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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亦民
胡亦民（1917.08—2010.03） ：曾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兼中共大连市委第一书记、辽宁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1982年2月6日，中央批准我兼任大连市委第一书记。半个月后的2月23日，我到大连，开始了在大连三年半的工作。1985年7月，大连市第六次党代会上产生了新一届市委领导班子之后，我离开大连，到辽宁省委顾问委员会工作。
我到大连工作的当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路线、方针、政策，我国的改革开放有了重大发展。由此，大连这座年轻的城市，走进了她成长中的重要机遇期，而我的人生也在大连开始了新的起点。
1981年年末，尽管中央批准我去大连工作的正式文件还没有发下来，但我已经知道要去大连工作。1982年1月4日，我抽暇去医院检查身体时，便根据所了解到的大连情况，考虑了今后要开展的重点工作以及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应该说，大连有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条件，有良好的工作基础。当时，大连市委、市政府正在妥善处理“文革”中的种种遗留问题，并在端正思想、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轨道上来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那个时候，有的人认为，大连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是个“死胡同”，并把这种看法当作大连有些工作没有很好开展起来的“借口”。我到大连工作之后，首先组织开展了对大连地位、作用认识的“大讨论”。这次“大讨论”，使得大家对大连的发展优势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大连不是“死胡同”，而是一个走向世界的“大通道”。大连不仅有雄厚的工业基础、较高的科研能力和教育水平，更有优良的港口、对外开放的历史，经过努力，大连一定能够成为东北地区发展的“源”和“头”。
通过“大讨论”，我们还明确了这样一个认识：大连不仅有商港，还有渔港、军港。港口是大连发展的最大优势，是“优中之优”。大连如果单纯地围绕“港口为腹地服务”的指导思想来安排工作，这是错误、过时的观点。正确的指导思想是：要经过努力，把大连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化的港口城市，建设成为科学、经济、文化、社会事业均发达的港口城市。大连的发展要围绕建设“现代化、国际化港口城市”来进行。
1982年的这种认识，经过在我之后的大连市同志们的不懈努力，已经变成了现实。如今，双向八车道的沈大高速公路已经通车，周水子国际机场三期改造工程正在进行，大连港的吞吐量达到了上亿吨。现在的大连外商云集，外商到大连投资踊跃，大连已经成为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龙头，成为内地走向世界的“大通道”。
我在大连工作的那几年，是中央出台改革开放政策比较多的几年。争取把这些政策惠及大连，是当时的市委、市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
为了争取大连成为计划单列市，1983年市委组织市级领导干部到“计划单列市”的试点城市重庆考察。在市委、市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之后，大连终于争取到了“计划单列市”的政策。当时，辽宁省省委、省政府对大连争取“计划单列市”的态度很明确，那就是“非常支持”。但省里有一些同志想不通，认为大连争取到了“计划单列市”的政策，是对辽宁省的“削弱”，甚至传出了“大连省”、“辽宁市”的莫名其妙的说法。后来，中央确定14个沿海开放城市，大连也争取到了。
1984年，中央决定在沿海开放城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城市的选择比较严。当时的国务院特区办何椿霖等同志是积极支持大连搞开发区的。为这事，何椿霖还亲自撰写了批件。那个时候在国务院当副总理的万里、谷牧、李鹏同志来大连考察，拍板决定在大连搞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结果比我们原来设想的还好一些，起步区是5平方公里，远景是30平方公里。当然现在的开发区规划面积更大了，这是后话。
记得当时，市委、市政府还向中央争取自由港的政策，尽管没有争取到，但是现在有了保税区，而且不少外资银行也进来了，我也不感到遗憾了。
为了扩大对外开放，大连争取了不少好政策，创造了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但在当时并不是人人都赞成在大连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比如，有人认为大连市老城区、老企业的改造任务重，市委、市政府应该把这些资金、精力用到改造老城区、老企业上。然而，随着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速度的加快，这些说法也就烟消云散了。
在对外开放的问题上，当时要大家达成共识是比较难的。大连要打开大门走向世界，这个问题无法回避，不解决这个问题不行。
那个时候，有些人热衷于谈论对外开放的“得”与“失”。针对日本商人到大连投资建厂，有人便说：“日本鬼子又进村了。”过去是“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走了”，现在是“夹着皮包回来了”。有些人讽刺坚持走对外开放道路的人是“看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好”、“洋奴哲学”、“里通外国”、“卖国主义”、“崇洋媚外”、“破坏民族经济”，等等。甚至有人认为，我们现在搞的是“表面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资本主义”。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工作确实有失误的地方，有个别人借对外开放违法乱纪，甚至丧失国格人格，等等。另一方面，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进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想借此使我国“西化”，这充分反映在“限制与反限制”、“互利与不互利”、“平等与不平等”、“依赖我们又排斥我们”等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向我们输出资金、技术，又怕我们借助他们的资金、技术强大起来，更怕我们超过他们。但是，在对外开放中，我们有所“失”，可得到的“更多”。在对外开放中，我们利用了外资，引进了技术，发展了我国经济，这是好事。
改革开放前，我们经常说，我们国家“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好像这是应该的，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对外开放之后，国家为企业创造了投资环境，有人开始向银行借贷了。银行为了鼓励企业和个人借贷，还送上了贴息优惠。企业不仅可以向国内银行借贷，还可以利用外资。记得当时出现了银行有钱贷不出去、外汇额度用不完的情况；还有的企业对国外、境外资金不敢引进。当时我就曾多次跟人说，有的时候是“疾呼”：要敢于贷款、敢于利用外资，不要怕欠债。这可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有些人确实错过了机会，丧失了宝贵的发展时间，的确也后悔了。
大窑湾集装箱码头一瞥（陈大祥摄）
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发现人才，引进人才”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尤其缺乏懂技术的人才、涉外人才、懂法的人才，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比如，我们倡导对引进的人才给予住房待遇方面的优惠，可是有人就说：“我们这里的干部还没解决住房问题，哪能给才来的人解决住房问题？”对从国外、境外进来的人才，有的人看着不顺眼，说：“吃了几天洋面包，就神气了？”可见，在思想观念陈旧落后的情况下，要打开通向世界的这扇门是多么不易啊！
针对以上种种，作为市委书记的我先后在不同场合强调：改革开放，我们不仅要破“旧”，还要破“左”，大连要敞开大门走向世界。
1983年，国内有好几个省、市召开了经济技术洽谈会，但大多数省、市的洽谈会都不成功：各地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处于低潮期。而大连是从大环境中看机遇、抓机遇。在国家外经贸部张荃等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大连成功地举办了大连经济技术洽谈会，打开了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的局面。
这里我要说的是，机遇不是“等”来的，而是“抓”来的，是“创造”出来的。大连在对外开放中有不少这样的事。回想起来，在大连对外开放初期也有过遗憾。就拿引进项目来说，抓项目，要抓有水平的项目，没有好的项目谈不上现代化建设。搞项目要发挥当地优势，要考虑是搞占有国内市场型的，还是搞占有国际市场型的，或是填补国内空白型的，不论哪一种，关键是要看项目的水平。寻找项目，寻找合作伙伴，一定要瞄准世界有名的大公司，瞄准市场覆盖面大的、占有市场份额大的项目。
（根据胡亦民同志回忆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