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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荣汉
崔荣汉（1922.08.18—2013.12.17） ：曾任中共大连市委第二书记、市长，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开发区建区30年了，建区之时的一些往事，仿佛就像昨天，历历在目。
1980年夏，中央在南方沿海创建了深圳、珠海等四个经济特区，这个消息在辽宁、大连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的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向大连市委、市政府提出一个问题：南方建设特区，辽宁怎么办？大连怎么干？是不是也可以要求建设特区？有没有条件建设特区？
任仲夷意在提示大连市委、市政府：先别管中央批不批，你们自己敢不敢想，敢不敢干？同时，他也积极向中央申请要求在大连建特区。大连市的对外开放怎么办？如何强化大连市作为沿海中心城市的地位？这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市委、市政府一直在认真思索和探讨的问题。
1980年6月30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访问朝鲜归来，顺路到大连做短暂休息和视察。在棒棰岛宾馆，我作为时任大连市市长向华国锋同志汇报工作，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省长陈璞如，大连市委第二书记宋黎等人都参加了。我们重点提出了在大连建设经济特区或出口加工区的设想，任仲夷、陈璞如也极力支持。任仲夷说：“香港弹丸之地，搞得那么现代化。大连有许多有利条件，如果搞特区的话，一定发展得很快。”
华国锋当时答复：“对特区我也说不清楚，还是请主管特区的谷牧同志来一趟，你们向他汇报吧。”
1980年8月11日，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来到大连。我们向谷牧副总理汇报了大连市的想法：南方建了四个特区，北方是否也可以建一个或几个特区？大连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工业基础比较雄厚，如果在这个口岸城市划出一块地方，建立类似深圳等地的经济特区，将会带动整个东北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听了大连市的汇报之后，谷牧副总理当时很严肃地说：“我问你们：一是什么叫特区？二是大连为什么要建特区？三是大连有什么条件建特区？”
接着，谷牧又向大连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介绍了建设深圳等特区的一些背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民不聊生，百废待兴。当时中央确定在深圳等地建设特区，还在观察它的作用、效果，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一种试验。谷牧说，对于建特区，我们党也没有成熟的经验，尤其是对可能带来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我们还缺乏准备。而且对办特区，意见也不完全一致，所以只能先把这几个城市作为试验田。
谷牧最后说，大连机械制造业实力雄厚，基础很好，应当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这比匆忙建立特区效果要好得多。
听了谷牧副总理的介绍，我们明白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尚在孕育之中。因此，大连的特区梦就难圆。
谷牧同志的问题也让我们受到很大触动，感觉到要很好学习，加深对改革开放的认识。198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调任仲夷到广东任省委第一书记。1981年年初，市委、市政府让我率领一批干部到广东尤其是深圳、珠海考察。那时特区建设才刚刚开始，特区人也都是在边干、边看、边学、边摸索。尽管在深圳、珠海并没有看到特区的新形象，但特区之行还是让大家有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和信心，因为大连并不比深圳、珠海差什么，缺少的就是一个机遇。回到大连之后，我在班子会议上满怀希望地说，既然我们现在还建不了特区，那就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建特区和对外开放的准备工作吧，以积累经验，等待时机。
特区梦一直萦绕在我们的心头，整个大连都在翘首企盼，企盼一个历史性的时机。1984年春天，中国改革开放千载难逢的一次机遇，终于眷顾了大连。
