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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斐
周海斐 ：曾任大连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改革开放的事业风潮势如破竹由南而北席卷中国大地的时候，在中央政府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振兴民族经济的激情和责任感，使当年我这个年轻的公务员心灵上受到了强烈的震撼。1984年6月，我像众多的年轻人一样，怀着一颗拳拳之心投入了建设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开发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伟大事业中。作为这一崭新事业最初的责任者和管理者之一，我有幸参加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尤其是与日本的有关同仁一起收获了中日合资建设大连工业团地经历的所有感受。
大连开发区一成立，就明确了招商引资的主攻目标是日本。1984年5月4日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第十条提出：大连是东北三省的主要港口城市，从充分发挥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作用出发，也考虑到我们利用日本资金和技术的需要，以及通过“大陆桥”对苏联、欧洲发展转口贸易的需要，大连市在某些具体政策上可以更开放些。
而日本的企业家也对在大连投资抱有浓厚的兴趣。
1984年金秋十月，当隆隆的开山炮宣布大连开发区揭开建设序幕的时候，人们无不为之欢欣鼓舞，也引起日本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在帮助大连与日本企业开展合作、促进日本企业加快进入大连投资方面，当时的日本兴业银行和东京银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早在大连正紧锣密鼓向国家申请更加开放政策的同时，日本兴业银行的顾问正宗猪早夫和会长池浦喜三郎在东京发起成立了大连经济协力会（次年更名为日中东北开发协会）。记得在大连开发区正式启动刚刚三个月之后，1985年1月日中东北开发协会就派出副会长田中修二郎带领代表团到开发区实地考察，向我们介绍了许多日本促进企业投资的经验，特别是他介绍的日本中小企业工业团地的情况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受此启发，那次会谈提出探讨由日本方面包片开发工业团地的话题。中国东北地区的在更高层次上的对外开放，尤其是日本企业大规模地对华投资可以说是从大连开发区出发的。那些时日种种迹象表明研究对华投资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界的热门话题，冥冥之中我们感到日本对华投资的春天即将来临。双方经过不断的互访交流，提出中日合作开发工业团地的时机已经成熟。
1988年8月25日，日本首相竹下登应邀访华。
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北京会见了竹下登首相，双方都谈到了日本企业对中国的投资情况，一致同意设置“日中技术交流会议”，共同商定加大日本企业对华投资，推进中日经济合作。竹下登结束访华回国后，立即安排日本通产省、外务省，尽快组织第二次“中国投资环境调查团”，包机专程赴中国北京、上海、天津、大连四座城市调查投资环境。
这个代表团中，包括日本企业界、金融界人士和部分政府官员共93人，日本兴业银行会长池浦喜三郎先生任团长，特别顾问为日本通产省顾问福川伸次。
竹下登结束访华56天之后，10月20日，日本代表团的包机抵达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大连市市长魏富海等人亲临机场欢迎。日本调查团成员下榻棒棰岛宾馆8号楼时，已是晚9时多。欢迎晚宴结束之后，稍事休息，大连市政府领导就陪同日本客人观看了半小时的电视片《开放中的大连》，同时每位日本客人都拿到了一套介绍大连的画册和注有日文的市情资料。
第二天一早，池浦就率调查团马不停蹄地忙碌起来，考察第一站就是大连开发区。
登上开发区起步区的制高点——炮台山眺望四周时，池浦等日本客人发现，环炮台山的三平方公里起步工业区用地已经被投资企业“瓜分”完毕，这让他们十分惊叹开发区的发展速度。客人还参观了就在炮台山下建厂、刚刚投产的第一家日本独资企业万宝至马达。之后调查团一行又到临近开发区、采用了日本三菱电机设备的华能电厂，还考察了大窑湾港新港，后又召开了日本在连兴办企业的日方经理座谈会。调查团尤其详细地询问了他们对在连投资是否满意，还有什么困难，怎样解决这些困难，等等。
