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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动乱，十年浩劫，所有我在抗日战争中的参战日记，以及文物书籍等，均惨遭洗劫，荡然无存。现谨就我亲自参加过的战役，根据回忆略述二三事，用作抗战胜利纪念，并借以悼念和我并肩抗战、为保卫祖国领土和民族利益而牺牲的黄埔军校同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华北危急，淞沪吃紧。那时我们黄埔军校十一期（蒋介石先生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黄埔军校校长时，把军校由黄埔迁到南京，改为中央军校）刚刚由南京毕业，日军由淞沪向西进攻，我们十一期的同学奉命向西转移，先到江西九江，后到湖南。其中一部同学在湘潭中央步兵学校（已由南京汤山迁到湘潭）干训班学习由欧洲进口的新式战争防击炮，成立中央炮兵五十一团，我在炮五十一团一营四连任连长。由于当时我国新式武器缺乏，这种火炮还是第一次运到中国，因此在使用上由军政部直接下命令以连为单位配属到各军师参战。
1938年8月我连驻防长沙，曾奉军政部电令：令我连迅速开赴河南信阳，配属四十四军（川军军长陈鼎勋）星夜兼程报到。夜间由一列专车将我连由长沙送到信阳，拂晓前离开车站。天一亮敌机沿铁路线狂轰滥炸。我向四十四军报到后稍事休息，即由军部命令开赴潢川，阻击日军进攻。我部经过五里店，到达罗山附近，即和日军遭遇。当时守潢川的部队为四十四军的一二五师（师长王士俊），正从潢川撤退。日军板垣师团的一部分配合伪军向罗山进攻。守罗山城的部队为四十四军的一二四师，师长曾甦元亲自在城下督战。我向曾师长报到后，曾师长马上命令我进入阵地，用曳光爆炸弹向日军猛烈射击。日军先头的骑兵部队攻占城外的高地，凭借有利地形，下马徒步，向罗山城进攻。我连在一二四师的步兵掩护下，向日军的骑兵马匹猛烈炮击，日军的骑兵因马匹遭到出其不意的炮击，被打得人仰马翻，马匹到处奔跑，日军慌乱。守城官兵连声高喊：“打得好！打得好！”曾师长见我军士气旺盛，乘机命令守城部队冲锋出击，日军向潢川方向撤退，夜晚部队奉上级命令向信阳转移。是夜大雨倾盆，曾师长命令一营步兵掩护我们炮连转移，因路滑难行，火炮无法拖走，只好把炮拆开用人力抬着运走，辗转一昼夜，才到达五里店。由于火炮进口来源困难，当时上级命令炮连官兵要与火炮共存亡。为了严守军令、确保火炮安全，我在阵地上下命令：一定要把火炮弹药安全运走转移，被服装具等被雨打湿带不动的可以抛弃。因此到达五里店后，除保留火炮弹药外，被服装具等几乎损失殆尽。官兵通宵艰苦转移，饥饿疲劳不堪，正准备休息煮饭，敌机数十架分批低空扫射轰炸，我连被炸伤亡数十人。我记忆最深的是，当时连上的军需上士和炊事班长赵水高正在河边淘米洗菜准备煮饭，突遭敌机袭击，轰炸扫射，军需上士和炊事班长当场牺牲，我只负轻伤。
四十四军的一二四师和一二五师奉令转进襄樊集中待命，掩护我们炮连的步兵营，轻装捷足先走。我们炮连与师部失掉联络，在信阳车站各部队混乱、日机频繁轰炸的情况下，我决定向信阳火车站要车皮数辆开往西安。火车进入潼关前，隔河风陵渡日军向我们开炮，幸未被击中，安全进入潼关，到达西安后向行营主任蒋鼎文报到，驻西安待命。
时届深秋，气候逐渐寒冷。官兵在前方转战，现仍身着单衣，被服损失，身患疟疾的很多。在西安行营请领棉衣，整补休息。我患恶性疟疾，住入医院。
奉炮五十一团团部由湖南零陵来电：“该连在豫南参战，伤亡奇重，着即返回零陵团部，归还建制整补。”
1938年10月，我们由西安要火车到宝鸡，徒步跋涉，过秦岭、黄牛铺，经凤县、留埧、褒城、勉县，越过定军山，到达阳平关（即诸葛武侯六出祈山的旧路）。在阳平关休息数日，坐民船顺嘉陵江而下，到达四川的广元。嘉陵上游水急滩浅，岩石崎岖，船行其中，时有触礁破船的危险。船过险滩时，船长令船工上岸拉牵，缓缓顺流下放，以防触礁。广元以下江水渐深，江面渐宽，船工可以推桨，亦无触礁的危险。
我们到达南光，受到南光专员鲜英（民主人士，号特生）先生的热烈欢迎。鲜专员乘我们由前线参战转来之机，在南光广场上召开群众大会，呼吁人民群众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大力宣传川军在前方抗战胜利的消息；又请我们在野外山下，表演实弹射击。我们用曳光爆炸弹表演实弹射击，精确地命中目标，炸毁目标。人民群众拍手欢呼，齐声叫好！鲜专员说：“我们国家有新式武器，前方抗战一定能胜利……”群众欢欣鼓舞，情绪很高，鲜先生唤起大后方群众安心搞好生产，支援前线。财政局长奚致和先生还杀猪一头，送酒一坛，犒劳我们官兵。我们被大后方人民群众同仇敌忾、坚定的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所震撼，深受感动！