这年二月，邓小平到深圳、珠海、厦门特区视察。南巡之后回到北京召集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开会时，他说：“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现在的特区之外，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为了贯彻小平同志的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决定，于3月26日召开一次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当时初定参加会议的沿海城市有8个。
会前，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再次专程来到大连。这一次，他笑逐颜开地向大连市委、市政府通报了中央要召开沿海城市座谈会的消息，并通知大连市准备参加会议。
谷牧高兴地说，中央准备让一些沿海城市建“经济开发区”，开发区将实行经济特区的一些政策，以促进中国沿海对外开放的大趋势。听到这个消息，市委、市政府领导们个个兴奋异常。我对谷牧同志说，我们早做好了准备。然后我们向他汇报了市委、市政府的一些准备工作，其中包括经济开发区的选址。谷牧很感兴趣，没有想到大连的工作已经做到了前边。他在我们的陪同下亲自来到大黑山下的马桥子村，实地察看之后认为，这个地址选得非常好，非常有发展前景。
1984年3月24日，我率副市长洪源栋、外经委副主任李新国三人来到北京，带着大连准备建经济开发区的材料、数据走进了中南海怀仁堂。在会场之外，还有市委副秘书长傅毓殿等人住在北京为会议准备相关的数据材料。当时的辽宁省省长全树仁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怀仁堂会议上，第一天上午首先是深圳市梁湘、袁庚两人发言，介绍深圳特区和蛇口工业区的发展经验。之后，会议安排沿海城市代表按从北往南的顺序发言。下午我代表大连第一个出场。我拿出一张大连建设开发区的示意图，然后一口气做了长达两小时的发言，重点汇报了大连对外开放的形势，提出在大连建立经济开发区的设想，并且详细阐述了大连建立经济开发区的条件、环境和可能性。
会议开始不久，一些沿海省省长就纷纷要求增加他们省的一些沿海城市来参加会议，例如江苏省省长顾秀莲就找到中央负责同志，强烈建议让连云港、南通也参加会议。这样，当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已经变成了14个沿海城市参加会议，后增加的6个沿海城市有秦皇岛、连云港、南通、福州、广州、湛江。
会议从3月26日一直开到4月6日，历时12天。会议一致通过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首次提出了“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一历史性的命题。
5月4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的通知》。《通知》指出：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这是“关系到争取时间，较快地克服经济、技术和管理落后状况，实现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一项大政策”。
《通知》中还说：这几个城市，有些可以划定一个有明确地域界限的区域，兴办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要大力引进我国急需的先进技术，集中地举办中外合资、合作、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作的科研机构，发展合作生产、合作研究设计，开发新技术，研制高档产品，增加出口收汇。向内地提供新型材料和关键零部件，传播新工艺、新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经验。有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还要发展成为国际转口贸易的基地。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利用外资项目的审批权限，可以进一步放宽，大体上比照经济特区的规定执行。
《通知》中单独对大连市的改革开放有一大段表述。这就是《通知》中的第十条：
“以上十四个城市进一步开放的模式，不搞‘一刀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多样化。大连是东北三省的主要港口城市，从充分发挥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作用出发，也考虑到我们利用日本资金和技术的需要，以及通过‘大陆桥’对苏联、欧洲发展转口贸易的需要，大连市在某些具体政策上可以更开放些。”
1984年春天的中央部分沿海城市座谈会，不仅让大连跻身全国第一批开放的沿海城市行列，而且解决了大连的几个重大的具体问题。
一是机场问题。
大连周水子机场过去是隶属于空军的军用小机场，当时只能起降“安-24”等小型民用飞机——乘坐40多人，或者是“伊尔-18”中型飞机。1984年以前，周水子机场仅仅开通了大连到北京的客运航班；大连到沈阳的航班开通了不长时间又停飞了——因为没有足够的客流。