历时三天的考察结束之后，在风景宜人的棒棰岛宾馆，池浦喜三郎团长和大连市市长魏富海再次举行会谈。
魏富海首先抛出话题：大连市希望日本企业能参与投资合作一些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包括：大连城市轻轨电车、碧流河水库扩建、大连化工厂改造、疏港公路工程、大窑湾集装箱码头工程、开发区土地包片开发，等等。
在这些项目中，池浦喜三郎和通产省的官员唯独对开发区土地包片开发兴趣浓厚，双方就此谈得非常投机。池浦喜三郎最后对魏富海市长说，希望进一步改善大连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日本企业到大连来。
全体调查团成员随后参加了座谈会，大连市政府请日本客人就大连的投资环境做即席发言，发言中既有肯定与赞许，也有建议和意见。魏富海最后说，各位能坦率地提出意见，这比讲大连的成绩还重要，对我们今后改进工作有很大帮助。
池浦喜三郎临别时接受了《大连日报》记者的采访，他说：“1981年我曾来过大连。这一次感觉大连的变化太大了，令人钦佩。大连的潜力很大，产业的基础也很好，只要做进一步的努力，是大有前途的。日本有些生产基地要转移到亚洲国家，这就关系到投资环境。我希望大连的投资环境胜过其他亚洲国家，至少不能差于其他亚洲国家。大连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所以我们对大连的期待更强烈。”
参加此次考察的日中经济协会副会长中岛俊辅在回到日本之后，11月1日特意给大连的中国朋友发来一封感谢信，谈到了大连印象：“这次访问大连，虽然我们逗留的时间很短，但是在贵市周密细致的安排下，我们看到了不少显示大连发展的实例。印象最深刻的是，大连市的有关领导直到基层干部甚至普通公民，思想感情上都比较一致、团结，这对外国企业来说会成为比较理想的投资软环境。当然软环境首要的还是有关法制建设和政策，但是我个人认为，这种更无形的条件也是很重要的。总之，我在陪同调查团的过程中领会到，大连给他们的印象是很好的。我也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日本企业到大连投资。”
1989年春，经过与日中东北开发协会的几次接触，接待了日本伊藤忠商事人员的考察之后，开发区管委会派我率团赴日回访，再次与日方进行接触，进一步磋商大连工业团地的合作意向，同时也向日本朋友表明开发区加大对日招商的决心，争取近期有较大突破。
4月16日，坐在飞往东京的飞机上，我满怀憧憬，心潮起伏。当今，中国各沿海城市都在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十几个国家级开发区各有优势，谁能乘势而上呢？这就看谁能抓住机遇了。大连地处辽东半岛，面向黄、渤海，与日本一衣带水，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加大对日招商正当其时。
我们一行到达东京后，立即像上足发条的机器一样转动起来。我们就成片开发的形势、规划、工作日程等诸多细节问题开始同伊藤忠商事、兴业银行、日中东北开发协会等企业、团体进行磋商、细化。我们还考察了日本三菱重工、松下、索尼、佳能等日本著名大企业，并且在日中东北开发协会的组织配合下，召开了有二十余家日本大企业、大财团参加的招商项目说明会，向日本企业界宣传了大连开发区。最后，我们又与正宗猪早夫先生拟定了当年5月日中双方联合在大连召开研讨会的事宜，进一步研讨大连工业团地的创意。
5月18日，正当槐花盛开的时候，日中东北开发协会与大连市政府、开发区管委会举行了第一次中日大连开发会议，正式研讨“大连日本工业团地”的构想。
开发区管委会把大连工业团地列为招商引资的“头号工程”，1989年成立了“成片开发工业团地领导小组”。组长由我担任，项目中心主任唐矛全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成员有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刘宪如、发展局局长赵玉琢、财税局局长闫承琦、工商局局长孙溪连、政研室副主任刁世省、规划局副局长柯洁芬、开元律师事务所所长刘振绪等。
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就是与日本方面进行秘密磋商与谈判，并且为工业团地做好基础性工作。
大连工业团地的具体位置，当时设想是大连开发区第二个五年滚动发展规划中确定的工业区，即在开发区起步工业区以东，北至大黑山、东至湾里沥青场、西至东北大街，约7.4平方公里。后来考虑与日方谈判的需要，我们将这一区域划成A（2.2平方公里）、B（2.8平方公里）、C（2.4平方公里）三个地块。中日双方进入具体谈判的时候，主要谈的是其中的A区2.2平方公里。
