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开发区经历过的三起“停工事件”

苗丰仁

苗丰仁 ：曾任大连开发区党工委委员、总工会主席、企业党委书记。

对于我来说，过去的30年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因为我把这30年献给了大连开发区改革和建设的宏伟事业，用奉献与努力浇灌这片神奇的土地，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作为一名“老开发”，我曾担任过劳动人事局副局长、纪委副书记、监查审计局局长和总工会主席等职，其中有苦更有乐。“苦”不仅没有熄灭我的激情，反而激发出“苦”中的乐趣，尤为难忘的是在我担任总工会主席的15年里。

大连开发区是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区域，由劳动关系的复杂化所引发的劳资矛盾时有发生，发生在投资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涉及劳动就业、劳动用工、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和劳动教育等方面的劳资矛盾尤为突出，甚至发生了三起群众性停工事件，其参与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影响性之大，全国罕见。在此期间，开发区总工会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其中有几件事，至今我仍记忆犹新，恍如就在昨天。

一记耳光和限期离境

2001年6月15日，一名在某日资企业的员工上班迟到了，他先来到在车间担任技术顾问的日本人面前鞠了一躬，低着头说：“对不起，我来晚了。”话音刚落，日本人一个耳光打过来，将这名员工打倒在地，住进了医院。

这是我担任总工会主席后遇到的第一件中方员工被打事件。接到员工投诉，我派法律工作部部长孙秀芝前去调查。当时，日方领导层对此事并不在意，告诉孙秀芝：这是公司内部的事，我们自己解决。孙秀芝提出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等要求，日方人员置之不理。听了孙部长的汇报，我拍案而起：“外方在开发区投资办厂，我们欢迎，但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殴打、侮辱员工是违法行为，必须严肃处理。”

当时，大连开发区有企业3000多家，员工20余万，95％的企业是外资企业，95％以上的员工在外企工作。我非常清楚，在这样的环境中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很难，搞不好，一顶“破坏投资环境”的帽子扣上，就很要命。但是，总工会主席的职责告诉我：既然坐在这个位置上，就必须替职工说话办事，否则就不称职。在外资企业面前，必须有中国工会的尊严，中国人的尊严！

在向管委会汇报并取得管委会领导的支持后，我约那家企业的总经理到工会，告诉日方总经理：一、打人者必须向全体员工道歉；二、向被打者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三、打人者必须离厂、离境。

日方总经理提出，愿意赔偿10万元，希望不要让打人的技术人员离厂。我不同意。

非常了解中国国情的日方总经理不再和我谈，转身来到管委会，向“一把手”说明情况。其间，有为日方说情的，还有人说，一个耳光就值10万元，太说得过去了。非让人走，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但我不为所动。

我提出，在管委会领导在场的情况下，与日方总经理当面表明态度。误以为已得到管委会支持的日方总经理开始强硬起来，说：“在日本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是一家人。管理人员打员工，就像家长打孩子一样，是一家人的事。”

我当场反驳：“一、日方管理人员与中国员工不是家长和孩子的关系，是劳动关系。二、打人违反了中国法律。过去，日本侵略中国，对中国造成了很大伤害，抹平这旧的伤痕需要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如今，日方管理人员打中国员工，再次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增添了新的伤痕。这是一个很严肃、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三、再多的钱也买不到中国人的人格、国格、工会的尊严。四、任何无视中国人的人格、国格、中国工会尊严的人，都是不受欢迎的人，都必须离开。”

听了我的陈述，管委会领导频频点头，日方总经理则慢慢低下了头。一个月后，那名打人者买了回日本的机票，悄悄地走了。

之后，凡是外籍管理人员打中国员工者，一律离厂、离境，成为惯例。

艰苦的“涨工资”谈判

2005年7月26日下午，大连开发区一家日资企业“停工”，随后“停工”企业一个接一个，很快达到了18家，参加停工的员工总数达到了2万多人。这是大连开发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突发事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破坏投资环境，影响招商引资”是大家最担心的后果。怎样处理好投资环境与职工利益的关系？我一时陷入了两难之中。我详细调查了事件原因，劳动强度大、收入低，是这些企业员工停工的主要理由。员工们提出的要求多达几百条，但核心问题是要求增加工资。

在得到管委会领导的大力支持后，我首先召开了紧急工会干部大会，我这样阐述对该事件的认识：“工人罢工，目的是为了改善待遇，而绝不是想为了让企业经营不下去，更不是有意破坏投资环境。工会把这件事处理好了，会让投资环境更加完善和谐。”我坚信：靠牺牲职工利益来维护投资环境，实际上恰恰是破坏了投资环境，更违背了工会的基本职责。唯有科学维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维护投资环境。

管委会领导责成我为处理该事件的第一总指挥。我带领区工会四十多名干部，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了解情况，与一个又一个外企老板进行艰苦的有理有据的工资协商谈判。

那两个多月时间，我始终坚持在停工现场，随时掌握第一手材料，及时与企业工会主席、员工沟通，与资方反复交流、艰苦谈判，经常一天同时奔波在多个现场。在处理某日资企业停工事件过程中，我在身体高烧39℃的情况下仍坚持工作，连续三天三夜都在连轴转地与职工交流，与外商谈判，嗓子哑得发不出声音，我就喝口水；困到极限眼睛睁不开，我就硬是用手指把眼皮撑开。后半夜，实在坚持不住，我刚上车，就在车里睡着了，一氧化碳差点夺去我的生命。当我用力打开车门、挣扎着爬到雪地上时，满脸满身都是血。苏醒后，我马上赶赴停工现场……

