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年四月一日(一位外国评论家曾经说过,许多小说,例如绝大多数德国小说,都是以某个具体日期开头,唯独俄国作家保持本国文学特有的诚实,对年份的最后一位数字略去不述),一个多云而明媚的日子,下午将近四点的光景,一辆行驶着的深黄色加长搬运车,挂在一辆同为黄色的拖拉机上,后轮硕大无比,前面坐着一个家伙,无遮无挡。车在柏林西区坦嫩贝格大街七号门前停下来,车身前部装有一只星形排风扇,侧面是搬运公司的名字,蓝色字母有一码高,每个字母(包括一个方点儿)都镶着黑边,不怀好意地企图爬入邻近字母的领地。房子(我也即将入住其中)前面的人行道上站着一对男女,显然是出来接收家具的(我衣箱里的手稿多于衬衫)。男的身穿一件稍稍发绿的棕色粗呢大衣,微风过处,荡出一缕生气。他个头很高,浓黑的眉毛下垂着,上了岁数,灰白的胡须到嘴角变成黄褐色,嘴里无力地叼着根雪茄屁股,已经熄了,还有半截烟灰。女的体格粗壮,已不年轻,弓形腿,一张酷似中国女性的脸倒有几分姿色。她穿着一件俄国羔皮夹克,风从她身边吹过,携来一股品质上乘、只是有些过时的香水味。他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瞅着三个身穿蓝色工作服、脖子通红的壮小伙儿吃力地搬着他们的家具,就好像生怕被克扣了似的。
有朝一日,他暗自思忖,我得以此情此景为开头,创作一部厚重出色的老派小说。对于这个倏然而逝的念头,他不禁生出一丝讽意。其实这大可不必,因为他内心深处那个代表他、却又超然于他的某个人已经吸收了这一切,并且将其记录归档。他本人今天刚搬进来,处于尚未适应当地生活的状态,现在是头一回奔出去买几样东西。他了解这条街乃至整个街区:他原先寄居的房子距此不远。然而,迄今为止,这条街一直旋转和来回移动,与他丝毫无涉,今天它骤然停止。今后,它将甘愿成为他新居的延伸部分。
街道两边排列着一株株高度适中的椴树,纵横交错的黑枝条间悬挂着颤颤欲坠的雨滴,分布在即将绽出新叶的芽眼上(明天每颗雨滴都将孕育出一片碧绿的嫩芽)。整条街是宽约三十米的平滑的沥青路面,两侧色彩斑驳的人行道(手砌的,脚踩在上面很舒服),路面以几乎不被肉眼觉察的弧度拱起,始于邮局,终于教堂,俨如一部书信体小说。他睁着训练有素的眼睛,在街上到处寻觅某个令他每天心生隐痛、触目伤怀的事物,然而眼前却似乎没有任何类似的迹象,灰色的春日四处弥散的光线不仅无可怀疑,甚至有望使在晴朗的天气里势必显现的任何琐碎的东西变得柔和。任何东西都有可能:例如一座楼房的色彩,能使你嘴里生出些许燕麦片甚或哈尔瓦 的难闻怪味;或是一座建筑物的某个细部,每回你打此路过,它都能分外醒目地吸引你的注意;或是一尊女像柱的令人气恼的仿造品,矮小的石像,没有高大的支柱,一点点重量便能将其压为齑粉;或是用一枚生锈图钉钉在树干上的一则早已过时、尚未完全撕掉的手写(淡淡的墨水,蹩脚潦草的蓝色字迹)告示,留下一角毫无意义、却被永久保存的残片;或是商店橱窗里的一件物品;或是一股气味,在最后时刻拒绝唤起它原先似乎准备唤起的回忆,依然躲在街道的某个角落里,神秘莫测,飘忽不定。不,诸如此类的东西一概没有(压根不存在)。他想,闲时琢磨一下三四家商店的顺序,看看自己对这种顺序符合其组合规律的猜测是否准确,兴许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一旦发现最常见的布局,便能进而推测某个城市所有街道的大致格局,例如:烟店、药店以及果蔬店。在坦嫩贝格大街上,这三家各处一隅,互不相连。也许,话说回来,它们之间的组合规律尚未形成,但在将来,依循对应补充的原则(随着商家的破产或搬迁),它们会以适当的形式渐渐聚拢:果蔬店回头一瞥,将穿过街道,以便起初与药店相隔七家店面继而相隔三家——颇似电影广告中彼此纠缠不清的字母找到各自位置的情形。最终它们当中总有一个悄然转身,回归正位(一个滑稽角色,新兵中不可避免地被逐出军营的杰克)。于是另两家店将等到邻近一处出现空缺,届时将一齐向街对面的香烟店眨眨眼,仿佛在说:“快,到这边来。”转瞬间,它们已站成一排,组成一列特有的队形。上帝,我对这一切厌恶至极:商店橱窗里的东西,外观单调的商品,尤其是拘泥刻板的交易方式,成交前后双方说出的使人腻味的奉承话!还有低眉垂首地瞅着适中标价的模样……优惠时慷慨大方的姿态……标榜自我牺牲的广告词……所有这些假充正经的拙劣表演,能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蒙骗善良之辈。比如说,亚历山德拉·雅科芙列芙娜,就曾对我坦言,每当她在熟悉的商店购物,便恍若置身于一个异样的天地。在那里人们诚实守信,彼此体贴,她陶醉其中,倍觉温馨,不禁向那位笑得脸通红的售货员报以粲然一笑。
他走进的这种柏林商店,根据角落里摆放的一张小桌,桌上的一部电话机、一本电话簿、一盆水仙花以及一只大号烟灰缸,足可断定是一家烟店。这号烟店不卖他喜欢的俄罗斯过滤嘴香烟,他本想空手而归,但却意外发现店主那斑斑点点的背心上的珍珠母纽扣,以及那南瓜色的秃顶。是的,我一生中总是受骗挨宰,买了许多高价商品,该获得小小的额外回报作为补偿。
他穿过街道,走向位于街角的药店,突然一道光柱从他的太阳穴边掠过,他不由自主地转过头来,像我们目睹彩虹和玫瑰花似的很快笑了笑。只见一块白亮炫目的、平行四边形的天空正从车上被抬下来——一张镶着镜面的梳妆台,仿佛银幕一般,树枝清晰无皱的倒影从中掠动。它们摇曳着,徐徐而行,不过树枝并非自然摆动,而是由那几个抬着这片天空、这些树枝、这张滑动的镜面的人身躯的轻微晃动引起的。
他继续朝药店走去,然而刚刚看到的情形——无论是使他感到亲切和愉悦,还是令他觉得意外和惶惑(恰似孩子们从干草棚坠入富有弹性的黑暗里)——替他释放出一股快感。连日来,它一直被埋在思想深处,只要稍受触动,便会攫住他的全副身心:我的诗集已经出版了。每当他像现在这样心潮起伏,想到刚刚付梓问世的五十多首诗时,他总会迅速地把整本书回顾一遍,于是,诗的节奏变得急促,犹如笼罩在瞬时生成的薄雾中,诗行忽隐忽现,令人捉摸不定。熟悉的词语匆匆流逝,在激烈翻腾的泡沫中打着旋儿。如果你定睛细看,会发现这股湍急的波涛已化作滚滚奔流的巨澜,就像我们很久以前常做的那样,从一座摇晃不停的磨坊桥上看着那些奔腾不息的水流,直到桥身变成船艄:别了!这种泡沫,这种游移不定,以及独自闪过的一首诗,在远处狂热地叫着,也许是喊他回家,所有这些,加上乳白色的封面,都融合在异常纯洁的狂喜之中……我在干什么?他想着,蓦然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走进隔壁商店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将烟店老板找的零钱撂在玻璃柜台中央的橡皮垫上。透过玻璃台面,他隐隐瞥见了一瓶瓶珍贵的香水,女店员态度倨傲地注视着他那古怪的举止,旋即又将好奇的目光移向这只递过钱来却还不知道要买什么的茫然的手。
“请给我拿一块杏仁肥皂。”他一本正经地说。
买到肥皂以后,他转身迈着同样轻快的步伐回到家中。房前的人行道上此时除了三张蓝色的椅子外别无他物,看样子是被孩子们放在一起的。搬运车里倒放着一架棕色小钢琴,两只小小的铁脚朝上,捆得紧紧的以免被颠起。他在楼梯上撞见了那几个嗵嗵嗵往下走的搬家工人。在他按响新居门铃的当儿,他听见楼上的说话声和敲击声。房东太太把他让进门,说已经将他的钥匙放在房间里了。这个身材高大、收费昂贵的德国女人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克拉拉·施托博伊。这在俄国人听来颇似“克拉拉与您同在 ”,既伤感,又坚强。
这是一间长方形的屋子,耐心等着的衣箱……眼下,先前那种闲适的心绪已经转为憎恶:但愿没人知道这种可耻可鄙的无聊苦闷,没人知道他不停地抗拒反复出现的新住所邪恶的管辖,无法与完全陌生的物体同处一室,躺在睡椅上注定辗转难眠!
他在窗前站立片刻,凝乳一般白净的天穹上,随着暗弱的太阳的环行,不时出现一些乳白色的斑点。与此同时,搬运车凸起的灰色篷顶上,椴树纤细的枝影猝然奔向实体,可是未能成形便消失了。正对面的房子半截淹没在脚手架中,另外半截完好无损的正面石墙上,常春藤肆意延伸,蔓过了窗台。在从前院横穿而过的一条小径的尽头,他能看出一座煤窑的黑色标记。
孤立地看,所有这些是一种景象,正如房间本身是独立的实体一样,不过此时出现了一个中间者,使其成为从这个房间而非别处看到的景象。他心里暗忖,很难将墙纸(底色淡黄,印着淡蓝的郁金香)变成遥远的大草原。书桌的荒漠得耕耘很久,才能长出第一批韵文的嫩芽。只有等许多烟灰落在扶手椅下和它的缝隙里,桌面才适合旅行。
房东太太过来喊他接电话,他礼貌地伛下肩背,随她走进餐室。“第一件事,我尊敬的先生,”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你原先住处的房客们干吗这样不愿意透露你的新地址?你把门砰地一关就走了,对吧?第二件事,我得祝贺你……怎么,你还没听说?真的?”(“这事他还一点都没听说过。”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对着离话筒很远的某人说。)“嗯,那样的话,控制好你的情绪,注意听这则消息。让我来读给你听:‘迄今默默无闻的作者费奥多尔·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最新出版的诗集令人耳目一新,作者的诗歌天赋不容置疑……’你知道这些话,用不着我读下去,不过你今晚到我们这儿来吧。到时候你就能看到整篇文章。不,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我的好朋友,眼下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无论是谁写了这篇评论,还是这篇评论在哪家侨民办的俄文报纸上发表。不过你若想了解我的个人看法,请勿见怪,我觉得此人把你捧得太高了点。这么说你愿意来?好极了。我们到时候等你。”
挂上话筒时,费奥多尔差点将桌上带有活动钢杆、拴着铅笔的电话座碰掉,他竭力想稳住,结果反而将它碰翻在地。接着他的臀部撞在餐具柜角上,走开时正从盒中掏出的一根香烟也掉到地上。最后他错误地估计了屋门摆动的幅度,猛地推开门,响亮的回音使手托一碟牛奶、沿走廊来到门口的施托博伊夫人嘴里迸出冷冰冰的“哎哟”一声!他想告诉她,她那身绣有淡蓝郁金香的淡黄色衣裳很漂亮,她头上鬈发的分缝,脸颊上松垂突出的部位微微颤动,赋予她一副乔治·桑式的王者风范。她的餐厅已经达到完美的极致。但他仅仅向她投以欣喜的一笑,几乎给没有随猫跳到旁边的虎皮斑纹地毯绊倒。毕竟他从未怀疑结果会是这样,从未怀疑由几百位离开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的文学爱好者组成的这个圈子会立马赏识他的天赋。
我们面前放着一本薄薄的名为《诗集》的小册子(普通的燕尾状封皮,在最近几年跟前些年流行的封面饰带一样成为书籍装帧的时尚——从《月下梦幻曲》到具有象征意义的拉丁文),收录大约五十首十二行诗,全部围绕一个主题:童年。在满怀激情地创作它们的过程中,作者一方面通过选择快乐童年所具有的任何一个典型元素来概括所有的儿时旧事——这样它们读起来清晰明快;另一方面,他仅仅允许自己的真实个性渗入诗歌的字里行间——这样又似乎过于考究。同时他得尽力保持自己对游戏的控制,或是观察玩物的角度。汲取灵感的策略,激发思维的手段,诗歌的血肉,半透明散文的幽魂——这些表述性词语似乎为我们足够精确地总结了这位年轻诗人的艺术特点……他锁上门,掏出那本书,重重地跌坐在沙发上——他得即刻重读此书,赶在激情渐渐平息之前,以便检验这些诗歌出类拔萃的品质,预先想象某位聪明、讨人喜欢而又名不见经传的评论家给予它们的高度赞誉。眼下,在他仔细品味鉴赏它们之际,他正在做的事情,与他刚才在瞬间想象中回顾全书截然相反。此刻,他像在以三维方式读诗,仔细探索每一首诗,它像立方体似的从其他诗集中取出,每一面都沐浴在和煦宜人的乡间空气里,这样的阅读过后,到了晚上他总是精疲力竭。换言之,读诗时,他再次利用一度由记忆搜集的所有素材,从中提炼出现有诗歌,并且重构一切,绝对的一切,仿佛一位返乡的游子,从一个孤儿的眼眸中窥见的不仅是自己年轻时结识的孤儿母亲的微笑,还有以骤然闪现的一束黄光为终点的一条林阴道,座椅上的那片赭色树叶,以及所有的一切。诗集的第一首诗名为《一只消失的球》,读者觉得天上正开始下雨。那样的一个傍晚,对我们北方的冷杉十分有利的厚厚云层聚拢在房子周围,林阴道已经从公园返回,准备过夜,公园的入口笼罩在暮霭里。眼下,放下的百叶窗将屋子和外面的幽暗夜色隔开,全然不顾各种家用物品稍亮一些的部分已经穿过房间,去占据漆黑一片的花园里几个不同高度的临时位置。现在是睡觉的时候了。
游戏变得心不在焉,有些冷漠。上了年纪的她双膝跪地,痛苦地呻吟着,经过三个心力交瘁的阶段。
我的球滚到保姆的盥洗台下。
地板上一根蜡烛
紧紧追随阴影的边缘
来来回回,可惜球已消失。
然后伸进弯杆,
砰砰訇訇乱捅一气,
迸出一粒纽扣
接着出现半片烤面包干。
霎时间,球急速滚来,
遁入颤动的黑暗,
穿过整个房间,倏地钻到
坚牢的沙发下面。
为什么“颤动的”一词不能令我很满意呢?或者木偶操纵者的巨手在观众已经渐渐适应玩偶大小时有没有瞬间露出(结果观众在表演结束之际的第一反应是“我已经长了这么高”)?毕竟这屋子确实是在颤动,烛光移开时,整面墙上形如旋转木马的阴影摇曳不定,或是保姆拼命扶住庞大且不稳的苇帘(苇帘扩展的体积与其平衡程度成反比)时天花板上显现出一对巨峰高耸的骆驼的阴影——这些是我最初的全部回忆,最贴近原始来源的回忆。因为好寻根究底,我的思想时常转向那个原始来源,转向那正反颠倒的虚无境界。于是,意识朦胧的婴儿生长期,在我眼里仿佛总是大病初愈后的一个缓慢的恢复期。当我把记忆的弦绷紧到极点,以便回味那种黑暗,并且利用从中获得的教益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黑暗时,脱离原始朴质的虚空便成为到达这一恢复期的途径。但是,在我颠倒自己的一生,致使生变为死,濒临这种逆序死亡时,却没有看出任何可怕的迹象,能够与一位百岁老人据说在行将就木之际经历的无边恐惧相提并论。什么也没有,也许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个阴影,它们在蜡烛被带离房间时,从底下什么地方升起来(左边的铜把手在床脚投下的阴影掠过我身旁,像是一个移动时陡然膨胀的黑脑袋),占据了我婴儿床上方它们惯常所处的位置,
在它们的角落里变得恬不知耻
只是稍许有些像
它们的自然原型。
在整整一组因真挚而使人们解除戒备的诗中,不,那是扯淡——为什么硬要使读者“解除戒备”呢?难道他危险吗?在整整一组优秀的……或者,换个语气更强的词儿,超凡出众的诗中,作者不仅仅讴歌了这些骇人的阴影,而且赞美了更加光明的时刻。无稽之谈,照我说!他没有那样写,我那无名的、不为人知的赞颂者,仅仅是为了他的缘故,我才用诗表达对两种宝贵的,同时我想是古老的玩具的回忆。第一样是一只硕大的彩绘花盆,里面栽着一种生长于阳光充沛的地区的植物的仿制品,上面栖息着一只制成标本的热带鸣禽,黑羽毛,紫胸脯,逼真到惊人的地步,似乎即将展翅飞翔。等到我用甜言蜜语从管家伊芙娜·伊凡诺芙娜手中骗到那把大号钥匙,插入花盆侧面,紧紧拧几下,注入生命活力,小小的马来亚夜莺将张开嘴……不,它连嘴也张不开,因为时钟的这根或者那根弹簧出了奇怪的故障,将张嘴的动作贮存到将来某个时候:鸟儿此刻不愿歌唱。但是你若将其忘却,一星期后碰巧经过它那位于橱顶的气派堂皇的栖息地,一股神秘的激情迫使它倏地发出魅力独具的柔和颤音。它鼓起羽毛直竖的小胸脯,妙不可言地长时间鸣啭,然后停了下来;接着,在你出门走过另一块地板时,鸟儿以最后一声啁啾作为特殊的回应,整个音符刚吐出一半便蓦地打住,陷入沉默。诗中述及的另一个玩具,在另一间屋里,同样置于高高的橱架上,行为方式与第一个玩具相似,但却带有笨拙模仿的细微痕迹——因为模仿嘲弄的精神向来与品质纯正的诗歌十分谐调。这是一个穿着缎面灯笼裤的小丑,身子支撑在一副漆得雪白的双杠上,偶尔晃一下,它就会处于运动状态:
伴随着一支小曲的旋律
夹杂着一种滑稽的腔调
