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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我们的审美公众的特殊品性，集中在这本书里的思想可能会引起种种疑虑、不安和误解。为了抛开这一切的干扰，同时也为了能怀着同样平静欢悦的心情来写这本书的前言（这本书的每一页都铭刻着这欢悦的印记，如同美好崇高时光的化石），我想象着您，我尊敬的朋友，收到这部著作时的情景。您也许在一天傍晚，雪中散步归来，端详着扉页上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读着我的名字，立刻就相信，不管书里写些什么，作者必定有严肃而深切的话要说，同时也相信，他像面对面那样，把他想到的一切都向您倾吐，而且只能把适于面谈的东西记载下来。您这时会记起，正是在您写作纪念贝多芬的精彩绝伦的文章之时，也即在刚刚爆发的战争引起的既恐怖又庄严的气氛中，我全神贯注，构思着这些思想。然而，如果有人这样全神贯注思索时想到的是爱国主义的激情和纵情审美享受、勇敢的严肃和欢快的游戏的对立，那么他就错了。但愿他们在认真阅读这部著作时会惊讶地发现，我们讨论的是多么严肃的德国问题，我们真真切切地把它看作德国希望的中心，看作脊梁和转折点。然而，倘若他们把艺术仅仅看作趣味盎然的附属品，对于“生命的严肃”是可有可无的小铃铛，仿佛没有人懂得，与这样的“生命的严肃”作对比本身有什么意义，那么，对他们来说，如此严肃地看待一个美学问题，也许根本就有失体统。可以给这些严肃的人提供教益的是，我追随另一位男子，坚信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是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我的这本书就是献给我的这位走在同一条路上的高贵的先驱者的。
1871年底于巴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