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凯瑟琳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看上去将来会长得十分高大，但一到十六岁那年却不再往高长了。她强健匀称的身材，以及体格的其他方面都没有什么异常之处。我曾经提到过，医生精通那种自我安慰的哲学，但是如果他的女儿虚弱多病的话，我就不敢为他那套哲学担保了。健康是构成她的美的主要因素，她皮肤丰腴柔嫩，红白匀称，看上去十分怡人。一对小眼睛非常沉静，脸庞丰满，棕色的头发十分光滑润泽。过分挑剔的人说她是个其貌不扬、性格沉闷的姑娘；富有想象力的人说她是位颇有几分风度的小姐，但这两类人都从不详细谈论她。当凯瑟琳朦胧地意识到自己已经长成少女的时候——她花了好多时间才相信这一点——她突然对服饰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强烈的兴趣”也许是个适当的词，有时我觉得不应该过高估计她这方面的鉴赏力，因为她对衣服的判断并不是经常可靠的，有时还会把人搞糊涂或弄尴尬。她对服装的耽迷实际上发自一种模糊不清的要表现自己的欲望，她想用服装的丰富、直接的表现力来弥补自己语言谈吐上的胆怯。但是，如果她追求用服装来表现自己，那么别人也满有理由觉得她有些傻乎乎的了。必须指出，尽管凯瑟琳将来要继承一笔财产（她父亲每年行医收入二万元，其中的一半可积余下来），能够供她直接动用的钱实际上并不多于家庭境况稍差一些人家的姑娘。当时在纽约，崇高俭朴的共和传统依然存在，斯洛泼医生希望女儿能继承古朴的风尚，虔诚地信仰俭朴。现在，他的这个宝贝女儿长得十分难看而穿着打扮却过于奢华，想到这一点斯洛泼医生暗中真有些哭笑不得。至于他自己，他喜欢生活中一些华贵的东西，并且也充分享用过这些东西，但是他害怕流于庸俗，甚至还害怕那种认为庸俗的风气正在他生活的圈子里流行起来的议论。三十年以前，美国还远远不像当前这样奢侈，凯瑟琳那位聪明的父亲在年轻人的教育问题上采取了一套老式的观点。他对教育问题并无独特的理论，那时人们还不需要准备一套理论用于自卫。耽迷于穿着打扮无异是将财产背在背上。斯洛泼医生认为一个通达事理、行为端正的年轻女子决不应该将她的财富背在身上，何况凯瑟琳背阔腰圆，还真能背上一大堆呢！凯瑟琳从来不敢在衣着问题上冒犯父亲，直到二十岁那年才买了一条有金色镶边的红缎子长裙。多年来，她一直暗中想买一条这样的裙子作晚礼服。可是当她把裙子得意洋洋地穿上身时，她看上去像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奇怪的是，凯瑟琳虽然喜欢穿着考究，却丝毫没有卖弄风情的意思。每次穿上新衣，她急于要发现的不是自己是否好看，而是衣服是否漂亮。姑娘有一次正是穿了刚才提到的那条华贵的裙子去埃尔蒙德姑母家参加一个小型的聚会。关于这一点，历史的记述不甚明确，但人们的假设基本上还是可信的。那一年姑娘二十一岁，这个小小的聚会拉开了一连串重要事情的序幕。

在这个聚会之前三四年，斯洛泼医生一家搬到了纽约人通常叫作城市最北处的地方。医生自从结婚以后一直住在一幢红砖的大房子里，墙顶饰有花岗石的横楣，门上方有巨大的扇形窗，房子座落在离市政厅只有五分钟路的一条街上。从市民活动的角度看，这个市政厅在1820年前后经历了它的全盛时期。在这以后时髦的潮流逐渐移向别处。在纽约由于可供发展的地域十分狭隘，这股潮流便势所难免地移向北边，于是交通车辆的喧闹声便伸展到百老汇大街的两侧了。到医生搬家那年，这一带的贸易与商业已从低声细语发展为大声喧嚣，那些对市面繁荣感兴趣的人兴致勃勃，把车辆喧闹的叮当声比作这个福乐岛上悦耳的音乐声。斯洛泼医生对这种现象并不寄予直接的兴趣，只是到后来，看到自己病人中竟有一半是操劳过度的商人，这才意识到其中有直接的利益。一直到他邻居的房屋（同样有花岗石墙顶与巨大的扇形窗）都纷纷改为办公室、栈房、运输公司或用于其他商业用途时，他才决定寻找一处安静的住所。1835年医生终于在华盛顿广场找到了理想中静谧优雅、可以幽居的住处。他建造了一栋新式壮观的房子，正面开阔，客厅窗前有一个很大的阳台，一排大理石台阶通往门廊，门廊用大理石饰面。