要对外开放，周水子机场就必须扩建为大型机场，并且开通国际航线。我在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上发言的时候，讲到了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大连周水子机场正在扩建中。我说：“扩建之后我们的机场可以起降‘737’飞机。”
主持会议的胡耀邦总书记当即插话：“要搞就搞大的，应该搞‘747’的。”搞“747”的当然好，但是起降“747”飞机跑道要加长，地面要加厚，因此涉及追加投资。于是，我在北京立即打电话给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副市长原宪千，让他组织人员按“747”的标准重新设计周水子机场，同时又向国家民航总局汇报，争取追加投资。由于胡耀邦总书记一锤定音，最后在这次座谈会议上大连机场扩建的手续就基本办妥，民航总局追加投资800万元。
1984年11月14日，按起降“747”标准进行改造建设的周水子机场主跑道建成通航，并且举行了隆重的通航剪彩仪式，为大连对外开放打下了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是港口问题。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大连市政府就提出了大连港应该扩建的问题。当时大连港隶属交通部管辖，交通部副部长子刚来到大连和大连市委、市政府协商扩建问题。当时我的意见是：老港区已经没有地方再扩建了，应当在大孤山半岛大窑湾建设一个新港，那里水深海阔，不冻不淤，是建设深水港的好地方。但是交通部考虑到建设资金的问题以及为港口配套服务的问题，还是坚持要在老港区做文章。双方意见相左，谈不拢，事情就拖了下来。
在中央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上，我把港口扩建的问题再次提出来，而交通部的领导当时也在场。听了我的发言，胡耀邦当即表态支持在大窑湾建新港。在会议精神的影响下，1984年8月交通部批复同意在大窑湾建设国际深水码头。
于是，国务院［1984］131号文件专门有关于大连港口的一条：“为解决港口吞吐能力严重不足的矛盾，会议认为，在搞好现有港的挖潜改造的同时，必须加快大窑湾新港区的建设。”第一期工程的起步方案先建4个泊位（两个集装箱泊位、两个多用途泊位），投资约6亿元，采取国家投资、地方自筹、利用外资等多种途径解决，争取1986年开工，1990年建成投产。
1988年12月5日，一声山摇地动的炮响，宣告国家“九五”重点工程大窑湾港正式开工建设。大窑湾港设计为80—90个泊位，是年吞吐能力8000万吨的集装箱大港。有了大窑湾港，开发区的交通物流业将如虎添翼。近年来的发展，更证实了大窑湾港的开发建设对大连市是至关重要的，正因为有了大窑湾港和相关的港口码头，大连才有了今天东北亚航运中心的地位。
三是外汇问题。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国家外汇储备很少，允许某个地方使用外汇几乎就是对那个地方的一种偏爱和支持。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提出了大连可以更加开放些，给了一亿美元的外汇使用额度，远高于其他沿海城市。同时，在基础设施的低息贷款上也给了更多的照顾。
1984年4月17日，我从北京返回大连。市委、市政府听取我的汇报后，首先是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郑重宣布了大连要兴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决定。同时宣布，大连市委成立开发区领导小组，主持、协调兴建开发区的各项工作。领导小组由我任组长，副市长唐启舜、洪源栋、原宪千任副组长，李新国任办公室主任。
这就搭起了一个具体而负责的领导班子来主持开发区的筹备建设工作。
大连要建经济技术开发区，那么开发区建在哪里呢？其实这个选址工作，市委、市政府早就进行了。在1981年前后，为了做好申请建立经济特区的准备工作，市委、市政府组织一批人赴广东学习，参观了解深圳、珠海搞特区建设的一些情况。从广东回来后，开始了开发区选址工作。
当时，市委、市政府主要从两个出发点来考虑选址：一是充分考虑到建（特区）开发区所需要的环境和条件，一是着眼于大连市未来发展的需要。从这两点考虑，老市区不行，三面环海，山地较多，城市用地少，发展空间已经很狭窄了。我们组织市有关部门的领导、专家在旅顺、金县、大连湾、大窑湾、小窑湾等地多次考察选址：
旅大南路，这里没有多少可用之地；
旅大北路，虽然地皮是有的，但除去部队用地、飞机场以外，就所剩无几了，而且地块也被分割了；
甘井子北部至金州一带，这里地皮是有的，但有两条高压线、一条铁路、一条公路贯穿其中，建设企业受到制约；
金州毛营子附近有六平方公里的土地闲置着，但面积小，地处大连和金州的所谓“蜂腰部”，没有发展余地，而且靠近的是渤海，如通过海运，还得绕经旅顺口；
也曾看过董家沟、满家滩，那里虽然地域广阔，但是离市区太远，不利于发挥依靠母城加快发展的优势；
营城子、盐岛、辛寨子也都不行……
甚至连普兰店的皮口、城子坦、碧流河等地都去过了，市委派出的调研人员沿着黄海海岸线走了很长的一段路。
最后，大家的目光聚焦到当时的金县大孤山人民公社马桥子大队一带。
