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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富海
魏富海 ：曾任大连市人民政府市长、中信国际信托公司副总经理、副董事长。
我是1983年4月当选为大连市人民政府市长的。第二年，中央批准大连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
1949年至1984年的35年间，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历任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大连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大连已经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港口、工业、贸易、旅游城市。大连港开通了到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航线，货物吞吐量位居全国第二，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占70％，这个数字和出口创汇额均位居全国港口第一。大连的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在全国160个工业门类中，大连有140个，轻重工业结构比较合理，很多企业和产品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对外经贸有了一定的发展，1983年9月，经国家外经贸部批准，大连市举办了国际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易会，这也是除全国性的广交会外，第一次由一个城市举办的面向境外的招商活动。1981年4月2日，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首先在大连设立代表处，主要从事贸易活动。此后，又有一些外商陆续来大连设立了代表处。到1984年6月，日本已有38家大公司在连设立了代表处。他们为大连与日本之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牵线搭桥，为中日贸易合作，特别是为通过大连港对我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生产的玉米、大豆、煤炭、木材、钢铁等的出口和所需物资的进口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这表明，大连已经具备了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一些条件。
大连在发展建设过程中，始终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的关怀和支持，很多中央领导同志亲临大连检查指导。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更是对大连给予高度重视和热切期望。1984年年初，中央决定大连进一步对外开放，成为14个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同年4月，国家批准大连为计划单列市，享受省级经济管理权限。12月，国家批准大连拥有外贸经营权。从此，大连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中央关于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城市的决定公布后，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日本、欧美和香港的一些金融界、企业界人士纷纷来大连探讨合作事宜。在这个过程中，大连在投资环境不适应的地方也逐渐显现出来。市委、市政府认识到，中央放权、给予大连优惠政策，非常有必要，但代替不了我们自身的工作。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必须下决心全力抓好投资环境建设。在我担任大连市市长期间，市委、市政府重点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引进程控电话交换机，解决通信不畅问题
1984年，全市电话交换机总容量仅有2.6万门，使用的是步进式电话交换机，通话质量不好，还经常掉线，市内通话还可以，但是打长途电话就特别麻烦，需要接线员一段一段地接，用户拨打一个长途电话往往要等上五六个小时，拨打国际长途电话就更加困难，有的外商甚至从大连乘飞机到北京去打国际长途电话。于是，市政府决定尽快引进国际上先进的程控电话交换机。
