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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锡龄
20世纪70年代末，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大时代之发端。本人适逢于1978年5月从公交系统调到广州市计划委员会（现发改委前身）担任主任秘书，有幸从政府工作的层面上亲身经历那段热火亢奋、波澜起伏而又让人备受锻炼的日子，目睹了一系列足令日后广州发生巨变的重大事件。岁月留痕，往事并不如烟。
那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改革开放的决策，宣告彻底抛弃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转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以中发〔1979〕50号文件批转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的报告，决定对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允许两省的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喜讯传来，春风习人，一片莺歌燕舞。作为政府最主要的综合经济部门，市计委闻风而动，旋即着手制订贯彻方案。
正是此时，有“内部消息”透露：中央打算设立经济特区。经打听，果然。但说实在话，究竟何为经济特区，这在长期处于极端封闭的计划经济时代，即便从事经济工作有年的老同志也绝对是个陌生概念。
不过凭直觉，谁都能悟到肯定是件好事情。没有半点犹豫，市里当即决定：广州要力争。于是，在时任市计委主任曹云屏、副主任麦扬主持下，我们迅速成立了专门小组展开工作：首先分头到省、市图书馆，中大、暨大图书馆，省委政策研究室查找相关资料，不果。然后又借助麦扬同志的旧关系联系新华社香港分社和香港经济导报社，再通过他们向海外机构咨询（那时别说没有今天的互联网，在内地就连境外报刊资料也属罕见之物）。
很快，我们就整理出了一份集世界上各种类型的经济区、经济特区、科技园区、自由贸易区、免关税加工区、临港工业区有关情况之大成的资料。紧接着，我们又连轴转、漏夜干，翻阅了一摞摞历史档案资料，厘清弄准了几段历史脉络：新中国成立之初广州市即由中央直辖，及至1954年6月之后，连同另外9个直辖市转为省辖市，改为实行计划单列（即将所有经济、社会发展的计划指标，从所在省的总数当中，单独列出来。如：广东省社会总产值×××亿元，其中广州市×××亿元），直至1959年结束；之后中央在1963年6月对广州市再次实行计划单列，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9年末被中断。再据此整理出了一批资料。
最后由麦扬同志主笔，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写出了一份请求中央批准在广州市设立经济特区的报告。报告建议，将广州辖内珠江河段水面上两个四周环水的小岛——小谷围和合利围供作选址（其中18.5平方公里面积的小谷围岛即今天广州大学城所在）。报告经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梁灵光同意后打印一式两份：一份循办文程序逐级上报到省委、省政府，由省再报中央；同时为了争取时间，也为了“走捷径”到当时国务院分管对外经济工作并负责联系粤、闽两省工作的谷牧副总理处，由我将另一份报告送交正出差途经广州的江泽民同志，请他代为转呈。
我是骑自行车到省委小岛宾馆1号楼二楼房间，亲手交到时任国务院进出口委主任江泽民之手的。数月之后的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公报，批准国务院提出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的建议，我们的请求报告落空了。
随着改革的深入，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终于展开。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国发〔1984〕13号文，将广州列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对其中先行开放的5个城市，时称广、大、上、青、天，在扩大地方政府权力和给予外商投资者若干优惠方面，实行一系列放宽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允许划出一定面积范围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个利好消息给广州的发展注入了一次兴奋剂。
所谓好风借力，广州在抓紧选择黄埔港附近区域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同时，审时度势，于同年的7月，以穗字〔1984〕38号文报告，向省和中央申请：“在不改变广州的省辖市行政关系下，由国家从1985年起实行全面计划单列。”由于之前调研资料充足，报告理据极有分量，加上时任市计委主任麦扬、副主任尹佩云做了大量外围工作，时任市委书记许士杰起到重要作用，时任省长梁灵光在任仲夷书记支持下给了广州很大的帮助，都对其后事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是他们使广州从一开始就及早起步，从而夺得改革和发展的先机。一步领先，步步领先。
直到今天广州都应该记住他们，感谢他们。我作为市计委国民经济计划综合处副处长，参加了文件调研、起草至报送全过程的一些具体工作，有机会领受老一辈领导同志的耳提面命，领略了老领导们的风采，至今记忆犹新。实事求是地说，这期间各级机关的工作紧凑、高效、有激情，尤其是通过频繁地前往省和国务院机关部门做工作，他们作风之严谨、态度之率直和思维之大局观，的确令我眼界大开。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年10月，我们终于获得国务院以国发〔1984〕137号文件批准广州市实行计划单列，并赋予相当于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广州由此成为当时第一批8个计划单列城市之一（这是广州历史上的第三次也是最长一次的计划单列）。国家计委在《关于恢复广州等城市计划单列的通知（计综〔1984〕2039号）》中规定：“广州市的各项计划指标基数的划分和核定工作，由广东省主持，省、市协商确定。广州市的计划单列，除条件具备的可以考虑在1985年计划中单列外，一般从‘七五’计划和1986年年度计划开始全面实施。鉴于广东省的特殊情况，广州市实行计划单列时，财政和外汇分成可不单列……”