当他抬起套着白色长统袜的双腿(鞋上缀着绣球)时,小小舞台下面的什么地方发出丁零当啷的响声,随着双腿抬得越来越高,并且伴有肉眼不易觉察的扭动——一切戛然而止,他手脚僵硬,神态呆滞。我的诗也许也是这样?不过并列和演绎的真实性有时通过高妙的语言技巧得到了较好的保存。
通过这些聚集成册的一首首诗,我们眼前渐渐浮现出一个悟性极强、家境极为优裕的男孩的形象。我们的诗人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二日出生于莱希诺庄园,这里世代都是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的乡间宅地。这孩子还没到上学年龄就已经读了父亲的一大堆藏书。在他那部妙趣横生的回忆录里,某某回忆了小费佳 和大他两岁的姐姐塔妮娅如何热衷于参加业余演出,甚至为自己的演出编写剧本……这种说法,我的好人儿,也许颇合其他诗人的实情,但对我来说却是谎言。我对戏剧向来不感兴趣,尽管记得我们的确有过一个木偶剧团,几株硬纸板做的树,一座雉堞状的城堡。透过覆盆子果冻色的赛璐珞窗户,只见一片彩绘的火焰轻轻摇曳,颇似魏列夏庚 画上的莫斯科大火,其实里面是一根点燃的蜡烛——正是这根蜡烛,同时少不了我们的参与,将整座城堡付之一炬。哦,不过我和塔妮娅对玩具十分挑剔!我们从冷淡的局外供货商那儿得到的往往是些蹩脚货。凡是装在印有插画的扁平纸盒里的东西都是不祥的预兆。我试图向此类包装献上一首照理该写的十二行诗,但不知怎的未能起诗兴。全家人围坐在被一盏灯照亮的圆桌边,男孩身穿一套不可思议的水手服,脖子上系着一根红领带,女孩脚登一双饰有花边的红色皮靴。姐弟二人脸上露出愉悦的表情,用麦秆一样的细秆编织珠子、小篮子、鸟笼与盒子。他们的弱智的父母,带有同样的热情,参与同样的消遣。父亲乐呵呵的脸上长着漂亮的胡髭,母亲挺着丰满的胸脯。狗也在打量着桌子,妒羡不已的祖母坐在后面。如今这两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我经常在广告上跟他们邂逅:他晒成棕褐色的画颊油光闪亮,正惬意地抽着烟,或是像肉食动物一样咧着嘴,胖乎乎的手上攥着一份三明治,中间夹着什么红的东西,似乎在说:“多吃肉!”她微笑地瞅着脚上的长统袜,或是带着自甘堕落的欢喜劲儿,往罐头水果上浇人造奶油。他们终将成为精神亢奋、面色红润、贪吃无度的老人——眼前依然有几具橡木棺材摆放在棕榈叶装饰的展览橱窗里,呈现出邪恶的黑暗之美……模样俊俏的捣蛋鬼的天地与我们一起成长,它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之间有一种令人振奋的邪恶关系,不过英俊的捣蛋鬼身上总有某种鲜为人知的瑕疵,藏匿在完美外表后面的不体面的瑕疵:广告上富有魅力的饕餮之徒,成天暴饮暴食,永远无法体会美食家暗自独享的乐趣,他的时尚(滞留在广告牌上,而我们则朝前走去)总是稍稍落后于现实生活的时尚。有朝一日,我将重新探讨他遭到的天谴,它在此人的全部心智和能力的大概位置上找到一个容易下手打击的弱点。
一般说来,我跟塔妮娅不喜欢无声的游戏,而偏爱能让人出汗的游戏——奔跑、捉迷藏、打仗。“打仗”一词恰到好处地使人联想到武器推进器用力塞入玩具枪时发出的弹簧挤压声——一根六英尺长的彩色木棍,卸掉上面的橡皮吸碗,以便增加打击胸铠表面镀金锡皮的力度(披上它的是一个骑兵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在上面留下一个令人生畏的小小凹痕。
……你把枪管拽到头,
弹簧嘎吱作响
将带着弹性的枪管摁到地上,
你瞧,被门遮掩一半,
你的分身停在镜中,
束发带里插着五彩缤纷的羽毛
头朝下倒立。
作者有机会躲在(这时候我们住在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宅邸,紧挨涅瓦河畔的英吉利码头,如今这座宅邸依然位于原地)帷帘里,躲在桌下,躲在缎面长沙发竖立的靠垫后,躲在衣橱里,衣蛾的蛹踩在脚下咯吱咯吱响(你在这儿可以不被觉察地观察缓缓走过的男仆,他看上去行为怪异,活生生的,人影缥缈,散发出苹果和茶的气味),也躲在
螺旋形楼梯下
或孤零零的碗橱后面
被遗忘在空荡荡的屋里
闲置在布满灰尘的架子上的是这样一些物件:一串狼牙项链;一尊阿拉木图人崇拜的小型袒腹偶像;另一尊人物造型相同的瓷像,瓷像伸出黑色的舌头,作为这个民族的一种问候方式,一副国际象棋,里面的象被换成了骆驼;一只铰接木龙;一只索约特毛玻璃鼻烟壶;另一只玛瑙鼻烟壶;一只萨满教僧的铃鼓以及随之走动的一只兔脚;一只美洲鹿皮靴,里面铺着用蓝色的忍冬树皮做的软垫;一枚剑形西藏古币;一只喀拉玉杯;一枚饰有绿松石的银质胸针;一座喇嘛用的烛台。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废物——像灰尘,像寄自德国某个温泉浴场的明信片,上面是珍珠母色的“问候”——都是我那不能忍受人种论的父亲从他传奇式的旅行中碰巧带回来的。真正的珍品——他收集的蝴蝶标本,他的藏品——保存在三间上了锁的房间里。但是这本诗集却对此只字不提。一种特殊的直觉预先提醒年轻的作者,有朝一日他将指望完全以另一种方式,不是通过迷人动听的小诗,而是用截然不同、具有男子汉气概的措辞来介绍他那著名的父亲。
还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评论者不假思索、直言不讳地小声道(甚至兴许是女性的声音)。怀着温馨的情感,诗人回忆了他在里面度过童年时代的几间屋子。他已经能给陪伴他度过儿时岁月的事物的诗意描写注满真情实意。当你凝神听时……我们全都专注虔诚地……昔日的旋律……譬如他描写灯罩,墙上的石版画,他的课桌,地板打蜡工每周一次的登门服务(他们留下严寒、汗水和乳香的混合气味),还有调时间:
星期四从钟店来了
一位彬彬有礼的老人,开始
用一只手慢吞吞地给
家里所有的钟上发条。
他朝自己的手表瞥了一眼
又调准墙上的钟。
他站在一张椅子上,等待
这只钟完整地报时。
然后,出色地完成
他那令人愉快的工作,
他无声地放回椅子,
随着一阵微弱的嗡嗡声,钟滴答作响。
钟锤与钟摆偶尔撞击,发出短促而尖锐的咔咔声,钟奇怪地停下来,仿佛是为了积攒报时的力气。钟的滴答声,犹如一卷展开的皮尺,被一格格刻度分成许多个一英寸,计算着我的无数次失眠。入睡于我之难,实不下于不让我用什么东西挠得鼻孔痒痒就打个喷嚏,或是凭借徒手损伤自身器官的方式自杀(吞下我的舌头,或是类似的行为)。在那受尽煎熬的夜晚,起初我靠跟塔妮娅交谈打发时间,她的床在隔壁房间。我们不顾家规,将门推开一道缝,接着,刚刚听见家庭教师走回与塔妮娅相邻的她自己的房间,我俩当中的一个人轻轻关上门,闪电般地赤脚奔到床边,匆匆上床钻进毯子。我们有时让房门微开,待在各自屋里互相猜谜,时而陷入沉默(至今我仍能听见黑暗中这种双重沉默的声音),她猜我的谜,我猜另一个谜。我出的总是些荒诞愚蠢的谜,而塔妮娅让我猜的则始终是谜中经典:
我的第一部分是一种贵重金属,
我的第二部分是天庭的一位居民,
我的全部是一只美味的水果。
有时她已进入梦乡,我还在耐心等待,以为她正在绞尽脑汁解我的谜,无论哀告抑或诅咒都无法将她唤醒。此后,我在床的黑暗里航行一个多钟头,将毯子拱在头顶,形成一个洞穴,我瞥见远处的出口闪现着一缕倾斜而又幽蓝的光,与我的卧室、涅瓦河的暗夜和色彩浓艳、在晦暝夜色中微微透明的窗帘的骤动毫无共同之处。我正在勘察的岩洞的褶皱和罅隙,容纳如此朦胧的现实,充溢如此压抑的奥秘,使我的心头和耳际,开始产生一阵震颤,好似一面音量渐弱的鼓。在那里,在我父亲曾经发现的一种新的蝙蝠的洞穴深处,我能辨认出从岩石上凿出的一尊石像的突出的颧骨。在我最后打起盹儿之际,六双强健的手将我掀翻在地,随着一阵裂帛似的可怕声响,某人将我从头到脚撕成两半,随后一只敏捷的手悄悄伸入我体内,使劲捏我的心脏。或者我被变成一匹马,操着蒙古人的腔调大声叫嚷,几个萨满教僧朝它甩出套索,猛扯它的跗关节,于是它的四条腿喀嚓一声折断,瘫倒在地,与身子形成直角——我的身子——胸脯紧贴黄色的地面,做出痛苦不堪的姿势,马尾像喷泉似的朝上掀起,稍后又垂下来,我从梦中惊醒。
起床的时间。供人取暖的炉火轻轻拍打
闪闪发亮的饰面,以确定
火焰是否已经升到炉顶。
已到炉顶。对它热烈地哼哼,
清晨做出回应,用雪的寂静,
略带粉红的天蓝,
以及洁净无垢的纯白。
奇怪的是,一段记忆将如何变为一尊蜡像,画上的小天使 如何令人生疑地变得更加漂亮,尽管画框随着年岁的增长日渐变暗,奇怪,奇怪的是记忆的不幸。我七年前移居国外。这片异域的土地如今已经失去了异国的特殊情调,正如故国的土地再也不是一个习以为常的地理概念。第七年。像之前热情的法国公民为庆祝新生的自由那样,王国中的游魂立马算了起来。然而时光年复一年地流逝,庆祝绝不等于慰藉,往事若非渐渐消散,便会蒙上死一般的光泽,因此留给我们的不是奇特的幻影,而是一溜儿排成扇形的风景明信片。此处无论什么东西都派不上用场,诗歌不行,立体摄像机 不行——在令人眼珠暴突的静谧里,那件精巧的装置过去常常赋予天花板极度的凸状,同时使手执酒杯漫步徜徉的卡尔斯巴德 人所处的环境看上去糟糕透顶。因此,我之所以遭受梦魇的折磨,是由于视力偏差所致,而不是因为听了蒙古人的种种酷刑。我记忆中的那架立体摄像机为我们牙科医生的候诊室增色不少。医生名叫劳森,是美国人。他的法国情人迪康夫人,一个头发灰白、冷酷无情的女人,坐在桌边,周围一瓶瓶血红的劳森漱口水,她噘着嘴,神经质地挠挠头皮,试图为我和塔妮娅找到当初的预约登记。终于,她使足劲,随着一声刺耳的刮擦,成功将那支滴着墨水的钢笔从罗曼诺夫王子移至丹托斯先生,前者的末端和后者的开头各留下一滴墨渍。下面这首诗描述了我们如何驱车去见这位牙医,他在前一天预言“此诗一定会发表”……
自此时起,在这辆马车里坐半小时
将是怎样的滋味?
我将用怎样的眼睛注视这些雪花
以及树干的黑色桠杈?
我的视线将如何再度追随
那块裹在棉绒帽里的
锥形路缘石?归途中
如何回忆去时的情景?
(怀着憎恶和温情
频频触摸那块手绢
仔细叠在里面的东西
好似表链上的一颗象牙饰物。)
那顶“棉绒帽”不仅意思含混,而且甚至远未触及我想表达的意思,即雪像帽子似的堆在拴着铁链的锥形花岗岩上,不远处就是彼得大帝的塑像。什么地方!唉,追忆所有零星片断的往事在我已非易事;我已经开始忘记依然鲜活地贮存在记忆里和在我的逼迫下消失殆尽的事物之间的种种关联。倘若如此,像这样沾沾自喜地妄下断语,将是一个让人饱受贬辱的莫大讽刺:
于是,一个先前的印象持续存在
于和谐的冰里。
要是不管怎样,我的文字总是离题太远,或者用了“精确的”称谓,却没想到它像射出的子弹般使搭档和猎物双双殒命,那么,是什么迫使我创作有关我的孩提时代的诗歌?不过我们不必失望。那人说我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意思是我的捕猎没有白费。
这是另一首有关儿时磨难的十二行诗。它描述了小镇的严冬如何让我吃尽苦头,譬如,套在腿上的罗纹长袜擦疼了膝盖的皮肤,或者女店员拽出一只瘪得出奇的儿童手套,塞到你那搁在柜台上的手里,柜台像是刽子手行刑的断头台。此外还有:当你站着伸开双臂,让人扣牢毛皮翻领时,衣服上的双面钩状扣头一回滑落;然而,作为对扣子滑落的补偿,衣领翻起时,音效发生了多么有趣的变化,各种声音听起来多么浑厚圆润。由于已经触及双耳,拴紧帽子护耳上的带子(抬起你的下巴)时那如丝般的、绷紧的嗡嗡声又是何等令人难忘。
套句老话说,年轻人在寒气凛冽的日子嬉耍喧闹。我们在公园门口遇到那个气球小贩。孩子们,瞧,那些气球上下浮动,互相摩擦,全都沐浴着上帝的阳光,呈现红黄蓝三种色调。一幅美丽的景象!劳驾,叔叔,我要那只最大的,画上大公鸡的那只白色气球,里面有一只红色的鸡雏在浮动,等它的母亲炸裂后,它就会蹿上天花板,第二天落地,皱成一团,十分温顺。此时,幸福的孩子们已经买到了价值一卢布的气球,和蔼可亲的小贩们已经从挤挤挨挨的一串气球中摘下一只。等一分钟,我的孩子,别抓,让我割断绳子。随后,他重新戴上连指手套,检查拴在手腕上的绳子,剪刀挂在绳子上晃荡着,继而他脚跟离地,身子开始垂直上升,越来越高地进入蓝天。瞧,他那串气球现在只有一串葡萄大,他下方是诗中屡屡提及的圣彼得堡,影影绰绰,镀成金色,这儿那儿,略加修缮,根据我们国家级画家创作的一流画卷。
不过玩笑归玩笑,这地方确实非常美丽,非常宁静。公园里的树木模仿它们自己的精灵,整个效果显示了卓越的天赋。我和塔妮娅将嘲笑我们的同龄人乘坐的雪橇,尤其不放过这种:上面铺着带有流苏的地毯似的东西,配有一个高高的座位(甚至安上靠背),再加上由驭手紧握、刹车时用毡靴抵住的缰绳。这种雪橇从不直接到达最后一个雪堆,而是几乎立即偏离方向,在继续下滑的同时无助地原地打旋,车上载着一个面无血色、神情专注的孩子。等到雪橇冲势渐衰,他被迫下车步行,以便到达这条冰封小径的尽头。我和塔妮娅有两副从桑迦利买来的重型雪橇。这种雪橇结构简单:两块铁滑板呈流线型置于两端,上面各有一只长方形的天鹅绒垫子。你无需将它拽上滑道——它轻松自如、急不可耐地滑过雪地,积雪无法阻挡它的进程,脚下的滑板一路颠簸晃荡。我们来到了山边。
你爬上一座“闪溅”平台……(一桶桶提上山、浇在滑道上的水溅在木制台阶上,凝成晶莹闪耀的冰,只是这个善意的头韵 未能尽得此地之妙。)
你爬上一座闪溅平台,
首先用力匍匐在
雪橇上,它喀嚓喀嚓
沿着蓝色行驶;随即
景色经历了一个严酷的变化,
圣诞节,托儿所里
猩红热悄悄蔓延,
或者,复活节轮到白喉,
你疾速滑下明亮易碎,
且已扩展的冰山
在一种亚热带的
半塔夫里谢斯基的公园里,
凭借谵妄的力量,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将军 与他的石骆驼从我们附近的亚历山大花园转移至此,转眼间将军又变成了我父亲的雕像,父亲当时远在比如浩罕和阿什哈巴德之间的什么地方,或者是在祈宁山脉的一个斜坡上。我跟塔妮娅忍受了多少病痛的折磨!时而同病相怜,时而轮流遭罪。我的身体备受煎熬,皆因我听见一扇门砰的一声,另一扇门颇有节制地轻轻关上,其间突然传来她的脚步声和笑声,仿佛自天而降,与我无涉,不以我为念,与缠住我的肥厚的敷布,裹在里面的黄褐色油布填料,疼痛的双腿,身躯的臃肿和紧缩相距无限遥远。但如果是她有病,却又多么世俗化,多么真实,多么像我手指触摸的一只轮廓分明的足球。当我看见她躺在床上,带着迷茫的神情,仿佛她已经转向来世,只有倦怠乏力的躯壳朝着我!让我们描写投降之前的最后挣扎,当时你尚未偏离白昼的正常道路,对自己隐瞒了发烧和关节的酸痛,身子裹在墨西哥时装里,你谎称身子发冷即为游戏之需。半个钟头过去,在你已经投降,最终躺在床上之后,你的身体不再相信刚才它还在玩耍,沿着走廊的地板上匍匐前行,沿着镶木地板,沿着地毯。让我们描述一番母亲将体温表放在我胳肢窝下(一项无论男仆或家庭教师她都不愿托付的工作)时她那探询和警惕的微笑。“哟,你自个儿已经陷入一个挺不赖的窘境,对吧?”她说,仍然想把此事当作儿戏。一分钟之后,她说:“昨儿我就晓得了,我晓得你发了一场高烧,你蒙不了我。”再过一分钟,她说:“你猜你有多少度?”最后,她说:“我想我们可以把它取出来了。”她将那根亮灿灿的玻璃管拿到灯下,蹙紧海豹皮似的两撇漂亮眉毛——已经由塔妮娅继承的眉毛——审视良久……随后她缄默无语,从容不迫地甩甩温度计,将其放回盒里。她打量着我,仿佛不大认识似的。此时我父亲骑马走过被鸢尾花映成蓝色的原野。让我们也描述一番那种神志昏乱的状态,你觉得一个个巨大数字的生成使你头脑膨胀,耳畔同时响起某人与你毫无关联的喋喋不休的絮叨,仿佛置身于阴暗的园子里,紧挨存放算术书的疯人院。书中的数字符号,一半(或者更精确地说,一百一十一分之五十七)出自那个愈发重要的恐怖世界,出现在卖苹果的女摊贩的存货里。四名苦役雇工,加上已将一拖车分数遗赠儿子们的某个人,在深夜林间飒飒风声的陪伴下,聊着特别家常、特别愚蠢的话题,它们因而越发注定会成为那些数字本身,成为那个无限拓展的数学领域(这种拓展莫名地使我对当今物理学家的宇宙论有了更清楚的认知)。让我们最后描述一下康复。此时甩下水银柱已毫无意义,温度计被随意搁在床头柜上,柜子上一大堆寄来祝贺你康复的书和几只簇拥在半空的药水瓶旁边的玩物(慵懒的旁观者)。
一只文具盒加上草稿纸
是我看得最真切的东西:
纸页上饰以一只马掌
和我的字母组合图案。我已成为
一名高手,摆弄歪扭的姓名首字母,
凹雕图章,干枯扁平的花朵
(由一个小姑娘从尼斯 寄来)
以及泛着红色和古铜色的封蜡。