邻近的房屋也是同样的结构，据说在四十年前这代表了当时建筑学的最新成果，直到今天依然是结实而有气派的住宅。这些房屋面临广场。广场上长着许多普通的草木，一片葱茏，四周围着木栅。所有这些给人造成了一幅乡村即在眼前的印象。广场的一角气势非凡，是属于五号街的区域。五号街从这里开始，路面开阔，令人振奋，似乎向人们预示它有着远大的目标。我不知道往日的传说轶闻是否给广场增添了一抹柔情，但纽约市北这个地区的景色确实是最宜人的。它有一种安闲的情调，在这个地势狭长而充满尖啸声的城市中这是少有的。广场有一种成熟、丰富、庄严的气氛，这表明它有过一段非凡的社会历史，这一点是这个东西走向的大都会的其他任何上层区域所不及的。你也许从其他有权威的方面听说过，正是在这里，在华盛顿广场，你感到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各种有趣事情的世界；正是在这里，你年迈的祖母独自幽居，她带着殷勤好客的情意，在广场上与婴孩呀呀对白，多讨婴孩的欢喜；正是在这里，你小时候第一次到户外行走，跟在保姆后面，脚步趑趄不稳，鼻子嗅着臭椿树的怪味。尽管这是当时人们埋怨这个广场的主要原因，你那时年幼无知，还没有足够的鉴别能力去讨厌那些发出臭味的树木。最后，正是这里，你第一次去上学，校长是位胸脯丰满、臀部肥大的老太太，手执戒尺，常常用一只天蓝的杯子和一只不配套的碟子喝茶。然而，这个学校毕竟开阔了你的视野，扩大了你的感觉。无论如何，正是在这里，我们的女主人公度过了她一生的许多岁月，因此我才写了这一连串的排比句子。

埃尔蒙德太太的家还要继续往北，在一条刚刚开始形成的街上，因远离市中心，街的号码大得很。这里已很少有城市延伸的气氛了，因为两边的街沿（如果偶尔有街沿的话）长满了白杨树。绿荫掩映之中高高耸立着荷兰式屋顶，显得孤零零的，猪与鸡在路边的水沟里戏耍。这种田园风光现在已经完全从纽约的街景中消失了，但在某些地段里，它还萦绕在中年人的记忆中。这些地段如果听到人们谈论它们美丽的过去的话，准会羞愧得无地自容。凯瑟琳有一大群表兄妹，总数达九个之多，他们彼此可以说是相亲相爱的。她还年幼时，这群表兄妹就对她有些望而生畏，他们相信她一定“很有学问”，因为一个与他们的佩尼曼姑母朝夕相处的人必定会反射出这位饱学女士的光彩。佩尼曼太太在这群埃尔蒙德孩子中是个膜拜的偶像而不是爱慕的对象。她的举止怪癖而骇人。丈夫亡故后二十年来她一直身穿黑色孝服，但是某天早晨她的帽沿里会忽然冒出一朵红色的玫瑰。她的丧服十分复杂，在意想不到的怪地方布满了扣环、玻璃珠和别针，吓得孩子们远而避之，不敢亲近。她对孩子们太严厉，可能是由于好心，也可能是出于恶意，经常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气势，像是要找他们的岔儿。因此，去看望这位姑母就简直像被大人拖曳着上教堂，并且还要坐第一排。不久以后，他们发现佩尼曼太太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出现在凯瑟琳的生活中，并不是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还发现，凯瑟琳来他们家过星期六的时候，她一样会与他们玩捉迷藏与摆大王，甚至爬在地上学蛙跳。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很容易地达成了谅解，几年来，凯瑟琳与这些小弟兄们也算是情同手足了。我称他们“小弟兄”，是因为埃尔蒙德孩子中有七个是男的，而凯瑟琳也宁愿玩那种通常供穿裤衩的男小孩玩的游戏。一点一点地，埃尔蒙德小伙子的裤衩变长了，穿裤衩的人也各自分散、立业成家了。他们中的大孩子比凯瑟琳年长，男孩子们被送进大学或安插在会计室。至于女孩子们，一个一成年就出嫁，另一个也已有了人家。为了庆祝后者的订婚，埃尔蒙德太太准备举行一个我刚才提到的小型聚会。她的二女儿许配给一个身材粗壮的年轻人，那人今年二十岁，是做股票生意的。据说这是攀了一门好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