1984年4月，由市委书记胡亦民同志和我带队的大连市代表团访问欧洲五个国家时，考察过瑞典爱立信的程控电话交换机。之后，市政府把引进2万门程控电话交换机的申请上报国家外经贸部。因为我国在对南斯拉夫的贸易中存在顺差，为节省现汇，外经贸部批文要大连从南斯拉夫引进。据此，1985年9月，副市长原宪千和国家邮电部、省邮电局的专家到南斯拉夫去订货。2万门程控电话交换机订货合同签字后，原宪千副市长从国外给我打回电话，说他们已同南斯拉夫一家公司签订了引进2万门程控电话交换机的协议，该产品也是这家公司利用从瑞典爱立信引进的技术制造的。我问什么时候交货，他回答说17个月。尽管我当时觉得交货期太长了很上火，但已经订货了，也不能再说什么。第二天上午10点，我给瑞典驻华大使打电话，公使参赞接的电话，告诉我大使去中国南方考察，不在北京，问我有什么事。我说，大连要买瑞典爱立信公司的2万门程控电话交换机。对方一听很高兴，据了解当时中国除了北京、上海总共有4万门程控电话之外，很多城市还没有用程控电话。下午2点，瑞典驻华大使馆给我回电话，转达了大使的意见，说上午大使已经与爱立信公司取得联系，欢迎大连市政府派人去瑞典考察订货，并可在九个月之内交货。这样，原宪千同志一行接着又赶到瑞典，与爱立信公司签订了2万门程控电话、九个月交货的合同。
爱立信的2万门程控电话交换机按期交货后，在市内电话二分局和三分局安装调试，并于1986年8月一次割接成功投入运行。紧接着，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4000门程控交换机也随之开通。1987年5月，大连从南斯拉夫引进的2万门程控交换机也安装调试割接成功。以后，大连又从瑞典和意大利引进了8.5万门程控电话交换机。至此，大连实现了本地通信网管理和电话区号的统一。
改造扩建机场，开通国际定期航线
1984年年初，由于大连周水子机场跑道长度、厚度都不够，只能起降里-2、伊尔-14、安-24等小型飞机，有关设施也很不完善，既满足不了越来越多的客人来大连的需要，更适应不了国际通航的条件，迫切需要改造。为此，市政府与国家有关部门进行了多次沟通，并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关心。1984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的14个沿海城市座谈会上，胡耀邦总书记提出，大连机场扩建，要达到能够起降波音747大型客机的规模。同年，国家计委及总参谋部批准大连周水子机场的改扩建，主要是改造跑道和停机坪。1984年4月20日，大连机场改造工程开工，决定把原来的2040米长、16厘米厚的跑道全部炸掉，新建长2600米、厚36厘米的跑道。当年8月，工程基本完工。
8月16日，我接待日本日航前总裁平田元，向他介绍大连的投资环境，谈到机场改造情况的时候，他说，你们的机场跑道加厚到36厘米是可以的，但延长到2600米是不够的，应该延长到3300米才行。他说，一般情况下，2600米的跑道是可以起降大型飞机的，但如果要长距离飞行，需要加满燃油。加满燃油的大型飞机在2600米的跑道上是飞不起来的。这个时候，正好万里、谷牧、李鹏三位副总理在大连视察和现场办公。第二天上午，我把平田元先生的建议向三位副总理做了汇报。国务院分管交通工作的李鹏副总理对在场的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说：“老甘，这事你就给他们定下来吧，大连机场跑道再延长700米。”根据万里、谷牧、李鹏副总理在大连现场办公的指示精神，国务院很快发来了《关于大连市进一步对外开放和能源、交通建设等问题的会议纪要》，要求“今年（1984年）年底前完成机场跑道和停机坪的扩建工程。要抓紧候机室和售票室的建设”。
1984年11月7日，大连机场改造工程全面竣工。改造后的机场可起降波音747等大型民航客机。1985年12月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大连机场为对外开放国际机场。我离开大连之前的1992年3月，大连机场又新建了1.8万平方米的候机楼，使候机楼面积达到了3.1万平方米，而且完善了各种服务保障设施。
1984年大连对外开放之后，由于对外经济贸易和旅游业的发展，航空客运量急剧增加。1984年到1985年来大连访问、考察、洽谈和旅游的国外、境外客人达到73600人次，其中日本客人有30000多人次。据预测，以后到大连洽谈业务的日本客人还会大幅度增加。为了满足日本客人到大连洽谈业务的需要，1985年4月，大连开通了到日本东京的包机业务，到当年的9月，大连机场共接受来自日本方面的包机15架次，但这远远不够。很多大连的经济界人士和日本朋友迫切希望开辟大连到日本的空中定期航线。而大连机场改造的目的就是为了国际通航。
为了尽快开通到日本的航线，1986年年初，我专程去日本商谈，先后访问了日航、全日空和大阪填海的新机场建设委员会，并拜访了日本国交通省、日本政界和商界的负责人。对这件事，全日空是比较积极的。当时，该公司还没有开通国际航线，我与他们接触的时候，全日空正在酝酿争取飞国际航线。经过几次洽谈，全日空表示，在开辟日中航线的选点方面，将把大连放在第一位。
1985年9月19日，大连市政府拟就了给李鹏副总理的《关于开辟大连至日本定期航班的请示》报告。同时，我给李鹏副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中汇报了大连开辟到日本空中航线的必要性和具备的有利条件，表达了大连市政府的迫切愿望，恳请李鹏副总理对大连至日本开辟定期航班予以关心和支持。9月22日，李鹏副总理在市政府的报告上批示：“请石希玉（时任国务院口岸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同志以口岸办的名义，代表我去大连调查一下，为什么不能开航？民航派一位司长参加。”之后，石希玉主任和中国民航以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很快来到大连。在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后，认为大连比当时已经申报开通日本航线的另外六个城市条件更好。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当年11月，中国民航与日本航空当局在东京开会，达成了开辟大连至东京空中航线的协议。1987年4月17日，全日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东京—大连—北京定期航线开通仪式，李鹏副总理参加。随后，大连机场又开通了到日本福冈和香港等地的定期航班。