对马桥子我还是比较熟悉的：1974年，国家“四五”计划的重点项目——鲇鱼湾油码头破土动工。为了建设这个油港，来自12个省市300多个单位的建设大军云集于此。当时我作为大连市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担任了大连段输油管线和油码头两个工程的总指挥，经常往返于鲇鱼湾与大连市内，其间必经马桥子。我看到这里北望是大黑山，南看是大连湾，地势平坦，视野开阔，就问这里是什么地方？金县人说，这是大孤山人民公社的马桥子大队。我就感叹：这可是一块风水宝地啊！
1984年春，在详细考察和论证的基础上，市委、市政府组织人员拟订了四个方案进行比较，包括湾里方案、马桥子方案、金州西海岸方案等，甚至有人提出干脆把金州都变成开发区，像深圳就是在宝安县建特区一样。经过充分论证，最后大家还是选定马桥子方案，同时将湾里、董家沟也纳入开发区的控制区内。选来选去，之所以选中马桥子一带，是因为这里主要有这样几个优势：
一是地形地质优越：马桥子北靠大黑山，南临黄海岸，整个地形北高南低，属沿海平原区。地质多为板岩、辉绿岩和泥质岩的构造，地耐力可达28—80吨以上，适合于高层和多层建筑；地面宽阔平坦，地貌形态多姿，有利于建筑群的合理布局。
二是交通便利：历史上马桥子就是交通枢纽，从明代起，金州城经马桥子至海青岛、大孤山港即为通达驿道。近代日本殖民当局和苏联红军都曾在马桥子附近修筑机场。从现在的眼光来看，马桥子距大连市中心区27公里，距周水子国际机场25公里，距金县8公里，距大连港7海里，距大连华能电厂4公里，距铁路金州站4公里，沈大高速公路从它边缘通过。更为有利的是，这里和待建中不冻不淤的大窑湾新港毗邻，这个远东大港将是欧亚大陆桥运输的中转站，将会与开发区联为一体，优势互补。在这里，既可满足开发区起步区的需要，又可以这里为起点，向西与金州相接，向东南可以通向准备兴建的大窑湾港和已经建成的大连油港；向东北可以沿着大窑湾、小窑湾这一带黄海海岸线发展，也可以向北发展，使大连市的建设重点逐步北移，为新市区的建设发展，为未来的大连展示了广阔的空间。
三是气候宜人：马桥子一带气候温和湿润，年平均气温10.3℃，年平均相对湿度66％，年平均降水量599.7毫米，夏无酷暑，冬少严寒。南海北山的地理环境，构成了开发区冬暖夏凉、四季分明的宜人气候。
四是有能源和通信保障：水——距碧流河水库总干线六公里，水源充足，水质优良；电——与东北电网高压输变电线路连接方便，电力供应有保障；煤——距和尚岛煤码头一海里，运输便捷；通信——从国外引进程控交换机，可与大连市电信网连接，直接承担国际国内通信业务。
1984年4月中央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前，谷牧副总理来连，我们向他汇报并请他察看了这个选址。4月中央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刚刚结束，市委、市政府就立即组织各方面专家再次论证了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选址，最终敲定东北第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就建在这里——大孤山乡马桥子一带（含马桥子村、风岩村、黑山村、红岩村四个自然村，加上金县所属的十里岗国营农场一些用地）！从此，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马桥子吸引了全市、全省、全东北乃至全国人民的目光。
1984年5月4日，国务院《关于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文件下发后，大连市即于5月18日在市委召开干部会议，宣布成立开发建设公司并准备进驻马桥子现场。当时组成公司的15个部（室）干部都是从全市各部委办局及原金县机关抽调的。6月1日，第一批98名开发建设者开赴马桥子现场办公。初期开发建设的主要任务是规划好开发区起步区，并开始“七通一平”基础设施建设。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建，开发区起步区初具雏形。8月12日，万里、谷牧、李鹏三位国务院副总理到大连视察工作，陪同三位副总理来连的国务院各部委领导有很多人，包括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国家经委副主任赵维臣、铁道部部长陈璞如、交通部副部长子刚、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任何椿霖、国务院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梁况白，辽宁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光中等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也陪同来连。
8月15日，三位副总理来到马桥子村现场办公。来到马桥子之后，我和魏富海市长在长岭山上铺开开发区的总体规划蓝图，向他们汇报选址和总体规划情况。听过汇报之后，万里、谷牧、李鹏兴致勃勃地登上了炮台山远眺。我在炮台山上边指点边介绍说：南边那海天相接处，可以看得见巨轮往来的是距此只有七海里的大连港；西侧只有两海里远的是和尚岛煤码头，那里将具备年卸原煤500万吨的能力，而且还将兴建80万千瓦的电站；北边是雄伟的大黑山；东边一片开阔而平展的土地是远期规划中的湾里乡和董家沟镇……