在后来的实际运作中，充分证实A、B、C三个地块的划分构思非常巧妙。这样中方可以同时与多家外商接触，采取侧翼催化的策略，造成对方如果不抓紧进行，就有其他外商进入的态势。实际上工业团地项目后来确实出现了多家竞争的局势，在我们与日本方面进行谈判的时候，美国和中国港台地区的一些企业家先后来开发区考察，表示了对成片开发的兴趣，这些都对日方起到了催化的作用，造成了他们的紧迫感。
与此同时，我们抓紧工业团地的基础建设，围绕着A、B、C三个地块周边规划的五条路（2、3、4、5、6号路）的工程建设同时开工，为工业团地项目进区创造了更好的物质基础。
我们还组织有关人员先后赴天津、广州、青岛、上海、福州、深圳、海南、厦门等地，就各地成片开发工作进展情况、工作方式、经验教训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了解，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其中重点是天津开发区和海南特区，对他们正在运作的成片开发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进行了专题调查。
对于正在讨论过程中的大连工业团地，当时我们常用的习惯提法是“包片开发”，后来有了一点外人不易察觉的变化，变成了“成片开发”。“成”和“包”一字之易，非同小可。“包”字在当时有特定的含义，主要是指一种承包经营方式；而当时中日双方构想的“大连工业团地”概念，是以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的方式，实行相对集中的成片开发，即设立相对独立的工业团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制约下，集中引进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兴办外向型工业企业，从事合法的开发经营活动。
这说明大连工业团地在我国是一项首开先河的事业，没有任何先例可循，没有任何既定的概念可供使用。
为了打破“禁区”，我们在开发区内进行了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的试点。从1989年开始，首先出让了九个“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完善的地块，共10万平方米，其中工业用地4.45万平方米，出让价格为350元／平方米，使用期50年；住宅用地5万平方米，出让价为525元／平方米，使用期为50年。此项工作为大连工业团地用地出让价格奠定了一个基础，也积累了一些实际运作经验。而日本佳能公司购买的十里岗附近地块，是大连开发区第一块工业用地出让项目，当时的出让价格约为70美元／平方米。
总结了试点的经验，对于工业团地的土地利用、行业选择、需求预测、水、电、道路等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深入的调查和全面的论证后，我们向国家有关部门递交了正式报告。
但是，大连工业团地项目所涉及的土地、税收、工商等一些有关问题，是与国家当时的政策相悖的，按照政策条文是行不通也办不成的。例如，以前土地出让、出租都是批给房地产项目的，没有工业项目的先例，而大连工业团地是为了吸引工业项目，那么，在税收上应该按什么标准对待？再如，外企注册资金，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投资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的比例是1∶3。工业团地项目预计投资为6250万美元，那么注册资本就应该是2000余万美元。这样大量占用资金对于工业团地这样的投资者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同时，工业团地管理公司成立之后是要招商的，项目引进之后，每个项目又都有它们自己的注册资金。日方提出，这样岂不是重复注册、重复占有资金？
怎样攻下这一关？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为了陈述大连工业团地的特殊情况，管委会组织了一个工作小组到北京，分头跑特区办、外经贸部、国家土地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赴京“跑部”小组成员、成片开发工业团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唐矛全同志后来回忆说，当时腿都跑细了。但是每一个部门又都不能自己单独定夺，真是急人啊！为了感动有关部门尽快研究大连工业团地项目，唐矛全每天早晨8点前就到有关部委局的办公室，一进门就打水、扫地，帮助人家搞卫生。有关部委局的工作人员不好意思了，说：“老唐啊，怎么能让你来干这活呢？”唐矛全说：“你研究完工业团地的问题我就回大连。不研究完，我就天天在这干。我回去没有完成任务，怎么交代呀？”
