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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问：“‘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
徐爱问：“‘在亲民’这句话，朱熹认为应该写作‘新民’。后面一章有‘作新民’的文字相呼应，似乎很有依据。而先生则认为朱熹错了，应该以旧本为准，写作‘亲民’，请问先生是否也有依据？”
徐爱所问的，正是儒家的一大学案，我把它称为《大学》第一学案：亲民还是新民。他说的这句话，出自《大学章句》的第一句：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朱熹引程颐注解说：“亲，当作新。”他说原文错了，于是就把它给改了。
我们先讲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先来说“明明德”。
朱熹注解说：“明德者，人所得乎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明德，就相当于我们生而知之、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虽然被蒙蔽了，污染了，但每个人的良知，依然存在于那里。而“明明德”，就是要把自己本来就有的“明德”不断擦亮，重新发明。朱熹说：“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可以说，“明明德”就相当于王阳明说的“致良知”。
再说“在亲民”。旧本孔颖达注：“在亲民者，言大学之道在于亲爱于民。”这意思本来很简单明白。但是程颐说“亲”字错了，应该是“新”，朱熹也说应该是“新民”。
怎么解释“大学之道，在于新民”呢？朱熹说：“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己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意思是说，我把自己的良知明德擦亮之后，再推己及人去开启民智，擦亮人民的良知明德。我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这是“自新”“自明明德”，然后再“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新民”。
最后说“止于至善”。朱熹说，“止”是到这儿就不走了，“至善”是“事理当然之极也”，就是做到了极致。张居正说，这就好像到家了一样，没有比这样更好的了。
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朱熹说：“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这就是“三纲”的由来。
那么，朱熹说旧本错了有什么依据呢？至少没有考古学证据，没有出土了什么竹简，上面写着“在新民”。而是他自己就是“认为”旧本错了，于是把原文改了。从治学来讲，这是注家的大忌。
我的态度是“学以润身”，不参与考据，旧本、朱本我们都学习，都笃行。毕竟，旧本是旧本的思想，朱本是朱熹的思想。但在王阳明的时代，天下儒生都以朱本为准，已经跟朱熹学了几百年。而王阳明却突然说朱熹错了，旧本才是对的，所以徐爱才要发问。
徐爱也在《大学章句》中找到朱熹将“亲民”改为“新民”的理由。《大学章句》第二章中，引用了商汤在洗澡盆上刻的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日日自新的座右铭。又引用了《周书·康诰》（周成王任命康叔治理殷商旧地民众的命令）中的话：“作新民。”朱熹注：“鼓之舞之谓之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还引用了《诗经》中的句子：“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朱熹注：“能新其德以及于民。”
朱熹说，这《大学》的第二章，就是解释前面的“新民”，于是这个逻辑就能自圆其说了。所以徐爱觉得改成“新民”是有道理、有依据的。那阳明先生说不应该改，又有什么依据呢？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王阳明回答说，《康诰》里的“作新民”，是要殷商旧地的民众振作起来，做周朝的新人民；而朱熹的“在新民”，不是要人民自新，而是自己去使人民新。这两个“新”字含义不同，怎么能作为凭据呢？
我们来仔细探讨一下《康诰》中的“新民”是什么意思，先看看《康诰》的历史背景。康叔是文王的第九子、周公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周灭商之后，商国人叛乱，周公平叛后，将康叔封在殷商故地，成立卫国。
在康叔就国赴任之前，周公起草了《康诰》，作为给他的政治指导。里面就有这句话：“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意思是，好了，你还很年轻，应该弘扬周王的期望，保护殷商旧民，也算是帮助周王顺应天命，让人民振作起来，“作新民”。这里的“作新民”，到底是让那些曾经反叛的人民振作自新，还是让康叔以自己的“明明德”去振作他们，让他们“新”？好像都可以说得通。
这段公案，我觉得可以用王阳明在另一个场合对弟子的教导来解决。有弟子问他一些先贤大德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定义和意见，问他谁对谁错。王阳明回答说：“你还管人家圣人的对错？圣人说话，各有不同角度，你只要切己体察，放自己身上、行动上践行就是。”
同样，在是“亲民”还是“新民”这个问题上，朱熹和王阳明也是角度不同，两位老师的意见我们都要认真学习，不要去辩谁对谁错。我们学了朱熹的思想，又学了旧本的思想，不是还赚到了吗？
王阳明接着说：“‘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义。”
“作新民”这一句和前面的“在亲民”没关系，是两回事，所以不能因为后面有“作新民”，就说前面应该是“在新民”。而“在亲民”的下文“治国平天下”等，和“新民”也没关系，怎么能改成“新”呢？
我觉得也不能说没关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就是自新；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新民。这样看的话，也可以说关系很大。所以只能说是角度不同吧！
王阳明接着引经据典讲“亲民”的依据——
“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这一句也出自《大学》，君子尊敬贤德的人，亲爱自己的亲人。风行草偃，老百姓也跟君子一样去亲爱自己的亲人，这样天下就亲爱和睦了。
“如保赤子”这一句出自《康诰》，是说要像爱护婴儿一样爱护人民。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这句也是《大学》里的，意思是，人民喜欢的我就喜欢，人民厌恶的我就厌恶，这就是民之父母。
以上这几句，都符合“亲”字的意思。
继续往下说，“亲民”犹如《孟子》中说的“亲亲仁民”。先要亲爱自己的亲人，然后由近及远，就能对人民仁爱。所以，“亲之”就是“仁之”。对自己家人叫“亲”，对天下百姓叫“仁”，如果一个人跟自己家人都不亲，就不可能对别人仁。
“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当时世风败坏，“百姓不亲，五品不逊”，老百姓家里都不亲睦。于是舜就任命契为司徒，主管教育，恭敬地推行五种伦理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让百姓能亲近和睦。
后面又讲到《尧典》里的“克明峻德”，就是“明明德”的意思，从“以亲九族”到“平章”“协和”，就是“亲民”，就是“明明德于天下”。《尚书·尧典》中的原句是：“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里的“百姓”不是指庶民，而是百官族姓。“平章”的“平”是分辨，“章”是彰明。尧能发扬才智美德，使家族亲密和睦。家族和睦以后，又辨明百官的善恶。百官的善恶辨明后，又使各部落协调和顺，天下从此也就友好和睦了。这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又如孔子说的“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亲民”本身就包含教养、教化的意思，改成“新民”之后，反倒把范围缩小了，跑偏了。
那么，“亲民”有没有包含教化的意思呢？如果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那就没有教化的意思。
王阳明这一“论证”，我也觉得他讲过了，都有教益，但并不能相互佐证。我们还是亲民、新民都学习，都笃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