诗集里没有一首提及在我极为严重的肺炎逐渐痊愈期间发生在我身上的一桩怪事。我们每人搬进客厅(姑且用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腐词汇)以后,其中的一位客人(继续使用它)整晚默然无语……夜里热度慢慢消退,我终于爬上海岸。我,让我告诉你,虚弱、乖戾、透明,像一枚雕花玻璃蛋似的通明剔透。妈妈出门去给我买——我不知道具体为何物——一样我带着怀孕女人的贪欲时时觊觎,过后却忘得干干净净的怪诞的东西。幸好妈妈已将这些我迫切需要的东西逐一列出。我平卧在床上,处于室内一层层略微发蓝的昏暗光线的包围中,觉得自己正在创造一种难以置信的明晰,恰如远方一道白得炫目的天光横亘在片片狭长的暮云间。你可以识别海岬和天晓得哪些小岛的浅滩——仿佛你若将短暂的目光投射得稍远一些,便能辨认拖上潮湿沙滩的一只熠熠发光的小船,以及注满亮晶晶的水的逐渐远去的脚印。那一刻,我想,我已经达到人类健康的极致:我的头脑刚刚在一种危险的、干净得不可思议的黑暗中浸泡漂洗过。眼下,一动不动地躺着,甚至没有合拢眼皮,我在想象中看见妈妈,她身披绒鼠毛皮大氅,脸上遮着黑点面纱,登上雪橇(在古老的俄国,它在马车夫肥臀的衬托下总是显得极其渺小),举起她的鸽灰色绒皮手筒护住面颊,尾随一对罩着蓝网的黑马急速前进。条条街道展现在眼前,而我没有花费任何力气,咖啡色的雪块纷纷敲击着雪橇前端。现在它已经停住。男仆瓦西里从他站的踏板上走下来,并且以相同的姿势解开裹在膝上的毛毯,妈妈步履轻快地走向一家商店,它的招牌和陈列的商品我无暇顾及,因为恰在那时,我舅舅——她弟弟走过来跟她打招呼(可她已经消失了)。我老大不情愿地陪他走了几步,试图趁他们走开之际看清与他交谈的那位先生的脸,但是我突然改变主意,转过身,可以说是匆匆溜进店里,妈妈正在付十卢布买一支委实不起眼的费伯牌绿铅笔,然后两名店员将它巧妙地裹在褐色的纸里,交给瓦西里。他正在我妈妈身后将笔送上雪橇,雪橇沿着那些无名街道快速驶向正前来迎接它的我们的房子。然而我那无比清晰的视线却被端着肉汤和吐司面包进屋的伊芙娜·伊凡诺芙娜挡住。我需要她扶我从床上坐起身子。她重重地拍了一下枕头,将一只床头托盘(配有小巧的支架,靠近西南角始终有一片黏糊糊的区域)横着放到我面前的活动毯子上。门突然打开,妈妈走进来,笑着举起像戟一样的长长的棕色纸包裹。里面出现了一根费伯牌绿铅笔,一码长,同样的厚度:一件作为商品广告平悬在橱窗里的庞大展示物,曾经碰巧勾起我的荒诞不经的欲念。当任何一桩蹊跷怪事降临在我们当中、犹如一个半神半人混迹于星期日的人群中时,我肯定依然沉浸在那个甜蜜的境界里,因为那时我对自己的遭遇并不感到惊诧,只是不经意地悄声自语,我在估量该物体的体积方面已经错得离谱。但是,在我长得更加结实、并且用面包填塞了若干缝隙以后,我便带着怀疑的隐痛去思考我那无比清晰的视线的魔力(我经历过的仅有的一次)。我对此深感羞愧,甚至连塔妮娅都隐瞒了。还有一次我差点儿因为窘迫而哭起来。那是在我和母亲首次外出旅行之际,我们撞见母亲的一位远房亲戚,一个名叫盖伊杜科夫的,他对母亲说:“我跟你兄弟前天在特列乌曼家附近见到你了。”
与此同时,诗里的空气愈益温暖,我们正准备返回乡间,早在我上学前(我十二岁才开始上学)的四月初我们便可能搬家。
冰雪,从山坡上消失,隐匿于沟壑,
彼得堡的春天
充满欣悦,充满银莲花
以及第一批蝴蝶。
可是我不需要去年的蛱蝶,
那些褪色的冬眠者,
或者那些饱受摧残的黄粉蝶,
飞过透明的树林。
虽然我不会辨认不出
世上最柔软的尺蠖蛾
的四片美丽的薄翼
平摊在一截斑驳泛白的桦树树桩上。
这首诗是作者的得意之作,但他并未将其收入到集子中,因为,又一次,该诗的主题与他父亲有关,艺术的精炼提醒他在时机成熟前回避那个主题。他模拟春天的下列印象,作为刚刚走出车站之际的第一感觉:地面的柔软,地面贴近你脚底时同样感到的柔软,你脑袋周围完全不受拘束的气流。四轮轻便马车的驭手们彼此互不相让、动作粗野,毫无节制地频频拉客,站在箱子上,挥舞着一只腾空的手。他们的喧嚷掺杂着一声声朝早到者喊的、装腔作势的“吁”。不远处一辆里外都是深红色的敞篷汽车在等我们:速度观念已经赋予方向盘一定的倾斜度(海边悬崖上的树将理解我的意思),然而其整体外观上依然保持了——我猜因为有些过犹不及——一种与王蝶 的外形之间的从属关系。不过,即使它果真是一次模仿性的尝试,也已被引擎的轰鸣破坏殆尽。未及我们露面,这震耳欲聋的轰鸣已迫使从另一条路上过来的运草马车上的一个农民跳到地上,竭力用一只麻布袋蒙住马头——过后他和他的马车八成会陷在沟里甚或田里。少顷,已经忘记了我们和我们的尘土,乡间凉爽柔和的静谧将复又聚拢,唯留最小的缝隙给一只云雀的鸣啭。
兴许哪一天,我将踩着后跟早已磨损的外国鞋底,尽管有如绝缘体般愚蠢的肉身,我却觉得自己像个幽灵似的再次走出那个车站,身边没有肉眼可见的伴侣,沿着公路旁的人行小径步行约十俄里去莱希诺。一根根电线杆将在我经过时嗡嗡作响。一只乌鸦将在一块砾石上——休憩,伸展一只折错了的翅膀。我无法想象的周围地貌的种种变化,以及某些不知何故被我忘却的最古老的路标,将相继与我打招呼,甚至时时混杂在一起。我想我将边走边发出一种类似呜咽的声音,与电线杆相呼应。我抵达见证了自己成长的几个地点,瞧见这个和那个——或者相反,由于火灾、重建、伐木作业或大自然的遗弃,未瞧见这个和那个,但是仍然认出某种对我无限忠诚、矢志不渝的东西,即使仅仅因为我的眼睛终究是用跟这些地点的灰暗、明晰和潮湿相仿的材料制成的。接着,所有的激情过后,我将体验一种对苦难的餍足——也许是站在山口,面临一种对我而言时机未到因而无法体验的幸福(只有在登上峰巅之后,我才体会到这点,并且是一手执笔)。但是有一样我绝对发现不了的东西正在等我——赋予流亡他乡实践意义的东西:我的孩提时代和孩提时代的果实。它的果实——此刻在眼前,已经成熟。而我的童年本身已经消失在远处,甚至比我们俄罗斯的北方还要遥不可及。
作者已经觅得几个动人的词儿,来描述迁居乡间时的感受。多么有趣,他说,当你
再也无须戴上
帽子,或是换上便鞋,
以便在春天再度溜出家门
奔跑在园子里的砖色沙土上。
十岁那年,又增添了一种新的消遣。那个奇特的玩意儿滚进来时,我们仍旧住在城里。我抓住它的两只羊角,骑着它穿过一间间房间,持续了很久。它以何等忸怩而又不失优雅的姿势驶过镶木地板,直到扎到一枚图钉!我那可怜、破旧、喀嚓作响的小三轮车,轮子过细,甚至能陷进花园平台上的沙子里,相形之下,新来者的动作透出一种超凡的轻盈。这一点在下列诗行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噢,那第一辆脚踏车!
它的气派,它的高度,
刻在车架上的“达克斯”或“波贝拉”,
紧绷绷的轮胎悄然无声!
绿阴道上摇晃和穿行的人们
重叠的日影掠过你的手腕
鼹鼠丘黑暗中隐现
险些将你掀翻!
然而翌日你越过它们
尽管梦里无人扶助,
却信赖这种梦的单纯,
脚踏车没有倒下。
那以后的第二天,我不可避免地屡次想起“靠惯性滑行”——迄今为止,我一听到这个词,就会看见一条倾斜、泥泞的狭长地面滑过身边,伴随着橡胶几不可闻的喃喃声和钢铁轻微至极的沙沙声。骑车,骑马,划船,洗澡,网球和槌球;松树下的野餐;水车和干草棚的诱惑——这便是一连串使我们的作者动情的主题。从形式的角度审视他的诗呢?这些,不消说,是现实的缩影。但是作者借助细致入微、使根根发丝清晰毕现的娴熟技巧处理它们,并非因为诗中一切都是由作者苦心孤诣地刻意创造,而是因为作者无意间将存在的最细微的特征传达给了读者,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种完整而可靠的天赋,确保作者遵守艺术契约中的所有条款。你可以就集邮簿式的诗歌形式是否值得振兴抒发己见,但却肯定无法否认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已经在他亲自划定的范围内妥善解决了诗体学的问题。他的每一首诗都闪耀着彩虹般绚丽的光芒,任何喜爱色彩斑斓的风格的读者都将赏识这本小小的诗集。对于待在教堂门口的盲人它倒是无可奉告。作者具有何等非凡的眼力!黎明醒来,他知道今天天气如何,只消看一眼百叶窗的缝隙,它
透进一抹比蓝色还蓝的蓝
而且蓝的程度几乎不亚于
我眼下对它的回忆。
傍晚,他以同样眯缝的双眼凝视田野,只见它的一侧已经笼罩在暮霭里,而远方的另一侧
从正中的巨砾
到远处的森林边缘
被照得亮如白昼。
在我们看来,这似乎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而是他自打儿时起便注定与之结缘的绘画。尽管我们对作者目前的处境一无所知,却能清晰地想象出一个头戴草帽的男孩,老大不舒服地坐在园子里的一张板凳上,旁边是随身携带的画具,正在描摹祖先遗赠给他的天地:
白瓷的细胞
包含蓝、绿和红的蜜色。
首先,铅笔线条
在糙纸上勾勒出一个花园。
白桦,外屋的阳台,
尽皆洒满太阳的斑驳光点。我
将画笔浸在浓郁的橘黄颜料里
同时摁紧笔尖旋转;
此刻,在斟满酒的高脚杯里,
在雕花玻璃流溢的光波里
呈现出缤纷璀璨的色彩
怎不令人心醉神迷!
这便是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的薄薄的诗集。临了让我们添加……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想象力。快点激发我的思绪!我以往梦见、如今仍旧通过诗歌梦见的那些迷人得令人悸动的东西并未湮没在诗里,而是引起了某位读者的注意,他的评论我将在白天结束之前阅读。这一切是真的吗?他是否果真理解它们当中的一切,懂得除了老式的、不错的“别有风姿”以外,它们还蕴涵特殊的诗意(当你的头脑,在细小得难以觉察的迷宫里逡巡一周后返回,带着新发现的、独自使诗歌呈现其本来面目的音乐时)?读诗时,他是否不仅将它们当作文字,而且视为文字之间的缝隙,如同你读诗时该做的那样?抑或他仅仅是将它们走马观花地浏览一遍,喜欢它们,赞扬它们,提醒人们注意它们的时间顺序的意义。这是如今时代的一个普遍流行的特征——视时间为风尚。倘若一本诗集的开篇是《一只消失的球》,那它势将以《失而复得的球》收尾:
那年只有图画和雕像,
留在各自原先的位置上
当童年结束,老房子发生
了什么事情:转瞬间
所有的房子都在
互相交换原有的家具,
橱柜和屏风,以及许多
笨重庞大的东西:
正是那一刻,从沙发下面,
在骤然暴露的镶木地板上,
活泼、可爱得令人难以置信,
它出现在一个角落里。
诗集的外观令人赏心悦目。
从诗集中榨取最后一滴蜜汁以后,费奥多尔伸了个懒腰,从沙发上站起身。他觉得饥肠辘辘。手表的三根针近来表现反常,经常逆向行走,闹得他不能指望它们。费奥尔多出门,感到周身浸没在潮湿寒冷中(幸好我穿上了这件)。在他凝神构思他的诗的当儿,雨水已将这条街从头到尾冲得滑溜溜的。货车已经开走,拖拉机刚才停的人行道旁,留下一弯汽油凝成的彩虹,最触目的是紫色,还有一个形似彩羽的弧圈。沥青路上的长尾鹦鹉。那家搬家公司叫啥名来着?马克斯·拉克。马克斯的运气 。
我带上钥匙了吗?费奥多尔蓦地想到,不由得停下脚步,一只手插入雨衣口袋。他摸到一把叮当作响的东西,沉甸甸的,心里重新镇静下来。三年前当他作为一个学生生活在这里时,先前搬到巴黎跟塔妮娅同住的母亲写信说,刚刚摆脱了那种将柏林人长期拴在门锁上的永久性枷锁的束缚,她感到无所适从。他能想象出她读到这篇关于他的评论时高兴的神情。顷刻间,他觉得母亲在为他自豪;不单如此,他的眼睑边缘还有母亲的一颗滚烫的泪珠。
不过我干吗在意一生中是否会受到关注,如果我无法确定世人是否将永远记住我,直到最后一个最黑暗的冬季,像龙萨 笔下的老妇人一样惊叹不已?可是……我离三十岁还早,如今已经受到关注。关注!谢谢你,我的祖国,为了这种遥不可及的……一种抒情诗的可能性从他身边掠过,在他耳畔吟唱。谢谢你,我的祖国,为了你弥足珍贵的……我不再需要“受到关注”这个词儿的声音:韵脚点燃了生命的火花,但是韵脚本身已被抛弃。应该感谢这最疯狂的天赋……我猜“网”已做好捕捉的准备。没时间依靠那束骤然涌入的光线看清我的第三行诗。遗憾。一切都已消失,没能领会我的暗示。
他来到一家兼作俄国烹饪蜡像博物馆的俄罗斯食品店,买了几块饺子形馅饼(第一块是肉馅,第二块是卷心菜馅,第三块是木薯馅,第四块是米馅,第五块……买不起第五块),然后坐在公园里一张湿漉漉的长椅上,迅速将它们吃完。
雨开始下得更猛了:有人已经陡然掀起天幕。他得在有轨电车站的圆顶候车棚下暂避一时。那儿的长椅上坐着两个手提公文包的德国人,正在商谈一笔交易,言谈中充满思辨性的细节,全然不像在谈生意,恰似你在布罗克豪斯 百科全书中查阅某一词目时,忘记了完整的词目而只记得它的首字母。晃着一头短发,一个姑娘牵着一只呼哧呼哧喘着气、形似蛤蟆的小斗牛犬走进候车棚。奇怪的事发生了:“遥不可及”与“受到关注”又一起出现,像某种合声在耳边萦绕不绝。我不会受到诱惑。
雨停了。带着纯粹的简单性——毫不做作,绝无花招,所有的街灯全亮了。他料定自己已能动身前往车尔尼雪夫斯基家,以便到达目的地时接近九点,莱茵河,好的,生态群。 如同常发生在醉鬼身上的情形一样,当他怀着这样的心思横穿马路时,某件事阻止了他。在一盏路灯的潮湿光线的照耀下,一辆汽车停靠在路边,引擎轰鸣:车前防护罩上的每颗雨滴都在战栗。谁有可能写这篇评论呢?费奥多尔无法在侨居德国的这伙评论家中最后确定一位。这人忠厚正派但缺乏灵气,那人虽有才华却不诚实,第三人只写过散文评论,第四人只写过自己的朋友,第五人……费奥多尔的想象力使第五人的形象呈现于脑际:此人与他年龄相同,甚或,他想,比他年轻一岁,在相同的年份、相同的侨民报纸杂志上的发表总量不比他多(这里一首诗,那里一篇文章),但却已经用某种让人难以理解却又似乎与液体的流动一样自然的方式,温婉谦和地将自己笼罩在难以定义的名声的光环里,致使人们提及他的名字,虽然不一定特别频繁,但口气却显然有别于其他年轻人。只要有他新写的文章,尽管鄙视自己这样做,费奥多尔还是会在角落里如饥似渴地阅读那灼心的每行每句,试图通过阅读本身消解那些文字带给他的不可思议的感受。而后的两三天里,他既不能摆脱已经读过的内容,又无法克服疲惫衰弱或隐隐作痛的感觉,仿佛在与对方搏斗的当儿,伤害了自己最内在、最神圣的一点。他是一个孤寂忧郁、目光短浅的人,两侧肩胛骨的相应部位带有少许恼人的缺损。但是我将宽恕一切,如果此人是你的话。
他觉得自己正保持着懒散闲逛的步速,殊不知他途中撞见的钟(钟表店那几只骤然出现的庞然大物)走速之慢更甚于他。临近目的地时,他迈出一大步赶上与他同往一处的柳博芙·马尔科芙娜,方才明白自己坚持走完全程,是因为自己缺乏耐心,正如自动扶梯能将伫立不动者变成跑动的人一样。
这位肌肉松弛、无人爱怜、上了年纪的女人已经戴了一副夹鼻镜,干吗还要描眉画眼呢?两只镜片夸大了这种业余修饰的粗陋,结果使她那单纯诚挚的目光平添了不少暧昧的意味,使人无法避而不看:谬误导致的催眠效果。其实几乎有关她的一切似乎都基于一种不幸的误解——每当她寻思自己能像德国人一样说德语,寻思高尔斯华绥 是一位文学大师,或者格奥尔基·伊万诺维奇·瓦西列夫对她产生了病态的好感时,人们便琢磨这甚至是不是神志迷乱的一种形式。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瓦西列夫——一名肥胖的老记者,每两个星期六组织一次文学聚会,她是最热衷于光顾的人之一。今天才是星期二,柳博芙·马尔科芙娜依然保留着上个礼拜六的印象,并且慷慨地与他人分享。跟她做伴的人全都不可救药地成为心不在焉的粗汉。费奥多尔寻思自己的精神状态也不如以往,幸好他们正朝前门走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女佣已经站在门口迎接,手里拿着钥匙。其实,主人此前已经打发她去接瓦西列夫,后者得了一种实属罕见的心脏瓣膜疾病——甚至养成了对它的嗜好,有时携带一只心脏解剖标本,毫不掩饰又饱含爱意地展示它的一切。“我们用不着乘电梯。”柳博芙·马尔科芙娜边说边开始上楼,看似沉重的步子,落在台阶上便成了一种出奇的平滑无声的轻晃。费奥多尔只得放慢速度,跟着她弯弯曲曲地向上走去,姿势酷似一只你时而瞧见的狗儿,鼻子蹭着主人的脚后跟,忽左忽右地蹒跚而行。
亚历山德拉·雅科芙列芙娜亲自把他们迎进门。费奥多尔还没有顾得上注意她那怪异的表情(仿佛她不赞成或想迅速回避什么),她丈夫便迈着两条肥胖的短腿冲进大厅,手里同时挥舞着一张报纸。
“就是它!”他嚷道,嘴角猛地朝下一撇(他儿子亡故以后形成的一种面部肌肉痉挛),“瞧,就是它!”