我沿嘉陵江顺流而下到达陪都重庆。刚从战火连天、敌机轰炸的前方，来到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大后方陪都，确实令人看不惯。我向军政部报到后，汇报了在前方参战的实际情况，领了一些经费给养，就要船经万县，又遭敌机的轰炸，夜航经沙市，过长沙、衡阳，到达零陵团部，归还建制。
1939年4月奉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电令，我连由零陵开赴长沙待命，5月奉令开赴江西上高，配属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卢汉）六十军（军长安恩溥）一八四师（师长万保邦），保卫上高奉新一线，防止日军进攻。8月又由上高开赴高安，又配属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进攻高安京岗岭，策应协同长沙会战，战斗激烈，伤亡甚大。我连一个少尉排附、四川人黄××（名字记不清楚），头部重伤，当场阵亡，士兵伤亡十余人。9月，一八四师八十五团（团长曾泽生，即后来在东北解放辽沈战役时率六十军起义的曾泽生将军）攻占甘坊、九仙汤等重要的日寇制高点，击退了板垣师团的一部分，战绩卓著。八十六团（团长杨洪元）、八十七团（团长余建勋）攻占村前宜丰一线，我跟随八十七团，受余建勋团长指挥，均有战绩，受到战区长官的嘉奖。
1940年5月，奉九战区司令长官电令：炮五十一团三个连（四、九、十一连）由江西前线开赴湖北三斗坪向江防总司令部报到（总司令吴奇伟）。当时公路彻底破坏，火炮全部拆卸，由人力搬运。我们经长沙常德、长阳到三斗坪，向江防总部报到。当时日军占领宜昌，在葛洲坝修建机场，每天敌机向我紫阳、南津关江防阵地狂轰滥炸，敌舰艇在江面游动，伺机进犯。江防总部令我连进入紫阳阵地，封锁长江，九连连长杨光德进入南津关阵地，十一连连长叶鼎新进入三游洞一带阵地，封锁江面。1940年8月的一次战役，敌人炮兵集中火力向我阵地轰击，敌机分批狂轰滥炸、俯冲扫射，敌舰艇在江面向我进攻，我连在紫阳阵地上伤亡甚大。在江北南津关阵地，九连连长杨光德同志被炸身亡，炮十一连连长叶鼎新同志受重伤不久死去。杨光德同志是陕西人，叶鼎新同志是辽宁人，我们都是黄埔军校十一期的同队同班同学，朝夕相处，同窗共读，整整三年，私谊甚深。在抗日战争中，他们为祖国的尊严、民族的利益而牺牲，谨追述数事，用以悼念我黄埔军校的同学。
江防战役，由于我军严密封锁长江，利用三峡天险有利地形，我抗日官兵同仇敌忾，与阵地共存亡，日寇多次用飞机重炮掩护登陆舰艇，向我南津关、紫阳阵地进攻，均被我军英勇击退，并使其舰艇重伤，敌军伤亡惨重，未能得逞，保证了我江防的安全和大后方四川的巩固。
南津关、紫阳长江防线战役后，我调升战防炮教导总队（中将总队长张权在我军渡江时任上海起义军总司令，不幸被坏人出卖牺牲）教导团第一营中校营长，抗战胜利后铨叙功绩，我领到国防部颁发的一枚勋章。这枚勋章在“十年浩劫”中连同抗战日记等均丢失了。
我原属国民党二十一军第四师范绍增部，驻四川眉州。后范绍增被刘湘撤掉师长职务，我调到模范师郭勋祺部任第三旅旅长。是年冬奉命率部队出川抗日（当时上海已被日寇占领），眷属及辎重在眉州乘木船到重庆，我率部队步行到重庆，住了一段时间，后乘木船下万县，住李家街口南甫旅馆，眷属也准备回开县陈家场老家居住。我又奉命调任一四六师四三六旅旅长，师长是刘雨亭，另一旅长是梁泽民。我到一四六师仅带了一个上尉副官周邦镇、一个勤务兵陈德荣。
想到出川，别父离家，依依不舍。父亲来万，面色微愠，严肃地对我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个军人，当以保卫国家为己任，若国亡了，还有什么家呢？”经父亲教诲，我毅然下了决心出川参加抗日战争。
在与眷属分别时，妻已怀孕，要我取个名字。我说：“是男孩叫眉生，是女孩，就由你取个名字。”
在万县杨家街口码头乘轮船出川，经云阳、奉节，河两岸有很多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并放鞭炮，充分表达了他们同仇敌忾的爱国热忱。
到了宜昌，我召集了四三六旅上尉以上军官在一电影院内开了一次会，与他们见面。这旅两个团，一位团长名叫林绍成，新津人；另一位名叫王开云。在宜昌住了几天，我就乘轮船到汉口，我乘的是一艘日本未跑脱的货轮。我住的是办公室，设备很好，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这样好的轮船。我不禁想起日本这样一个小国，之所以能如此疯狂地欺侮我们，是由于它们造船工业以及其他工业的发达。我国落后就要挨打吗？我国只有奋发图强才行啊！
