不为，日积月累，自然水到渠成。
成功是一种时间现象，因为我们总是低估成就一项事业所需的时间，所以总是焦虑，心不定，心不静，心不安，总是做乱动作、废动作，这就是学习“止定静安虑得”的现实意义。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徐爱的问题：“‘知止而后有定’，朱熹老师认为‘定’的意思是‘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乎与先生您的说法相悖。”
王阳明回答说：“到事事物物上去求至善，就跑到外面去了。至善，本来就是心的本体，只要你通过明明德，不断擦亮自己，到达至精至一的地方，到达精神的极致，便是至善之地。当然，至善也从未脱离具体事物，朱熹在《大学》中注解‘止于至善’时说：‘盖必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这个说法就非常在理。”
徐爱又问：“至善如果只在心里求，恐怕对天下之事理没办法穷尽吧？”
王阳明说：“心就是理。天下还有心外之物、心外之理吗？”
其实，有什么事是你自己心里不明明白白的呢？只是因为有了私心，就心不正，意不诚，从而自欺欺人地找借口、装糊涂罢了。
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徐爱接着问：“比如侍奉父亲的孝、侍奉君上的忠、与朋友交往的信、治理人民的仁，这当中有很多的理，恐怕不能只在心里求，而不去仔细体察吧？”
王阳明叹息说：“唉！这一说法已经蒙蔽世人很久了，岂是一句话就能让你醒悟的？我现在姑且就你说的来回答一下吧！比如侍奉父亲，难道要先去学习一个孝的道理？侍奉君王，难道要先去学习忠的道理？交友治民，难道要先去学习信与仁的道理？一切只在此心，心就是理。此心没有私欲所蔽，就是天理，不需要在外面添加一分。以这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于事父，就是孝；发之于事君，就是忠；发之于交友治民，就是信与仁。你只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在去人欲、存天理上下功夫就行了！”
学习最大的敌人，就是要学技巧、学要点、学招数。当我们要改变自己，首先要改变的是认识，是理念，是自己的心，而不是方法。一切都只在自己心里，如果你正心诚意，一切自然生发；如果心不正、意不诚，你就什么都学不到。
山姆·沃尔顿在自传《富甲美国》中说：“只要我们公司管理做得好，只要我们关心我们的员工和顾客，遵循那些基本原则，提升我们的基础实力，我们就能够成功。我觉得最好是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我们自己的员工身上，花在我们的分店里，而不是跑到外面去推销我们的公司。”你看，他从头到尾说的都是自己的心。成功者都遵循最基本、最简单的原则，并且本色不改，不忘初心。能守住自己的心，就能发挥出自己的良知良能，就是天才。陆九渊说：“我在那无事时，只是一个无知无能的人；而一旦到那有事时，我便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
《大学》中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发现大家对这“八目”的印象很有意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家都记得，因为这是效果；格物、致知，大家也记得，因为这是方法；唯独诚意、正心，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还有这两条。其实没有诚意正心，前两条、后六条全是白搭。
欲修其身，先正其心。心不正，啥都修不来。如果你心里没装着父母，倒要去找人学习怎么孝敬父母，岂不荒谬？如果你心里装着父母，自然会对父母孝敬，言语行为无不恰当。
有一些人，到处听课请教学习，态度不可谓不诚恳。但是他学习都是为了自己能“成功”，而不是心里装着员工和顾客，装着为社会解决问题。这样的人在学习的时候，心中也会犹疑不定——这招到底好不好使？这种人什么都学不到，因为心不正，不能“诚意正心”；心不定，不能“止定静安虑得”。
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凊定省之类，有许多节目，不亦须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讲求夏清，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讲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凊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礼记》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须是有个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
徐爱接着问：“听老师这么一讲，我觉得醒悟了很多。但是过去学的东西纠缠在胸中，还有不理解的地方。就拿侍奉父亲来说，比如使父亲冬暖夏凉、早晚请安之类的细节，不还是需要讲求的吗？”
王阳明回答说：“怎么不讲求？当然要讲求！但是我们首先要在心里、脑子里有个宗旨，一心在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即可。比如要让父亲冬暖夏凉，那也只是要尽此孝心，唯恐有一点人欲夹杂其中，这就是在讲求自己的心。如果心中没有一丝一毫人欲，全是天理，是一颗诚心诚意孝亲的心，那么一到冬天自然会想到父母的寒冷，找到让他们温暖的道理和方法；到了夏天自然会担心父母的炎热，找到让他们凉快的道理和方法。这些都是诚孝之心生发出来的行动。只要有这颗诚孝之心，自然就有行动生发出来。好比一棵树木，诚孝之心是根，各种孝行是枝叶。必须先有根，再有枝叶，而不是先寻找枝叶，再去种根。《礼记》说：‘如果孝子心中对父母有深爱，那么对父母必有和气的态度；有和气的态度，必有愉悦的气色；有愉悦的气色，必有让父母高兴的仪容。’这些都必须有深爱来作为根，然后就必然能够如此。”
孔子讲“孝”，最基本的一条就是，除了生病以外，没有任何事让父母操心。生病是没办法的，生了病父母要担心，也是没办法的。但除此之外，工作、婚姻等任何事情，都不能让父母操心。所以“孝”首先不是你能为父母做什么，而是你把自己搞定，别让父母操心，这样你就已经是孝子了！这是孔子定的标准。
那关于“孝”，最难的是什么呢？孔子说是“色难”，你自己的脸色最难！你平时是做了很多孝敬的事，但是老人家比较啰唆，跟你碎碎念，你一烦，脸上就表现出来了。这就是王阳明引用《礼记》上说的，没有深爱作根，自己心里对父母的深爱还不够。
什么是“存天理、灭人欲”呢？朱熹的原话是说：吃饭是天理，想要美食就是人欲。我觉得这要求有点高，应该说想要美食也是天理，但如果管不住嘴，吃太多了就是人欲，因为会吃出肥胖，吃出三高，吃出不健康。就上面王阳明说的这一段，我们可以总结说：孝敬父母是天理，想做个远近闻名的大孝子，就是人欲；放弃人欲，就是让你不要去想“我要做个孝子”，而是把所有的关心放在父母身上，只留下这天理，那一切孝行自然就会生发出来。
引申到工作上，老想着自己怎么才能成功富贵，就是人欲；心里时时刻刻装着顾客和员工，就是天理。和客户合作的时候，你希望合作成功，收款顺利，就是人欲；你只管把事情做好，为客户创造价值，就是天理。当天理妨碍了人欲，就要灭人欲而存天理，宁肯失去合作机会，也不能投其所好，将错就错。这就是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说的“不明知有害而为之”，也是我常说的“给客户他需要的，不是他想要的”。
我们之所以不能成功，就是因为在“如何能成功”上想得太多，而在“到底能为顾客、为员工、为社会做什么”上想得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