“我嫁给他那会儿,”车尔尼雪夫斯基夫人说,“指望他情绪能不那么外露。”
费奥多尔吃惊地发现他稀里糊涂地从男主人手中接过的是一张德文报纸。
“日期!”车尔尼雪夫斯基喊道,“往下瞧,看清上面的日期,小伙子!”
“四月一日,”费奥多尔叹息着答道,无意识地把报纸折了起来,“是的,当然,我本该记住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粗野地纵声大笑。
“别跟他一般见识。”他妻子拖着倦怠而忧郁的腔调说,同时微微扭动屁股,一手轻轻地揽住年轻人的腰部。
柳博芙·马尔科芙娜啪的一声合上手提包,神态自若地朝客厅走去。
这是一间陈设俗陋、灯光昏暗的小屋,一片阴影留在一个角落里,一只仿制的塔纳格拉 花瓶立在不可企及的书架上。等到最后一位客人终于抵达,车尔尼雪夫斯基夫人瞬间变得——正如平素发生的那样——酷似她自己那只蓝莹莹的茶壶,开始沏茶时,拥挤的寓所披上了纯朴动人、温情脉脉的伪装。沙发上几块色彩缤纷的坐垫之间——它们全都索然无趣、模糊不清——一个耷拉着天使般的两条腿、嵌着波斯人的一双杏眼的绸布娃娃,正被两个坐姿舒适的人轮流挤压:满面胡髭、身躯庞大的瓦西列夫,穿着箭一般笔直、拉到膝上方的战前长袜;一位娇嫩孱弱、妩媚多姿、眼睑粉红的姑娘,整副形貌颇似一只白鼠。她的教名叫塔玛拉(倒是更适合这只娃娃),她的姓能使人联想起挂在裱画店里的一幅德国山地风景画。费奥多尔在书架旁落座,尽管喉头哽噎,仍然试图装出兴致勃勃的样子。克恩,一名土木工程师,为与已故的亚历山大·勃洛克 (著名诗人)过从甚密而自豪,此刻正从长方形纸板箱上揭下一个日期,一种黏胶剥落的声音随即响起。柳博芙·马尔科芙娜凝神端详盛在一只很蹩脚地绘有一只大黄蜂的大盘子上的糕点,突然间她中断了观察,从一个小圆面包那里获得了满足——撒着糖霜、总带有一枚无名氏指印的那种……主人正在讲述一个医科学生愚人节当天在基辅的恶作剧……屋里那个最有趣的人物却与他们相隔一段距离,坐在写字台边没有参与谈话——然而却一声不吭地凝神倾听。他是一个年轻人,与费奥多尔有些相像——其相似之处不在于容貌(他的容貌在那时很难分辨),而在于其整体外形的色调:头发剪短的圆脑袋(根据当下圣彼得堡浪漫主义的标准,这种短发比一簇簇乱发更适合诗人)的微微发褐的赤赭色;大而柔软、稍稍凸出的耳朵的透明度;纤细的颈背上落下一片凹陷的阴影。他的坐姿与费奥多尔有时呈现的姿势相同——脑袋略垂,双腿相交,两臂不是交叉而是仿佛畏寒似的搂在一起,于是身体的憩息更多通过僵挺的侧影(膝盖,肘部,瘦削的肩膀)与所有部位的紧缩得以体现,而不是一个人在放松和聆听时整副身架的柔和。立于书桌上的两卷书的阴影犹如一只袖口和大衣翻领的一角,而倚在其他书上的第三卷书的阴影,可能会被误认为是一条领带。他比费奥多尔约莫年轻五岁,而且,就面容本身而言,如果根据房间墙壁上以及旁边卧室里(两张夜间哭泣的单人床之间的小桌上)的照片判断,也许两人之间毫无共同之处。倘若你忽略面部轮廓,连同突出的额骨的一定延展以及眼窝的幽黯深邃——帕斯卡尔式,按照那些相面师的说法——兴许两者的眉毛宽度有些相仿……但是不,这不是普通类比的问题,而是事关两个敏感、瘦弱、各有怪癖的男孩之间精神上的相似之处。这位年轻人目光低垂,唇边露出一丝嘲讽的意味,以一种羞怯且不十分惬意的姿势,坐在一张周围嵌着闪闪发亮的铜质平头钉的椅子上,左侧是凌乱不堪地堆满辞典的书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像是要重新获得失去的平衡一样,迫使自己的目光从那个影子少年身上移开,同时继续用扬扬得意的戏谑竭力掩饰自己精神上的病态。
“别担心,会有评论文章出来的。”他对费奥多尔说着,不经意地眨巴着眼睛,“那些评论家准会挤出你的黑头粉刺。”
“顺便问一下,”他的妻子说,“‘摇晃穿行’到底是什么意思——在那首谈到脚踏车的诗里?”
费奥多尔解释时,更多是靠手势而非话语:“知道吗?你开始学骑脚踏车的时候,往往左右摇摆不定。”
“最合我意的是有关儿科疾病的那首,不错。”亚历山德拉·雅科芙列芙娜说着,赞许地点点头,“写得好:圣诞节的猩红热和复活节的白喉。”
“为什么不可以颠倒一下呢?”塔玛拉问道。
哦,这男孩曾经多么喜欢诗歌!卧室里装有玻璃门的书橱塞满了他的书:古米廖夫 ,埃雷迪亚 ,勃洛克,里尔克——他熟记于心的可真多!还有那些笔记本……哪天我得和她坐在一起,将它们全部浏览一遍。她有精力做这事,我却没有。奇怪的是,人们做事总是一再拖延。人们大多认为检视死者的遗物将是一种乐趣——掺杂苦涩的唯一乐趣,但是他的遗物依然留在那里,原封不动(也许是一个人灵魂的那种虑及将来的怠惰)。不能想象一个陌生人情愿碰它,但如若不小心让那只宝贝小书橱付之一炬,那倒将是莫大的慰藉。车尔尼雪夫斯基陡然站起身,仿佛凑巧似的将椅子挪到书桌旁,使书桌和书籍的阴影都不能成为魂灵谈论的话题。
其时,谈话已经转向列宁逝世以后某位失去权势且又无人怜惜的苏维埃政客。“哎,在我接触他的那几年里,他处于荣耀和成就的巅峰。”记者瓦西列夫说,他出于职业习惯误引了普希金的诗文(他用了“希望”,而非“巅峰”)。
那个貌似费奥多尔的男孩(正因如此,费奥多尔深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宠爱)此刻站在门口,在离开屋子前驻足片刻,半转身子朝向自己的父亲——尽管他生性耽于想象,却远比所有坐在屋里的人笃实可靠!那张长沙发能被透过瓦西列夫和苍白的姑娘的目光瞧见!工程师克恩仅仅以夹鼻眼镜的闪光作为自己的象征;柳博芙·马尔科芙娜亦是如此;费奥多尔之所以存在,概因他与死者之间有一种暧昧不明的和谐——雅沙 倒是真实而生动的,可惜矜持的本能阻碍了旁人仔细端详他的容颜。
不过或许,费奥多尔暗自思忖,或许这一切都不对,或许他(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眼下压根儿没有像我揣度的那样想象他那死去的儿子。他可能确实在聚精会神地与人交谈,他的眼珠骨碌转动,兴许恰恰是因为他始终烦躁不安的缘故,可怜的灵魂。我苦闷、厌倦,这里没有哪一句话听上去是真实的,我不晓得自己干吗老是坐在这儿,听他们胡诌一气。
尽管如此,他继续坐在原处吸烟,轻轻扭动大脚趾——而且趁其他人继续聊天和他自言自语的当儿,他按照自己每到一地始终坚持的做法,试图揣摩这人或那人内心显而易见的意愿。他将小心翼翼地坐在参与对话者的躯体内,宛若坐在一张扶手椅上,这样对方的胳膊肘成为供他倚靠的扶手,他的灵魂将舒适地融入对方的灵魂。而后,随着天光骤变,转瞬间,他将成为亚历山大·车尔尼雪夫斯基,或者柳博芙·马尔科芙娜或者瓦西列夫。这种犹如泛着德国矿泉水般的欢腾气泡的转变,有时还会平添一种竞技体育带来的兴奋感。当一个偶然出现的词儿恰如其分地证实他对别人的思绪的猜测时,他感到非常荣幸。在他看来,所谓的政治(荒谬可笑的一连串协议、冲突、恶化、摩擦、纷争、崩溃以及清白无辜的小镇变为国际公约的代名词)毫无意义,并且时而使他带着一种好奇和憎恶引起的战栗,陷入瓦西列夫宽敞的腹内,在里面逗留片刻,受到瓦西列夫的内部结构的驱使。在那里,“洛迦诺” 按钮旁有一个“停工”按钮,一种佯装聪明、佯装引人入胜的游戏在一些不谐调的标记的引导下进行,诸如“克里姆林宫五巨头”,“库尔德人 反叛”,或是已经完全丧失人性内涵的个别姓氏:兴登堡 ,潘勒韦 ,赫里欧 (他那个畸头巨怪般的俄语姓名首字母,左右颠倒的E,在瓦西列夫的报纸专栏里总是显得卓尔不群,大有与其法国主人彻底决裂之势)。这是一个充满先知箴言、预感以及神秘组合的世界;一个实际上比最抽象的梦境还要鬼魅丛生的世界。费奥多尔搬入车尔尼雪夫斯基夫人的躯体以后,发现里面的一切并非完全陌生,却有许多让他吃惊不已的东西。他就像一位拘谨古板的旅行者,会对遥远异域的民俗风情感到惊讶:日出时分的集市,赤身裸体的孩子,持续不停的喧嚣,大得离奇的水果。这位懒散、平庸、时年四十五、失去唯一儿子的女人,陡然活转过来。丧子使她两肋生翅,眼泪使她恢复青春——至少以前认识她的人这样说。对儿子的思念,在她丈夫心里郁积成疾,在她心里却燃起日趋炽烈的热情。说这股热情溢满她的身心并不确切,不,它大大超越了她灵魂的范围,甚至似乎将那两间租屋的荒诞变为崇高。惨剧发生后,她和丈夫从蓬内大街宽敞的公寓(她弟弟及其家人曾在那里住过数年)搬到这里。现在她看待自己的所有朋友,仅凭他们对她的丧亲之痛感受如何,同时,为了更加缜密起见,靠回忆或想象雅沙对这个或那个人的看法继续她与人的交往。她的心被活动的热情和对充足反应的渴望牢牢攫住。她的孩子在她体内生长,竭力挣扎着想出来。由她丈夫和瓦西列夫新近组建、旨在让她丈夫和她自己有事可做的文学圈子,在她眼里仿佛是她那诗人儿子死后获得的最高荣誉。恰恰是在那刻,我跟她初次照面,而且颇觉惶惑,因为这位体态丰腴、兴致极好、两只蓝眼睛亮而有神的矮个女人在与我初次聊天之际,泪水倏地夺眶而出,恰似一只液体漫到边缘的水晶容器没来由地突然裂开一般。然后,她将闪烁的目光依然对准我,笑着,啜泣着,开始一遍遍地念叨:“天哪,你确实让我想起了他!”我们后来几次见面时,她谈到儿子,谈到有关他去世的所有细节以及眼下梦见他的情景(仿佛已怀他多时,像肥皂泡似的微微透明),我觉得她的话既粗俗又无耻。当我间接获知她提及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损失,我没有以相应的共鸣附和她,而仅仅是转换话题了事,她对此“有些伤感”时,内心更加恼怒不已。然而,很快我注意到,像这种让她得以活在世上、不致因主动脉猝然破裂而死去的悲哀,正开始不知不觉地使我深陷其中,并且对我提出要求。你知道某人递给你一张珍贵的照片,满怀希冀地瞅着你时那特有的姿态,而你,在虔诚地久久凝视照片上那张露出率真的微笑、全无轻生之念的脸以后,故意拖延归还照片的时间,故意磨磨蹭蹭地伸出手,并且投去眷恋不舍的一瞥,交回照片,似乎及早将它脱手会显得失礼。我和她没完没了地重复这一动作。她丈夫将坐在屋角灯光下明亮的书桌前工作,间或清清喉咙。他正应一位德国出版商之约编纂他的《俄语技术词汇辞典》。四下静谧无声,一切都不对劲。我盘里残留的果酱和烟灰混在一起。随着她越发起劲地继续谈论雅沙,他的个人魅力变得越来越小。哦,不,我跟他之间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远远少于她暗自猜测想象的那些由巧合所致的外部特征的类似性,再者,她另外发现了一些并不存在的外部特征——其实,我俩内心与外表的相似之处几近于无)。如果我俩曾经相遇,我甚至怀疑我们能否成为朋友。他的阴郁,偶尔被无趣之人特有的瞬间迸发的狂喜所打断;他的知识热情引起的伤感;他的纯洁,若非因为他们出于病态而过分加以美化,准能清晰地表明他的怯懦;他对德国的感情;他那庸俗的、心灵的震颤(“整整一个星期,”他说,“我恍恍惚惚。”那是在读完施本格勒 的作品之后);临了是他的诗……总之,任何在他母亲眼里充满魅惑的东西只能惹我生厌。作为一名诗人,他在我看来过于虚弱。他对诗歌只是浅尝辄止,正如成千上百个与他同一类型的聪明的年轻人一样。然而,如果他们没有经历多少堪称悲壮的死亡——与俄罗斯文学无关,他们对这一点的了解倒是十分透彻(哦,那些雅沙的笔记本,满是诗体学方面的图示,解释四音步诗里的韵律变化),他们后来完全抛弃了文学。倘若他们能在某一领域显露才华,那将是在科学界或行政部门,抑或干脆是在有条不紊的生活中。他的诗歌充斥着大量时髦的陈腔滥调,歌颂他对俄罗斯的“悲怆的”爱——叶赛宁 笔下的秋景,勃洛克描绘的沼泽地带烟雾弥漫的蓝色……粉末似的白雪,落在曼德尔施塔姆 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木料铺砌的建筑群上以及涅瓦河畔的花岗岩护墙上。时至今日,普希金的胳膊肘留在上面的印痕依然依稀可辨。他母亲将对我朗诵这些诗歌,因为心绪烦乱念得不顺,那犹如腼腆羞怯的小学女生似的稚嫩语调,压根不适合那些染上悲剧色彩的疾行如飞的音步。雅沙本人当初肯定带着一种自己全然不察的单调节奏背诵这些诗,鼻孔膨胀,身体摇晃,沐浴在一种抒情式骄矜的怪诞的光辉里,过后他随即消沉下去,又变得微贱、孱弱、内向。蛰伏在他喉咙里的是铿锵有声的修饰词——不可思议的,冰冷的,美丽的——他那一代年轻诗人趋之若鹜的修饰词。他们全有一种幻觉,以为那些深奥冷僻的词儿,散文体词句,甚或表现力贫乏的词儿,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生命循环,眼下,当用在诗里时,正从相反的方向返回,获得一种出人意料的新鲜感。这些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嘴里结结巴巴地吐出的词儿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另一半的循环,再度消失,然后再度显现它们的衰朽和窘困——从而正在暴露出风格的骗术。政治性的挽诗以外,雅沙写了其他一些诗歌,描写耽于冒险的水手们经常出入的下贱的场所,描写杜松子酒和爵士乐(他按照德语发音,将其读作“雅兹”)。他写了关于柏林的诗歌,他在诗里试图将抒情音调赋予德语专有名词,其手法恰似,譬如,令俄文诗歌里响彻一种吟诵意大利街道名称、悦耳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女低音。他还写了一些献给友谊的诗,没有韵脚,没有音步,充满了紊乱、蒙眬和羞涩的感情,心灵深处的喧嚣,以及称呼男性朋友的礼貌的呼语, 正如一名生病的法国男子称呼上帝,或是一名年轻的俄国女诗人称呼她心爱的男士一样。他以一种苍白的、随意凑合的方式表达这一切,同时使用许多与他狭隘的中产阶级身份相一致的粗俗语和不正确的重音。由于受到表示增大的后缀的误导,他想当然地觉得“最近失火的地点”意为“一场大火”,我还记得他可悲地提及“弗鲁布廖夫的壁画”——针对两位俄罗斯画家(鲁布廖夫和弗鲁别利 )的一种有趣的合称,它充分证明了我们之间的差异。不,他过去不可能像我一样爱好绘画。我向他母亲隐瞒了自己对他的诗的真实见解,出于礼貌被迫吐出的几声含混不清的恭维,却被她视为语无伦次的狂喜的迹象。她喜不自禁、热泪盈眶地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是雅沙的最好的领带,一件波纹绸质地的老掉牙的货色,刚刚熨过,上面一家著名但不高雅的商店的标签仍然清晰可见。我很难想象雅沙本人曾经系过它。作为对她让我与其分享的每一样东西的回报,作为对她向我详实描述她的已故儿子,他的诗歌、神经衰弱、亢奋以及他的死的回报,车尔尼雪夫斯基夫人蛮横地要求我给予她一定量的创造性合作。她的丈夫,为他拥有一百年历史的姓氏感到自豪,用它的来历殷勤款待客人达数小时之久(他的祖父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受洗礼——在沃利斯克,我想——施洗者是著名政治家车尔尼雪夫斯基 的父亲,一位身体肥硕、精神健旺的希腊裔东正教牧师,喜欢在犹太人中间从事传教工作,除了宗教祝福以外,还将自己的姓氏额外赐予那些皈依者)。他在许多场合对我说:“我看,你真该以传记小说为体裁,写一本小说,介绍六十年代我们的伟人——喏,喏,别皱眉,我能料到你所有的反对理由。不过相信我,毕竟有这样的例子,说明某个正派人富有献身精神的一生体现出的迷人魅力,足以弥补其文学观点中的谬误。至于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嘛,确实是一个勇敢的人。如果你拿定主意描写他的一生,我有许多离奇古怪的事儿可以讲给你听。”我压根没有心思描写这位六十年代的伟人,更无意描写雅沙,像他母亲喋喋不休地建议的那样(于是,拼凑在一起,这便是他们一部完整的家族史)。不过,在对他们引导我创作灵感的这番努力感到既好笑又好气的同时,我依然觉得车尔尼雪夫斯基夫人将很快使我陷入窘境。另外,正如我被迫系上雅沙的领带前去拜访她一样(直到想起说我打算把它留待特殊场合使用),我将不得不着手创作一篇冗长的短篇小说,描写雅沙的命运。我曾经软弱得过了头(或者勇敢得过了头),竟去琢磨自己怎样才能对付这个题目,倘若凑巧……任何一个颇有见解、多愁善感的人,任何一位戴角质架眼镜的“严肃的”小说家——欧洲的家庭医生和研究社会震动的测震学专家,无疑已经从这个故事中发现了颇能反映“战后年轻人的精神状态”的特点——一个词语组合,它本身(甚至撇开它所表达的“大意”不论)使我轻蔑得说不出话来。每当我听到或读到最近流行的幼稚无聊的话,有关“时代的症状”以及“青年的悲剧”之类的蠢话时,就会产生一种腻味恶心的感觉。再者,因为雅沙的悲剧没能激发我的热情(尽管他母亲认定我心里在燃烧),我兴许已经身不由己地陷入散发着令人作呕的弗洛伊德式腐臭的“深度”社会问题小说之中。在我发挥想象力、用脚趾触碰水坑表面薄似云母的浮冰之际,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甚至会想象将自己的作品誊清,交给车尔尼雪夫斯基夫人,采取了一种坐姿,好使那盏灯从左侧照亮自己的命运之路。(谢谢你,这样我能看清。)在简短的序言中提到当初写它是如何困难,提到我意识到的责任感之后……但是,此间的一切都将被羞愧的绯红色薄雾遮蔽。幸好我没有执行命令——我无法断定是什么救了我:一方面,我一再拖延,为时过久;另一方面,在我们的会面之间,出现了某些值得庆幸的间隙,也许车尔尼雪夫斯基夫人本人对我的话感到有些厌倦。即便如此,这个故事始终未被作者采用——一个事实上过于简单和伤感的故事。
我和雅沙几乎同时进入柏林大学,只是我不认识他,虽说我俩准已照过许多次面。学科的不同——他主修哲学,我研究纤毛虫——减少了我们交往的可能性。倘若我现在重返往昔岁月,仅仅在一方面得到充实——对当今的清醒的感觉,一丝不苟地追寻我那些首尾相叠的所有足印,我定将注意到他那张快照上如今看起来很眼熟的脸。你以为自己正随身携带时下的违禁品重返过去的时光,这本身是一桩趣事。至于在出人意料的场合,邂逅今天的相识,他们如此年轻、清新,由于一种清醒状态下的神经错乱而没有认出你,这又该是多么荒诞不经。这么着会有一个女人,比如说,一个某人自打昨日以来一直爱慕的女人,她以一个少女的形象出现,正紧挨着他站在拥挤的车厢里;而一个十五年前在街上向你问路的匆匆过客,眼下与你同在一个办公室里共事。在这往昔纷乱的人群中间,只有约莫一打的面庞将体现此种时代错误的重要性:被王牌的光辉改变形貌的小牌。接着,一个人能多么自信地……不过可惜,即使你碰巧在梦中进行这一次回溯旧踪的旅行,之后在往昔岁月的边缘,你目前的领悟力完全失效,而且在由梦魇的笨拙的道具管理员草草拼凑的教室环境里,你再一次不了解自己的课程——身边是所有俱已忘却的旧时学校形形色色的痛苦挣扎。