听到这里，万里副总理问：“什么乡？”我回答：“湾里乡。”万里笑着说：“‘万里’？这个地方和我同名啊。”大家都笑了。谷牧副总理因为此前来过一次马桥子，情况比较熟悉。他主动介绍说：这里离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水源、电源都不远，交通方便，风景优美，是建设开发区的好地方。万里在听了介绍之后，又细看铺展在面前的规划设计图，点头连声称道：“这个地点选得好，这个地点选得好。”
在三位副总理视察大连以后，又有一些中央的负责同志到大连。事后我想，大连之所以成为对外开放的首选对象，当然有中央统一安排和考虑的因素，但和我们各项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中央对我们的情况有比较多的了解也有关。
9月25日，国务院下发文件，正式批准大连在金县马桥子一带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意先建3平方公里工作区，并相应建设生活服务配套区，起步区面积为5平方公里。至此，兴建大连开发区得到中央正式批复，这也是我国14个沿海城市中第一个成立的国家级开发区。《光明日报》在后来报道中称为“春风第一枝”。
办开发区，把开发区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综合配套的新城区，必须有一个完善、科学的总体规划。在三位副总理视察大连时，谷牧副总理曾对我们说：“开发区的位置选得很好，我看将来有条件时可以搞大一点。现在开发区就是要抓好一条——搞好规划。找些专家帮你们研究，哪块发展什么，哪些是生活区、生产区，要有一个很好的规划，不能搞乱。因为这是一张白纸，这张白纸画好了，在全世界都会有影响。”
1984年夏，在初步设想的基础上，市委、市政府邀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进行了开发区建设规划的讨论，并立即着手编制总体规划，本着科学、合理、先进的原则，在1984年年底形成了总体规划的框架。
在规划时涉及的第一个问题，是搞一个几平方公里的开发区规划，还是搞一个兼顾到整个大连市长远发展的规划。
当初大连市向国家申报的开发区面积是50平方公里，而国务院国发［1984］131号文件批转的《关于大连市进一步对外开放和能源交通建设等问题的会议纪要》第二条中说：同意大连市在金县大孤山乡马桥子村一带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近期工程用地面积为3平方公里，远景规划用地面积为20平方公里。但在实际执行时，如果仅仅按3平方公里来规划建设，将来城区规模扩大了怎么办？1980年深圳特区成立，在特区刚刚开始规划建设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因为规划的原因，刚刚建成不久的道路就拥挤塞车，不得不再次扒楼拓宽。我率团到深圳考察的时候，正赶上蛇口工业区原来的道路由于设计狭窄而不得不重新扩展。鉴于此，在开发区的规划设计上，我们要求一定要避免老市区重复建设造成的浪费，吸取深圳建设初期扒搂扩路的教训，从指导思想上着眼于规划一个大的新城区，构成一个新市区的大框架。在实际执行上，由于受到供水管道配置的影响，起步区要涉及9.8平方公里。因此，就以9.8平方公里（马桥子等四个自然村）为起点，进行具体规划。考虑到长远发展，当时搞了一个130平方公里（可使用面积）的控制区，并作了规划草图，这个控制区包括湾里乡和董家沟乡的四个村庄。当时设想在小窑湾搞海上娱乐场所，在大地半岛搞别墅区，同时还设想开发满家滩。
规划时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我们主要突出了以下两点：一是要坚决体现小平同志讲的“四个窗口”作用，即使大连开发区成为东北地区引进人才、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重要窗口，加速国外技术向国内转移、沿海技术向内地辐射的步伐，更好地为大连老企业技术改造、为繁荣东北经济建设服务。二是如何充分发挥大连港口城市的优势，即要利用好大连现有条件，不能把开发区孤立起来，而是使之与老市区在交通、能源、技术、配套设施等诸方面紧密衔接，相辅相成。这样，也就规定了开发区的性质，即以大连市为依托，与大港口相毗邻，以广大东北腹地为后盾，以工业为主体，努力发展“三资”企业的现代化的新城区。
规划时考虑的第三个问题，是开发区的合理布局，即根据开发区的发展目标、地域条件和区域功能等，规划时采取组团式结构布局，生产、生活用地就近平衡，达到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目的，并按功能相对集中分区。如对工业区、仓储区按不同行业对环境条件的要求，做了区域划分。对外国人居住区及公寓、公建、金融和行政管理中心等在区域上也做了适当划分。大的生活居住区布置在丘陵地区及山坡地带，科、教、文、体以及旅游别墅区布置在靠近南部海滨。还注意到避免重复老市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不要使工厂特别是有污染、有噪声的工厂建在居民区，不要使一个半岛上的居民看到的只是房子、工厂而看不到海。但由于建设初期来开发区投资的还比较少，又受建设资金的影响，因此后来执行中对当时的规划有不少变动。