到达汉口旅部，驻在刘家庙火车站附近，师部驻在一个尼姑庵。此庵花荫满座，客室设备华丽。一尼姑已是徐娘半老，其他都是青年美姿少女。后来才知道是省主席何键所办，这个“徐娘”就是他的情妇，真是名曰禅院，实际是个淫窟。
一天，部队奉命开往南京集中，当时刘湘任七战区司令长官，驻南京。我在这天晚上同谭副官去看电影，等我回到旅部，只有副官一人，他叫我赶快上船。我赶到江边船上，才知道我的部队中一个团已先出发了。先头那只船没有无线电话机，我与他们无法联系，该团直开到南京下关煤炭码头。我乘的船离南京不远，遇见一只小火轮上驶，小火轮上一个人大喊：“命令廖旅长在芜湖上岸。”长江下游不比川江，冬日浓雾围罩着江面，无风三尺浪，上下船只不停地敲锣，避免互撞。此时潘文华驻在南京，知道我的部队有一个团到了南京，即派人到团部通知：“你们旅长已奉命在芜湖上岸，他不日来南京，你们不要外出，等他来调你们。”该团全是四川人，未见过偌大的城市，更不敢外出。
我回到芜湖，将这个团住处安排好了。我住轮船码头一家四川人的楼上，主人听说我是川军，对我招待甚好。芜湖是我国江南产米区之一，市场很繁荣。安排好之后，我即乘车去南京，同内江人刘建绪（他是陆军大学毕业生，后任汤恩伯的参谋长）一道乘火车。当时交通混乱，秩序不好，我从窗口爬进车内，此乃我第一次乘火车。经当涂、采石矶（牛渚）、马鞍山到南京中华门，住户部街旅馆。旅馆服务员穿着笔挺的天蓝色呢子衣服，头发油光，革履透亮。南京有不少人过着如此豪华舒适的生活，根本没有去想国家已处于危难之中！触景生情，令人悲伤！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郭勋祺师长在南京，听说我到了，即乘包车来看我，并一同去见潘文华。潘住在新街口福记宾馆楼上，要乘电梯上去，这是我第一次乘电梯，犹如腾云驾雾。见到潘文华后，即将部队情况向他报告，然后又同郭勋祺一道乘汽车到下关煤炭码头找到了我这个团的部队。于是令他们乘火车到芜湖候我回来。
在南京，蒋介石给每个川军将领发5000元法币，10元一张，送给私人支配。当时法币还没有贬值，很管用。我的5000元就存旅部，留着作战时奖励士兵。我对士兵们讲：夺获敌人枪一支，奖励20元；杀死一个日本鬼子，奖励40元，等等。在以后作战中，我这5000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他的师长旅长，有的买了四五千元一部的时髦小轿车，供自己在南京玩乐之用。当时敌人已进逼南京，蒋军嫡系早已预料南京不能守，因此先将什物汽车等降价出卖，以备逃跑。之后南京被放弃，国民政府迁到汉口。川军中有的人买了便宜汽车，但在芜湖上不了轮船，就把汽车抛入江中。他们曾打算住在南京玩乐，遥控指挥部队，必要时还有汽车，能在短时间内赶到部队。殊不知公路已被破坏了，与前线失掉了联系，也不知道自己指挥的部队在什么地方，最后汽车也完全丢了。我想大家都坐在汽车上指挥打仗，舒服是舒服，可是这样打日本鬼子，行吗？！
我去宁海路二号去见刘湘，他给我指示：“到了前线会见张发奎，如果江苏、浙江不能保证联合抗日，我在西南地带打游击。”并写了一封亲笔信交我带去。
回到芜湖，我率部队到广德、泗安，包括广德东南东亭湖，初次同日军板垣师团作战。
芜湖火车仅通到孙家埠，距芜湖60华里，以后沿京杭国道公路洪林桥到广德（公路已破坏）。广德有一飞机场。我会见了由上海浦东撤退的霍揆章军长。霍是蒋介石的嫡系，全军仅剩700多人，他坐的是一部美制轿车，随员几人。全军的人虽剩不多，但仍领全军粮饷。
我到广德住了一天就开赴泗安，此镇有上中下三个场，连续15华里，有小河能通小火轮。我住在上泗安一家杂货店里。
我想去见张发奎，又不知道他驻在什么地方，见不到旗帜番号。我走到场口的一个庙的前面，见到两个卫兵岗哨，才打听到了正是张发奎的驻处。张发奎听说我是刘湘的代表，就接见了我，我把刘湘的信交给他，寒暄了十多分钟，我即告辞了。
我睡至半夜醒来，想起了泗安是日寇进攻广德的必经之路，估计天明必有敌机轰炸，立即命令全部队必须在天明以前撤至泗安西边山上的丘陵地带。这里是几十里的松林，是一个非常好的掩蔽地带。果然在第二天的上午7时多，就有日军飞机七八架在泗安上空乱轰乱炸，而我部队无一损失。一四五师饶国华防守广德，以身殉国，我们开会出兵援助广德，从早到晚，开会一天，没有结果。这主要是因为师长刘雨亭要保存实力，不予支援，按兵不动，不予打仗。最后我在会上气愤至极地说：“我们是军人，卫国战争不打，保留实力何用？你们不愿去打，我个人决心去打！”当日半夜，我带部队到广德东边的东亭湖，命令一部分部队破坏广德通泗安的公路。我亲自率领一个团的兵力为主攻，攻至敌人炮兵阵地，而敌人尚不知觉，短兵相接，击毙敌人40余人，缴获“94式山炮”一门、驮马四匹。因为我们把公路破坏了，缴敌装甲车、汽车共计23辆，还有很多武器弹药等，并俘日本官兵几十人，其中有龟谷少佐和几个日本妇女。龟谷少佐带有日本天皇钦赐战刀一柄。为了这把战刀，惹起偌大风波。上级命令我将这把战刀缴上去，我认为这是我擒敌应得的战利品，就不愿上缴，但后来还是上缴了。
