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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勇昌
范勇昌 ：曾任大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兼大连市开发区开发建设公司总经理、大连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大连市政协副主席。
岁月匆匆，30年过去了。我与当年的老开发们都已步入古稀之年。回首往事，在小渔村劈山开路、投石填海、开发建设的情景却始终历历在目。
1984年5月18日，我接到市委通知，让我到市委202会议室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市委常委、副市长唐启舜首先宣布了一个消息：正式成立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建设公司和经济技术发展公司。建设公司主要负责开发区的“七通一平”建设，发展公司则负责外引内联（招商引资）。他说，这两个公司要先期进入马桥子村，是创建开发区的先头部队。
紧接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宋延金宣布：由大连市建委主任范勇昌任开发建设公司总经理，市建委副主任孙炳卿、市环保局副局长卢学盛、金县副县长吴东岩任副总经理。
听到这个任命，我愣住了。
我早年曾任大连市团委书记，1978年至1983年任大连市副市长。1983年大连市政府班子换届选举时，省委提出了一个“四化”标准，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对市长、副市长的年龄结构、文化结构都有硬性指标。我由于在年龄和文化结构上有差距，所以从副市长的岗位上退下来担任了市建委主任。1984年我54岁，到建委工作刚刚一年。
虽然没有思想准备，但那时对组织的安排是不讲讨价还价的。我想，大连办开发区是全市人民期盼已久的事情，开发区开发建设公司是创建开发区的先头部队，组织上让我担任总经理，就是让我去打头阵，这多光荣啊，怎么能临阵退缩呢！
市委在考虑开发建设公司的班子和干部时，颇费了一番心思。如果按老办法，就是从各单位、各部门抽调一些干部组成一个新班子。但是各单位的干部凑在一起，总要有个“磨合期”，建设开发区却等不起，所以开建公司的班子是从市建委按整建制抽调的。除我担任公司总经理外，建委老业务副主任孙炳卿是副总经理，其他的干部主要由建委分管和有联系的规划、城建、煤气、电业、邮电、运输、上下水等局和公司的人员组成。考虑到开建公司初期主要是依托老市区搞建设，要与市各有关部门进行工作协调，市委还决定，开建公司下属15个部室的负责人，绝大多数由市政府各局的领导兼任。例如，财务部部长由市财政局副局长周海斐兼任，物资器材部部长由市物资局副局长孔宪令兼任，市政部部长由市政公司经理王兆臣兼任，运输部部长由市运输公司经理张本任兼任，通信部部长由市邮电局副局长于兆文兼任……
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在会议室里听到宋延金部长的宣布，才知道自己被调到开发区工作了，毫无思想准备。已在2004年退休的公司物资器材部部长、后任开发区物资公司总经理的孔宪令就回忆说：“1984年5月18日我到市委参加紧急会议，开会前我见到崔书记时，他对我笑了笑也没说什么。结果会议就宣布我到开发区工作，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不过那时候的干部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念——服从组织的安排，听从党的召唤。”
市委紧急会议刚刚开过之后，我就和市委组织部干部处的小杨开始跑各部门调人。因为有了市委、市政府的“尚方宝剑”——要人给人，要物给物，我们顺利地在市建委、城乡建设规划局、市委组织部、宣传部、邮电局、公用局、环保局、房地产局、电业局、交通局、财政局、盐务局、绿化办、物资总公司、大连化工厂、大连水泥厂、大连机床研究所和金县县政府等单位、部门、企业中抽调了一大批精通业务、有实践经验的干部。
