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的真理总是更多地通过批判，而不是通过条文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批判不仅使理论上的真理更加接近实际，而且通过反复应用，会使人们更加习惯并且相信这些真理。

从原因推断结果时，往往有一种不易克服的外在困难，那就是无法完全了解事件的真相。这种困难在战争中比在任何其他活动中更为常见。除此以外，战争中更难完全了解行动的动机。所以，批判的研究大多必须同历史的研究配合进行，即使如此，有时原因同结果往往还是不能吻合，也就是不能将结果看作已知原因的必然产物。

批判的研究除外在困难外，还有一种很大的内在困难，即战争的结果很少是由单一的原因产生的，而是由很多原因共同产生的，因此，只单纯而认真地追溯事件的一系列根源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必须弄清楚每个原因所起的作用。如此一来，就必须对原因的性质作进一步的探讨。

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即真理才是批判的重要依据。批判如果不借助合理的理论，不可能令人信服和经得起考验。

如果认为理论能够把每一个抽象的真理都包括在内，批判的任务只是考察具体情况是否符合相应的法则，这也是一种误解。创造理论的那种分析探讨的精神同样应该指导批判活动，而且只有批判具有这种精神，才会进入真正的理论研究领域。反之，如果在批判中只是机械地搬用理论，那就完全不能达到批判的目的。理论研究得出的一切肯定的结论，比如原则、规则和方法等，越是成为死板的条文，就越缺乏普遍性，就越远离绝对真理的性质。这些东西本来是供人应用的，至于它们是否适用，永远应该由判断来确定。在批判时，绝不能把理论上的这些结论当作衡量一切的法则和标准，只能把它们当作判断的依据。

如果批判者想要赞扬或指责当事人，那么就应该尽可能地完全站到当事人的立场上去看问题。

批判的任务是探讨手段产生了怎样的结果。如果结果不是偶然产生的，那么知道结果以后再判断产生结果的事物，就会受到已知结果的影响。战史中出现的所有现象对批判来说都是教训的源泉，批判者用全面考察历史所得出的结论来阐明事物是很自然的，因此有时想抛开结果，但仍然不能完全做到。所以，批判者赞扬或指责某一具体行动时，站到当事人立场上的可能性是有一定限度的。

要批判者与当事人完全一致，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像在一切技术和艺术活动中一样，在战争中需要的是经过锻炼的禀赋，这样的禀赋称为造诣。当事人的造诣有高有低，高的往往高于批判者，所以，如果可以对一个具有伟大才能的人进行批判，那么就不能不允许批判者利用比当事人知道得多的这个有利条件。所以，批判者在对伟大统帅进行批判时，不能像验证算术题那样，采用伟大统帅使用过的材料对他完成任务的情况进行检验，而是应该根据伟大统帅所取得的成果和对事件的准确估计来鉴赏他卓越的才能，了解他智慧的眼光所预测到的事物内在的联系。

不管当事人的造诣如何，在对其进行批判时必须站在较高的立足点上，以便掌握丰富的客观依据，尽量避免主观，避免将自己有限的智力作为批判的尺度。

凡是人的智力无法确定的东西，必须根据结果进行判断。在确定精神力量及其作用时主要就是采用这种判断。

批判其实就是一种思考，它与军事行动之前所做的思考是相同的。因此，批判的工具，即批判时使用的语言，同战争中所进行的思考具有相同的特点。

理论不应该成为阻碍指挥官发挥作用的死板条文和体系，而应该成为培养指挥官的智力活动的工具，在培养过程中起指导作用。

凡是事物的性质必须用冗长的道理才能确定时，在批判时就只能依靠有关真理。在战争中，当事人遵循这些真理时，只是领会它们的精神，而不把它们看作外在的僵硬的法则。同样，在批判中也不应该把这些真理当作外在的法则，使用时完全不必重新阐明其正确性，而应该领会其精神。这样，批判时就能避免使用隐晦难懂的语言，而采用简洁的语言和清楚明白的观念。

在批判中有一种常见的弊病，就是把某种片面体系当作金科玉律，以至被滥用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另一种较大的弊病是滥用名词、术语和比喻。第三种弊病是滥举史例，以炫耀博学多才。

如果理论能够切实地被用来考察作战的各种问题，做出力所能及的论证，并用简洁的语言加以表达，能够避免滥用科学形式和引证历史装扮自己，能够真正重视事实，能够联系战场上的实践，那么理论就不致产生种种弊病了。 qGqLnI4oTokh3aqt95FLbt8csYjGa8EEK4QRwafJH8nQe/l5cxWRbU0q0pC3h/g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