川军没有炮兵知识，将一门“94式山炮”连同炮架一起抬到一匹马上，把这匹马压倒在地。当时询问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张六士参谋长，他也不懂炮兵的道理，只得把驮马牵走，将炮埋藏在湖边。后来才派人将炮搬回，运回四川，陈列在成都公园。
天亮时，日军发现我军向他侧背猛攻，即将攻广德城的炮转向我军攻击。刘雨亭师长和我站在一个小山头上，由于我俩身体魁伟，穿的都是翻毛皮领大衣，因而目标显著，致使日军炮兵发炮向我们倾泻射击。距我们约100米处连落几枚炮弹，有一弹击中我步兵一个班，当时伤亡九人，林副团长也被打死。我军全部伤亡100多人。日军骑兵又向我左翼扑来，我立即请刘雨亭师长转移，我亲自率领步兵一个营，重机枪，迫击炮一连，掩护转移。幸而都是丘陵松林地带，对我军非常有利，敌骑向我搜索前进，我命令全营，没有听到我的冲锋号令，不准行动。一待时机一到，一声冲锋号响，部队分成十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人骑兵袭击，机枪齐发，扫射袭击，将敌骑兵打得晕头转向，全部溃逃。我早已指示全军在距我不过几华里的一个名叫“十七埠”的高山上等我。我部队胜利到达集中地，向孝丰、上下关村、桃花村转移，归到本队。
日军原计划是占领广德，把郎溪截断。我在广德东亭湖一仗，使日军侧背突然遭到袭击，阻止了日军进攻广德，打破了日军的原计划。日军没有攻克广德，也没有截断郎溪，这样就解除了从上海退过郎溪河的50余万国民党军队被日军截断和屠杀的危险，从而顺利地撤回后方。
这次抗日战争中，川军饶国华师长在广德以身殉国，王铭章师长在山东滕县以身殉国，士兵多人以身殉国。他们热爱祖国的精神，是值得发扬光大的，是值得我们沉痛悼念的！
我行伍出身，由兵到将官，平时肯研究中外战史，尤其爱读孙子兵法和三国等小说。读书爱分析研究，不是囫囵吞枣。我们川军装备极差，平时我就研究装备差的军队与装备好的军队作战的战略战术，如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兵不厌诈，等等。只能巧打，不能硬拼。初次与强敌作战，即获大胜，这不是偶然的。
我的回忆，时隔已久，记忆不免有差错，但是没有虚构，所记完全是当年事实。
（廖渝生 整理）
七七抗战我当兵，
二十一岁正适龄。
父母给我身心健，
我为国土献青春。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21岁的我，在柳沟抬滑竿。王铭章师开赴前方抗日时，我也当兵了，抬担架，长途行车一月多，到陕西的宝鸡。川军武器装备较差，可是纪律好，有与国土共存亡的决心，在陕西各地见到胡宗南的部队，武器装备是全国一流的。我们任务下来了，连夜开赴娘子关，到西安，在火车上不站队点名，每人发3元钱，送到潼关，过黄河，在风陵渡上小火车，太谷车站每人发两个馒头，到鱼池天将黑，下火车连夜步行，半夜过到一小河边，大家脱裤子过河。9月中旬，水有点冷，听各连值喊，这是元锅镇，不准进民房，不准打开背包，各连找空地原地休息。天将拂晓，日本兵也赶到镇上，川军本来没见过日本兵啥样，这下分清了。日本兵到那儿，不管三七二十一，机枪先示威。我们原地坐下打瞌睡，干部在巡逻，一听枪声，就冲出街外。一连林连长喊：“跟我来。”主力部队神速冲出街外。因日本兵用交叉火网把街口封锁起来，后勤、炊事、担架，还有不少人员全部牺牲在元锅镇的街口。
安内攘外合算，大片国土抢占。
嫡系扩大百万，杂牌与敌死战。
峨眉山上保险，真是安全安全。
我们第一二二师部队调山东，在河南南丰车站下车，走考城，到山东的邹县、两下店前线，与敌作战。1938年3月日本进攻，逐步剧烈，请增援，没有部队援助，直到滕县突围也不见有部队解围。到4月份，我们伤亡很大，邹县、两下店被日本攻破。四个师的部队后撤到滕县坚守县城。紧急请求增援部队，没有援助部队到来。陈敬珊师长、王铭章师长两位下命令，同滕县共存亡。4月17日，滕县发生激战，剩下部队撤进城内坚守，等中央军来解围。到17日的上午，日军攻城猛烈，伤亡过重。王铭章师长在南门指挥战斗，壮烈牺牲。陈敬珊师长身负重伤。尤其南门战斗猛烈，伤亡不计其数，城内士气高，决心同鬼子拼到底。武连长想出一个办法冲出城，可以多杀伤些敌人，也只有这样合算。我们抓住日军的缺点——步兵靠大炮机枪，脚上穿的大皮鞋，跑路有应响；而川军脚穿草鞋，大刀步枪刺刀手榴弹，不怕死，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南门是敌人突进城的要道，所有城内的人、伤员集中西门，有战斗力的集中南门，把死亡士兵的手榴弹收集起来，每人八个，盖子揭开引爆线穿在一起，捆在腰间，一拉引爆线，全都会爆炸，用大刀的、用刺刀的，各显其杀敌之能，一律听武连长的指挥。不准还枪，注意日本兵的行动。