记得有人说：“市房产局的总工程师张士英是一把好手，曾经干过许多大工程，棒棰岛宾馆、碧流河水库、大连至旅顺中路大桥、龙王塘军港给水工程、海军学校等，可惜就是年纪大，今年60岁了。”我就拍板：“不要设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年纪大怕什么？征求一下他个人的意见，只要他不怕吃苦就来。”和张士英一沟通，他说：“年富力强的时候总是搞运动，耽误了许多时间，现在赶上了这样大的项目，这也是我最后的一个机会，再苦再累我也要去！”就这样，市房地产局马上要退休的总工程师张士英来开发建设公司担任了副总工程师。
于怀江当时是大连市委宣传部的一个干部。那天他正在沈阳参加省委宣传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突然接到市委组织部打来的电话，说有重要的事情要他立刻赶回大连。他怀着忐忑的心情匆匆返回大连，下车后就到市委组织部报到。组织部干部处的同志对他说，要调他去开建公司任政治部的副主任……
还有些同志是主动要求来的。郭迅是清华大学土建系的毕业生，阴差阳错却到了省盐务局下属的金州制盐研究所，后来还当上了副所长，曾经是两届的大连市劳动模范。听说开发区开建公司成立了，就要求到开发区来搞规划设计工作，可制盐研究所就是不放人。因为制盐所是省直属单位，人事关系不归大连市管，大连市人事局的调令也不好使，后来经过几次做工作，甚至惊动了市长魏富海出面，他才如愿以偿地赶到马桥子报到，担任了规划设计室的工程师。
孙乃松1984年从总参谋部退伍，回到大连西岗区工作，他的专长是日语，听说大连成立了开发区，要招聘外语人才，就赶紧报了名。他来到设在大连外国语学院的考场，一看考生站满了一操场，组织考试的是郭沫若老先生的日裔儿媳妇。结果日语他考第一，分配到开建公司办公室联络处，负责接待外宾，当然主要是日本方面的。
就这样，各路精兵强将纷纷来到开建公司报到，报到之后又集中在大连市政公司会议室办了10天学习班，做好了开赴战场的思想、组织准备。
1984年6月1日国际儿童节这天，我率领开建公司的98名干部坐上几辆大客车悄然北上，出市区再绕道南关岭、前关、大连湾，经金州南山，曲曲折折走了将近两小时来到大孤山乡马桥子村。
小渔村一下子沸腾了。
村里第一次来了这么多人，这么多市里的干部，这么多车。而且村民们听说，这还仅仅是第一拨人，是一支先头部队。在他们的后面，大连市委、市政府乃至东北各省市都在调集人马，马桥子将从此结束小渔村的历史，怎能不沸腾呢？于是拖儿带女、扶老携幼都围过来看热闹。
进驻马桥子刚刚放下行装，我就想立刻召开会议给大家鼓鼓劲。但是小小的马桥子村哪儿有这么大的会议室啊，最后只好来到大孤山乡的俱乐部——后来叫东方剧场。东方剧场可以容纳1000余人，平时只有县里来放映电影或者中小学开学典礼的时候用一下。于是，在简陋却宽敞，显得空空旷旷的剧场里，98个人围坐在一个角落里，召开了开建公司进驻马桥子之后的第一次会议。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是这样说的：“我们为什么选择6月1日进马桥子？因为六一是儿童节，儿童象征着未来，象征着新生事物。我们开发区也是新生事物，也是最有发展前途的。开发区建设好了就是祖国的一朵花。”
一席话，说得大家热血沸腾。见大家情绪高涨，我接着说：“咱们是进驻开发区的第一支队伍。兴办开发区，是有利于当代，造福于后代的大事。咱们人数不多，肩负的任务却很重。中央要求大连开发区更开放一些，步伐要更大更快一些。现在国际上每天都有人来看，省内还有14个沿海城市也陆续都来了，咱们不要辜负全市全省人民的重托。要好好学习，拼命干。”
开建公司进入马桥子村之后，小渔村显然还不适应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仓促之中，大孤山乡把政府办公室、各生产大队办公室和刚刚建成不久的乡政府俱乐部——东方剧场都腾出来让给开建公司用。乡政府和下属的林业站、科技站、农业站、兽医站等部门挤到一起去办公。尽管如此，开建公司的15个部室还是安置不下，一部分还得借农户房舍和当年知青点的房子用。
15个部室被分散到五个地方办公，我和几位副总以及办公室、政治部、财务部等住在原大孤山乡政府办公室。这里是马桥子一带的行政中心。平平常常的一溜红砖房，形成一个三合院，外墙是水泥勾缝的，门前挂着“金县大孤山乡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金县大孤山乡委员会”一黑一红两个大牌子。
安营扎寨之后，政治部副主任于怀江对我说：“范老总，今后我们就在这儿跟你闹革命了。”我笑着说：“你是宣传部的小于吧，先想法给咱写个开建公司的牌子挂出去吧。”