在大学里,雅沙与两位同学结为好友,鲁道夫·鲍曼,一个德国人,以及奥莉娅·G.,一位同胞——那些俄文报纸没有登出她的全名。这位姑娘与他同龄,而且甚至,我想,与他同乡。然而他们两家彼此并不相识。我只有幸见过她一回,是在雅沙死后大约两年的一次文学聚会上——我记得她那引人注目的宽阔光洁的前额,海蓝色的眼睛,鲜红的大嘴,嘴唇上方一片黑色的绒毛,唇边一颗圆鼓鼓的痣。她站在那儿,双臂相交,搁在绵软的胸脯上,顿时在我心中激起所有恰当的文学联想。诸如一个晴朗夏夜的尘埃,高速路边一家酒馆的门槛以及一个神思倦怠的姑娘目不转睛的凝视。至于鲁道夫,我与他缘悭一面,只能凭借其他人的话揣测,他长着一头往后梳理的褐发,动作麻利,而且外表英俊——那健硕的身躯和发达的肌肉令人联想到一只猎犬。于是,我用不同的方式分别研究这三个人,以致影响了他们的实质和特点,直至最后一刻,属于我自己却不被我理解的太阳,将他们一齐照亮,同时借助同样猝然闪现的光芒将他们融为一体。
雅沙记了一本日记,将自己、鲁道夫和奥莉娅之间的相互关系简洁地解释为“嵌在一个圆里的一个三角形”。圆圈代表正常的、简单的、联结三人的“欧几里得式的”(如他所言)友谊,因此如果这只圆圈单独存在,他们的结合可能始终是轻松愉快、牢不可破的。但是刻在圆圈内的三角形是人际关系的一种不同的体系,错综复杂、令人痛苦,且形成缓慢,有一种自己的存在方式,完全独立于圆圈围住的恒定友谊的普通范畴之外。这是悲剧的平淡无奇的三角形,产生于田园诗的圆圈内,姑且不论彰显其发展的时髦的参照物,单是这种匀称得令人起疑的结构的存在,便永远不可能允许我据此写出一部短篇或长篇小说。
“我疯狂地爱上了鲁道夫的灵魂,”雅沙用他那充满激情的、新浪漫主义的笔调写道,“我爱它的比例均衡,它的健康及它对活在世上表现出的喜悦。我疯狂地爱上了这个完全裸露、太阳晒黑的柔软的灵魂,它对所有事物都做出一种反应,穿过人生,犹如一位自信的女人掠过舞池一般。我只能以最复杂、最抽象的方式,相形之下,康德、黑格尔如同儿戏,想象我将经历的心醉神迷的狂热,只要……只要什么来着?我能拿他的灵魂怎么办?这正是置我于死地的东西——这种对某种最神秘的工具的渴望(因此阿尔布雷希特·科赫渴望狂人世界里的‘金色的逻辑’)。每当我与他独处时,我血液翻腾,双手像学校女生的手一样变得冰凉。他知道这点,他开始厌恶我,而且不掩饰自己的反感。我狂热地爱上他的灵魂——犹如爱上月亮一样徒劳。”
鲁道夫的拘谨尚可理解,但你如果仔细审视此事,便会觉得雅沙的冲动或许并没有违背常理,他的激情毕竟与俄罗斯上世纪中叶许多年轻人的激情极为相似。他们快活得颤抖。每当雅沙扬起柔软光洁的睫毛,他那眉毛苍白的老师,一位未来的领袖,未来的殉道士,将转身朝向他。倘若鲁道夫算得上一位地地道道的教师,一位殉道士,抑或一位领袖,我会否认从雅沙身上看到了难以矫正的偏差。鲁道夫的真实身份,所谓的德国大学生,一名德国的“正常青年”,以及他在一定程度上属意晦涩诗歌、蹩脚音乐和畸形艺术——并不影响他身上那种令雅沙痴迷或者觉得令他痴迷的东西。
作为由一名教授的令人尊敬的傻瓜儿子与一名公务员的女儿所生的儿子,鲁道夫生长在优越的资产阶级环境里,在状若教堂的餐具柜和呈休眠状态的书脊之间。他本性敦厚,虽说并不和善;善于交际,却有些轻浮;容易冲动,同时又工于心计。他确凿无疑地爱上了奥莉娅,在跟她和雅沙骑车在黑树林里漫游之后。那次旅行,如他在事后讨论时所表白的那样,“开拓了我们三人的眼界”。他在最低层次上烦躁地、质朴地爱上了她,但却遭到了她的严词拒绝,这种拒绝随即变得更加生硬,因为这个倦慵懒散、一味攫取、孤僻任性的姑娘,接下来(在同样的杉树林里、紧傍那个同样圆而黑的小湖)“意识到她已倾心迷恋”雅沙,而雅沙由此感到的压抑,实不下于鲁道夫因为雅沙的炽热情欲以及奥莉娅因为鲁道夫的炽热情欲而生出的烦恼。于是,他们感情的几何关系遂告完整,令人想起法国十八世纪戏剧家笔下人物之间传统且略显神秘的互相联系,X爱上Y,Y爱上Z。
到了冬天,他们结交的第二个冬天,他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处境。整整一冬,他们都在深入思考这种关系的无望。表面上看,似乎一切正常:雅沙孜孜不倦地读书;鲁道夫打曲棍球,娴熟地将球快速击过冰面;奥莉娅学习艺术史(它联系时代背景发出的声响——如同所涉及的整个戏剧性事件一样——酷似一个过于独特,以致走调的音符)。而在内里,一种隐伏的、折磨人的煎熬正渐露端倪,这几个不幸的年轻人刚刚开始从他们的三重折磨中觅得些许乐趣,它就变成令人忧惧的祸端。
长期以来,他们遵循一种彼此达成的默契(每个人无耻地、绝望地了解另外两人的一切),每当三人待在一起时,他们避而不提自己的感情。但只要缺了哪一位,另两位将不可避免地谈及他或她的激情与苦难。出于某种原因,他们在柏林的一家火车站的饭店里度过新年除夕——兴许由于时间装备在火车站尤其引人注目的缘故,然后,他们耷拉着脑袋,走过节日凄冷的街上堆积的五颜六色的雪泥。鲁道夫颇具讽刺意味地提议为他们友谊的显露而干杯。打那以来,他们起初措辞谨慎,继而带着毫不掩饰的狂喜,共同谈论三人全部在场时自己的感受。正是在那时,三角形开始了对圆周的侵蚀。
上了年纪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鲁道夫的父母,以及奥莉娅的母亲(一位女雕塑家,身躯臃肿,两眼乌黑,风韵尚存,嗓音低沉,曾经两度丧夫,过去脖间常常围着貌似青铜链的长长的项链),不仅没有觉察出某个预示厄运的事态正在扩大,而且还有可能颇有把握地答复说(倘若哪位漫不经心的提问者出现在天使们中间,他们已经聚拢,已经簇拥在躺着一把刚问世的黑色小左轮手枪的摇篮周围,内行般地絮絮叨叨)诸事顺遂,人人快乐。不过事后,当一切皆已发生,他们受到蒙骗的记忆进入一个个同样色彩斑斓的日子,在他们惯常的流逝中寻觅即将到来的事物的迹象与证据。而且,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终将发现这些。于是当G太太登门拜访车尔尼雪夫斯基太太,抚慰对方的丧亲之痛时,她完全认定自己对悲剧早有预感的说法。自从她进入昏暗的客厅的那一天起,奥莉娅跟她的两个朋友默默地坐在一张长沙发上,保持纹丝不动的姿势,像身处墓碑浮雕上各种倾向于以悲剧收场的寓言故事中。这仅仅是倏然而逝的光影的融合,但是G太太声称已经注意到那一刻,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她已将那一刻搁置一旁,以便几个月后与其重逢。
到了春天,这把左轮手枪已经长大。它属于鲁道夫,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却毫不惹眼地在三人之间辗转相传,犹如家庭游戏里沿着一根细绳滚动的温暖的圆环,或是黑玛丽手上的一张纸牌。虽说看似离奇,三人一齐失踪,以便——已经置身于一个不同的世界——恢复一个合乎理想、完美无缺的圈子的主意,眼下正由奥莉娅积极推行,尽管目前很难确定何人何时首先提出这个主意。这项艰巨复杂的事业中诗人一角由雅沙扮演——他的处境似乎全然无望,概因这一角色过于抽象。然而,有一些痛苦无法被死亡消弭,因为它们能更容易地被生活及其变化中的渴望化解:一颗有形的子弹无力抵御它们。而另一方面,它却能相当出色地对付涌上鲁道夫和奥莉娅心头的粗鄙的激情。
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有关它的讨论变得特别引人入胜。四月中旬,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时居住的公寓里,发生了显然是最后触发终场结局的一件事。雅沙的父母安然地离家前往马路对面的电影院,鲁道夫意外地喝得酩酊大醉,任由自己胡来,雅沙将他从奥莉娅身边拽开,这一切发生在浴室里。转瞬间,鲁道夫满眼含泪地拾起不经意间从裤兜里落到地上的钞票。三人觉得格外压抑、格外羞耻,而定于翌日上演的终场将带来的慰藉又是何等诱人。
四月十八号是星期四,同时也是奥莉娅父亲的第十八个祭日,饭后他们配备了那把这时已经变得相当结实且取用自如的左轮手枪,在光线明亮的糟糕的天气里(吹来一股湿润的西风,每个花园里都有三色堇的紫褐色)出门乘五十七路有轨电车去格伦沃尔德 ,计划在那里寻找一个僻静之处,相继开枪自尽。他们站在车厢后面的平台上,三人全都披着雨衣,脸上苍白浮肿。雅沙那顶约莫已有四年未戴,今天不知何故被他戴在头上的宽大的鸭舌帽,赋予他一种异常平庸的神态。鲁道夫光着脑袋,风儿撩乱了他那从两侧鬓角往后梳理的金黄色头发。奥莉娅身子倚在后面的栏杆上,一只白皙结实、食指上套着一枚醒目的戒指的手紧紧抓住黑色的扶手——觑起双眼,瞅着掠过身旁的街道,同时老是错误地踩住地板上小巧的钟状物联结的踏板(电车后身变前身时专供司机那只石头般的大脚踩踏)。这三人隔着门受到车厢里尤利伊·菲利波维奇的注意,此人是雅沙一位表哥以前的老师。他赶紧探身门外——他是一个敏捷自信的人——朝雅沙招手。雅沙认出了他,走进车厢里。
“遇见你可真巧。”尤利伊·菲利波维奇说着,详细解释完他正与五岁的女儿(和他分开,坐在窗边,橡皮般柔软的鼻子紧贴着玻璃)一起去看他那住在产科病房的妻子之后,他掏出皮夹,又从皮夹里掏出他的名片,瞅着电车偶尔停住的当儿(电车拐弯时脱离电线),用一支自来水笔勾去旧住址,在上面写下新住址。“喏,”他说,“你表哥从巴塞尔 一回来,就把这交给他,另外提醒他,拜托,他还有几本我的书,我需要它们,非常急需。”
电车沿着霍亨索伦大街疾驰,在车后的平台上,奥莉娅和鲁道夫相继像刚才一样神情肃穆地立于风中,但是某种神秘的变化已经发生:通过将他们独自撇在一旁的行为,即便仅有短暂的一瞬(尤利伊·菲利波维奇·波斯纳和他女儿很快下了车),雅沙实际上已经拆散了联盟,已经开始脱离他们。结果当他重返平台、待在他们身边时,他,尽管与他们一样对此浑然不觉,已经孤独无依。另外一道隐而不现的裂隙,与支配所有裂隙的规则协调一致,继续不可抗拒地缓缓裂开、变宽。
春天岑寂的林子里,湿漉漉的暗褐色桦树,尤其是比较矮小的那些,茫然若失地站在周围,心里全都走了神。离鸽灰色的湖不远(宽广的湖岸阒无人迹,只有一位矮个男人正在应他的狗的请求将一根树枝伸进湖水搅动),他们轻而易举地找到一个偏僻适宜的地方,忙不迭地着手行动。更确切地说,是雅沙着手行动。他诚实的禀性能使最鲁莽的行为透出一种几近质朴的意味。他说他将按照年龄顺序首先开枪自毙(他年长鲁道夫一岁,长奥莉娅一个月),这样一句简单的表示使他们无须靠抓阄来碰运气,因为抓阄既粗俗又轻率,结果保不准还是会摊到他先死。他脱去雨衣,没有向朋友告别(考虑到他们的共同归宿,这倒也在情理之中),屏住声息,脚步踉跄地奔下滑溜溜、松树遍布的山坡,走进一个长满低矮橡树和多刺灌木丛的沟壑,虽说四月的空气清澈纯净,这些植被还是完全遮蔽了他的身影,使其他两人无法看见。
这两人站了很久,等着听见枪声。他们没带香烟,好在鲁道夫够聪明,从雅沙的雨衣口袋里摸出一盒未拆封的香烟。天空已经罩上阴云,松树小心地窸窣作响,仿佛它们稠密的枝柯正从下面摸索什么。两只野鸭以惊人的速度高高飞过,伸出长长的脖颈,一前一后紧紧挨着。事后,雅沙的母亲动辄掏出名片给人看,在它的背面,雅沙已经写上:“爸爸妈妈,我还活着,我给吓坏了,原谅我吧。”挨到最后,鲁道夫再也忍不住了,他爬下山坡,去看他到底怎么样了。雅沙坐在一根圆木上,周围堆满了去年落下、迄今无人搭理的树叶,但他没有转身。他只是说了声:“一分钟就能了结。”他的后背有些紧绷绷的,像是在抑制一阵剧痛。鲁道夫重返奥莉娅身边,他刚一到她身边,两人便听见砰的一声沉闷的枪响。而在雅沙屋里,生命又多持续了几个小时,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剥下的香蕉皮留在一只盘子上,安年斯基 的诗集《柏木雕花箱》以及霍达谢维奇的诗集《沉重的里拉 》放在床边的椅子上,还有长沙发上的乒乓球拍。他当场中弹殒命。可是,为了使他活转过来,鲁道夫和奥莉娅拖着他穿过灌木丛来到芦苇丛旁,不顾一切地往他身上洒土,替他按摩,以致警察后来发现的是一具涂满污血和泥沙的尸体。接着,两人开始呼救,不过没人过来:建筑师费迪南·斯托克斯赫麦塞尔早已带着他那只浑身湿漉漉的塞特种猎犬离开了。
他们返回刚才等待枪声的地方,到这里,整个故事罩上一层疑云。明摆着的一点是:鲁道夫,兴许因为人世间的一个空缺有待他填补,抑或因为他纯粹是个孬种,完全打消了自毙的念头;奥莉娅呢,虽然始终不改初衷,却也无可奈何,因为转眼间左轮手枪已经被他藏起。林子里变得阴冷黑暗,周围淅淅沥沥地落下一阵毛毛细雨,他们待了很久,度过了枯燥无聊的一个钟头。据传他们正是在那一刻成为恋人的,不过这种说法实在无趣。夜半时分,在一条被诗意地称为丁香巷的街道的拐角,一名警官半信半疑地听着他们那恐怖而连贯的故事。他们表现出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看起来像小孩子在吹牛显摆。
倘若车尔尼雪夫斯基夫人在事件发生后随即跟奥莉娅见面,一种充满柔情的感觉或许便能由此产生。不幸的是,这次会面迟至几个月之后,一则因为奥莉娅外出,二则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夫人的悲恸没有立即呈现出费奥多尔亲临现场时所发现的那种不知疲倦甚或如痴如醉的形式。奥莉娅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幸的:她碰巧回来参加她同父异母的哥哥的订婚宴会,家里全是客人。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夫人没预先打招呼就来到这里,脸上盖着纪念死者的厚厚面纱,从她可悲的案卷(照片、信函)里精心挑选的一份珍品装在手提包里,所有的人都在酝酿陪她落泪的喜悦。迎候她的是一位年轻女子,身穿半透明的上装,嘴唇血红,饱鼓鼓的鼻头敷满脂粉,客气和不耐中透着颓废。你可以在她接待客人的隔壁小房间里听见一架唱机的哀号,不消说,从中不会产生亡灵们之间的融洽关系。“我只是久久地盯着她。”车尔尼雪夫斯基太太说道。言毕她小心翼翼地剪去许多小幅快照上的奥莉娅和鲁道夫。然而后者随即来到她家,在她脚下打滚,脑袋对准长沙发柔软的角落猛撞,过后转身离开,迈着富有弹性的优美步伐,急速走在春天的一场阵雨之后闪闪发亮的选帝侯大街上。
雅沙之死让他的父亲非常痛苦。他在疗养院度过整个夏天,而且再没有真正康复:将理性的室温与雅沙死后进入的无限丑陋而寒冷的鬼魅世界分开的隔板骤然破裂,而且无望修复,因此只能用布遮住那道罅隙,他尽量避开不看上面颤悠悠的褶皱。自打那一天起,来世开始渗入他的生命,但他无法消除这种与雅沙灵魂的频繁交往。他终于对妻子提起这事,徒然地希望如此能使秘密状态孕育的幻觉没有害处,因为很快他不得不寻求医生们令人厌烦、大多致命的显微镜加橡胶管的救助。如此说来,他仅有一半生活在我们的世界,因此更加贪婪、更加绝望地攫住这个世界。当你聆听他轻松活泼的话语,打量他五官匀称的面庞,很难想象这位看似健康、矮墩墩、胖乎乎、头上有秃斑、鬓发稀疏的男人种种超脱尘世的经历,不过特别奇怪的是使他顷刻间面目全非的抽搐。此外,他一连数周右手戴一只灰布手套(他患有湿疹)的事实,神秘地暗示着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仿佛他厌恶生活肮脏的触碰,抑或遭到另一种生活的炙烤,他把摘除手套后的握手专门留给冷酷无情、难以想象的晤面。与此同时,非但没有任何东西因雅沙之死而停滞,而且许多趣事正在发生:在俄罗斯,人们冷眼旁观人工流产的普及和避暑别墅的复兴;在英国,发生了这种或那种罢工;列宁匆匆辞世;杜塞 、普契尼 、阿纳托尔·法朗士 相继死去;马洛里和欧文在临近珠穆朗玛峰顶处丧生;多尔戈鲁基老王爷,脚登织有褶边的人造皮凉鞋,秘密访问了俄国,为的是再看看茂密的荞麦;而在柏林,三轮出租车出现没多久后竟又消失;第一艘飞艇慢吞吞漂洋过海;报上连篇累牍地报道库埃 、张作霖和图坦卡蒙 。一个礼拜日,一位年轻的柏林商人和他的一位锁匠朋友动身去乡间,他们乘坐的一辆四轮大马车仅带一丁点血腥气,租车给他的是他的邻居,一个屠夫。两名女仆与商人的两个小孩坐在车里豪华的椅子上,孩子们呜呜哭着,商人与他的伙伴一边狂饮啤酒,一边拼命驱赶马儿,天气很美好,以致他们在兴头上蓄意撞倒一名灵活拐弯的骑车人,在水沟里结结实实揍了他一顿,把他的公文包撕成碎片(他是一位画家),继续欢欢喜喜地上路。画家苏醒过来以后,在一家客栈的花园里意外地撞见他们,只是试图确定他们身份的警察也给打得不轻。过后他们兴高采烈地驱车沿着公路前行,眼见几辆警察驾驶的摩托车渐渐逼近,便举起左轮手枪射击。在接踵而来的交火中,一粒子弹击毙了愉快的商人的三岁儿子。
“听着,我们应该转变话题,”车尔尼雪夫斯基夫人柔声说道,“我不敢让我丈夫听到诸如此类的事情。你手头的确有一首新诗,对吧?”“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准备给我们念一首诗。”她朗声宣布,可是瓦西列夫,身子半躺着,一只手捏着一根硕大的烟嘴,上面插了一根不含尼古丁的香烟,另一只手漫无目的地将一个玩具娃娃弄得乱蓬蓬的,这个娃娃正在他的膝头经历各种情绪的演变。他仍然继续谈了足有半分钟,叙述前一天法庭上是如何调查这一欢乐事件的。
“我手头什么也没有带,心里什么也没记住。”费奥多尔连续重复了几遍。
车尔尼雪夫斯基蓦地转向他,将自己的一只汗毛浓密的小手搭在他的衣袖上。“我估摸你还在生我的气。你没有?以名誉担保?我事后才明白,那是一个多么残忍的玩笑。你看上去气色不好。情况怎么样?你从来没有认真对我解释你为什么变换住处。”
他解释道,在他住了一年半的膳宿公寓里,突然搬进一些他认识的人:过于和善、头脑愚钝、爱管闲事、惹人厌烦的家伙。他们时不时地“串门聊天”。他们的房间紧挨他的房间,不久,费奥多尔觉得他们之间的那堵墙壁已经坍塌,他无力自卫。不消说,对于雅沙的父亲来说,住处的变更解决不了他的问题。
瓦西列夫已经站起身。他轻轻吹着口哨,阔背微伛,正在翻阅架上的书籍。他抽出一本,将它打开,止住口哨,代之以呼哧呼哧的喘息,开始独自读起第一页来。他在长沙发上的位置被柳博芙·马尔科芙娜和她那只手提包占据。由于她倦怠的双眼未经任何修饰,在她用一只难被取悦的手抚摸塔玛拉金黄色的后脑勺的时候,脸上的神态平添了几分妩媚。
“对!”瓦西列夫没头没脑地说了声,啪地合上书,塞入书架上近在眼前的第一个空隙。“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得完结,同志们。我嘛,必须在明晨七时起床。”
工程师克恩朝自己的手腕瞟了一眼。
“哦,再待一会嘛。”车尔尼雪夫斯基夫人说着,两只蓝色的眸子流露出哀求的目光,一边转向工程师,见他已经起身,站在他的空椅子后面,又将椅子朝旁边稍稍挪开一些(这样一个灌了满肚子茶的俄罗斯商人也许会将自己的杯子倒扣在与之相配的碟子上),便开始谈起他已经答应在下周六的会议上发表的演讲——演讲题目是《战时的亚历山大·勃洛克》。
“我在通知中误写成《勃洛克与战争》,”她说,“不过这不会有什么影响,对吧?”