临近1991年春节，国家计委协调各部局开会，大连工业团地的事情终于有了眉目。
大连开发区管委会在与日方进行秘密磋商与谈判的过程中，土地价格的谈判比较艰难。
大连开发区与日本洽谈的大连工业团地项目，“生地”报价是150元／平方米。而日方则提出两个参照标准，希望大连压低出让价格。
这两个参照标准，一个是天津马利克工业综合区。这个工业综合区是由天津开发区土地管理局与美国MGM商业公司于1989年8月8日正式签约的，天津开发区有偿出让5.36平方公里土地的使用权，出让期限为70年，出让费为3.25美元／平方米，总出让费为1742万美元（这个项目后因种种原因半途而废）。
另一个参照标准是海南省洋浦开发区。这个开发区将30平方公里土地出让给日商熊谷组来开发建设，土地出让价格是3元／平方米（当时的说法叫租金）。
对于日方的说法，我们的答复是：因为天津开发区工业综合区所处位置是盐碱滩，没有动迁问题，所以出让成本很低。那里地质条件差，建厂时必须打桩17米以上，很多地块需要填方，绿化工作也面临很大困难。经过测算，要完成上述工作，每平方米尚需另外投入80元。而海南洋浦开发区则是沙砾地，地质条件及其他配套设施都远远不如大连。就是说，在这两地投资建厂的成本要比大连高得多，其环境、基础设施都还不能和大连相比，条件相去甚远，价格当然也相去甚远。
就在此时，有一件事推进了工业团地土地价格谈判的进程。这件事就是1991年9月当时在世界500强排名第35位的日本东芝落户大连开发区。
东芝一出手就是100亿日元，一次买下12万平方米的土地，土地转让价格是70美元／平方米。东芝株式会社社长青井舒一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的“为什么到大连投资”的问题，一口气说出了投资大连的五条理由：一、大连市引进外资态度积极。二、大连作为向日本出口的地点距离很近。三、中国东北工业基础雄厚。四、大连有素质好的劳动力。五、大连基础设施较好。
当然，和东芝的土地价格谈判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谈判之初，东芝方面的代表山本者也、中山武司等人也认为土地价格偏高。我跟他们解释说，70美元的土地价格，在东芝的产品成本含量中，只占0.96％左右，还不到1％，还高吗？而国际上企业成本中土地价格含量最高的占到5％，一般的投资地区也约占2％。山本者也、中山武司等人当时还不相信只占0.96％的数据。但一周之后，他们重新回到谈判桌前，中山武司表示，经过计算，在大连开发区投资的土地成本确实在总成本中只占0.96％的含量，因此，70美元／平方米的转让价格是可以接受的。
东芝以这样的土地转让价格进入开发区，对于工业团地的谈判是一个有力的促动。经过了四轮谈判，双方终于在1991年11月签订了协议书，土地价格最终按照中方的基本思路确定：大连开发区出让给日方土地（生地）价格为23.52美元／平方米，按当时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127元；开发后的土地（熟地）使用转让价格平均为62.93美元／平方米。
通常人们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出让的地价越高越好。
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土地成片开发不是一锤子买卖，来不得半点儿投机。工业团地在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之后，最终是要再转让给企业的，如果价格定高了，将来土地转让失败，工业团地项目同样必然失败。反之，如果价格低了，于我们形象不利，也不利于开发区的资金积累和再发展。综合各种因素，最终的原则，就是既要保证土地的合理价格，又要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总之，土地谈判的结果应该建立在双赢的基础上，任何一方的单方获利都不现实。
土地谈判结束四年后，日本伊藤忠商事中国总代表、日本工业团地谈判团团长藤野文晤曾回顾了这次谈判的过程，他的谈话的中心意思是，谈判结果是双赢的。