于怀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木板，在乡政府办公平房后院发现了已经废弃的原大孤山人民公社的木牌。他灵机一动，在这块木牌上贴了一张大红纸，写上“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建设公司”一行大字，然后挂在门前。结果刚刚挂上几天，一场雷阵雨袭来，纸和墨迹全被冲掉，又露出了“金县大孤山人民公社”的字样。大家哈哈大笑：“还是人民公社好啊！”
其他部室分散在大孤山供销社、赵家屯、王家村、刘家村等五个村屯里。工程计划部、市政部在附近的大孤山乡供销社（现金马路中段管委会处）；规划设计室、环境保护绿化部、公用部在西赵屯（现大连民族学院附近）；物资器材部、运输部、通信部在王家大队（现哈尔滨路光伸工业园附近）；能源部在刘家大队（现西山小区）。这几个村屯里相互间隔常常是数里之遥，星星点点，散落一片。建设公司一共只有两台车，一台是我从建委带来的浅红色的上海牌轿车，另一台是美式吉普，但那台吉普来开发区不久就跑散架了。乡政府办公室只留下两部磁石电话（摇把子电话）。部署工作或者要召开会议，我只好派通信员小姜到处去送信。小姜常常骑着自行车跑得一头汗，人们都戏称他送的是“鸡毛信”，因为都是急信。
那时的冬天很难熬。工作人员大都是住在农舍里。所谓的办公室，也大都是很拥挤、很狭小的农家院落，房前屋后都是玉米地。房屋潮湿，墙皮斑驳，就糊上一层报纸。虽然公司给每人发了一套棉被，可被里的棉花都已经很硬了，好长时间没有拆洗。屋子里生着小火炉，烟熏火燎的不说，到清晨火炉子里的火熄了，大家就在被子里蜷成一团。起床时，被头可见一层白霜。因此有的人睡觉时就捂上棉帽子。不过对于这些困难，没有一个人计较。因为大家都知道，到马桥子是来创业的，不是来享受的。这就是我们最朴素的想法、最质朴的理念。
1984年10月15日，大连市委、市政府在长岭山举行大连开发区开工典礼仪式，同时宣布成立大连开发区管委会，我又被任命为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当我走到主席台前，接过了市委领导授予的“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大牌匾时，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建设开发区，首先要进行地形、地貌、地质、水文、气象等方面的勘察、测量、统计。每天我都和大家一样工作在第一线，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是家常便饭。我们几乎用双脚丈量了开发区的每一寸土地，拿出了各方面的相关数据，而后开始进行总体规划的设计，以及水、电、路、气、电讯等“七通一平”基础设施的施工建设。
那时整个开发区就是一个大工地，开建公司实际上就是开发区的会战指挥部。我们在马桥子一带近10平方公里范围内，开山修路，挖沟铺管，盖房筑屋，干得热火朝天。那时可是真忙啊。我白天跑工地，看现场，或者是登上山坡丘陵，跳下几米深的管沟甚至钻进水泥管里去检查。常常要穿上大雨靴，穿过玉米地，蹚过黄泥浆。晚上又要组织大家开会，布置安排工作，共同商量怎么在这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为了激励大家的工作干劲，我多次给大家说过这样的话：“建设开发区，我们就要争口气。大连市里主要街区都是日本人、俄国人建的。如今我们有机会自己建一个新城区，就一定要超过他们。”
1985年夏天，大连历史上罕见的9号台风突然袭来，全市的绿化树就被刮倒了几十万棵。9号台风肆虐之时，山洪从大黑山滚滚而下。风狂雨暴之中，我带着总工程师张士英，身披雨衣站在大黑山下刚刚修好的防洪沟上，仔细查看防洪沟情况，看看防洪沟是否能经受得住洪水的考验。
1988年10月，开发区已经有了模样，形成了规模，振兴路也马上就要通车了。这时的我却告别了开发区，被调到大连市政协任副主席。临别之际，我在收拾行装时，把那双沾满泥巴的大雨靴拿起来看了又看，最后还是装进了自己的箱子里。“依依不舍”就是对我当时心情最真实的写照。
1985年《人民日报》一位记者来到开发区采访。年轻的记者被年轻的开发区所感动，于是充满激情地写了一篇报道，文中提到大连开发区南北主干道都是控制红线100米。
文章被国务院特区办的同志看到之后，他们发现，大连开发区没有按照国家批准起步区三平方公里的面积开发，而是超出了这个范围。当时正赶上国家紧缩银根，压缩投资规模，于是派人来视察，严肃责问：你们修100米宽的路干什么？要修飞机跑道吗？并且进行了通报批评，批评大连贪大求洋。
通报下来之后，我的嗓子一下子就哑了，很长时间说不出话。上火啊，这边拼命干，结果却挨批。