“恰恰相反,它当然有影响,”克恩答道,两片薄唇边带着一丝笑意,但是厚厚的镜片后面却露出杀气,没有松开叠在腹部的两只手,“‘战时的勃洛克’表达了标题的本义——演说者自己观察的个人本质。‘勃洛克与战争’嘛,恕我直言,是哲学。”
此时,他们全都开始渐趋朦胧,随着一片雾气的随意颤动微微荡漾,而后消散殆尽。他们的轮廓,按照8字形编织而成,正在蒸发,虽说间或有一个亮点在闪烁——一只眼睛里的热诚的目光,一只手镯的一线微光,还有瓦西列夫那被急促地刻上皱纹的前额的短暂重现。他正握住某人开始融化的手,最终隐约浮现的是淡绿色的麦秆,饰以丝织玫瑰(柳博芙·马尔科芙娜的帽子)。现在,一切俱已消失,雅沙一声不响、趿着拖鞋来到烟雾弥漫的客厅,心想他父亲已经就寝。随着神奇的一声丁零,就着深红色提灯的光亮,几个影影绰绰的人正在修理广场拐角上的人行道。因为没钱搭电车,费奥多尔正步行走回家。他忘了向车尔尼雪夫斯基借两三个马克,这点钱可以帮他支撑到靠上一堂课或担任翻译获取酬金。单单这个念头本不至于让他烦恼,可是他让源自极讨厌的失望(他已经生动清晰地构想他大作的成功)的那种普普通通的痛苦情绪搅得心神不安,加上左边鞋里一个冰冷的破洞,还有对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度过即将到来的夜晚的害怕。他疲惫不堪,为虚掷当夜柔和的开端而自怨自艾;他心里备受煎熬,觉得自己那天没有循着某条思路直到其尽头,现在再也不可能完成。
他此时走过的几条街道早已逐渐而巧妙地潜入他的熟人圈子——似乎这还不够,它们期待爱抚。它们甚至已经预先买下,在他未来的记忆里,圣彼得堡旁边的空地,一个邻近的墓穴。他走在这些阴暗光滑的大街上,密集的房屋节节退让,往后或是倾斜着进入柏林褐色的夜空。夜空中仍有不少零星分散的薄弱之处,会在某人的凝视下融化,让夜空能收获几点疏星。终于到了我们曾经用餐的广场,还有高高的砖砌教堂以及依然完全透明的杨树,状若一个巨人的神经系统。这儿,还有公厕,使人想起巴巴–亚加 俗艳的村舍。在被一盏街灯的微弱光线斜穿而过的公园的阴暗处,那个近八年来始终拒绝实体化的漂亮女孩(他对初恋记忆犹新)坐在一张炭灰色长椅上,但是等他走上前去,发现只是杨树桩佝偻的阴影坐在那里。他拐上他所住的街道,像纵身投入冷水似的一头钻进去——他委实讨厌返回,向他预示如此令人触目伤神的气氛的,是那间屋子,那只心地歹毒的衣柜,以及那张长沙发。他找到他的前门(被黑暗笼罩),掏出一串钥匙,没有一把能打开门。
“怎么回事……”他忿忿地嘀咕着,瞅了瞅钥匙齿,复又气呼呼地开始将它捅进锁孔。“真见鬼!”他嚷了一声,后退一步,以便仰起脑袋看清门牌号码。没错,正是这座房子。他正要再度俯身察看一下锁,脑中忽有所悟,这些明摆着是膳宿公寓的钥匙,被他误揣在雨衣兜里,今天搬家时被一起带来,新钥匙准还搁在他此刻比刚才更想进去的房间里。
在那段日子里,柏林看门人大多是阔绰的恶棍,家里养着胖老婆。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标准,他们属于共产党。白俄房客们见了他们不寒而栗。惯于屈从的我们,处处都让身体被一个逆来顺受的阴影掩盖。费奥多尔完全明白,惧怕一个喉结上下滚动的老傻瓜,实在是愚不可及,但还是不敢在半夜过后贸然唤醒他,把他从巨大的羽毛褥垫上叫起来,不敢实施按铃的动作(虽说极有可能任他怎么按都无人应声)。他不敢轻易这样做,尤其因为他身上没带那枚十芬尼 的硬币,无法想象他能走过那只手掌。它令人生畏地窝成杯状,举到齐及臀部的高度,满怀信心地等着接受一份贡金。
“真是乱七八糟,真是乱七八糟。”他喃喃地说着,走到旁边,感觉到身后一个不眠之夜从头到脚压在他身上的重量。这是一个沉甸甸的孪生兄弟,他必须将他带到这儿或那儿。“真傻,多么傻呀。”他补充了一句,说俄语“glupo” 时他加进法语轻轻的“l”音,如同他父亲以往茫然困惑时,以粗鲁调笑、漫不经心的口吻发的音。
他考虑下一步该做什么。等谁出来?争取找到身披黑斗篷、掌管几条住宅街的钥匙的守夜人?豁出去按响门铃,把整个房间闹翻天?费奥多尔开始沿着人行道踱到拐角,然后返回。高高在上的,是一盏盏乳白色路灯,每一盏都挂在它那横向伸展的电线上。在最靠近他的一盏灯下方,有一个阴惨惨的圆圈在摇荡,同时携着一缕微风掠过潮湿的柏油路面。这种摇荡与他并无明显关联,然而却带着手鼓般铿锵有力的声响,将什么东西轻轻推离它始终憩息的灵魂的边缘。眼下,早先遥远的召唤已经永远平息,但却传出“谢谢你,我的祖国,为了你最遥远的……”的洪亮的声音,在近处回荡。少顷,随着一股袭来的波浪,传来“我理当感谢的最残忍的迷雾……”旋又飞去寻觅一个答案:“……被你忽视……”他一边梦呓般地自言自语,一边在并不存在的人行道上踱来踱去。他的双脚受局部意识的指引,而处于主导地位的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实则是唯一至关紧要的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正往下一个幽冥昏暗的诗节里窥探,它在几码开外的地方晃荡,注定要消融在一种尚未被认识但已得到特别允准的和谐里。“谢谢你,我的祖国……”他又开始出声吟诵,重新积聚声势,然而刹那间,人行道化为他脚下的石块,周遭的一切即刻开言。他的神志蓦然清醒,匆匆走向他住宅的房门,因为此时门后透出一束亮光。
一个中年女人,颧骨高耸,卡拉库耳大尾绵羊 毛皮夹克披在肩头,正在送一个男人出门,跟他一起在门边止步。“那么别忘了做这事,亲爱的。”她用一种单调乏味的平常语调说这话时,正巧费奥多尔来到门口,咧着嘴嬉笑,当即认出了她:当天早晨,她跟丈夫一直在等候他们的家具。不过他同样认出了正被送出房门的客人——他是年轻的画家罗曼诺夫,曾经在《自由言论》的编辑部办公室里撞见过两次。他清秀的面庞透出的希腊人的纯洁,却被歪歪扭扭、色泽暗淡的牙齿所玷污,带着一种惊愕的神态,跟费奥多尔打招呼。费奥多尔尴尬地朝太太鞠躬致敬,她正在整理从一侧肩头滑落的夹克,然后大步流星地跨上楼梯,在转弯处重重地绊了一下,随即抓住扶手往上爬。身穿晨衣、睡眼惺忪的施托博伊夫人令人敬畏,好在碰面没有持续多久。他在自己的房间里笨手笨脚地摸着灯,费力地找到它,在桌上瞧见闪亮的钥匙和那本白书。一切都已结束,他想。不久以前,他还在向朋友们分赠带有矫饰抑或陈腐的题词的书。他想起最近几天他如何陶醉在自己的书带来的喜悦中。不过终究没什么大不了的。今天的欺瞒并不排除明天或后天的报偿。然而,不知怎的,梦想已经使人腻烦,眼下那本书躺在桌上,被完全密封在自己限定和约束的范围内,再也不会放射出原先那些强烈而明亮的光线。
片刻之后,躺在床上,正当费奥多尔的思想趋于平静,准备就寝,他的心开始沉入睡眠的积雪之际(他睡着时总是伴有心悸),他鲁莽轻率地冒险重复那首未完成的诗——纯粹是为了赶在它被睡眠隔开前再欣赏一遍。但他软弱无力,诗却很强大,旺盛的生命力正在抽动,不一会儿就征服了他,使他皮肤上遍布鸡皮疙瘩,使他脑瓜里充满天国的噪音。于是他又打开灯,点燃一根烟,身子仰卧,被单扯到下巴颏上,双脚隆起,恰似安托科利斯基 笔下的苏格拉底(一只脚趾在卢加诺的湿气中烂掉),完全听命于灵感的所有要求。这是一次与一千名对话者的交流,其中只有一人是真实的,必须将其攫住,置于声音可及的范围内。这是多么困难,又是多么了不起……在这些梦游者之间的交谈中,我的灵魂对单调的敲打几乎全然不知……
在经过约莫三小时的斟酌和危及生命的激情以后,他终于将整首诗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决计明天把它写下来。在与其分别时,他试着柔声吟诵美好而温暖、带着农庄清新气息的诗行:
谢谢你,我的祖国,为了你最遥远
最残忍的迷雾,我理当感激。
被你迷住,被你忽视,
我自言自语地说起你。
在这些梦游者之间的交谈中
我内心几乎全然不知
到底是我的疯狂在徜徉,
还是你的旋律在萌生。
此时方才明白这首诗含有某种意义,他饶有兴致地把它吟诵完,心里暗自赞许。疲惫,快活,鞋底冰冷(塑像半裸着躺在一个阴暗的公园里),对自己完成的工作的出色程度和重要性仍然坚信不疑,他起身打开电灯。他穿着破旧的睡衣,胸脯瘦骨嶙峋,两条毛茸茸的长腿布满青绿色的筋脉。他在镜前磨磨蹭蹭,依旧怀着同样庄重的好奇审视自己,尚未完全认出自己,那对阔眉,那前额,带着一小撮突出的齐根剪平的发尖。他左眼里一条血管已经破裂,从眼角遍及全眼的绯红,使那只眸子的一线黯淡微光具有某种吉卜赛人的特征。那天,夜间几小时过去以后,他那瘪塌的双颊长起了多么茂密的胡髭,仿佛创作引起的湿热同样刺激了汗毛!他转动开关,但是大半个黑夜已经消散,屋里所有苍白冷漠的物体立于原地,像人们站在烟雾缭绕的火车站站台上接人一样。
他久久不能入睡:丢弃的语言外壳阻滞和磨损了他的大脑,刺痛了他的太阳穴,他无法摆脱它们。与此同时,屋子已经变得相当明亮,不知何处——最有可能是在常春藤里,疯狂的麻雀全都一道,没有相互倾听,而是发出聒耳的喧噪:一所小学校里的庞大凹室。
就这样开始了他在这个新的隐匿处的生活。他的女房东不能适应他的那些习惯,诸如一直睡到晌午,吃无人知道怎样吃或在何处吃的午餐以及就着油腻的纸包凑合一顿晚餐。他的诗集未获得任何评论(不知怎的,他以为它会自动得到评论,甚至没有费神寄出几本专供评论的样书),除了登在瓦西列夫的报纸上的一则短讯,由金融记者署名,该记者对他的文学前途表达了乐观的看法,同时引用了一节,其中有一个致命的印刷错误。他开始越发了解坦嫩贝格大街,它使他尽晓关于它本身的最温情的秘密:隔壁地下室里住着一位名叫“ 金丝雀 ” 的老鞋匠,透过他几近失明的窗子,可以看到一只鸟笼,里面没有黄色的囚徒,周围是补好的鞋子的样品。可是说到费奥多尔的鞋,鞋匠从干这行常戴的钢边眼镜上方将他一阵打量,拒绝替他修补。因此费奥多尔开始考虑买一双新的。他还得知楼上房客的姓名。某日他将眼镜错误地对准顶层楼梯平台,在一块标有姓名的牌子上看到卡尔·洛伦茨, 历史画画家 。另一日看到罗曼诺夫,他在一条街道的拐角遇见此人。罗曼诺夫在该市的另一地区与这位 历史画画家 合用一间画室,他告诉费奥多尔几件有关他自己的事情:他是苦行僧、遁世者兼守旧派,毕生致力于描摹游行、战斗以及佩戴着星形勋章和缎带出没于无忧宫公园的帝王幽灵——如今置身于不见军服的共和国,弄得一贫如洗、郁郁寡欢。他在一九一四年前曾颇享盛誉,曾去俄国描绘德意志皇帝与沙皇的会面,在圣彼得堡过冬时遇见他现在的妻子,玛加丽塔·利沃芙娜,她当时是一个年轻风骚、对各门艺术皆有涉猎却又样样不精的女人。罗曼诺夫在柏林与这位流亡的俄国画家的结识纯属偶然,全赖一张报纸上的广告。这位罗曼诺夫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洛伦茨对他产生了一种阴郁的依恋,但自从那天罗曼诺夫第一次展出自己的作品以来(他展示了X国的伯爵夫人,上身一丝不挂,腹部有紧身胸衣留下的勒痕,搂着缩小到只及真人三分之一的自身),就视他为疯子兼骗子。然而许多人却为他在大胆创新中体现出的天赋所倾倒。有人预言他将获得不同凡响的成功,更有人推测他将成为某一新自然主义艺术流派的创始人。在经历所谓现代主义的各种试验之后,据说他已形成了一种被赋予新意、趣味横生又稍许有些冷漠的叙事艺术。在他的早期作品里,某种漫画家风格的痕迹依然显而易见——例如,在被称为“巧合”的事件中,在一根广告柱上,在色彩既艳丽又极为和谐的演出海报、电影院的星形名称以及其他透明彩衣之间,人们可以看到一则一串钻石项链的遗失启事(标有向拾者提供的酬金),这串项链分明躺在人行道上,恰巧位于柱脚下,闪烁着清白无邪的光芒。在他的《秋》里,尽管黑裁缝那具身躯被划破的人体模型给丢进堆满瑰丽枫叶的沟里,它已经显现出一种更加纯净的气质。古董商们从中窥见了悲怆的深渊。但是他迄今为止的最佳作品仍是那幅被一位独具慧眼的大亨购得、已被普遍复制的作品,名叫《四公民捕捉一只金丝雀》。四人全都是一色的黑衣、宽肩、头戴高顶黑色大礼帽(虽然出于某种原因其中一个赤脚),摆出古怪的、狂欢的,同时用心提防的姿态,头顶是一株修剪得方方正正的椴树。上面的绿叶洒满明亮的阳光,鸟儿藏在里面,没准就是从我的鞋匠身边逃走的那只。罗曼诺夫奇特而美丽却又居心叵测的艺术使我隐隐感到兴奋。我从中窥见的既是一种先发制人,又是一种预先警告:它已经把我的艺术远远抛在后面,同时又为自己照亮路上的种种危险。说到他本人,我发现此公无聊到令人憎恶的地步——我无法忍受他速度极快、口齿不清的话语,伴以他明亮的眼睛与话题毫不相干的一阵骨碌转动。“听着,”他说,唾沫星子喷向我的下巴颏,“你干吗不让我把你介绍给玛加丽塔?她让我哪天晚上把你带来——一定得来,我们在画室里搞个小型聚会。你知道,有音乐、三明治、红色灯罩——会来很多年轻人——波隆斯基家的丫头,希德洛夫斯基弟兄俩,济娜·梅茨……”
我不熟悉这些名字;我无意在弗谢沃洛德·罗曼诺夫的陪伴下度过几个夜晚,那个长了一张狐狸脸的婆娘洛伦茨也压根儿不能让我动心——因此我不仅没有接受邀请,反而自那时起开始躲避这位艺术家。
清晨,马铃薯小贩的吆喝声“上好的土豆”在街上回荡,声调高亢而有节奏,不过嫩蔬菜的心儿会怎样怦怦直跳哟!要不就是一个男人以丧葬似的低沉嗓音宣布:“ 栽花的土 !”拍击地毯的嘭嘭声时而夹杂着一只手摇风琴的声音,它给漆成棕色,搁在邋遢的马车轮子上,正面绘有一个环形图案,代表一条田园诗般的小溪。时而用右手、时而用左手转动手柄,目光犀利的街头手摇风琴师摁出一声浑厚的“我的太阳”。那轮太阳正邀请我们走进广场。在广场的花园里,一株年幼的栗树,还不能独自行走,由一根木桩支撑,倏地走出来,载着一朵体积超过自身的花儿。丁香花呢,反倒多时不曾开放。不过待到她们最终拿定主意,只一夜的工夫,随着一张张座椅下面留下大量烟蒂,她们荡开一片色泽浓艳的涟漪,环绕着公园。教堂后面一条静谧的巷子里,刺槐在六月一个阴沉沉的日子纷纷撒落花瓣,人行道旁的黑色沥青像泼上了淡黄色的奶油。在簇拥着一尊赛跑者铜像的玫瑰花床里,荷兰国旗的四角脱离了红色花瓣,后面跟随着阿诺德·詹森将军。七月的一个快乐且无云的日子,上演了一出极其成功的蚂蚁大逃亡:雌蚂蚁准备上天。麻雀也奔向天际,准备吞噬它们。在无人打搅这些蚂蚁的地方,它们持续沿着砂砾路爬行,同时蜕下充作道具的脆弱的翅膀。报纸上登载了从丹麦传来的消息,那里出现了一次热浪,有关人士正密切观察众多精神错乱的病例:人们纷纷扯下衣服,跳入运河。雄舞毒蛾呈锯齿形漫天狂舞。椴树经历了它们复杂混乱、香气四溢的所有变形过程。
费奥多尔上身穿一件衬衫,光脚穿一双帆布胶底运动鞋,将在公园的一张靛蓝色长椅上消磨大半天,晒成棕褐色的修长手指捏住一本书。等到太阳特别炙人的时候,他将把脑袋倚在灼热的椅背上,久久地闭上眼睛。城市白昼梦幻式的轮子旋转着,经过内里深不可测的一片猩红,孩子们零星片断的话音飘忽不定,那本摊在他膝头的书变得越来越沉重,越来越不像书。可是眼下,那片猩红在一朵飘过的云下面变深。仰起汗津津的脖颈,他将睁开双眼,再次瞧瞧公园:长着雏菊的草坪,刚浇过水的砂砾路,自个儿玩跳房子游戏的女孩,那辆儿童推车,里面的婴儿由两只眼睛和一只粉红色的拨浪鼓构成,以及那只急促喘息、光彩耀目的圆盘盲目飞过云层的旅行。转眼间,一切又在闪亮,沿着阳光斑驳、两侧的树躁动不安的大街,辘辘驶过一辆载煤卡车。浑身污垢的司机高高坐在颠簸的座椅上,齿缝里噙着一枚翡翠般晶亮的叶片的细茎。