起步区域选择了0.57平方公里的综合工业小区为起步工业区，在此摆放最早的工业项目；选择0.17平方公里为起步区的生活区，在此建本地农民的动迁楼；选择长春路（今金马路）中段为起步区的公建区，并在此建宾馆和办公楼。起步区规划基本是围绕炮台山展开，即炮台山北侧为工业区，南侧除预留一部分电子企业用地，如现在东芝、原田公司等，其余沿长春路为银行、邮局及办公楼等公共服务区；东侧为集商贸、休闲和旅游为一体的五彩城与大型宾馆；东山为安排动迁户的生活区；西山为与工业区配套的住宅服务区。为体现“东北窗口大家建”，开发区主要路街都以东北一些城市命名，如沈阳路、长春路、哈尔滨路以及东北大街等。
为了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市政府有过一个大胆的想法，请外国专家来搞开发区的规划。经过日本朋友的介绍，首先请来了两位日本城市规划专家。两位日本专家来到马桥子认真考察之后，提出做一个新兴城区和工业区的规划，时间需要两年，规划费用需要150万元。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日本专家介绍说，城市规划必须精雕细刻，因此必须保证时间才能有精彩之作。他们说，曾经给泰国搞过一个一平方公里工业区的规划，就用了两年时间。
两年不行，时间太长，大连建设开发区等不及，最后我们下决心自己干。拿出初步方案后，市政府发请帖，邀请了国家城乡建设部、邮电部的有关领导，辽宁、吉林、黑龙江、北京、天津、南京、青岛、厦门等11个省市的建设规划部门负责人，国家城乡建设部设计院、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院、邮电部北京设计院等十余所设计部门的专家，同济大学、天津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五家大专院校的教授，共邀请了38家单位的领导、专家、教授55人来到大连，把他们请到当时大连档次最高的棒棰岛宾馆，召开了“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纲要评议会”，请大家对开发区的布局规模、道路、港口、运输、环保、用地、绿地等进行评头论足。他们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对我们建设现代化新城区很有借鉴作用。接着又分别邀请几十位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及中国香港地区的海外专家进行评议。
按照现代化的原则，规划时对各个方面都提出了要求。道路是城市的动脉与骨架，规划道路充分考虑到城区的发展需要，采用带状方格网结合地形进行布置；主干道红线有的控制在70米，有的控制在100米；要求主干线要宽、要直，以使车流畅通；住宅区的路要适当略窄，以便保持安静；在主要的十字路口都留出立交桥的位置。为了分流车辆，还准备修建过境公路——新开路。通向大连市和飞机场的道路、通向开发区的铁路的设计也开始进行。
起步区净水厂设计能力为日供水10万吨，首先建成5万吨，建在大黑山边，与整个起步区的海拔高差有30—40米，一部分建筑可以自流供水。排洪按20年防洪标准设计，山洪可以安全入海。设计建设三座二级污水处理厂，要求区内污水必须处理达标后方准排放入海，而且还可以用于农业、工业冷却、园林绿化和道路喷洒等。规划民用燃料主要使用液化气，由石油七厂供应，并建立了液化气供应站。电力、电讯都通过地下走线，66千伏中心变电所和4000门程控电话都在规划确定后很快建成。供热实行统一供应，按当时的规划以后建立了热电站，在整个工业区、生活区看不到烟囱林立。园林绿化方面，要通过道路绿地、生活区绿地、公共绿地、自然绿地等，把开发区建成一个海滨花园城，多栽常青树，力争不露黄土，三季有花，四季常青。当时提出：要把开发区建在花园里，不要把花园建在开发区里。为此还设立了苗圃、花圃和绿化机构。规划对环保也很重视，坚持“三同时”，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严格控制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同时还设立了环保机构。
开发区总体规划中金州至大窑湾的铁路支线全长22公里，东起大窑湾港，西至大房身站与哈大铁路接轨，称之为金窑铁路，是为大窑湾港集装箱码头而铺设的铁路专用线。金窑铁路必经开发区，这是躲不过去的，但是怎么走呢？当时有三个方案。三位副总理视察大连时，万里在长岭山现场办公时听了几种不同的方案汇报之后说：“海岸线还是让给人吧。”一锤定音，确定了金窑铁路的大原则。最后铁道部在施工过程中是以架桥和隧道的方式走过黄海海岸的，由此留下了白石湾一带的黄金海岸线。
大连开发区的建设一开始就强调要“慎始慎终”，就是说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充分，不能仓促上马，铸成后患。大量的前期工作宁可慢些，但要好些。一旦动工，就要精心组织、精心设计、精心施工，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质量把工程建设好。当时强调：要坚持开发一片、建成一片、收效一片、滚动发展，以避免浪费土地、浪费资金，收到更好的效果，同时也给投资者以信心。当时确定的工作目标是：一年打基础，三年初见成效。
