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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艺术最初只被理解为军队的准备。人们把军事艺术或军事科学只看作与物质事物有关的知识和技能的总和，内容无非是武器的结构、制造和使用，要塞和野战工事的构筑，军队的组织及其行动的机械规定等，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准备一支在战争中可以使用的军队。至于在危险时刻和双方不断相互作用时军队的使用问题以及智力和勇气的活动等问题，都没有提到。
在攻城术中首次谈到了作战的具体实施方法，即运用物质的某些智力活动的问题，但是这些智力活动的每次发展，都是以出现接近壕、平行壕、炮台等这一类新的物质对象为标志。智力活动只是串联这些创造物所必需的一条纽带。
之后的战术试图按照军队的特性来为军队的一般部署制定某些机械性的规定。当然，这已涉及战场上的活动，但仍然没有涉及自由的智力活动。
那时，真正的作战方法多半只是在某些回忆录和故事中谈论别的问题时附带谈到的。随着对战争的各种看法不断增多，迫切需要找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依据来解决常见的争执和分歧。
有了建立理论的要求，人们便努力为作战制定原则、规则甚至体系，但是，这样死板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
战争理论家们早就感到这方面的困难，并且认为理论原则和体系只局限于物质对象上或单方面的活动上是不行的。他们企图用计算的方法得出十分肯定和死板的结论，因而使研究范围局限在那些只能够计算的领域。
有人从决定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选中了数量优势，因为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计算，可以把它纳入数学法则。但是认为数量上的优势是唯一的法则，是军事艺术的全部奥妙，那就是一种根本经不起实践考验的片面看法。
有人试图在理论研究中把军队的给养发展成为体系。他们从军队是一个物质实体出发，认为给养对大规模作战有决定性意义。用这种方法也可以得出某些肯定的数值，但是这些数值都是以很多臆测的假定为依据，在现实中站不住脚。
有人试图把军队的给养、人员的配备、装备的补充、本国交通联络的安全及必要时的退却路线的安全等许多问题，甚至还有与此有关的精神因素，都用“基地”这个名词概括起来。这只不过是为了取得一种纯粹的几何学的结果，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后来，与基地原则相对立的另一种几何学原则，即内线原则占据了上风。虽然这个原则建立在战斗是战争的唯一有效的手段这一真理上，但由于它具有纯粹的几何学性质，所以仍然是永远不能指导现实的另一种片面的理论。
在以上所有理论中，只有分析部分可以看作是在探索真理方面的进步，而它们的细则和规则却毫无价值。这些理论都追求肯定的数值，但战争中的一切是不肯定的，计算时可以作为根据的只是一些经常变化的数值。这些理论只考察物质因素，没有对整个军事行动始终离不开的精神力量及其作用加以研究；只考察单方面的活动，而忽略了战争是双方经常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
那些规则对天才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天才的所作所为正是最好的规则。理论所能做的最好的工作，就是阐述清楚天才是怎样做的和为什么这样做。
任何理论一接触精神因素，困难就会无限增多。
军事活动绝不是只涉及物质因素，它总是同时涉及使物质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力量，因此，把两者分开是不可能的。
为了弄清作战理论的主要困难，并且根据这些困难找出作战理论必须具有的特性，需要进一步考察军事活动的主要特点。
第一个特点：精神力量及其作用——敌对感情。
斗争本来是敌对感情的表现，但是在战争中，敌对感情往往表现为交战双方的敌对意图，个人与个人之间通常没有敌对感情。此外还有其他的感情，如功名心、统治欲和其他各种激情等。
斗争中，危险无处不在，一切军事活动都必然在危险中进行，危险对人的感情或是直接起作用，即通过人的本能起作用，或是通过智力起作用。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力图逃避危险，如果不能逃避，就会产生恐惧。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是勇气使人克制了这种本能的反应。然而勇气不是智力的表现形式，它和恐惧一样，是感情的表现形式，只不过恐惧是怕肉体受到伤害，而勇气是为了维护精神的尊严。勇气是一种高尚的本能。
我们把这些由敌意和危险激起的感情力量看作战争中所特有的，但并不因此就认为人类生活中的其他感情力量与战争没有关系，它们在战争中也经常起着不小的作用。
