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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睡着了。脑袋周围的纱布沾上了治烫伤的药膏，污黄色，这让她的脸呈现出一种乳白色。她眼皮闭合着，像是充了氮气一般浮肿，而她的嘴……它的形状已经深深烙在卡米尔的记忆深处，他描绘过无数遍的线条，而现在，一切都被破坏了。门打开了，一道目光从门口经过，有人叫他。卡米尔来到走廊上。
实习医生是个一脸严肃的印度人，戴着一副小眼镜，他的胸牌上写着他长达六十个字母的姓。卡米尔又一次拿出他的证件，这位年轻医生研究了好一会儿，可能是在思索应该摆出一种怎样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情况。急诊室里警察并不少见，但重案组的警察就不多了。
“我需要知道弗莱斯提尔女士的情况，”卡米尔指着病房门，解释说，“法官想跟她做笔录……”
实习医生表示，这个问题得问他们负责人，才能决定他能做些什么说些什么。
“嗯……那她的状态……她现在状态怎么样？”
实习医生手上拿着X射线照片和几张总结报告，但他其实并不需要，他对资料了如指掌：鼻骨碎裂，一条锁骨有裂缝，两侧碎裂，两处轻微挫伤（手腕和左脚），十指断裂，双手、手臂、双腿、肚子上布满伤口，右手上有一道很深的切口，所幸没有伤到神经，但一定的修复还是需要的，脸上一道长伤口还是很成问题，可能会留下永久疤痕，还没算上那些淤青。这些照片还只是初步的。
“这伤势已经非常严重了，但它们并没有引起神经性的紊乱，不论是精神还是身体。也没有头部裂痕，可能牙齿会有一些损伤，还要修补一下……但还不确定，还得扫描分析。一切要等到明天。”
“她会痛吗？”卡米尔问，“我这么问你，”他又很快补充道，“是因为法官要和她聊聊，您能理解吧……”
“她会最低限度地受罪。我们在这个领域还是有一点经验的。”
卡米尔笑了，结结巴巴地道了谢。实习医生一脸狐疑地盯着他，眼神深邃，他的表情像是在说……好像卡米尔非常不专业，他简直想再看一下卡米尔的证件。但他想在他的同情心储备中挖掘一下，因为他加了一句：
“一切恢复正常还需要点时间，血肿会慢慢消退，但还会到处留下些结痂，但……（他在他的本子上搜索着安妮的姓名）弗莱斯提尔女士已经渡过危险期，已经没有不可逆的病变了。我觉得这位病人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身体，而是精神冲击了。我们会对她观察一两天。接下来……她可能需要一些帮助。”
建筑物的右侧没什么有用的。相反，左侧就好得多，有一个紧急出口。我很快发现，这道门几乎和莫尼尔长廊厕所的门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防火门的内部，中间有一道粗大的横杆，很容易就能用一片软金属片从外部把它撬开，让人简直忍不住要问这难道不是工程师设计来方便窃贼的吗？
我听着，但是什么都没听到，门太厚了。算了，我环顾了一下左右，把金属板塞进门锁里，转动，我看到眼前是一条走廊。走廊尽头，是另一条走廊。我坚定地走了几步，故意闹出一点声响，以防万一遇上什么人，于是我……来到了大厅深处，就在接待处柜台后面。可以看得出来，医院不是为杀手设计的。
我的右手拿着这一楼层的疏散地图。这栋楼结构复杂，前后改建、翻修了好多次，安全问题让人头痛。尤其是那些贴在墙上的地形图，从来没有人去看，如果有一天发生火灾，大家一定会后悔的。但当真的有人去看，比如现在这样，便会感到背脊发凉……尤其是在医院。我觉得即便大家已经很疲倦，但在面对一个果决又带着莫斯伯格猎枪的男人，还是知道一下地形图比较合适。
无所谓了。
我拿出手机，拍了一下地图的照片。所有的楼层都因为电梯和水管的原因看起来差不多，我们都是它的囚徒。
回到车上，我陷入沉思，没有估计好风险，这正是可能会让你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