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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汉民
浦东开发开放的前期准备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我是参与浦东开发开放前期研究的亲历者，并从事相关的立法工作和浦东新区的开放度的探索，不仅留下了难忘的“浦东情结”，而且亲身体验了浦东建设中的深切感悟。
1987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党中央毅然决然开始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中国提出恢复在世界关贸总协定的席位。其实，1986年这项重要工作就开始了。
在复关这一重要时刻，上海的一些学者主动建立了一个关税贸易总协定研究中心，全国唯一的一家，设在上海，跨学科、跨专业、跨校际。
复关入世之路15年零4个月，这个研究中心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我当时任常务副主任。全国第一本《关贸总协定总论》，是由当时研究中心主任汪尧田教授和我本人在1992年主持撰写的。第一本《世界贸易组织总论》也由我们两人在1994年主持撰写，在国内率先出版。大家的共识是，国家要毅然决然地以更大的开放来促进更大的改革。
上海从1992年就开始提出建设“三个中心”，即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到了1998年加上航运中心，计划到2020年初步建成。与此同时，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过去10年要求上海实现“四个率先”，涉及了市场经济、科学发展和依法治国等一些总体方略。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更要求上海继续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科学发展的排头兵。最近，市委书记韩正视察浦东，希望浦东能够成为改革开放先行者中的先行者，科学发展排头兵中的排头兵，这是非常重要的定位。
上海的发展，是沿河、沿江发展起来的。19世纪、20世纪前半段，上海沿苏州河两岸起步、发展，黄浦江的发展始于20世纪30年代，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影响，被称为“远东的巴黎”。但是，黄浦江东岸由于历史、政策、地域、交通和人们习俗的原因，发展始终受到制约。
1987年7月，美国旧金山一位非常爱国的美籍华人教授，预应力专家林同炎先生，向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写了万言书，提出浦东的开发问题，建议要立足浦东、放眼世界。江泽民同志对此十分重视，请汪道涵同志全力推进，由此，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应时而生。
这个小组很特别，其成员囊括了相关开发开放最要紧的几个领域的专家。小组由汪道涵任顾问，副市长倪天增任组长，建交委主任张绍梁任副组长。
组员有市委研究室副主任俞健，他对政策的把握非常独到；有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综合处处长于品浩，他是我们小组最重要的笔杆子；有市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李佳能；有土地管理局的一位老处长俞汉卿；中国银行金融研究所教授陈泽浩；还有我本人，当时我是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济法系刚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留校出任老师。
我之所以被选入小组，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我有一定的英语基础；第二，我的专业是研究国际经济法的；第三，1985年夏天，我在美国一个律师事务所进修期间，结识到访的汪道涵市长，在这一段时间内有机会汇报对国际问题的观感和心得，汪市长对我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们这个小组成员没有报酬，职级悬殊，有正部级领导汪道涵、副部级领导倪天增、正局级张绍梁、副局级俞健、正处级于品浩、副处级俞汉卿，还有陈泽浩研究员、李佳能总工程师，我作为研究法学的年轻学者刚刚获得硕士学位。
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研究浦东开发开放的定位问题，国内没有什么可以学习和照搬照抄的，我们就依靠林同炎教授和他们的几位朋友给我们提供一些国际经验。他们是真正的志士仁人，立志推动国内开发开放，对国家的发展充满感情。
对这个小组来讲，就是平地起高楼。摆在这个小组面前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比如，到底是用浦东的小小一角作为试验，还是整个浦东作为开发开放的试验田；到底是取几个点作为开发开放的重点，还是全面开花等。研究全部是业余的，我们没有全职工作人员。
当时，办公的条件很差，在中山东一路12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底层，搭了一排铁皮房，借了一间给我们办公。我还记得，当时因为市政府大楼电话号码都排满了，我们的电话是“0”号分机。由于大家都公务在身、特别繁忙，我也有教学任务，从古北路620号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乘71路车坐到底去外滩办公，两头都要走很远的路。