由于“工业团地”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新的概念，开始阶段双方的磋商显得比较谨慎。为了汲取国际上此类项目的成功经验，双方组成了联合代表团对日本、泰国、韩国的工业团地进行了实地考察。此后不久，由日本政府提供资金委托日本立地中心派遣专家到大连进行调查。进入1990年后，大连方面与日本都在新闻媒体上和其他不同的公开场合逐渐透露出将共同开发大连工业团地的消息。1991年春，时任日本通产大臣的渡部先生正式向时任中国副总理李岚清表示，日本政府支持在大连建设日本工业团地项目。大连日本工业团地项目作为日中友好的象征，以建设示范性的工业团地为目标，从此加快了项目进展的步伐。1991年10月4日，日本《朝日新闻》发表了题为“向着第二个香港发展的大连开发区·日本企业热切期待大连工业团地”的文章，文章充分肯定了大连开发区的投资环境，反映了日本企业对大连工业团地计划的关注，也向外界宣传了“大连工业团地”这个概念。
1992年10月4日“大连工业团地”项目在北京中国大饭店正式举行签字仪式。
根据日本几家权威机构对日本企业界的调查情况，中日双方设想，工业团地招商的项目，将以外资企业中的制造业为主，核心当然是日资企业，主要是面向电子机械、精密机械、制造、服装、化学等行业招商，以劳动力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出口导向型、资源导向型标准来进行筛选，明确排除用水用电多的消费型大企业，排除污染企业。
正如中日双方预测的那样，在工业团地正式签约之后，开局形势非常好，令人备感振奋。
1992年10月6日——工业团地项目在北京签字后的第三天，大连工业团地就迎来了第一个投资考察团——日本一广毛巾株式会社会长越智逸宏一行。越智逸宏在详细考察了大连之后，当即就确定了在大连工业团地的投资意向。
此后，大连工业团地开发管理公司几乎成了一个“景点”，门前车水马龙，迎来送往，客人络绎不绝。仅1992年10月到1993年10月的一年时间里，就有数百家日本企业和团体前来考察、参观，平均每天都有一两家日本大企业和工商团体来考察。
1993年6月21日晚，工业团地与首批进入的五家企业举行正式土地出让的签约仪式。五家企业共占地86000平方米，总投资达3200万美元。
企业进区建设使工业团地内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工业团地的基础设施竣工大会尚未召开，就已经有七家企业在团地内破土动工了。
1993年10月，大连市领导率领200人的队伍到日本招商，在东瀛刮起了大连旋风，大大促进了工业团地项目的招商……
经过十年的努力，至2002年工业团地正式签约10周年的时候，工业团地预期转让的土地全部转让一空。
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真诚配合，保证了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度和质量，调动各股东利用自己的资源，在招商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虽然其间经历了90年代日本经济连续低迷的阶段和日元持续坚挺给工业团地带来的困难以及中国国内由于各地为招徕外资项目，造成不惜工本地降低土地价格的恶性竞争，使工业团地的运营一度失去了支点。但是，中日双方坚定信心，艰辛努力，靠汗水和智慧克服了困难，终于使工业团地获得了最终的成功。
“工业团地”的成功，凝聚了方方面面人士的心血。中国的前总理朱镕基、李鹏副总理、谷牧、田纪云、李岚清等老领导，日本的前首相竹下登、村山富士、桥本隆太郎等政要，都曾十分关心“工业团地”的建设和发展情况。而当时的大连市市长魏富海、中国驻日使馆前特命全权大使杨振亚先生和一生致力于中日友好的前日中投资参加机构副会长诸口昭一先生，也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作。我们也十分缅怀已故的大连工业团地的奠基人正宗猪早夫和池浦喜三郎先生！
1990年7月16日，为了大连工业团地项目的顺利进展，我曾经带人到日本通产省去拜会当时通产省的经济协力部长川口顺子。在半小时的会谈中，川口顺子表示通产省一定会大力支持大连工业团地。
1991年3月21日，日本通产省大臣中尾荣一访华，当时中日双方正在就工业团地项目谈判。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会见中尾荣一时特意说，希望日本政府积极支持大连工业团地项目的发展。中尾荣一说，这个项目正在搞可行性研究，已经作为中日两国的头号合作项目，会积极去做，请放心。田纪云还说，希望这个项目在大连做，因为大连日资企业多，希望做成中日合作的一个“样板”。
1991年秋天，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访问日本，他在会见日本朋友时说，大连工业团地不仅在大连，在上海，甚至从北到南的沿海地区都要有。
1991年11月21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了诸口昭一先生。李鹏总理表示十分关注大连工业团地项目，向诸口昭一详细了解了工业团地项目的进展。受到大连工业团地项目前景的鼓舞，当时在场的上海市市长黄菊马上插话说，上海浦东开发区面积是350平方公里，比大连大，希望日本能在上海搞一个更大的工业团地。