国土沦陷心破碎，血肉魂飞告生灵。
军人感到肩负重，尽我责任召忠魂。
南门坦克把城墙摧垮了一段，敌人的冲锋口就在这里。日本兵真的进城来了，他们爬上城十多人，在城墙下面像蚂蚁涌进。这时武连长喊声杀，在南门内的我军向鬼子冲去。将引爆线一拉，真合算，一个换他几个，川兵、日本兵分不开了。日本的机枪大炮声音都哑了，只听手榴弹的声响。我们西门的伤病员早冲出城了。冲开这条血路，直向南沙，小日本的骑兵追来，大家也不跑了。这些家伙好收拾，不约而同打马的肚子，让马快跑。鬼子转头跑了，这下安全了。将过南沙，铁路上一列装甲车上机枪向我们射来。到临城前两日，到达韩庄大铁桥头，日本的机枪又向我们射击。日本人天黑不出来，我们只有转头，在微山湖边，到老乡家要了些煎饼吃。第二天日本的骑兵搜查。我们成为散兵，一部分被日军杀害；一部分跳到微山湖里，多数淹死；少部分走沛县上岸，到徐州。我也是仅存者。从四川调来的部队，整编后回山东的张山子，在运粮河造浮桥，攻打徐州外围。这次打徐州外围的部队，是云南的六十军、东北军六七八团，打刘权车站，我们右侧面掩护。六十军进攻勇猛，上午没攻下来，下午增援团打下，活抓两名日本兵。因枣庄和台儿庄在运河东边，不好守，六十军撤下来。我部经常出击。上海失守，南京沦陷，日军从蚌埠把河南当山陇海铁路切断。我们山东又在大包围之中，徐州师令部撤走，我们得不到通知，还在对日军小股出击。领物资的人回来报信，我们才绕道到宿县，同敌人接战。我们冲向蒙城周家口、潢川、罗山，到信阳、随县、枣阳、唐河、双沟至襄阳，但始终也没有找到我的部队。
日军侵占我国的东北四省后，国家号召青年人要献身国家，救亡图存，我即效法汉代班超之志投笔从戎，投入了国家军队——川军籍的陆军四十五军一二七师三八〇团一营二连当兵。此时军长邓锡侯，师长陈离，团长王徵熙，营长周成恕。抗战开始次年，邓锡侯调回四川后，军长由陈鼎勋担任。1943年，军为了指挥自如，师与师对调了一团兵力，番号改为一二五师三七三团一营，此时军长为陈鼎勋，师长汪匣锋，团长彭子钧，营长林钟喜。
1937年10月的一个夜里，部队由山西平靖关方向返回榆次县。我不知敌人的情况，只从战斗情况晓得，三天前由潼关到达山西省榆次县时，上空有敌机轰炸，不知敌人相距多远。那夜抵榆次时，得悉西南门最危险，部队迁道向太原进发。拂晓后，在同蒲铁路侧遇敌。当时团长王徵熙，令各营展开战斗，以铁道旁为阵地，开始作战。全部战士都有同仇敌忾的决心，向敌发起了三次冲锋，但都被敌人的大炮机枪与掷弹筒压制，不得逞。战斗至12时许，我军尸体遍野，虽然战士有战斗的雄心，但是弹药消耗殆尽，战场一时沉寂，军长邓锡侯身边的参谋都被打死了，他也不理会，部队向同蒲路南面转移。
附记：
1.此时我们的武器是四川造的步枪，每人有子弹100颗，手榴弹八颗。
2.士兵无棉衣，伙食也不健全，有的士兵向当地老乡借衣御寒，在无招待所的地方，士兵向人民要吃的，棉衣才由潼关起运。
3.战斗后在平遥县收容，我团编制了六个连，我在二连。
4.接受新的任务时，由洪洞县向介休县进发时，令我们部队调出山西省，到潼关待命。
1937年底，奉命开赴五战区津浦线上，敌我相持于山东省邹县两下店之间。1938年2、3月，敌人向阵地发动攻击，我们苦战两天一夜，敌人用了全部武力，飞机、大炮、坦克车，向我阵地猛扑未逞。2日的薄暮时间，受了右翼友军的战斗影响，我们不得不转移阵地。3日上午，王铭章师长战死在滕县。我军在南沙河地区，遇着强敌对我袭击，在自卫战斗中，我们师长陈离负伤，此后部队到达徐州贾汪收容整理。此时即是台儿庄大会战的开始。
我们在贾汪整理约两星期，即奉命开赴微山湖以下的津浦铁道线上的右翼，在运河沿岸挖筑工事，防御敌人，殊不知敌人在台儿庄会战受挫。战斗不进展时，敌即用大规模的箱形战术，一支队伍由黄河沿南岸西下，在我河南商丘县以西截断我部陇海铁道交通线；一支队伍由浦口进军，沿安徽淮河一带向河南地区，与截断陇海线的敌军相连。我们所有部队都在包围之内。
此次敌人用的是快速包围法，很快我们的战斗补给发生困难，战区部署撤退路线是有秩序的，各部队的行动却紊乱了，各队混淆，强者领导先走，弱的领导当后卫部队，逐步转移，不分日夜，连走了十多天。一个晚间，各部队使用了全部武力，终于冲破了敌人的包围线，到了安全地区——安徽亳县境内。此时人都疲劳了，精神不振了，只是慢慢地向平冀线上走去。此次负伤官兵无人照理，个别伤兵向老乡要饭吃，即“伤兵讨口”。