建设大连华能电厂，解决电力不足、拉闸限电的问题
电量不足、经常拉闸限电，是大连多年来的老问题，对人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影响，也直接影响了对外开放。本来就缺电，外商来大连建厂又必须用电，缺电的问题不解决就开放不了。1984年8月13日，我把大连缺电及要求开建大连华能电厂作为重要问题，向在大连视察的万里、谷牧、李鹏三位副总理做了汇报。李鹏副总理当即表示同意在大连建设新的电厂。大连的华能电厂工程，就是在这期间定下来的，而且决定从日本引进两台3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经过两年的筹备，1986年8月1日，大连华能电厂开工建设，1988年7月31日，第一台机组一次开车成功，并网发电。8月20日，已经是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到大连，为华能电厂竣工发电剪彩。他在讲话中评价，大连华能电厂建设是“一流的速度，一流的质量”。李鹏总理还为大连华能电厂题了字。1988年12月19日，大连华能电厂第二台机组并网发电。从此以后，大连告别了“拉闸限电”。1992年我调到中信公司工作的时候，大连华能电厂正在酝酿第二期工程。
上马“引碧入连”二期工程，缓解城市供水紧张的状况
大连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1967年夏天，一艘外国货轮因等待加水而在大连港停泊多日，焦急的外轮船长不满意地用蹩脚的汉语质问：“大连的水怎么像小孩尿尿？”1973年7月31日，周恩来总理陪同刚果总统恩古瓦比来大连访问的时候，刘德才司令员（时任旅大市革委会主任）在向周总理汇报时，提请国家支持大连建设碧流河水库，往大连送水，以解决大连多年用水紧张的困难。这得到了周总理的关心和支持。
1975年10月，最大库容9.3亿立方米、有效库容6.4亿立方米的碧流河水库工程开工，1983年8月落闸蓄水，1984年4月开始向市内供水。但是，随着经济建设和大连的进一步对外开放，用水量不断增加，输水不足的矛盾就显现出来了。为解决这个问题，市政府决定上马“引碧入连”二期工程。这项工程包括铺设一条通向大连市内的61公里长的输水管道，架设34公里长的输电线路，建设石家屯、元宝山水池和大沙沟净水厂等。1989年，大连遭遇罕见的大旱天气，各水库蓄水量仅占正常库容的20％左右，城乡供水十分紧张。为此，市政府向国务院和辽宁省政府紧急报送了加速实施“引碧入连”二期工程的请示，得到了国务院和省政府的支持。1990年3月工程竣工，碧流河水库向大连市内每天增加了供水能力23万立方米，进一步缓解了城市供水不足的问题。
加紧港口改造和道桥建设，改善海陆交通条件
为扩大港口吞吐能力，以适应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我们狠抓了大连港老港区的改造，增强了港口的吞吐能力。为方便机械化作业，改造和后移了岸边仓库，扩大了作业面积。新建了和尚岛煤码头。与此同时，着眼于长远发展的需要，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决定在大窑湾建设现代化的新港区。
在城市交通方面，我们建成了连接老市区和开发区的一级公路——振兴路，促进了开发区的建设；打通改造了贯穿市内三区的胜利路，改善了城市东西交通；建成了香炉礁立交桥，缓解了出市通道拥挤的状况；同国家交通部、省政府反复请示协商，采取由交通部、省政府、大连市、大连港四家抬的办法建成了疏港路，有效地改善了大连港的疏运条件。经过六年多的建设，到1990年8月20日，375公里长的沈大高速公路建成开通。
兴建星级宾馆和外国人生活区，方便了外商的生活
为解决外商来大连的住宿问题，我们在对大连棒棰岛宾馆、大连宾馆、南山宾馆、大连饭店等已有的宾馆进行改造的同时，又新建了大连国际酒店、丽景宾馆、九州饭店、富丽华大酒店等一批星级宾馆。其中，富丽华酒店是当时东北地区唯一的一家五星级酒店。为解决外商子女在大连的教育问题，我们又建了外国人子女学校。同时，扩大了大连出租汽车公司的规模，使全市出租车的数量从1983年的77台发展到1992年的4816台。这些都进一步方便了外商在大连的工作、生活。
大连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后，众多的海外投资者陆续来到大连，从考察洽谈到投资建厂，在这个过程中，外商们对大连软环境的批评意见也越来越多。通过这些批评，使我们认识到，要搞好对外开放，在狠抓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建设的同时，必须不断改善投资软环境，并将其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