1992年，在工业团地项目正式签约时，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亲临会场，并再一次表示，希望大连工业团地项目办成中日两国合作的样板。
国务委员吴仪对大连工业团地的开发模式十分赞赏，称之为“大连模式”。对于想搞成片开发的地区和城市，吴仪总是说，你们先到大连工业团地看一看，学一学。
1996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到大连考察时特意听取了工业团地的汇报。他说：“大连的日本工业团地是我们搞的第一个工业团地，而新加坡在苏州搞的工业团地是我们搞的第二个工业团地。作为我国的第一个工业团地，大连的日本工业团地应该搞好。”
2000年10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访问日本。10月14日，在东京出席了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商工会议所、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经济同友会、日中经济协会等经济团体举行的午餐会。午餐会有近200名日本经济界首脑出席，会上朱镕基总理看见了诸口昭一先生，因为人员多、时间紧，于是委托秘书向诸口昭一转达了三条意见：一、我常常提到大连工业团地；二、已经知道了现在大连工业团地情况有所好转；三、和大连市政府配合，希望工业团地一定能搞成。
在日本方面，日本首相竹下登始终关注大连工业团地的项目。1991年11月29日，竹下登出席了大连工业团地项目在东京举行的签约仪式；1992年9月22日，竹下登又出席了在东京举行的日本大连工业团地投资株式会社的成立大会；1992年5月竹下登到大连访问时还到了尚未开工的工业团地现场视察；同年10月，工业团地基础设施开工时他又给大连开发区发来贺电；1994年5月工业团地基础设施竣工时，竹下登再次发来贺电，贺电中说：我从最初开始对大连工业团地就倾注了极大的关心。今天，在两国各有关方面的积极努力下，我们终于迎来了竣工典礼，我由衷地感到喜悦。我坚信这个工业团地今后作为日中友好、合作的象征，将在以东北地区为首的贵国的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我热切期待着有一天我再次访问大连工业团地，亲眼目睹其发展形势。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对日本企业到大连投资也一直持支持的态度。中曾根康弘说：“大连对日本经济界来说，是一个可以全身心投入事业的选择地。我热切企盼日本企业界、金融界与大连积极合作，广泛洽谈投资。”中曾根康弘1991年访问大连时说：“大连气候好、风景好、街道也好，城市就像天国那样美丽。大连的经济，特别是开发区发展比预想的要快，这是我很高兴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在沿海城市。在实施沿海发展战略中，大连应处于中心地位。大连有良好的港口，有幅员辽阔的腹地，有很多好的劳动力，是难以找到的投资环境，大连前途无量。我在担任首相期间，为中国沿海城市进行贷款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大连。我愿意尽全力支持大连的发展，介绍更多的日本人士来大连投资办厂。”
1997年9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访华时，在与国务院李鹏会谈的议程中，有一项就是关于大连工业团地的问题，桥本就此与李鹏总理交换了意见。7日，桥本龙太郎到大连访问时，还同大连市领导一起与工业团地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合影，他说：“十分希望把大连工业团地搞好。”
2003年，新任大连市市长夏德仁赴日招商，在东京拜会了桥本龙太郎。当听到夏德仁介绍说，工业团地的土地2002年已经出让完毕时，桥本高兴地起身与夏德仁握手，表示祝贺。
在我看来，大连工业团地的成功从宽泛的意义上讲，它体现了双方追求真诚合作的强烈愿望，创造了一种促进国际经济交流合作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更为务实的交流方式。中日双方通过工业团地在经济上互惠互利，受益匪浅。