黄昏时分,他将出去授课——教一名睫毛呈浅棕色的商人,此人用歹毒而又茫然的目光怔怔地瞅着费奥多尔。后者在心不在焉地念莎士比亚的作品,或是教一名身着无袖连衣裙的女学生,他有时很想吻一下她那弯弯的浅黄色颈背。再不就是教一名乐呵呵的粗壮汉子,此人曾在帝国海军服役,说“唉唉,拿定主意”,准备动身去墨西哥,悄悄摆脱他的情妇——一位重达两百磅、热情又忧郁的老太太。她碰巧与他同乘一辆雪橇逃到芬兰,打那以来,怀着无休止的嫉妒与失望,她一直喂他肉馅饼、奶油布丁、腌蘑菇……除去这几节英语课以外,还有一些有利可图的商务翻译——有关瓷砖地板低音传导性的报告,或是有关滚珠轴承的条约。最后,一笔微薄但弥足珍贵的收入来自他的抒情诗,诗是他始终怀着同样恋旧和爱国的热忱,在一种酒酣耳热的昏睡状态中创作出来的。其中一些最终未能成形,而是在融解,给内心最深处施肥灌溉;另一些则经过彻底的润饰,悉数配齐标点,被送往报社办公室——首先乘坐地铁,炫目的反光跃上车窗前根根直立的铜杆,继而搭乘古怪且空旷的巨型电梯直达九楼,在一条像模型黏土一样灰不溜秋的走廊尽头,一间狭窄的斗室散发着“现实性的腐尸”(如同一号办公室那位滑稽角色曾赞美的那样)的臭气,里面坐着秘书,一位像月亮一样迟钝、慵懒的人物,永不显老且几乎毫不性感,曾不止一次地挽救局面。那是在瓦西列夫的自由主义报纸上某篇文章触犯众怒之后,咄咄逼人的小流氓即将登门问罪时;或是在德国的托洛茨基分子抑或某个体魄强壮的俄国法西斯分子,在当地雇一名无赖和神秘主义者寻衅闹事之时。
电话丁零零地响了。校样一张张掀过,宛如荡起一片涟漪。剧评家持续阅读一份偶然出现的来自维尔纽斯 的俄文报纸。“干吗呀,我们欠你钱吗?没那回事嘛。”秘书将这样说。当通向右边房间的门打开时,你可以听见格兹韵味十足的口授或是斯图皮申清嗓子的声音,在几架打字机咯嗒咯嗒的响声中,你能分辨出塔玛拉短促而清脆的嗒嗒嗒声。
左边的房间是瓦西列夫的办公室。他那件有光呢夹克紧紧绷在肥厚的肩膀上。他站在用作写字台的面板倾斜的立架前,像是一台大功率机器似的直喘粗气,他用带着教室斑斑墨渍的邋遢笔迹撰写重要文章,题为《没有改进的迹象》或《中国的形势》。他蓦地打住,想出了神,用一只手指挠了挠胡子拉碴的大腮帮子,制造出一种金属刮板似的声音,又眯起一只眼,高悬其上的一弯粗俗的黑眉不掺一根灰丝——在俄国至今仍被忆及。窗边(窗外有一幢类似的设有多间办公室的大楼,修缮工作正在高空进行,仿佛他们满可以在乌云银行对付杂乱的租金)放着一只碗,内有一个半橘子和一罐撩人食欲的酸奶。书架底部上锁的橱柜里存有遭禁的雪茄和一只红蓝相间的硕大心脏。一张桌上凌乱不堪地堆满了废旧的苏联报纸、封面俗丽的廉价书籍和信函——请求、提醒、指责,半只汁水榨尽的橘子,一页开了一扇天窗的报纸以及一幅人像照片,上面是瓦西列夫的女儿,她住在巴黎,有着娇美迷人的裸肩和烟青色的头发。她是一位失意的女演员,在《格兹塔报》的电影专栏里屡被提及:“……我们天才的同胞西尔维纳·李……”只是谁也不曾听说过这位同胞。
瓦西列夫将心情愉快地接受费奥多尔的诗稿,并且把它们付印,并非因为他喜欢它们(他基本上连读都没读),而是因为点缀他报纸上非政治专栏的这些花边文字,对他绝对无关紧要。在一劳永逸地为某位天生的撰稿人确定了他不可能达不到的文字水准以后,瓦西列夫任其发挥,即便确定的水准几乎不高于零。诗歌,鉴于它们仅仅是些微不足道的摆设,几乎完全不加控制地得以过关,慢慢渗入本来可能塞满分量更重、体积更大的文字垃圾的间隙。然而从拉脱维亚到里维埃拉,所有禁锢我们流亡诗歌的孔雀笼里响起了多么欢快、多么令人兴奋的尖叫声!他们已经出版了我的诗!是我的!费奥多尔自己觉得他仅有一个对手(附带提一下,此人不是《格兹塔报》的撰稿人),因而对出版物上的几个邻居不以为然,对自己诗作的欢喜劲儿也不亚于旁人。有时他等不及自己的那份晚间邮报,直接提前半小时到街上买一份,刚离开报摊,便不顾体面地就着水果摊附近的微红灯光打开报纸,堆积成山的橘子在蓝色暮霭的笼罩下光彩熠熠。有时一无所获:其他什么货色把它挤掉了。但只要发现它,方便起见他准会聚拢纸页,继续沿着人行道前进,把自个儿的诗连读几遍,不断变换默读的声调。也就是说,他依次想象旁人心里吟诵这首诗的方式,想象或许那些见解被他看重的人此时正在读它——随着这些不同化身的渐次出现,他几乎真真切切地感到一种变化,发生在他眼眸及眼眸后面的颜色上,以及嘴里的味觉上。他越喜欢当天的杰作,便越能娴熟地、饶有趣味地透过别人的目光审读这首诗。
就这样消磨了整个夏天,同时产出、抚育、永远停止热爱约莫两打诗以后,他在一个晴朗凉爽的日子出门,那是一个星期六(今晚开会),去买一件重要的东西。落叶不是平躺在人行道上,而是弯曲变形,皱巴巴的,以致每张叶片下面,都凸起阴影的蓝色的一角。手拿一把扫帚,那位个头矮小的老太婆系着一条干净的围裙,一张小脸轮廓清晰,两只脚大得与身体不成比例,走出她那有着糖果橱窗的姜饼色小屋。没错儿,这是秋天!他欢欢喜喜地走着。一切都很好:早晨他收到母亲的一封信,她计划圣诞节来看他。透过他那双日益磨损的夏天穿的鞋子,他清晰地感受到脚下的土地,走过一段未铺砌的路,旁边是隐隐散发着焦糊味儿的几块废弃的菜地。外墙发黑剥落的房子和几个花里胡哨的遮阳棚之间,种着缀满亮晶晶的水珠的卷心菜,还有枯萎的康乃馨淡蓝色的细茎,以及向日葵——它们耷拉着沉甸甸、斗牛犬似的脸庞。长期以来,他一直想表达的是,不知为什么,正是在他的一双脚里,蕴藏着他对俄罗斯的感情,他能凭借自己的脚板触摸和辨认她的整体,正如一个盲人用手掌触摸一样。遗憾的是,当他行至那片褐色的沃土的尽头时,不得不再度走上响起回音的人行道。
一位年轻女子,一身黑衣,额头闪亮,敏锐的双眼左顾右盼,第八次侧身坐在他脚下的一张小凳子上,从窸窣作响的鞋盒里面利索地抽出一只窄窄的鞋子,双肘往两边分开,用力掰开鞋边,心不在焉地瞥视身旁,同时解开鞋带。接着,她从怀里掏出一只鞋拔,对付费奥多尔那只腼腆的、穿着打上丑陋补丁的袜子的大脚。鞋奇迹般地大小合适,只是如此一来,脚的知觉丧失殆尽:鞋内脚趾的扭动对绷紧的黑色皮革表面的平坦丝毫没有影响。女店员以惊人的快速度扣上鞋带两端,两个手指碰一碰鞋尖。“没错儿,”她说,“新鞋总有点……”她连珠炮似的继续说着,抬起两只褐色的眼睛:“当然只要你愿意,我们可以做些调整,不过它们完全合脚,你自己瞧瞧!”然后她将他领到X光机前,把搁脚的地方指给他看。俯身对准透镜的孔径,在亮灿灿的背景映衬下,他看见自己整整齐齐分开的一根根黑色趾骨。穿上这鞋,穿上这鞋,我将踏上海岸。从卡戎 的渡船上。同样穿上另一只鞋后,他在店堂从头铺到尾的地毯上走了一个来回,一边瞟着那面齐踝高的镜子,镜里映出他的优美步态以及他的裤腿,眼下它的年龄看似增长了一倍。“是的,它们是不赖。”他怯怯地说。在他的孩提时代,他们常常用纽扣钩 刮光滑的黑鞋底,以防它打滑。他腋下夹着这双鞋出门授课,回家,吃饭,然后穿上,惴惴不安地欣赏了一番,才出去开会。
它们看上去确实不赖——就一个令人痛苦的开端而言。
会议地点在一个装修得很差劲的狭小公寓,里面住着柳博芙·马尔科芙娜的几个亲戚。一位红发姑娘,身着一件到膝盖上部的绿裙子,正在帮助爱沙尼亚用人(跟她大声说着悄悄话)端茶。在难得见到新面孔的熟人堆里,费奥多尔立刻认出了首次与会的孔切耶夫。他打量着对方肩膀浑圆、腰背微佝的体形。这个沉默的、讨人嫌的家伙,他那正在奇迹般地成长的天资,只有靠酒杯中的毒药方可遏制。费奥多尔梦想哪天能跟这个无所不知的人好好聊聊,可惜从来没有机会。当着此人的面,费奥多尔不安地扭动身子,心里火烧火燎,无望地召唤他自己的诗篇前来解围,觉得自己充其量只是一个同龄人而已。那张年轻的面孔属于中部俄国人的类型,看上去有点平庸,平庸之中还兼有古怪和守旧。它的顶端与波浪形头发为邻,底部跟浆过的领边搭界。乍一见到他,费奥多尔顿时感到一阵郁闷与不适……三位女士却在沙发上朝他微笑,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远处向他行穆斯林的额手礼 ,格兹像举起一面旗帜似的举起一本带给他的杂志,上面有孔切耶夫的《一首长诗的开篇》以及克里斯托弗·莫托斯的文章,题为《当代诗歌中普希金的玛丽的声音》。在他身后有谁以一种解释作答的腔调读出“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没事儿,没事儿,费奥多尔立马这样想着,暗自微笑,环顾四周,将一根香烟的末端在他那饰有老鹰图案的烟盒上轻轻磕了磕。没事儿,我们哪天还得对磕鸡蛋,他跟我,瞧瞧谁的蛋壳会破。
塔玛拉指给他一张空椅子,他朝椅子走去,再次觉得听见了自己名字的圆润洪亮的回音。当与他同龄的年轻人——诗歌的爱好者们——偶尔用那种燕子般轻盈掠过诗人清澈如镜的心灵的特殊凝视,追随他的身影时,他内心深处感到一阵正在复苏、让他振奋不已的骄傲的寒意。这是未来声誉的先兆。但还有另一种世俗的声誉——对过往的忠实回应:他为同龄年轻人对他的关注而庆幸,但年长者的好奇也同样令他自豪,他们认为他是一位伟大探险家的儿子。他父亲是一个勇敢无畏、特立独行的人,曾经在西藏、帕米尔高原和其他蓝土地上发现新的动物。
“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太太开口说道,脸上露出纯洁的微笑,“我想让你见见……”她将他介绍给一个叫斯克沃尔佐夫的人,他最近刚从莫斯科流亡至此。他是个脾气随和的人,眼睛周围布满辐射状皱纹,有一只梨似的鼻子和稀稀拉拉的胡须。此外还有他衣着光鲜、嗓音悦耳、饶舌健谈的年轻妻子,肩披丝绸方形披巾。总之,这是一对多少有点学问的夫妻,费奥多尔对这号人再熟悉不过,靠的是回忆以往时常闪现在他父亲身边的人物。斯克沃尔佐夫用谦恭得体的语言首先表达他的惊愕,为何对于康斯坦丁·基里洛维奇之死的有关情形,国外居然没有任何消息。“我们当时以为,”他妻子插进来说,“如果国内的人全都对此一无所知,那倒在情理之中。”“可不是嘛,”斯克沃尔佐夫继续说,“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某日碰巧出席招待你父亲的宴会,科兹洛夫和探险家彼得·库兹米奇,委婉地提到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视中亚为他的私人禁猎区。没错……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喽,我想你当时还没出世呢。”
这时,费奥多尔忽然觉察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夫人正将一种意味深长、饱含怜悯的忧郁的目光对准自己。他唐突地打断斯克沃尔佐夫,开始向他干巴巴地询问有关俄国的情况。“应该从何说起呢……”后者答道,“你晓得,情况是这样的。”
“你好哇,你好哇,亲爱的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一位浑似撑得胀鼓鼓的大海龟的胖律师,在费奥多尔的脑袋上方嚷嚷着。其实此人已经握住他的手,一边挤过人群,此时正在跟其他什么人打招呼。接着,瓦西列夫从座位上站起来,微微哈腰,张开手指,在桌边倚立片刻,摆出一副店员和演讲者惯有的姿态,宣布会议开始。“比施先生,”他补充道,“下面将为我们朗读他新创作的哲理悲剧。”
赫尔曼·伊万诺维奇·比施,一位上了年纪、腼腆害羞、身材魁梧、讨人喜欢的先生,来自里加 ,长了个酷似贝多芬的脑袋,在那张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的小桌边坐下来,喉咙里沙哑地咕哝了一声,打开他的手稿。他的双手在明显地颤抖,并且这种颤抖持续贯穿于整个朗读过程。
从一开始这条路显然将导致灾难。里加人滑稽的乡音和怪诞的语法错误,与他意义的晦涩极不协调。当念到开场白时,出现了一个“孤独的同伴”。“孤独的同伴(odinokiy sputnik)”被他念成了“独行客(odinokiy putnik)”。费奥多尔仍存一线希望,但愿这是一个深奥的悖论,而不是一个有违原意的笔误。镇上的守卫队长不让旅行者进城,连续重复几遍他“肯定不能通过”(与“夜间”押韵) 。这是一个海滨小镇(那位“孤独的同伴”从内地来到此处),一艘希腊轮船上的水手正在那里恣意狂饮。下面这段对话发生在“罪恶街”上:
妓女一
万物皆为水,这是我的客人泰利斯 说的。
妓女二
万物皆为气,年轻的阿那克西美尼 告诉我。
妓女三
万物皆为数,我那秃顶的毕达哥拉斯 错不了。
妓女四
赫拉克利特 抚摸着我悄声低语:“万物皆为火。”
孤独的同伴(上场)
万物皆为命运。
另有两段合唱曲,其中一段竟然莫名其妙地代表德布罗意波 和历史的逻辑,而另一段合唱曲,好的那一段,则与其大唱反调。“水手一,水手二,水手三。”比施继续念着,他那带有哭腔的怯生生的嗓音逐一列举剧中摊到台词的人物。此外还出现了三名花贩:一名“百合花女人”、一名“紫罗兰女人”以及一名“繁花女人”。霎时间,什么东西倒了下来,听众中开始出现几个小小的塌方。
不久以后,某种电力线从各个方向相继贯穿整个屋子排列在一起——由交换的眼神连接而成的网络,先是在三四个人,稍后五六个人,继而十人之间——占全体与会者的三分之一。孔切耶夫缓缓地、小心地从他身旁的书架上取下一大本书(费奥多尔看出那是一本波斯微型画像图册)。就在他同样缓缓地将图册在腿上翻过来转过去的当儿,他那双近视眼开始越过图册四下扫视。车尔尼雪夫斯基夫人脸上显出一副吃惊和委屈的神情,但为了遵循她守口如瓶的道德规范,尽管不知怎地沉湎于对儿子的思念,她仍然强迫自己听下去。
比施飞快地念着,他那亮晃晃的下颌在旋转,黑领带上的U形图案熠熠生辉,而桌下的双脚则呈内八字着地。随着这出悲剧白痴般的象征意义变得愈益深邃、复杂和令人费解,一种强抑着的、令人隐隐作痛的欣悦越发迫切地需要某种宣泄途径。许多人已经弯下身子,不敢看人。等到假面舞会在广场上开始,某人——是格兹——咳了一声,伴随着这声咳嗽,又发出一阵附加的哮喘,于是格兹用双手捂住面孔,稍顿片刻,再次露出他那傻呵呵、亮晶晶的脸和湿漉漉、光秃秃的脑壳。而在长沙发上,塔玛拉已经完全卧倒,身子来回摇晃,仿佛处于分娩时的阵痛中。费奥多尔呢,失去了保护,眼泪夺眶而出,硬是将内心的喧嚣压抑得无声无息,并且为此痛苦不堪。瓦西列夫出人意料地在椅子上笨重地挪了一下身子,一条椅子腿啪的一声倒地,瓦西列夫朝前一歪,脸色骤变,幸好没有摔倒。这一事件本身并无可笑之处,倒是给一阵足以打断朗读、自然而猛烈的狂欢情绪的迸发提供了一个借口。就在瓦西列夫将他庞大的身躯转移到另一张椅子上时,赫尔曼·伊万诺维奇·比施蹙起他那撇动人但却无助的眉毛,用一截铅笔头在手稿上草草写下什么。在一阵起抚慰作用的平静里,一位身份不明的女人,发出一声与众不同的最后的呻吟,想表达什么意思,可是比施已经开始往下念了:
百合花女人
你们今天全都为了什么感到苦恼,姐姐?