研究小组主要的想法就是，浦东开发开放，一定是立足上海，面向世界。当时就提出现代化、市场化、信息化和法制化的目标，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多企业”的趋向，提出了浦东开发开放应该以点带面。
我们当初的设想是“三点一线”，今天陆家嘴、外高桥这两点完全是按照当年的设想建设的，金桥这一点稍微有一些移动，当时设想的是黄楼，就是今天造迪士尼乐园那一带。说实在的，我们这批同志都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工作充满了激情。
当时没有世纪大道，浦东最重要的路就是杨高路，我们就规划要沿着杨高路来开发。“三点一线”的开发，必须要立足于土地批租，滚动出租的方式来筹集资金，特别强调要对外开放，先行先试。
汪道涵市长当时给我的任务就是要研究两个“度”，一个是开放度，一个是法制程度。浦东的开发开放，以什么为标杆？当时全国已经形成了四个特区，已有许多改革开放的举措。海南虽然当时还不是特区，但有30条开放政策正在制定。我们就到海南调研，决心争取到海南的相关政策。所以，从国内来说，我们是比照经济特区；从国际而言，希望把上海“远东的巴黎”声誉恢复起来。
我们这个小组的成立是市政府发的文，由于工作很有成效，汪道涵同志将我们的成果不断向江泽民书记报告，他对我们的工作相当支持。我们的工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有了相当的积累。
1988年5月2日，市委、市政府在西郊宾馆召开了第一个国际研讨会，定名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江泽民书记、朱镕基市长都到会，有150多人参加，我们小组在这次会上提出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基本构想：就是整个浦东的大开放，是带动上海发展的大开放，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大开放，是坚持“市场化、信息化、法制化、国际化”的大开放。以“四化”推动浦东开发开放，令世界瞩目，让大家突然发现，如此沉寂，发展缓慢的上海将会有一个大动作！
这次国际研讨会，主要就是全面介绍浦东开发开放方方面面的设想，比如土地政策如何？怎么吸引外资？如此等等。如果要说在哪些方面达成共识的话，那就是浦东开发开放条件基本具备，方向基本明确，时机必须抓住。国际研讨会本身不会解决任何问题，但是昭示世界：浦东开发开放在即。今天看来，会议的作用是巨大的。
1990年7月初，为了打破美国对中国的所谓制裁，中央决定要派出不是担任部长，但是由部长级干部领衔的中国市长代表团出访美国，这个重要任务就交给朱镕基市长。
记得当时同行的好几个市长是他的校友，都是清华毕业的，如：重庆市市长孙同川、武汉市市长赵宝江、合肥市市长钟咏三等。朱镕基说，我们这个代表团责任重大，任务艰巨，要有懂行的人一起随行。由此，市长代表团由汪道涵任顾问，又配了一个由五位学者组成的上海市学者代表团。
这五位学者是：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问题研究所主任丁幸豪，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洪远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敦仁，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经所所长姚廷纲，还有我，时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法律系主任。我们五位各有分工，就如同当时在研究小组中一样，我的分工是关于开放度和法制的研究。
那时浦东开发开放已经在4月18日由李鹏总理在上海正式对外宣布。我们于7月7日出发，第一站到纽约，开了一个座谈会，美国记者提出，浦东开发开放的十项优惠政策如登在报纸上，就巴掌大的篇幅，就凭这个何以推进浦东开发开放？外国的企业不敢来，因为没有法制保障。
朱镕基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一定会立法，用法律框架来保障浦东开发和开放以及外国投资者的利益。7月下旬回到上海，他就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决定浦东开发开放必须立法。为了让海外的投资者第一时间掌握法律的要义和精髓，要求立法正式颁布时，用中文、英文和日文三种文字。这是在中国前无古人的事情，到今天为止也后无来者。
我被任命为立法小组的成员，后来又专门任命我为英文版的总审定。我记得很清楚，那年夏天，我们就在沈大成楼上春申江宾馆的客房里埋头苦干，我的主要任务除参与立法起草外，就是对法律英文译稿予以审校。但法律的英文翻译稿与审校太难，我不得不寻找在上海联谊大厦内工作的美国律师葛范德先生帮忙，我们是在律师业务交往当中认识的。
我向他说明自己现在身负重任，因为立法讲究严谨，请他帮我对英文译稿“抛抛光”，我吃不准的地方就和他切磋。立法强调的是如何保护、如何促进。我从事立法起草工作，始终记住两个词：保护和促进，我认为，这是法律重要的功能。法律的英文版同样要让人一目了然，这一任务的挑战性很大。