工业团地的建设使大连开发区得到了土地出让金的收入，获得了滚动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也获得了合资企业的股息收入。有了这“第一桶金”的基础，大连开发区得以起飞，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实行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和集中成片开发，设立相对独立的工业团地，集中引进国际资本、先进技术和经验，也是中国同国际间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新尝试。得用外资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一个符合国际惯例的投资环境，“以商招商”扩大影响，对加快开发区的发展步伐，扩大外资项目的来源，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促进作用。团地企业的发展不仅为国家创造了税收，创造了众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对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也起到积极的作用。
大连工业团地是开发区管委会与日本21家跨国公司共同投资开发的。在这21家大跨国公司中，伊藤忠商事、丸红、三菱商事、东京三菱银行、清水建设、富士银行、住友银行、兴业银行、日绵、新日本制铁、三和银行、樱花银行、第一劝业银行、大成建设、兼松、野村证券等都是当时排名世界500强的企业。他们有世界先进的企业和技术，有先进的管理和企业文化，这些都是当时的大连开发区最缺少的。日本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和企业文化，无疑也对提高员工的素质和调动积极因素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而对于日本企业来说，团地无疑为他们的海外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可靠的平台。随之而来的是银行的业务也得以不断拓展。工业团地开发管理有限公司运用日本企业的管理理念，严谨有序、热情细致、真诚负责地为企业提供最大满意度的服务，得到入驻企业的高度赞扬，也使我们在社会服务工作方面得到了某种启示。
大连工业团地一出现就受到各方面的极大关注，还因为它突破了当时中国土地使用管理制度的一贯规定，在土地使用权的改革方面实行了一次新的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它创造了一种集约利用资源的新模式。无论是土地的合理利用，还是能源供给设施的合理配置都体现了资源共享的节约效果，为推动循环经济带了一个好头。
中日合资大连工业团地开工典礼（金州新区档案局提供）
工业团地成功的另一个重大意义，是对外宣布了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决心，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形象。伊藤忠商事中国总代表藤野文晤在回首当年策划大连工业团地时就这样说过：“做这件事情，当时我们就想，可以检验一下中国的开放度。如果开放度大，这件事情就好办，日本企业来投资的信心也提高了。如果开放度小，这个事情就不好办。当时中国国内也有不同意见，但还是成功了。”
总之，大连工业团地项目使大连对外开放提高了一个档次，上了一个新台阶，体现了邓小平同志所讲的“大开放”精神。
与历史的长河相比每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在这时空的一瞬间让理想、探索、兴趣、快乐，也包括责任始终伴随你，这是难得的经历。静下心来的时候我常常想：我怎么居然连续十五年当了由二十多家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参与、两国领导人特别关注的一个中日合资公司的董事长的？而在中国当时的土地制度条件下，尝试对外开放“土地成片开发”的任务又怎么会偏偏落到了我们的头上？不能否认这就是机遇，是来自方方面面的信任，是我们的幸运！
根据中日双方的约定，2007年10月中日合资大连工业团地开发管理有限公司的经营期结束。经过15年的发展，大连工业团地内共投资企业77家，总投资额13亿多美元，每平方米投资额达60万美元，投资密度在中国工业园区开发史上位居前列。在这片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年为大连创造80亿元的销售收入、60亿元的出口和7亿元的税收，并向社会提供了3.2万个就业岗位。
大连工业团地不仅是中日经济合作的见证，它更承载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