徐州撤退后，部队在河南信阳收容失散官兵，到湖北樊城整理队伍。9月，敌人沿长江向武汉进攻。中国军队此时以保卫武汉三镇为核心，部队开赴信阳待命，抵达后即开到罗山县境内与敌接触。对敌作战时，天降绵雨数十日，部队增添了轻机枪、汉造步枪，士气旺，有信心进行沐风栉雨的战斗，战士们都很勇敢，敌人的攻击进展迟慢了。日军即派飞机，在我们阵地的上空洒下毒性细菌。我们抵制敌人两星期，毒性细菌生效了，我们部队战斗人员都生病了，头痛，像生疟疾。经医生抽血检查，都是恶性细菌感染，所有战斗部队都有大同小异的病症发生。部队失去了战斗力，奉命到樊城医治整顿。我亦到指定地点等候治疗。部队在整顿中，添发了许多能与敌人对击的武器（如马克沁轻重机枪、席格加列夫轻机枪、比造步枪）等，今后作战，更有信心了。
部队在樊城整理后，军队素质提高了，战斗信心增加了。1939年春季，敌人的攻击目标为襄阳、樊城，日军发动攻势时，我们的团划归了广西籍军队指挥。日军接近时，我军在信南公路及襄枣公路地带进行战斗，敌我双方兵力雄厚，势均力敌，但敌人用氢气球指挥，俯视我们全面阵地。敌军前进停止、指挥炮兵对我们阵地的炮击，都在气球上发出指导信号。我军的指挥官也是巧妙指挥，及时使用预备队，战斗了将近旬日，日军攻击未逞，退回它的原巢京汉铁路线去了。此次战斗，我军为了减少敌空军轰炸行动，都在夜间变换。一场披星戴月、同仇敌忾的战斗结束了，部队渡过汉水，在襄阳谷城间一线筑挖工事，准备迎击敌人。
南岳会议后，战斗信心转弱为强，军队的战斗转守为攻，约于10月份向敌人占据的随县的滚山据点开始攻击。战斗开始了，我们营划归二十二集团军一二四师的一个团长指挥，部署时，营为预备队。攻击队伍士气极旺，抵达敌人阵地前沿，遇有敌人的有刺铁丝网，我们不破坏它，用自己所用的棉被，搭在屋顶形的铁丝上面，迅速进入敌人交通壕内，对敌战斗。一夜的激战，我军的伤亡多了，敌人也都战死在阵地上，敌最后一个据点，我军未克服。拂晓前接到命令，全营接防攻击部队，夺取敌人的所有阵地。全营官兵斗志坚强，愿与阵地共存亡。指导员实施宣传战术，在敌据点侧，以日语宣传，叫敌投降，三次后，敌全不作声了。此次战斗，白天敌人飞机大炮不停轰击我阵地，士兵进食都在夜间，供应两次。副营长表光汉，准备把敌人最后据点在今夜夺下，敌人就是铜墙铁壁也要把它摧毁了。正在准备时，命令来了，敌人的增援部队奸诈，对我营的战斗不利，全营撤下滚山阵地，保全了实力。上级对此次攻击进行表彰，打死了日本官兵的都有奖金，阵亡负伤的敌人都抬到我军后方去了，我军的伤亡官兵也一同抬回治疗。连内获得的战利品有日本编创的《皇风万里》一书、新武运长久的旗帜、指挥旗、东京居地给敌军官兵寄来的信件、他们的女人给他们寄来的物件等。此次战斗中，我担任司务长，每夜给战士送茶饭两次。有一次，走在后面的一个炊事员跌到崖底下去了，他的脚骨跌伤了，行走不得，我返回寻找，才把他找到。之后把他背回去，开了伤票，进医院治疗。不到一个月伤愈，他又回部队来了。
1940年春季，敌人欲夺取襄阳、樊城及老河口等地，战争开始了。上级决定，我们四十五军全部以大洪山为依据，在敌人的后方打击敌人。战斗时，敌人迅速抵达樊城附近，在汉水、白河以东地区开始攻击。我们队伍就在随枣公路的一侧对敌作战，随时袭击敌人的车辆、补充物资及伤兵。敌人前方部队受了牵制，于是派遣队伍来扫荡大洪山。我军为了牵制敌人的兵力，一二七师三八〇团为先头部队向随枣公路上的敌军进击。前队走至乌金店时与敌遭遇，从拂晓至黄昏，战斗了一整天，敌我的伤亡都很大。我们的队伍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去了。另外以两个团的兵力，选择了两条敌人必经之地，埋伏在深山老林中打击敌人。翌日10时许，敌人部队走到我三八一团埋伏地区，尾队进入时，开始发枪袭击，痛击敌人一大阵。敌人无法还枪，狼狈乱窜。待敌人部署战斗时，我军已转移其他地区去了。敌人几次扫荡大洪山，无大成果，即集中多数支队，对大洪山地区实施全面扫荡。我军采取了反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的战术，一旦夜晚，我军全部通过了随枣公路，以高城镇为依据，又向敌人的侧翼开始攻击。不到一周时间，敌军全部撤退回原占据地区，也就是京汉铁道线上去了。
附记：
1.此次战斗，敌军无法占领襄阳樊城。
2.三十三集团总司令张自忠，受友军的战斗影响，在宜城县阵亡了。
3.我担任七五八团机枪三连的司务长，每日在战斗中准备人粮马料、武器弹药的补给等事。
1941年冬季，日军一个混合联队，向我军一二七师防御阵地左翼进击，我们三八〇团首次阻击。在一个丘陵地带，对敌作战两昼夜，双方都发起冲锋数次，都有强大的火力掩护，各不得逞。师改变战斗部署，决定在河源店一线有利地形，打击敌人。次日晨敌人抵达我阵地前，双方战斗了半日，敌人空军九架来我阵地上空投弹轰炸，进行陆空战斗，我军二营营长罗仁飞被炸死，副营长肖××亦被炸死了。战斗激烈，我师用了另一个团向敌侧面攻击，战斗一夜，敌人不支，向他的老巢随县退去了。战斗结束了，全师阵亡了200多名官兵。师在河源店侧边，掩埋了阵亡官兵，建修了血花公园，追悼阵亡官兵。