1984年，开发区起步区工业小区原貌（金州新区档案局提供）
除了上边的压力，身边也常常吹来冷风。建设公司开工第一年就投入2亿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第二年又投入了1.2亿元。施工队伍干得热火朝天，却看不见高楼大厦，看不见项目上马。于是有人着急了：“白花花的银子埋到地下管道里连个响都没有，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有那么多钱不如用在老市区和老企业改造，那样见效快！”甚至有人指责：“搞大了，搞洋了，金马、银帆都是冒进，马桥子建什么大宾馆啊！”
说起金马大厦和银帆宾馆，是开发区早期的两个标志。
金马大厦于1985年5月14日正式破土动工。开工后历经波折，开挖地下基础时遇到了复杂的“喀斯特”地质，基础下挖12米还没有找到坚实的岩层，一直下挖到17米深时才挖到岩层，开始浇铸基础。中央宏观调控、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控制楼堂馆所也给金马大厦的建设带来很大的冲击与困难。总之，是一波三折，好事多磨，一直到1990年5月工程才竣工。开发区管委会自1984年10月成立之后，办公一直处于打游击的状态，先后辗转于大孤山乡政府平房的三合院、历险宫下临建房、临建二层小楼、长春路邮电楼等多地，直到1991年才终于搬进了金马大厦。开发区管委会在金马大厦办公约五年，在这里曾经接待过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万里、杨尚昆、乔石、李瑞环等，还接待过日本首相竹下登、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等外国首脑。
金马大厦东侧100米就是银帆宾馆。银帆宾馆外形设计颇为大胆，两座主楼为剪力墙式结构，造型似大海中两只不期而遇的白帆，是典型的象征主义作品。
银帆宾馆方案是设计师徐勤参考了加拿大一船形建筑而设计的。它的特点一是造型新颖，二是各楼层逐层收缩，因此都有露天阳台，便于观海看景。徐勤的方案确定之后，叫什么名字好呢？我让政治部于怀江等人帮助出主意。政治部发动大家集思广益一下子想出了10个名字，包括黄海大厦、黄海宾馆等，最后大家确定为“银帆宾馆”。
经过专家评审组确定下来之后，我怀揣银帆宾馆的方案去向崔荣汉同志汇报。崔荣汉当时正在住院打点滴，他仔仔细细看了银帆宾馆的设计图纸之后，认为这个设计结构比较复杂，在基础处理上花钱要多一些，有一点浪费空间的感觉。但是我非常欣赏其创新的设计，当时坚持要采纳这个方案。最后崔荣汉同志接受了我的意见，同时提出在原设计方案的基础上加高三层的要求。我带回来这个意见后，设计人员再三斟酌，感觉加高三层之后整个几何图案的效果不好，于是总高度增加了两层。
因为银帆宾馆设计方案最终能被采纳与我的全力坚持有关，有人将这个宾馆戏称为“老范宾馆”。
到1989年6月银帆宾馆建成时，外商也开始进来了——主要是日本的客商，银帆成为他们的下榻之处，他们不必再往市里的南山宾馆、大连宾馆、富丽华、国际酒店跑了，因为银帆的条件也不差，硬件、软件都很好。
面对种种压力，我和建设公司的同志们却始终坚信“栽下梧桐树，能引金凤凰”。在市委领导的支持下，在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上始终坚持“两高两大”，即高起点、高标准，投大钱、干大事，然后再揽大项目、大生意。耐住三年的寂寞之后，大投入终于有了大收获。1988年良好的投资环境刚一形成，这里便成了中外客商竞相投资的热点，大连开发区以项目规模大、技术水平高的优势称雄于全国开发区。
当时一些外商连声赞叹：大连开发区好，好就好在有一座吸引人的“地下长城”——包括地下管道在内的完善的基础设施成为大连开发区吸引外资的一张王牌。
在开发区创业的四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那时，参与建设的有数十家单位，数千名建设大军，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口号：虽然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却都是开发区大开发的建设者和主人。我为能参加开发区的建设而感到荣幸和自豪，同时要寄语开发区现在的建设者们，不要忘记那个口号——我们都是开发区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