当工会同志告诉员工：苗主席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二十小时没吃饭时，在场的员工马上安静下来，一些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一位在停工中一直态度强硬的小伙子禁不住泪流满面，哭着说：“苗主席，您去睡一会儿吧。我们马上去商议，很快就复工。”

有一个9000多名员工的日资企业，员工全部离开了生产线。日方非常着急，一名高级管理人员专程从日本飞来开发区处理问题。

我与日方领导层谈判的关键问题是工资涨多少。员工提出每月涨380元，底线是200元，而日方只同意每人每月涨30元，相差甚远。我在劳动人事局工作12年，非常熟悉劳动工资政策，也了解周边企业员工工资和同类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情况，我认为，员工提出的底线过高，而日方答应的也过低，需要很好地协商、再协调。这是一场比智慧、比政策水平、比耐力和毅力的艰苦谈判。日方不断精明地算着成本、利润账，叫苦叫穷，即便同意涨工资，也像挤牙膏似的，从30元一点一点涨到60元。我一步到位，提出150元。我用政策、用数据、用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与日方领导层进行了唇枪舌剑，据理力争。万般无奈之下，日方领导层拿出了“杀手锏”：“我们可以到其他地方投资！”这并没有吓倒我，我说：“你们企业刚到开发区投资办厂时，只是一个仅有100多名员工的小企业，而现在员工9000多人，成了大连开发区职工人数最多的企业，而且企业不断增资。如此长足发展，这财富不是员工创造的吗？你们就不应该给员工一点回报吗？到其他地方，你们岂不是要从头开始？划算不划算，你们心里最清楚。”

我连续和日方领导层进行了四次谈判，日方终于同意了我提出的150元的工资要求，可他们又担心：“我们答应了，你能让员工复工吗？”

面对着9000多名员工，我拿起话筒。我首先肯定了员工们对企业发展作出的贡献，同时指出企业在管理、员工工资、福利待遇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对员工的停工表示同情和理解，又讲了国家有关政策，向员工们通报了谈判结果，包括涨工资、改善食堂伙食、增加工间休息时间、增加夜班费等。我动情地说：“从今天起，我每天将以工会主席的身份到这里上班，在这里随时处理员工问题。对于大家没有提出来的或尚未发现的问题，只要我看到、听到，我也要争取尽快为大家解决。我请大家相信工会，相信我苗丰仁。我们是可以也一定能够代表你们大家利益的！”

掌声，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在厂区广场、宿舍楼和车间，响彻员工们驻足聆听的每一个角落。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工会维权的使命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共谋企业健康发展”。那一刻，这二者我同时做到了。谈判的过程是艰苦的，但是苦，有时也是一种珍贵的体验，一种昂贵的享受。

很快，一台机器启动了，又一台机器启动了，车间的机器又恢复了往日的轰鸣。正坐在办公室里的那位从日本飞来的高级“专务”，听到机器声，激动地跑出来，一直跑到我身边，边鞠躬边说：“多谢多谢！”

在管委会的支持和各部门的配合下，最终18家企业通过谈判，职工的利益都得到解决，企业很快就全部复工。

这次停工事件，不仅让中国员工，更让外资企业看到了工会的作用和价值，赢得了员工和外资企业的敬重。

但是在我看来，这么大面积的停工事件，也是一个教训。此后，一个个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的措施接连出台：工会与政府各部门联手的社会化维权机制开始发挥作用；10家具有“风向标”性质的企业挂上了“员工信箱”，使工会与管理层随时了解员工的意见、建议；“1＋3”即工会、员工代表、企业管理层共同研究员工问题机制诞生；与日本商工俱乐部定期协商机制建立，如涨工资、劳动条件改善等，总工会与该俱乐部成员单位定期或不定期地就共同关心的敏感问题进行会谈。

当外资企业破产时

办企业是一种经济活动，有成功，也必然有失败。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尽管投资条件很优越，各项政策很优惠，但也有一些外资企业经营不良，陷入破产境地。2000年以后，万事通、旭染织、金仑毛纺、东福彩显等外资企业由于种种原因，无法经营，宣告破产。这对于年轻的开发区来说，是一个新的问题，尤其是破产企业的员工讨要工资，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风波。

2002年8月，我掉进了解决万事通企业问题的旋涡。那段时间我没有一天安生的日子，经常半夜里接到上访电话，有时家里也挤满了人，车常被围堵。我向同样十分关心这件事的市政府和管委会领导汇报，提出以工会名义借款为破产企业员工开工资。在管委会的大力支持下，工会借款2200万元，最终圆满妥善解决了所有问题。我永远忘不了工会垫资为破产企业职工开工资那天，拿到自己血汗钱的职工高喊“工会万岁！”我的心里酸酸的，也流下了眼泪……获得员工的信任、认可和支持，是我献身工会15年的最大收获。

工会肩负着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重担，同时也肩负着支持企业发展的责任。没有企业的发展，就没有职工的权益；反之，不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企业也不可能健康发展，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工会就是要做到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推动企业发展；在推动企业发展中，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这一点，外企和国企并无二致。

实践表明，在大连开发区的企业中，劳动关系理顺了，企业就呈现出稳步发展、健康发展的态势，否则就会出乱子。大连开发区之所以能不断地得到发展，就是基于劳动关系的相对稳定与和谐。“创造和谐劳动关系，共建美好未来”的工会维权共同愿景，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图景：在和谐的劳动关系保证下，企业不断得到发展，职工群众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连开发区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

30年的追求与跨越，30年的激情与绽放，30年的梦想与收获，这是几代开发区人用热血和汗水谱写的令人振奋的壮丽篇章。当年的“老开发”们老了，而30岁的大连开发区正如和他同龄的年轻姑娘、小伙子一样，生机勃勃、花样年华，有着美好且不可限量的未来。

回首过去，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依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开发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