1942年至1943年，敌人由强转弱，就像土匪，时而派出敌军大队和小队出来烧、杀、抢、夺敌我相距区的人民财物。我们部队为了打击敌人的捣乱，出动了我们三八〇团，向敌人的雷公店据点攻击。战斗开始了，我营预备队经过一夜的攻击，占领了敌人的外围阵地、碉堡及战壕。寒冷的霜冻早晨，我奉命率领本排士兵，接代攻击部队占领敌人阵地和碉堡。任务接换后，敌我相隔的距离只有不到200米远。敌人的三八式步枪不时向我发射，我也安排了三名狙击手，有乘之时，向敌射击。约10时，空中来了三架敌机，向我阵地碉堡投弹轰炸。时排长及我领导一、二班兵力，在敌人当面阵地上，迎击敌人。三班在碉堡后方，占据有利地形，对空战斗。敌机空袭约两小时，用机枪向我阵地实施侧、正、斜多次扫射，又投炸弹十多颗。在镇内敌人及我后方人员看来，我全排都被炸毁了。敌机去后，我左侧方瞬间发现一个穿皮大衣的人，我们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我是当地保长，我们都是中国人，我来看看你们伤亡情况。”我明了他是维持会的人，给敌人当耳目的。我厉声对他说：“你是中国人，不伤害你，你去告诉日本人，我们的人员无一个损伤。”同时营部也派副官来观察我排伤亡情况，亦告知无有损伤。此处与敌相持了两昼夜，敌人为援救雷公店之敌，从三阳店方向出来一支敌军，向我右后方包围，由随县出来一支敌军，向我左后方进发，欲将我军包围于同兴镇以东之内。黄昏前我排奉命，破坏敌人碉堡。营派人送来了4号甲雷。好了，有此武器，破坏敌人的建筑物就非常容易了。半夜间，留了两个精干战士，俟全排离去20分钟时，拉燃了导火线，敌人碉堡彻底破坏了。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走了半夜一天，黄昏时，与包围我之敌军接近了。我们利用同兴镇以北深山老林为掩护，袭击敌人。早上待命，附了一挺重机枪给我指挥。我们向着崎岖小道，穿过密密的森林，找着敌人必来之路观察。尖兵来报告，山下有敌人，三个敌兵正在杀老百姓的鸡。再向一个山嘴的左翼侦察，发现了敌军约有一个团的兵力，在此停歇，乱七八糟的，有的煮饭，有的在杀老百姓的猪、鸡。士兵们看见，笑了，连声说“好打，好打”。重机枪、马克沁轻机枪、席格加列夫轻机枪，都进入适当的射击位置，所有武器一齐发出威力，向敌人射击，打得敌人抱头乱窜。约半小时后，远处敌人炮兵向我发射了。痛击敌人一场，此时我重机枪发生故障，全排转移至连长指定地点待命。翌日我连行动，走至昨日敌军受袭的地点，查看后得知，打死战马五匹，未烧尽的尸骨遍地皆是。瞬间全团都知道，昨日痛击敌人，是我连的成功，团部命令来了。午后1时，我连掩护团的卫生队、辎重、行李、非战斗人员，安全通过，在同兴镇以北的山沟路、通往朱家集道上停止待命。
我们在十多里长的一个斜坡山路上，掩护非战斗人员通过。连的行军秩序，是三二一的顺序，我排走后面。4时许，三排上了山坳过了岔向下行，二排正走在岔口上，我排还未走到山坳上时，左前方山腰间突然出现敌人，向我袭击，我与二排迅速展开战斗。战局还未稳定时，一股敌军向我们冲来，我率领二、三班步枪组向敌冲锋，肉搏弹打死了几个日本兵，敌人一软，我们立即利用有利地形对敌激战；又一股敌人再向我冲来，我立即抓住二班的轻机枪（席格加列夫）对敌扫射了一弹盘子弹，敌人才转去。我们正在奋勇战斗时，山腰的上空突然飞来三架敌机，向我轰炸。三班班长炸死了，死了士兵六个，带伤五个，此班失去了战斗力。我们二排被轰炸，伤亡损失最重，人员炸死了一半多，机枪步枪亦被炸毁，二排没有战斗力了。在千钧一发之际，我坚持战斗，指挥一、二班仅余兵力，对敌战斗。此时右前方敌人的侧射机枪发射了，向我们连续射击，我的右脚掌中了弹，负了伤，不能行走了，我仍然指挥一、二班对敌战斗，至约晚8时，完成了掩护非战斗人员的任务。此次战斗，我连损伤人员一半以上。战后经上级批准，奖励我甲种乙等干城奖章一座。这是我在抗战中最难忘的一次战斗。