繁花女人
是的,算命的告诉我,我闺女要嫁给那位昨天的过路客人。
女儿
嗬,我还没有看清他的模样。
百合花女人
他也没看清她的模样。
“听啊,听啊!”合唱队中传来和谐悦耳的音乐,如同在英国议会一般。又发生了一点小小的骚动:一只空烟盒,上面不知让胖律师写了什么,开始了穿过整个屋子的旅行,每个人的目光都盯着它的各段旅程。上面准保写了什么特别有趣的话,可是谁也不看,只是让烟盒顺从地从他们手中朝费奥多尔依次传递过去。临了到他手上时,他读出上面的字:稍后我想跟你商量一件小事。
最后一场戏正接近尾声。笑神不知不觉地遗弃了费奥多尔,他若有所思地注视着他一只鞋上的光泽。从渡船跨上冰凉的海岸。右边的鞋比左边的鞋更夹脚。孔切耶夫半张着嘴,匆匆翻阅画册的最后几页。“闭幕。”比施嚷道,重音落在最后一个而不是第一个音节上。
瓦西列夫宣布幕间休息。大多数听众都带着一副干瘪颓丧的表情,像是在一辆三等客车上过了一宿。比施早将他的悲剧卷成一只很粗的圆筒,站在远处的一个角落里。他依稀觉得,在那一片嘈杂声中,赞美的涟漪已经成形,并且一圈挨一圈地荡漾。柳博芙·马尔科芙娜给他沏了茶。他那孔武有力的脸,顿时换上一种毫无防范、和颜悦色的神气。他惬意地舔舔嘴唇,俯身打量端给他的杯子。费奥多尔在远处观察这一幕,怀着敬畏的心情,耳畔传来他身后的如下对话:
“请给我作些解释!”(车尔尼雪夫斯基夫人愠怒的声音。)
“唉,你知道,这种事情难免会发生……”(心怀歉疚、温蔼有礼的瓦西列夫。)
“我要你给我解释。”
“可是,我的好太太,我现在又能怎么样呢?”
“哼,你不是说你事先读过了吗?他难道没有把它送到你的办公室吗?我记得你说过它是一部严肃而有趣的作品。一部杰作。”
“不错,这话我说过,第一印象你知道,我大致浏览了一下——我没考虑它的朗读效果——我让它骗了!它真能糊弄人。不过你可以到他那边去,亚历山德拉·雅科芙列芙娜,说点给他听听。”
律师一把抓住费奥多尔的手臂,说:“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我突然想起这儿有件事要你帮忙。我的一位当事人找我。他需要人把他的一些文件译成德文,用于一件离婚案,明白吗?替他处理此事的德国人的办公室里有一个俄国姑娘,不过显然她只能翻译一部分,因此他们需要一个人帮他翻译余下的部分。你可愿意承担此事?嗯,让我记下你的电话号码。好,记下了。”
“女士们,先生们,请坐下,”瓦西列夫洪亮的嗓音突然响起,“下面我们将讨论刚刚读过的剧本,愿意参加者请签名。”
就在那当儿,费奥多尔瞧见那位孔切耶夫,拱肩缩背,一只手搁在西服上衣的翻领后边,朝出口方向走出一条蜿蜒曲折的路线。费奥多尔尾随其后,在此过程中几乎忘了他的杂志。下午,老斯图皮申加入了他们的活动。他频频从一间出租屋搬到另一间出租屋,但总是远离市中心,诚然,这些搬迁对他而言既复杂又重要,在旁人眼里却仿佛发生在一个超越人间烦恼的虚无缥缈的世界中。他把一条长度不够的灰格围巾随意围在脖间,照俄罗斯人的派头,用下巴颏儿抵住,再同样照俄罗斯人的派头,靠背部的剧烈动作来套上大衣。
“看来,他确实让我们获得一次享受。”他说着,他们一道在持有前门钥匙的女佣的陪伴下走下台阶。
“坦率地说,我没怎么用心听。”孔切耶夫评论道。
斯图皮申去等一辆稀罕的、近乎传奇的有轨电车,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则朝相反的方向一直走到拐角。
“多么糟糕的天气。”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说。
“是的,冷得厉害。”孔切耶夫附和道。
“倒霉——你住哪块儿?”
“夏洛滕堡区。”
“哎呀,哎呀,远得很呢。你走回去?”
“嗯,是的,走回去。我想这儿我该……”
“对,你往右拐,我朝前走。”
他们互相道别。“噫,这风刮的!”
“等等,稍等片刻——我送你回去。不用说你跟我一样是夜猫子,用不着我向你讲解那些石头路上的不吉利的妖术。看来你没用心听我们可怜的演讲者说的话?”
“只是开始听了听,后来就左耳进右耳出了。不过,我觉得事情还没糟到那个地步。”
“你当时在翻阅一本书里的波斯微型画像。你可曾留意一幅——一个惊人的相似——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藏画中的一幅,我想,作者是大约三百年前的里扎·阿巴西。那个男的跪着同龙崽子搏斗。大鼻子,八字须——斯大林!”
“是的,我认为那人是命运的最强者。顺便说一下,我已拜读了您极其出色的诗集。当然,实际上它们只不过是你将来小说的雏形。”
“说得对,哪天我要写一部‘思维与音乐相结合,犹如睡梦里的生命褶缝’的散文体作品。”
“多谢您说出这句谦恭的引语。你真正热爱文学,对吧?”
“我想是吧。听我说,我是这么想的,世上只有两类书:床边的跟废纸篓里的。我要么热爱一位作家,要么完全把他抛开。”
“有点苛刻,不是吗?而且有点危险。别忘了整个俄罗斯文学实则是一个世纪的文学,经过最宽容的淘汰,余下的不超过三千到三千五百张印刷纸,这其中有资格放上书架的只有三分之一,更不用说放在床头的数量如此之少,我们必须安于这样的现实,我们的珀加索斯 身上有杂色,蹩脚的作家并非一无是处,优秀的作家并非尽善尽美。”
“也许你愿意举几个例子,以便我加以反驳。”
“当然:如果你打开冈察洛夫 或——”
“快闭嘴!别对我说你会替奥勃洛莫夫说句好话——那第一个‘伊里奇’ ,是俄罗斯的祸根。这是社会批评家的乐趣吗?或者你想讨论维多利亚时代种种诱惑物的恶劣的卫生状况?圈环裙 和潮湿的公园座椅?或许服装式样?或者拉伊斯基忧心忡忡时所处的困境,他以‘唇间闪烁着红润光泽’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这使我不禁想起皮谢姆斯基 的主人公,他们每个人都在强烈感情的压力下‘用手揉他的胸脯’!”
“这儿你可就被我捉住了。同样这个皮谢姆斯基,难道不也写过一些好东西吗?譬如,那几个前厅男仆,在一场舞会上闹着玩,相互抛接一位女士的一只沾满烂泥、破破烂烂的棉绒靴。啊哈,既然我们现在谈的是二流作者,你觉得列斯科夫如何?”
“嗯,让我想想……有趣的英式用语形成了他的风格,诸如‘丑恶的东西’,而不是简单明了的‘坏事’。至于他那些雕琢过甚、一语双关的曲解——不,恕我直言,我不认为它们有趣。还有他的冗长累赘的表达——天哪!他的‘代表作’可以轻而易举地压缩到报纸的两个版面。我不晓得哪种人更糟——他那些禀性正直的大不列颠人,还是他那些禀性正直的牧师。”
“且慢……那么他的耶稣形象呢?‘幽灵似的基督教徒,冷静温和,身披一袭色若成熟李子的长袍’!或者他对一只打哈欠的狗嘴的描写,‘淡蓝的硬腭像抹了发蜡’?或者他笔下的闪电,夜里将屋内的一切照得透亮,连留在一把银勺上的氧化镁也不例外?”
“没错,我承认你说的是实话,他对蓝色怀有一种拉丁语系民族的感情:lividus 。列夫·托尔斯泰呢,另一方面,却对紫色情有独钟,喜欢带上几只秃鼻乌鸦赤足走在犁过的地里的黑色沃土上!当然,我永远不该买下那些地。”
“你说得对,这令人不堪忍受。不过我们的话题已经转到一流作家了。你总不至于说你看不出那儿的弱点吧?像这样的故事,《暴风雪》 ——”
“别跟普希金过不去:他是我国文学界的黄金储备。那边是契诃夫的食品篮,里面装有足够将来几年吃的食物,外加一只抽抽搭搭哭鼻子的小狗,一瓶克里米亚酒。”
“等等,让我们再回到老祖宗上来。果戈理如何?我以为我们能够接受他的‘完整的有机体’。屠格涅夫呢?陀思妥耶夫斯基呢?”
“疯人院又转为伯利恒 ——这就是你读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处保留。’诚如我们的朋友莫托斯所言,在《卡拉马佐夫兄弟》 里,什么地方有一个圆形印痕,是户外一张桌子上的一只湿酒杯留下的。这还值得保留,如果他们采取你的态度。”
“你总不至于对我说屠格涅夫无懈可击吧?还记得刺槐棚架下那些不合时宜的两人的密谈?巴扎罗夫的咆哮和战栗?他为了那些青蛙大惊小怪的举动委实难以置信?总之,不知你是否能够忍受‘渐渐消失的短语’末尾屠格涅夫式的一行小圆点的特别语调,以及各章的伤感结局。或者我们应该宽恕他的所有过错,为了奥金佐夫夫人 黑绸服的灰色光泽,一些优美得体的句子伸出的后腿以及他的猎犬休息时摆出的兔子般的姿势?”
“我父亲曾经挑出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狩猎场面及自然景物描写中各种愚蠢荒谬的错误,至于那位倒霉的阿克萨科夫,让我们还是免谈他在那块地里闯下的丢人现眼的大祸吧。”
“既然尸体已经搬开,我们也许可以开始谈谈诗人?好吧,顺便问一下,说到尸体,你可曾想过在莱蒙托夫 鼎鼎有名的短诗里,结尾的‘熟悉的尸体’特别滑稽可笑?他真正想说的是‘她曾经认识的人的尸体’。这种死后的相识是无法解释和毫无意义的。”
“最近是丘特切夫 常常跟我合住在我的公寓里。”
“一位值得敬重的房客。你对涅克拉索夫的抑扬格诗怎么看——你是不是不喜欢他?”
“哦,我喜欢。在他最出色的诗里,有一种吉他的弹拨,一声啜泣,一声喘息。这些是比方说费特,一位更精细的艺术家,多少有些欠缺的。”
“我有一种感觉,费特不为人知的弱点是他的理性和强调对偶——这没有瞒过你,对不?”
“那一群愚蠢的社会剖析派作家为了一些错误的理由指责他。不,我能谅解他的一切,为了‘回荡在越发阴暗的草地上’,为了‘黑暗淌下露珠般的喜泪’,为了扇动翅膀、‘气喘吁吁的’蝴蝶。”
“这样让我们转到下个世纪:当心脚下。你我已经开始漫谈儿时的诗歌,不是吗?让我想想看——它怎么说来着?‘浮云边缘颤动得何等厉害’……可怜的老巴尔蒙特 !”
“或者,在勃洛克身边发光的‘给人以虚幻慰藉的云’。只是这里过分挑剔会是一种罪过。那时我如痴如醉、满心感激地全盘接受,不带任何吹毛求疵的批评,这五位姓氏以‘B’打头的作家——俄罗斯新诗的五种官能。”
“我蛮想知道其中哪一种代表味觉。对,对,我知道——有些格言,如同飞机,只有处于运动状态下方能停在空中。但是我们正在谈论黎明。它是怎样来到你身边的?”
“我睁眼看见字母表的时候。抱歉,这听起来很做作,可事实是,从儿时起,我就一直饱受音色的折磨。”
“所以你也,像兰波 一样,本可——”
“不仅写出一首十四行诗,而且写出厚厚一部巨著,带着他从未想到过的各种音色。例如,我说的四种语言中形形色色、不计其数的‘a’对我而言在色调方面各不相同,从漆黑色到木片的灰色——有如不同种类的木料。我向你介绍我的粉红色法兰绒‘m’。不知你是否记得春季连同外重窗 一起取下的保温棉絮?是呀,那就是我俄语的‘y’,确切点说是‘ugh’,如此贪婪,如此乏味,那些词儿羞于以它打头。如果我手头有颜料,我将把烧过的黄土 和乌贼墨调在一起,使其与‘古塔胶’ 中‘ch’音的颜色相称。你会称赞我明灿灿的‘s’,如果我往你窝成杯状的双手倒一些晶莹璀璨的蓝宝石,我在小时候曾经战战兢兢、似懂非懂地碰过它们,当时我母亲,穿上赴舞会的漂亮衣裳,随着不可遏止的阵阵抽泣,任她这些精美绝伦的宝贝从它们不见天日的藏身处流入自己的掌心,从它们的盒子里流到黑色的天鹅绒上,稍后,蓦地将它们统统锁上,横竖哪儿也不去,任她弟弟怎样苦苦相劝,急得他在几间屋里不停地走来走去,叩击家具,耸耸军官制服上的肩章。只要微微掀开遮住凸肚边窗的窗帘,便能看见渐渐朦胧的河畔,蓝黑色夜幕下一溜房屋的临街正面,一片绚丽辉煌的灯火悄悄施展的魔法,钻石镶嵌的花押字射出的不祥的炫目光晕,拼成花冠状的盏盏彩灯……”
“火的字母,总之,我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替你讲完这个无聊至极、让人心灵不安的故事,好吗?你如何痴迷于任何一首心头偶然浮现的诗。你如何十四岁开始写剧本,十五岁写挽诗——全是写的日落,日落……勃洛克的《陌生女郎》 中有这样的诗句:‘在醉汉之中慢慢死去。’顺便问一下,她是谁?”
“一位年轻的已婚女子。持续了两年差一点的时间,直到我逃出俄国。她可爱、温柔——你知道,长着一双大眼睛和一双骨节稍许突出的手。我始终对她忠诚不渝,直至今日。她对诗歌的品味局限于时兴的吉卜赛抒情歌谣,她酷爱扑克牌游戏,她死于斑疹伤寒——天知道在哪儿,天知道当时的情形。”
“那么现在呢?你还会说值得继续写诗吗?”
“哦,当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即使在眼下,我也很快活,虽说紧紧夹住的脚趾让我痛得失态。说实话,我再次感到那种骚动,那种兴奋……我将再熬一个通宵……”
“给我看。让我们看看它效果如何:穿着这个从那缓缓的黑色渡船……不成,再试试:透过落在水面永不融化的雪……继续试下去:在缓缓地垂直飘落的雪下面,在这天气阴沉的——跨行——忘川 ,一个平常的季节,穿着这鞋,我将在哪一天跨上海岸。这样好些,但注意别冲淡那股兴奋劲儿。”
“嗯,是这个理儿。我的看法是,你会情不自禁地感到开心,只要前额皮肤有了这样的刺痛感……”
“……就像切碎的甜菜里过量的酸醋给人的感觉。你知道我刚才想起了什么吗?那条河不是忘川而是冥河。别在意,让我们继续:此刻一根弯弯的树枝,隐约浮现在渡船旁,卡戎手执撑篙,在黑暗中,向它伸去,钩住它,非常……”
“……缓缓旋转的小船,静谧无声的小船。朝着家乡,朝着家乡!我今晚真想一手执笔,凝神构思。多美的月亮!这些栏杆后面吹来了多么诱人的树叶和泥土的黑色气息!”
“真可惜,谁也没有偶然听到我本来很愿意与你进行的妙语连珠的对话。”
别担心,它不会白白浪费的。说真格的,我很高兴结果会是这样。究竟该怨谁呢?我们竟然在第一个拐角分手,我竟然一直在背诵一段虚构的跟自个儿进行的对话——取材于一本文学灵感自学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