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从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一日起，在成都《华西日报》写“厚黑丛话”。每日写一二段，初意是想把平日一切作品折散来，连同新感想，融合写之。乃写至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底止，历时九月，印成三小册，觉得心中想写的文字，还莫有写出好多。长此写去，阅者未免讨厌因变更计划，凡新旧作品，已经成了一个系统者，各印专册。“厚黑丛话”暂行停写，其他心中想写的文字，有暇时，再写一种“厚黑余谈”。

我打算刊为专册的，计：（1）厚黑学，（2）心理与力学，（3）社会问题之商榷，（4）考试制之商榷，（5）中国学术之趋势，共五种。厚黑学业于本年五月内印行，兹特将“社会问题之商榷”付印。

民国十六年，我作了一篇“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载入《宗吾臆谈》内。民国十七年扩大为一单行本，民国十八年印行，名曰“社会问题之商榷”。此书发表后，据朋友的批评，大概言：“理论尚不大差，唯办法不易实行，并且有些办法，恐非数百年后办不到。”这种批评，我很承认。我以为，改革社会，等于修房子，应当先把图样绘出，然后才按照修造，如或财力不足，可先修一部分，陆续有款，陆续添修，最终就成为一个很完整的房子了。倘莫得全部计划，随便修几间来住，随后人多了，又随便添修几间，再多又添几间，结果杂乱无章，不改修，则人在里面，拥挤不通，欲改修，则须全行拆掉，筹款另建，那就有种种困难了。东西各国，旧日经济之组织，漫无计划，就是犯了这种弊病。

大凡主持国家大计的人，眼光必须注及数百年后，断不能为区区目前计。斯密士著《原富》，缺乏此种眼光，造成资本主义种下社会革命之祸胎。达尔文缺乏此种眼光，倡优胜劣败之说，以强权为公理，把全世界造成一个虎狼社会。孟德斯鸠缺乏此种眼光，倡三权分立之说，互相牵制，因而激成反动，产出墨索里尼、希特勒等专制魔王，为扰乱世界和平的罪魁，这可是很痛心的。

我辈改革社会，当悬出最远大的目标，使人知道前途无有止境，奋力做去，社会才能日益进化。并且有了公共的目标，大家向之而趋，步骤一致，社会才不至纷乱。

《礼记》上有《礼运》一篇，本是儒家的书，又有人说是道家的思想，书中提出大同的说法，至今二千多年并未实现。当日著书的人，明知其不容易实现，而必须这样说者，即是悬出最远大的目标，使数千年后之人，向之而趋。也即是绘出一个房子的样式，使后人依照这个样式修造，经过若干年，这个完整的房子，终当出现。著《礼运》的人，虽然提出此种目标，而实际上，则从小康下手，一步一步地做去。至于释迦佛所说的境界，更非历劫不能到，然而有了此种目标，学佛的人，明知今生不能达到，仍不能不苦苦修习。东方儒释道三个教主，眼光之远大，岂是西洋斯密士一类学者所能梦见，有了西洋这类目光短浅的学者，才会酿成世界第一次大战，直接间接死了数千万人。大战过后，仍不能解决，跟着又要第二次大战，如不及早另寻途径，可断跟着又要第三次大战、第四次大战。

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日本少壮军人，真是瞎子牵瞎子，一齐跳下岩。我国自辛亥革命至今已二十五年，政治和经济，一切机构完全打破，等于旧房子全行拆掉，成了一片平地。我们应当斟酌国情，另寻一条路来走。如果盲目地模仿西洋，未免大错而特错。

房子是众人公共住的，我们要想改修，当多绘些样式，经众人细细研究，认为某种样式好才着手修去。不能凭着一己的意见，把众人公住的房子，随便拆来乱修。我心中有了这种想法，就不揣冒昧，先绘个样式出来，请阅者严加指驳，将不合适的地方指出。同时就说“这个办法，应当如何修改”，另绘一个样式，我们大家斟酌。

本书前四章是理论，第五章是办法，有了这种理论，就不能不有这种办法。民国十八年刊行之本，有吴郝姚杨四君的序文。本年四月再版《厚黑学》，已刻入，兹不赘刻，我有自序一首，也删去。第五章“各种学说之调和”，中间删去数段，其余一概仍旧，未加改窜。现在我觉得办法上，有许多地方应该补充和修改，将来写入《厚黑余谈》，借见前后思想之异同。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二日，李宗吾于成都） 2DkIuYkH/JlXmXFs6Dpj16u4zJ6MzyWt9NQrRAmsS4bv1JNO/rCmFRaI9C+165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