1984年6月16日下午，我主持召开了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领导小组第一次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做出决定：当年8月1日举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典礼，其他基础设施工程还可以先开工，越快越好。但开发区的前期准备工作、筹备事项千头万绪，其中许多又不是大连市自身就能解决的，许多事情要协调，要汇报，要讨论，要等待上级批准，因此8月1日举行开工典礼的计划没有实现。
8月18日，开发区领导小组召开第四次工作会议，确定开发区开工典礼在10月15日。当时我强调说，不能再拖了。相关的基础设施例如办公楼、宾馆、净水厂、变电所等，都可以先开工，不必等。
我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曾宇、市委书记毕锡桢三人又匆匆赶赴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沈阳四个东北腹地的城市走了一圈，拜会了三省一区的领导，通报大连开发区筹建的情况。每到一地我们都热情地说：“大连开发区是全东北的开发区，欢迎你们去投资、去办工厂啊，我们一定做好服务。”
大连开发区的建设首先是从“七通一平”（上水、下水、电力、电讯、供气、供热、道路通，土地平整）开始的。国家给了三亿元低息贷款，省里也给拨了一些钢材、木材和煤炭。在1984年6月初，从市建委抽调了整建制的人马来到开发区，由当时的建委主任范勇昌同志带队，由建委副主任、建委分管的规划、城建、煤气、上下水道等方面的人员以及物资部门的人员参加，组成了开发区开发建设公司，开始了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进行“七通一平”的同时，考虑到有些相关配套设施，如商业、宾馆、医疗、学校等完全依靠老市区也不行，按照规划，宾馆、写字楼、学校也开始动工兴建了。当时有人对金马大厦、银帆宾馆有不少异议，甚至有批评指责。在1985年时，有人批评指责开发区“贪大求洋”。但是，我们还是坚持干下来了。看起来，办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劲头，有点热情。看准了就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即使错了，也可以买个教训。不要把事情办得糊里糊涂，不了了之。
1984年10月15日，大连开发区举行开工典礼（金州新区档案局提供）
开发区建设之初是辛苦的。当时马桥子一带还是农村，生活和工作条件都较差，特别是范勇昌同志带领的第一批进驻的同志，都是住在工棚和当年生产队的知青点，干部和群众都一样。各居住点自己垒大锅起灶。没有自来水，就与百姓一样挑井水用；没有通信电话，公司安排两名年轻人专门送递文件材料。冬天冷，有时生火炉子，有时就不生；夏天蚊子咬，伙食也不好；规定半个月才能回一次家。大家吃了不少苦，但精神状态特别好，团结一致，同心协力，艰苦奋斗，毫无怨言，全心全意把开发区建设的第一仗打好。因此，创造了高速度、高质量，做出了很好的成绩。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感动，也是非常可贵的。到1985年，赶上国家紧缩银根，压缩投资规模，对开发区来讲又是个考验。当时有不少人怀疑：开发区会下马吗？但大家不为所动，埋头苦干，不灰心，不气馁，终于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用5.7亿元开发了9.8平方公里的面积，这在全国来说开发费用也是低廉的。
开发区开始建设，首先遇到了征地问题和动迁农民的安置问题。那时动迁遇到的主要问题不是动迁费多少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对于在这里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当时年轻人都普遍欢迎和高兴，认为从此可改变世代“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但很多老年人还有疑虑，因这里曾被日本人侵占过，担心又要遭“二茬罪”。为此，从金县抽调了两名副县长到开发区，做了很多思想说服工作。开始征地要动迁四个村，即起步区的9.8平方公里。为了把动迁群众安置好，当时没有把征地费分给群众，而是盖房子，以便使动迁群众“喜迁新居”；同时把动迁居民组成一个街道，把群众组织起来，利用这笔资金办企业，从金县抽调一名公社党委书记到开发区的第一个街道任街道党委书记兼街道公司经理。群众很高兴，住房条件改善了，收入也在不断增加。
1984年10月15日，在现在开发区五彩城南门一带，市委、市政府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典礼，并同时对外宣布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作为市政府派出机构，管委会领导全面开发建设与负责社会事务管理工作。这一天，也被定为开发区“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