事实上由于省、市之间的“讨价还价”，主要就是“广州市如何多做贡献”的问题，在开始计划单列之初的几年里，省、市每年都需要就部分重要计划指标的具体安排进行协商。
一直到1990年，广州市计划单列的内容才基本上得以落实：在计划管理方面，国家下达到各省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共16大项，其中除财政计划未单列外，其余15大项广州已在国家计划中单独列出并直接下达给广州市，分别为综合计划、基建投资计划、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计划、农村经济计划、工业生产计划、交通运输（含邮电）计划、人口计划、利用外资计划、主要商品收购计划、重点项目接待攻关计划、劳动工资和招工学校招生计划、教育事业计划、土地利用计划、主要物资平衡计划、对外贸易计划。
回想起来，正是从争取设立经济特区到争取实行计划单列这段时间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已形成非常强烈的率先改革、加速发展的意识，下决心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作为“反帝前线”而无法放开手脚发展所耽误的时间和“文革”十年所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从梁灵光到后来的叶选平、许士杰几代主要市领导同志及整个领导层的精力，都明显集中在经济建设上，目标极为明确，作风极为扎实。也是在这段时间内，市机关的一批中青年干部，主要由市委的政研室、宣传部，市政府的计委、体改委、外经委、统计局，还有社科所、经济研究所的一些同志，主动围绕广州作为华南地区经济中心的历史地位、作用，以及毗邻港澳、得风气之先的有利条件如何促进发展；围绕改革传统体制，实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扩大开放步伐；围绕三次产业的比例及内部结构的课题，反复组织调研和理论探讨。不少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也纷纷加入其中。一时间形成一股前所未有的浓厚的、活跃的理论空气。所有的理论研究，都紧紧地扣着当时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充满改革探索精神。
许多今天不言自明的道理，甚至基本提法，在彼时往往却是辩论的焦点，比如叫商品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比如外资投入的占比应不应该限制问题等，不过一切都是为了工作。而这时期的广州市由于改革开放头几年先行先试所迸发出的活力，已立竿见影、顿见成效。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几年里，我们每个季度召开研讨会的《会议纪要》，对呼吁中央关注广州市改革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这期间的理论与实践，客观上为广州以后的深层次的改革和经济健康发展铺就了很好的基础。
实践证明一经计划单列，广州市的经济从此每年以两位数大幅度增长，广州的城市建设从此日新月异。只可惜实施时间不够长。
1993年，中央出于形势大局的权衡，以中发〔1993〕7号文件决定：广州市等8个省会城市不再实行计划单列，但继续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主要惠及内地的有关省会城市）。作为过渡，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发〔1994〕103号文件补充明确：广州等8个原计划单列城市原则上继续享受省级经济管理权限；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于1994年发文明确：经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广州市的行政级别为副省级。至此，广州市历史上第三次计划单列结束。
行笔至此，需要作三点说明：
一是在全国实行计划经济的特定体制背景下，争取计划单列无疑已是当时的最佳选择。事实上，本轮计划单列实实在在地使广州市释放出空前的发展能量：广州市的经济总量在内地大城市当中排名由改革开放前的第6、7位上升到1991年开始仅居上海、北京两个直辖市之后的第3位，成为全国省会城市的排头兵，并从此驶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而在同一时期内，广州市对全省、全国做出的贡献，尤其是财政方面的贡献每年都有着大幅度的增加。
二是由于实行计划单列，使广州市不仅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方面拥有了更多、更大的自主权，可以通过改革，取得先发优势，而且使广州市得以作为省级经济体的资格，直接参加到全国最高级别的经济会议，有机会第一时间了解到全国大局的经济部署、政策取向，并在全国会议层面上汇报情况、反映意见、提出建议，凸显了广州市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分量。另外，借助计划单列，广州市的文化、教育、科技、卫生医疗等社会事业方面也得以参加到全国会议，有利于加快发展。
三是虽然1993年之后取消了计划单列，但由于市场改革的进程已使传统的计划体系在整个社会经济格局之中的作用大为改变，广州市有条件发展主要是通过改革，更多地倚重市场的力量来实现。
事实表明，1993年之后至今，广州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和在全国城市中的位次一直得到保持，而城市建设则更是屡有大手笔。
（作者时任广州市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