通过认真分析，我们找出了大连在投资软环境上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市场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外商投资企业的需求既进不了计划的“笼子”，又难以通过市场渠道得到及时解决，给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不便和困难；二是一些部门观念陈旧和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自觉不自觉地侵犯外商投资企业的正当权益；三是行政管理部门办事效率低，部门之间相互扯皮，办一件事情往往要盖几十个公章。经过多次讨论和深入研究，市委、市政府有针对性地采取了相关措施，以解决这些问题。
逐步完善市场体系，简化办事手续
市政府建立了外商投资企业人才、劳动力调剂中心，通过设立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信息库、人才和熟练工人流动的仲裁程序，满足外商企业对人才和劳动力的需求。成立完善投资企业物资供应中心，帮助他们解决生产所需要的物资。开办外汇调剂中心，为外商投资形成一个融通资金的市场。1988年，设立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管理中心，中心由市计委、经委、外经委、建委、科委和劳动局、人事局、工商局、税务局等部门的涉外处室组成，集中办公，实行一个窗口对外、一支笔审批。为提高中心的权威性，由市政府常务副市长任主任，主管副市长任副主任。中心的设立，减少了办事层次，提高了办事效率，方便了客商。
每年召开两次外商座谈会，建立政府和外商直接交流的平台
在一次外商座谈会上，一位外资企业负责人反映大连邮电局每个月初都要对企业预收当月的电话费。用户这个月还没用电话，你就先把电话费收了？我当即找来了邮电局的负责人，当着大家的面，批评了他们的做法，要求立即把预收的电话费退还给用户。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些。这些事让我们感觉到，应该在政府和投资者之间建立一个交流的平台，畅通相互沟通的渠道，让投资者直接面对政府工作人员，使他们对政府有意见、建议可以提，有话能够说。更主要的是，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让政府清楚地知道，政府服务还有哪些不足需要完善，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在什么地方需要改进。于是市政府决定从当年起，每年召开两次外商座谈会，并由我亲自主持，外经贸委、计委、经委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开始，参加座谈会的外商们不敢提意见，怕提了意见，政府有关部门会报复他们。经过几次座谈会之后，外商们看到市政府真的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他们的话匣子也就打开了。当时的情况是，我们对外商提出的问题，能当场解决的就当场解决；需在会后研究解决的，应抓紧时间尽快解决；对那些涉及有关政策、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也要认真研究，尽可能拿出变通的办法来。通过这样的座谈会，不仅让市政府改进了工作，也提高了外商对市政府的信任程度，增强了外商来大连的投资信心：“大连的投资环境好！”
开展“一改三提高”活动，提高全民开放意识
为了全面优化大连的投资软环境，1988年市委、市政府决定从市级领导和办事机构到基层单位，在全市上下开展“一改三提高”（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文明程度、提高办事效率、提高服务水平）的全民性活动，并成立了由市委副书记和副市长为正副组长的领导小组，直接领导活动的开展和整改工作。
1988年4月16日，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根据市委关于开展“一改三提高”工作的部署，确定了为开展好这项活动成立的18个调查小组的牵头单位和负责人。会议还就进一步实施对外开放、加强城市建设和管理、改善人民群众生活、转变机关工作作风等做了部署。经过市委、市政府及各区（市）县、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这项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受到了外商的普遍欢迎。
我认为，对外开放中，我们把外国的企业、资金引进来了，政府就要为投资者的利益着想。开展投资合作是两相情愿的事情，合作双方都有自己利益的需要：我们欢迎外商来投资，是出于我们利益的需要；外商来我们这里投资办企业，是为了他们利益的需要。作为投资合作的双方，都必须考虑对方的利益。为此，我写了《为外来投资者利益着想》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香港大公报》、《日本经济新闻》和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