法制是浦东开发开放的基础，特别重要。今天，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工作，首先应当做的同样是立法。先要把线条想清楚，把相关的法立起来，不要在乎有几项优惠政策。尤其对像浦东开发开放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这样的大手笔，更是这样。浦东开发的作用，简而言之，就是化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我们的压力，树立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信心，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这就是浦东的贡献。
中国是世界关贸总协定（GATT）的创始缔约国之一，GATT创始于1948年，当时代表中国的是民国政府。由此，我国与世界关贸总协定没有建立过官方关系。
1978年，我在外贸学院读经济学本科，1985年读法学研究生，主要研究国际贸易法。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写美国法与关贸总协定有关反倾销、反补贴相关规则的比较研究。所以，我较早就接触了关贸总协定。
1986年7月9日，中央政府提出要恢复我国在世界关贸总协定中的席位，上海就在9月成立了研究中心。汪道涵市长和当时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季崇威同志，外贸部副部长沈觉人同志（中国当时第一任复关谈判的首席代表），一起推动成立了这个中心。
起初，我们对关贸总协定进行研究。WTO（世界贸易组织）在1995年正式成立，取代了关贸总协定。中国当时要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席位，和今天要建设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初衷是一样的，都是以开放促改革。
我的感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其实从来就是以对外开放来促进改革的进程。从1978年开始到1988年之间，设立5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然后1990年浦东新区开发开放，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直到2013年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我们的改革必须比照国际经验，按照国际规则来进行，这就叫以开放促改革。
我在1995年到2000年担任上海外贸学院副院长期间，主要研究的领域就是为中国复关和入世做理论和政策准备，不仅写了几本书，更重要的是做了另外两桩事情：一是对外，二是对内。对外是诠释中国复关和入世的一些问题和挑战，进行了上百次的演讲，遍及大江南北；对内就是我们上海研究中心完全跟随前方入世谈判的节奏，不断提供必要的咨询意见，有些咨询意见被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采纳。我本人曾分别给江总书记和朱镕基总理写过长信，全面阐述入世的意义、途径和利弊得失分析。
我们当时也研究过复关与浦东开发开放的内在联系，就是以开放促改革，不能毫无准备，既要有思想准备，也要有物质准备。浦东开发和开放其实就是中国入世的物质准备，就是实实在在地拿出这样一个区域，做出样板来。
当年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研究前期，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余秋里在上海西郊宾馆开会，我在现场听到他说：浦东开发和开放不是江西，江西如果搞开发和开放，几座大山就可以挡住它的影响，而上海的改革开放承担着中国半壁江山的重任。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懈怠自己的责任，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既要勇猛，又要坚实，这是整个开发和开放必须做到的。
1990年中国宣布浦东开发开放之后，我们这个研究小组在无形中解散，因为使命已经完成。我们感到历史走到这一步应该有这样的转折。小组解散以后，就有别的机构和部门来实实在在地推进浦东的开发和开放。
浦东新区的领导从沙麟开始，杨昌基、赵启正等同志一路走下来，到了2000年，终于明白，在先行先试中体制、机制和法制要并行，以一个开发区的模式继续推进不会长久，以管理委员会的做法可以经历一个历史阶段，但也不能长久，所以，浦东要进入建政的过程。
2000年8月，浦东建政。当时，我在外贸学院任副院长。某一个早晨，市委分管组织的副书记孟建柱找我到康办谈话，他说：你从现在开始要放下外贸学院的工作，到浦东新区任职。为了让你免了后顾之忧，先免了你外贸学院副院长。
这让我感到非常突然和忐忑。我在外贸学院干得很好，学术上也很有自己的感悟，要我到这样大的浦东做一个副区长，谈何容易？当时，区长候选人是胡炜，他对我的任职十分关心。
他告诉我，五位副区长候选人就是你这位是外来的，别人都已在浦东干了多年。所以，你要想办法，跟我一起下基层，让大家更多地熟悉你。
周禹鹏书记和胡炜区长给了我最大的信任，这是我最大的宽慰。
我当时是无党派人士，是区政府班子中唯一非党人士。我第一个分管就是管陆家嘴，这个地区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现代化的标志；第二分管外高桥保税区，就是今天的自由贸易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三分管社发局，社发局一个局包括教育、卫生、民政、体育等其他很多条线，我的秘书按照我的分工整理了27个工作条线的文件夹。
