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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德国民法典》中，用益权构成着一个重要的概念，却并不存在用益物权的概念。所谓的担保物权、用益物权等等，完全是民法学上对民法典中相关术语或关系的学理解释，并不是民法典本身所使用的概念。用益权概念是成立的，而用益物权概念，则完全属于学者的主观臆造，并不表达任何的意义。
所有权人将使用、收益等权能暂时分离出去，相对人获得了用益的权利，用益权的概念清晰准确地表达出了权利的内容。用益物权与用益权相比，概念名称中突出传递了权利客体的信息，然而权利客体对于权利的内容的构成，意义非常有限，真正体现权利质的特征的是行为的方式，“所有”与“用益”便是典型的“行为语言”，对各自权利个性的描述，淋漓尽致：所有意味着对特定物的绝对的控制，而用益则仅仅是暂时的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物作为所有权和用益权的客体，属于不言而喻的事项，并不需要在概念的名称中予以特殊的显示。正如同所有权的客体为物，但不需要建立“所有物权”的概念一样，用益权的客体为物，亦不存在用益物权的概念。以用益物权解释用益权，类比于以“所有物权”解释所有权，荒唐可笑。
所有权权能分离产生的为用益权，即便客体为物，也不会因客体为物而构成一种特殊的权利。用益物权概念的泛滥，相当程度上与债权为请求权的谬论相关，以债权为请求权，物便不可能为债权的客体，对物的“请求”，既违反法理逻辑，也不符合日常语言的用法。然而，请求权根本就不是一种独立的权利，债权的真正含义为接受权，债务人的义务为给付，对应的权利当然为接受，逻辑上的关系非常清晰，而给付与请求之间，则并不具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债权是请求权，被作为了德国民法派系的一个基本原理，然而该立论却经不起最基本的逻辑推敲：债务人的给付义务是无须请求而必须自动履行的义务，请求权仅仅意味着权利人提出请求，义务人则必须给付。依请求给付抑或是自动给付，完全是不同的两种情境，具有重大的区分和规制价值，不可以混为一谈。
建立了债权接受权的概念，债权的物客体本义显现了出来：债务人给付的为物，债权人接受的亦为物，物是债权与债务的共同客体。现行的权利体系中，甚至将变动权、可能权作为了权利的种类，而接受权的概念却付之阙如，违反基本的法理逻辑。尽管与对物的占有、使用等关系相比，对物的接受关系居于次要地位，但其显然构成着一种基本的法律关系。
债权的客体亦为物，因此物作为客体并不构成特殊的权利类别，这应该是一个基本的逻辑结论：权利区分的根据是行为方式上的，接受、所有、用益、抵押等等，代表着不同维度的行为方式，形成了各自特定的权利内容，彼此间的区分，既一清二楚，又相得益彰。显然，所有行为方式指向的对象均为物，一定从客体的角度表达权利，则所有的权利都是物权，这样的物权概念不表达任何的含义。
关于用益物权，一个非常奇怪的传统观点是：存在着债权性的用益权，客体虽然亦为物，却非为用益物权，如租赁权等等。此观点直接意味着：判断用益物权的根据或标准不是物作为客体，而是权利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相对性的为债权，绝对性的为物权。传统体系内，依客体与依对抗力的范围代表着不同的权利分类标准，分别形成债权与物权、相对权与绝对权的区分，依对抗力范围区分形成的为相对权与绝对权，租赁权等权利的对抗力范围小，只能得出其为相对权的结论。债权的对抗范围小，但对抗范围小的权利与债权却并非等值，在债权的各项特征中，权利客体才是本质的特征。仅仅或主要依对抗力小就将租赁权界定为债权而置其物客体不顾，与传统体系物权债权区分的基本前提，自相矛盾。
所有与用益构成着一组对应的对物的关系，物作为客体并不构成区分权利的基本标准，因此成立的是用益权而非用益物权，用益物权的概念并不表达任何的含义，用益权对抗力范围上的不同，符合逻辑的对应概念为相对用益权或绝对用益权，用益物权与债权性用益权的分类，与传统体系自身严重抵牾，十分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