除了感情以外，指挥官的智力同样有极大的影响。一个喜欢幻想、狂热而不成熟的指挥官的作为和一个冷静而强有力的指挥官的作为迥然不同。
由于每个人的智力不一样，因而达到目标的方法也多种多样。
第二个特点：军事行为是活的反应。
在军事行动中，任何一个措施都会对敌人产生不同的作用。制定的行动计划常常被意外的情况打乱。因此，同人类的其他活动相比，军事活动中更多地依靠个人才能，较少会运用理论上的原则。
第三个特点：所有情况的不确定性。
战争中一切情况都很不确定，所以，在对客观情况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就只能依靠才能，甚至依靠运气。
鉴于军事活动具有上述特点，必须指出：企图为军事艺术建立一套死板的理论是根本不可能的。建立理论的困难，大小处处不同。想要摆脱这些困难，出路有两条：
第一条，对军事活动的特点作一般性的探讨时所谈的一切，并不适合任何职位上的人。职位越低，就越发需要自我牺牲的勇气，而在智力和判断力方面遇到的困难要小得多，接触的事物就比较有限，追求的目的和使用的手段就比较少，知道的情况也比较确切，其中大部分甚至是亲眼看到的。但是，职位越高，困难就越大，到最高统帅的地位，困难就达到了顶点，以至几乎一切都必须靠智慧来解决。
即使从军事活动本身来看，困难也不都一样。军事活动的效果越是体现在物质领域，困难就越小，越是体现在精神领域，成为意志的动力，困难就越大。因此，为战斗的部署、组织和实施规定理论比为战斗的运用规定理论容易。总之，为战术建立理论比为战略建立理论困难要少得多。
第二条，依据的观点是，理论是一种考察，不能是死板的，不能是对行动的规定。
建立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让别人不必从头整理材料和从头开始研究，而是利用已经整理好和研究好的成果。理论应该培养未来指挥官的智力，更正确地说，应该指导指挥官自修，而不应该陪着他们上战场。有了上述观点，才能消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
理论应该考察战争的目的与手段的性质。在战术中，手段是进行斗争的受过训练的军队，而目的是取得战斗的胜利。在这里，只要把敌人退出战场看作是胜利的标志就够了。通过这样的胜利，就达到了战略为战斗规定的目的，使战斗具有了真正的意义。战斗的目的对整个作战计划的制定、组织和实施有非常大的影响，因此战争的目标也应该成为战术的一个研究对象。
在战术上使用手段时离不开相应的条件，即地形、时间与气候。
在战略上，只有胜负之分，战术成果是手段，导致媾和的因素才是最终目的。在战略上运用手段达到目的时，同样离不开对此发生影响的条件，即地区和地貌（地区应扩大理解为整个战区的土地和居民）、时间（应包括季节）与天候（应包括严寒等特殊现象）。
根据经验确定战略所应探讨的手段和目的，第一个问题是，战略如何才能把手段和目的准确详尽地列举出来？只有依靠经验，根据战史提供的战例进行研究。当然，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理论会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只适于同战史完全相同的情况。
第二个问题是，理论对手段应分析到什么程度？只需考察它们使用时的各种特性就够了。
这样一来，作战所需知识的范围大大缩小，理论所需研究的对象也显著减少。一支装备齐全的军队在进入战场时所必须具备的以及一般军事活动所必需的大量知识和技能，在投入战争使用前，必须压缩成极少的主要结论。这些直接注入战争的主要结论才是指挥战争的人所必须熟悉的。这说明了为什么伟大的军事天才可以迅速成长为统帅而不是学者。
以前，人们没有意识到战争中所需要的知识是很简单的，总是把这些知识同那些为作战服务所需要的大量知识和技能混为一谈，因此，当知识和技能与现实发生明显的矛盾时，只好把无法解释的一切都归之于天才，认为天才不需要理论指导，而理论也不是为天才建立的。因此，有人不承认知识的用处，把一切都推给天赋。这种看法不符合事实。不积累一定的观念，就无法进行智力活动，而这些观念大都不是先天带来的，而是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这些观念就是知识。
不同的职位需要不同的知识。战争中所需要的知识虽然很简单，运用它们却不那么容易。
统帅不必是历史学家，也不必是政论家，但他必须熟悉国家大事，对传统的方针、当前的利害关系、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当权人物等有所了解和有正确的评价。他不一定是细致的人物观察家和敏锐的性格分析家，但是他必须了解自己部下的性格、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主要优缺点。他必须能正确地估算一个纵队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行军时间。所有这些知识都不能靠科学公式和机械方法来获得，而只能在考察事物时和在实际生活中依靠理解力来获得。
还必须考虑把知识融会贯通，变成自己的东西，因为对作战知识来说，这比对其他任何知识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