今天，我特别感悟社发局的模式，这才叫“小政府、大社会”。对浦东而言，主要工作可用四个关键词来概括：立法、规划、人才、资金。
第一，立法，当年汪道涵市长坚决支持我把这个词挪到最前面，我为此写过很多文章，论述浦东开发立法先行的重要性。浦东开发开放10周年时，我又写了一篇两万字的文章《再论浦东开发，立法先行》。
第二，规划，浦东开发究竟分几步走，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分步推进。
第三，人才，浦东的发展需要大批人才，既要将才，也要帅才。
第四，资金，要最大可能地吸引内资外资。
我刚任副区长时，从幼儿园开始算起，浦东有508所学校，但大学寥寥无几，只有上海海运学院，现在改名叫上海海事大学，后来搬到了临港，当时就在陆家嘴。那时我的决心很大，并且得到禹鹏书记和胡炜区长的坚决支持，一口气把三所大学——杉达学院、国际金融学院、第二工业大学合在金海校区。这三所大学在新校区落成以后，同一天升格为本科院校。在张江引进了华师大二附中，我做新校建设总指挥。
在离开浦东之前，又引进了中医大，建了曙光医院东院。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们深知人才要急速引进，构成人才高地才行。当时，我还提出，要办浦东大学，到今天这仍然是我的夙愿。纵观中国所有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都有自己名字命名的大学。比如，深圳大学、汕头大学、厦门大学、烟台大学、青岛大学，只要有改革开放的地方，大学都极为重要，这是你的金字招牌，上海没有浦东大学还是一个遗憾。
当年全国有14个保税区，我们大都去学习过。我还带领浦东陆家嘴、金桥、张江、外高桥四个集团的一把手，北上去中关村学习。当时全国已有15个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经济成就等于另外14个总和。陆家嘴最强的是它的金融高端机构迅速集聚的功能，我分管这一区域，学到了许多东西。
我是2001年年底离开浦东的，当年11月底受命去巴黎申博了。今天看来，时间虽短，但印象深刻。
我的体会是，事业的成功绝不在于你一个人有多大能耐，但是，绝不能或缺任何一个人的能耐；不取决于某人的努力，但绝不能或缺所有人的共同奉献。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必须要坚持的大原则。
要做好工作，就是要有激情、远见和决心。我们在浦东工作的同事都有“浦东情结”，浦东开发开放最大的情结就是以人心向背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浦东开发开放的所有经验表明：我们首先要有激情，不能因为开发开放20多年了，我们就激情衰退。其次，要有远见，要把浦东开发开放一直抓下去，这是邓小平同志的嘱托。最后，要有决心，不怕困难，勇于开拓。
2001年11月，上海市委决定派我去巴黎申博。就如同2000年8月让我去浦东，当时毫无思想准备。我给上海市委领导写了一封信，讲了我的顾虑。我是一个非中共干部，能否承担起申博这样的重任？我还有繁重的家庭责任等，但我最后还是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重托，上任中国驻国际展览局的代表，一做就是10余年。
世博会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办世博？我们当年办世博会的口号就说明了问题——“把世博带回家，就是把世界带回家！”世博会是上海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契机。世博会不仅仅是上海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它更是整个世界的。这句话长期指导我在世博第一线奋斗。
我负责招展工作和法律事务，2006年3月，我们从零开始，最后有190个国家、56个国际组织、18个企业馆、50个城市最佳实践区参展，全国包括港澳台都积极参展，办成真正意义的世界盛会。世博会极大地提升了上海的国际化程度。
什么叫国际化？国际化程度其实就是三个度：第一，知晓度，当来自全世界的人们齐聚上海，世博会迎来101个国家的元首和首脑，那才叫世界舞台。第二，喜爱度，世界公认上海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整个世博会从筹办到举办完成历时10年，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负面评论，这很了不起。世博结束后，我写了《世博十年路》，出版了中英文版，记录下自己的所思所想。第三，参与度，就是人们愿意和你在一起努力，我们叫同舟共济、共襄盛举，这是世博会成功的又一个标志。
从2000年到现在13年，浦东从我们这届班子以后调整六届了。浦东的作用，不仅仅是1200平方公里土地，不是五六百万人的作为，它为中国改革开放树立了样板。
我用几句话来总结：第一，改革要凸显。中国的古语讲得很好，叫“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的使命是维新，维新就是改革，改革从来没有完成时。第二，政策要突破，改革不仅仅是数百个行政审批权的下放，改革就是做前人没有做又必须做的事。总之，没有一个伟大的实践是唾手可得的，要有勇气、激情和决心才行。凭着我们对这块土地特别的热爱，大家努力朝一个目标前进！
（作者时任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崔桂林严亚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