1944年，对日作战之盟军在老河口修建了前哨机场，不时出动飞机，向敌占领区武汉、沙市、宜昌及洛阳、郑州等轰炸，敌人空陆军队都受威胁。其由汉口、洛阳两地派出兵力，向老河口进击，企图夺取前哨机场。此时我军一二五师正在老河口整训，受命保卫机场。1945年4月份，洛阳方面的日军先抵达光化县境内，我师缩小阵地，坚持保守老河口。日军来势凶猛，开战时，用炮发挥最大威力，把我河口北门阵地轰毁，日军一个联队全部进入老河口城内。此时师长汪匣锋下令，今日非把日军打出老河口城不可，全师实行连坐法，上一级有处死下一级的权威，非战斗人员一律运送弹药，放在各街口，准备使用。瞬间布置完成，一场街市的战斗开始了。我军猛向日军攻击，展开一场血战。日军不支，退到一所民房大楼内抵抗。我军炮连用燃烧弹，向敌发射，瞬间楼房着火，火烟冲天。日军不支，向北门外退却。我军侧射机枪猛力射击，日本官兵在北门城外地带横尸遍野。此次战斗，我师死亡官兵500多人，都埋在老河口公园广场上，我连获得日军机枪两挺，其他连获有日军电台、机枪、手枪装备等物。战后，敌我对峙于老城基内外，双方实行炮战。守了五天，我们的援军一二七师抵赴城内进行增援。到了第11天的下午，日军用猛力炮火，将我们东面城基突破，我军渡过汉水，在汉水以西防击日军。
我于清末宣统二年（1910）出生，可说是在抗战的炮火中侥幸活过来的人。退休之年与老伴养花弈棋以享天年，逢到节假日，儿孙们都回来看望我们，一家人笑语声喧，欢聚一堂……此情此景，令我感怀不已。我庆幸自己能赶上这太平盛世。当我安度幸福晚年时，又怎能忘记那外敌入侵、狼烟四起的岁月呢？
1938年秋，西昌驻军川军十六师奉命出川抗战。大部队取道雅安，经成都过重庆在万县会合休整，改编为国民党新编十四师。因武汉失陷，水路不通，只有徒步行军，由施恩、利川经湖南向江西前线进发。
1939年3月25日晚，队伍抵达江西武宁，中央军三师撤防，由新编十四师接防，第二天就赶上了南浔战役。
当时我在艾一心的四十团里当连长，布防在距城的十几里路的盘龙岗。26日清晨，日军飞机大炮向我阵地狂轰滥炸，副营长樊铁生当场被炸得血肉横飞，士兵死亡不计其数。就这样两军对峙，激战三日，我们击退了日军多次进攻。我在指挥机枪连作战时，因负伤而转入桂林一三九后方医院。后来听说，在我离开阵地的两个小时后，敌军利用我师初来乍到不了解地形，将我们包围，唯一的出路就是涉水渡修江，由于水深流急，一些官兵被这滔滔的江水吞没了……
1940年，七十二军军长韩全辅率十四师、十五师在江西富河一带向敌人后方挺进，反被日军包围，全军只好退守江山。翌日晨，才发现山上仅住有几户人家，既无粮草，又无水源，只有突围。于是，我们四十团奉命为突围先锋。日军未曾料到我们的突然行动，因此我们冲出后就立即占领高地牵制敌人，敌人此时才开始疯狂集结兵力截击我后面突围的队伍。当我正在指挥作战时，只见冲出的人群中有韩军长的侍卫，他慌忙跑过来向我打招呼：“连长，请你在这里抵挡一阵子，让后面部队赶快突围。韩军长突围时负了伤，你要保密，稳住阵脚哟！”过后我才知道，年近花甲的韩全辅军长腰部负了重伤，我们十四师安全脱险，十五师却遭到了日军的截击……
同年，我们团奉命反攻武宁，我这一连在进攻中与给养失去联络，士兵在阵地上饿着肚子，我立即派连部上士刘少云返回留守找司务长。他往返四次，五六十里路，及时解决了给养问题。但当我见到刘上士时，他已是面色灰败，几乎要瘫倒了。他向我报告：“连长，任务总算完成了，但我现在支持不住了，伤口翻了……”原来，这个四川达县乡下憨厚的农民，在那次南浔战役中腹部被日军子弹创开了一个大洞，并伤及腰部。撤下火线后，他随着伤兵流向后方。当时他的肠子都掉了出来，路上又无人救护，他只好咬紧牙关，用毛巾堵住伤口艰难行走。伤口溃烂发臭，他好容易才在一个村子里见到了临时的伤员包扎点，洗了伤口换了药又开始上路了。他历尽了千辛万苦赶到株洲，才乘上火车被转入后方医院去了。伤愈后，他立即又返回了前线。
我悔恨自己不该派刘上士去执行任务，难过地向他吼道：“你负这么重的伤，为啥不告诉我呢？！”他却安慰我说：“连长，任务紧急，我是不能推托的，如果我死了，是为国捐躯，怨不得你。”之后，我发觉刘上士这个人的确明达事理，作战勇敢沉着，且颇通文墨，就极力保荐他，但上司却强调说什么非军校生不予提升，而与此同时，却提升了另一名非军校生。其实，我这个所谓第八期军官生，虽然已晋升了少校，不是仍被撤下来了吗？！旧军队中的互相倾轧我是看透了的，但只是觉得对不起这个出生入死的好士兵。我悲愤地对他说：“刘上士，是我无能，让你受委屈了，我对不住你呀！”他倒劝起我来：“连长，莫难过，怨不得你，当初我到前线当兵，就没有想到生还，哪个还想当啥子官噢。我这一腔热血，洒在抗战的前线，也算是我报效国家了。”我是个军人，“男儿有泪不轻流”，但是我却流了泪……
记得当初武宁一带的军民中流传着这么一首歌谣：“不起早，不吃饱，不洗冷水澡，不走露水草……”说的就是抗战以来，这里不断有战死的军人和受害百姓的尸体，来不及掩埋，腐烂发臭后病毒细菌大肆蔓延。真是：“黄尘足古今，白骨乱蓬蒿。”在民族危亡之际，有多少百姓死于无辜，又有多少无名的士兵将热血洒在抗日的沙场……
我老了，愿将这悲壮艰辛的史实告诉我的儿孙晚辈。中华民族曾历尽了磨难，但我们的民族精神却是永存的，为了国家的旺盛、民族的兴旺，我们将永远牢记这国耻国难，爱国奋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