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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会有人问：“什么样的人才最容易被催眠？”一些人猜测，金发女性最容易进入催眠状态，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褐发女性才是最理想受术者。但无论肤色是浅还是深、发色是红是白，其实都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
一般来讲，人们更倾向于认为心智愚钝的人更容易接受催眠，许多人还认为容易受催眠的人肯定都没有很强的人格特征。催眠师也经常听到受术者说：“噢，不，你可没法把我催眠。我的个性很强。”但如果一定要和催眠师打赌的话，说这些话的人可得当心了。因为，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可以“抵御”催眠，但当一切条件都准备妥当后，他会和其他人一样轻易地被催眠。
要说理想的受术者就必定是愚钝或缺乏自制力的，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事实是，一个具备极高自控能力的人，如果能够完全将自己的精神放松到不抵抗状态，而全情投入到催眠中，那他就是一个理想的受术者。但这样的人无法轻易放下戒备，使自己被催眠，他们往往更希望自己在催眠中扮演施术者的角色。
催眠术的基本原理涉及“将一个人的精神影响施加于另一个处于顺从状态的精神个体上”，而顺从的状态来自精神完全集中于某单一想法上。当考虑到这些问题时，也就掌握了选择理想受术者的关键要素。
现代工厂的工人，比如一个基础岗位的员工，已习惯于毫无保留地服从上级指令；在工作中，工人已学会使自己的精神集中于某一事物。由于担心丢掉工作，及老板持续不断地施加压力以便得到尽可能多的产出，使他早已具备以上两个条件。所以，并无不敬地说，他显然是极为理想的催眠受术者，他的生活方式就决定了这一特性。
不知是否有人注意到，一阵慷慨激昂的陈词是如何快速左右成群的劳工，并煽动他们，使其做出平日断然不会做出的非理智行为，监狱暴动、群体闹事等都是受此影响的例子。
这并不是智力低下的表现，而仅仅是因为平日工作中潜移默化的训练使然。乌合之众（mobs，指聚集闹事的人群）寻求他们能够臣服的领袖，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平日里惯于服从的雇工。他们非理智的行为就是催眠术发挥作用的表现，他们也能够以相同的方式停止一切暴动。只要让具有影响力、惯于发号施令使人服从的“领袖”站出来，果决地要求人群保持安静，然后让他们回归理智，骚乱就将逐渐平息。
若干年前，在备受敬重的著名编辑穆拉特·霍尔斯特德出任《辛辛那提商报》的经营者时，市里的印刷工人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罢工活动。群情激愤的工人包围了商报的办公机构，人群中出现了过激举动，并施以暴力威胁。当时情况混乱，局面即将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突然，穆拉特·霍尔斯特德带着庄严的气势出现，站在办公室门口的椅子上，直面骚乱的人群。
人群正准备砸毁他的印刷车间，但他手臂一挥，吸引了人群的注意。他的眼中放出坚毅的光芒，掷地有声地喊出“安静”二字，瞬间便阻止了人们的暴行。人群谦恭地听他简短地解释和允诺，在他要求人们平静地回家，冷静思考这一问题片刻后，激动的人群静静地散开了。
并非穆拉特·霍尔斯特德的解释和保证起到了作用，也不是在随后晨间报纸上他所署名的文章发挥了效果，而是他当时的出场、举动、音调和他的精神力量，使这些习惯于服从的工人的思想发生了转变。
农业劳作者则不那么容易受到催眠控制，其工作的特质并不强迫他们高度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同时还赋予了他们更多时间用于思考。当一个男孩在农场中驾驶农耕机进行劳作时，没人能猜透他正在想些什么。他可能在瞎想，也可能在盘算着什么，还可能在谋划着未来。这个男孩更容易成为未来了不起的金融家、大将军或是政治家，在若干年后要他人听候自己的指示。
在农场中，人们能收获一份城市工厂车间所不具备的精神独立性。农民不会轻易受控于政党领袖，他们是独立选民（independent voter，指没有任何党派倾向的选民）的重要构成部分。他们不易受到催眠，因为他们的生活形态给予了精神上的自由。他们更善于散漫的思维，而不是集中自己的注意。要使他们的精神处于被动和服从状态十分不易，但当催眠师将他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通过训练，这些人同样能成为优秀的受术者。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农民在脱离了自己的自然环境后，会更容易受到催眠。例如，进入城市后，怪异的场景和各种声音、道具都是空前陌生的，使他们的思想感到困惑和茫然，容易吸引并集中注意，从而使催眠得以生效——这也是诈骗犯的惯用伎俩。
习惯于不带任何疑问完全服从指令的人可以说必定是非常出色的催眠受术者，奴隶就是一个完美的例证。若有宗教热情的渲染，布道者单调的训词劝诫，再加上音乐和声，即便是最轻微的催眠暗示也能将与会人群彻底煽动起来。在集会中的某些高潮，许多人会因为过度激动而变得身体扭曲，甚至从台上跌落也感觉不到疼痛，更有甚者还会出现晕厥。
在印度，土著的仆人同样也是出色的受术者，原因也是由于他们习惯性的服从和长期听命于其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