大连对外开放之后，为了提高我们工业产品的制造水平，从国外引进了许多先进技术，进口了不少先进设备。1984年，国家有关部门决定发放1.82亿元的贴息贷款和拨出5949万美元的外汇额度，支持大连从日、美、德等16个国家引进64个技术项目。这些引进的生产线和设备在生产中经常会出现零部件和胎模具损坏、需要更换的情况，这就得再花外汇从国外进口，不仅提高了产品成本，而且耽误了时间。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做好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国产化的工作，逐步把原来靠从国外引进的设备、零部件、胎模具和原材料，转化为在本国生产制造。这样，不仅可以节省外汇、降低成本，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而且可以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产品和零部件的配套服务，这也是投资环境建设的重要一环。在这方面，大连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效。
贯彻技贸结合的方针，把引进产品、设备同引进技术结合起来
实行技贸结合，就是把买产品、设备和买生产这些产品、设备的制造技术捆到一起，以买产品、设备作为筹码，将制造技术同时引进来。要做到进口设备的国产化，有些可以通过买样品、样机，进行测绘，搞翻版复制；有些产品和设备，特别是一些复杂的、制造难度大的设备，不引进制造技术，只靠对设备进行测绘，是制造不出来的。要把进口产品、设备和引进制造技术紧密结合起来，使两者一体化。比如，大连叉车厂有一定的生产能力，但技术水平比国外落后，当时全靠自己的能力还不能生产出国际先进水平的叉车。国内有许多用户只能到国外订购，而大连叉车厂想引进先进的叉车制造技术，却缺乏外汇资金。如果能把国内用户订购叉车和大连叉车厂引进制造技术结合起来，把现在能够制造的符合要求的那部分零部件，由叉车厂自己制造，将当时不能制造的零部件，同制造技术一起由国外进口，这样比进口整车可以省下很大一部分外汇。以日本三菱的10吨的叉车为例，当时进口一台需要6.5万美元，采用上面说的办法，只进口现在还不能生产的零部件，只需要2.9万美元。据此，我们推广了和国外厂家合作生产的方式，即我们能制造的部分自己造，自己现在还不能制造的让国外厂家造，在生产中逐步扩大自己制造的部分，逐步减少国外进口的部分，最后达到全部自己制造。1983年，大连重型机器厂和西德德马克公司合作生产天津轧钢厂订货的小方坯连铸机，第一套大重厂自己生产的零部件仅占10％，进口件占90％；第二套，进口件和自己生产的零部件各占50％；第三套，自己生产的零部件就达到90％；第四套全部零部件都是大重厂自己生产的，达到了100％的国产化。
加速实现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和胎模具的国产化
对外开放以后，我们从国外引进了许多比较先进的生产线和设备。但是，有相当多引进的生产线，要靠进口的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和胎模具来进行生产，需要支出大量外汇，据测算当时全市每年就需要花3900万美元。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市政府成立了专门机构，研究抓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胎模具的国产化问题。一方面，要求在洽谈新引进项目时，尽量把生产线的引进同原材料、零部件、胎模具的生产技术引进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对过去已引进的生产线所需的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胎模具，进行统一研究，分类排队，制订计划，分期分批，进行研制。根据需要，我们组织了若干个攻关小组，组织有关科研、设计、生产单位，进行联合攻关。把需要国产化的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胎膜具，逐年地排列出攻关解决的项目，提出逐年替代进口的品种、数量和减少外汇支出的要求，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1986年年初，结合大连市为解决这个问题所做的尝试，我把经过思考形成的一些想法写成了《关于引进国外技术和加速实现国产化的问题》一文，文中建议国家有关部门重视这项工作，加强组织协调，并在政策上积极给予扶持。此文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重视，也在《经济日报》上发表过。4月12日，时任总理赵紫阳把文章批转给了国家经委主任吕东和副主任朱镕基同志，批示中说：“送上一份材料，是个很重要但一直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可以着人研究如何采取系统的政策、措施，以较好地解决。”同时，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国务委员张劲夫等领导同志也把此文批转给了朱镕基同志，请他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7月20日，朱镕基同志和国家经委有关负责人来大连召开全国经委主任会议。一周的时间里，他们看了27家工厂，召开了13个座谈会，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7月27日，朱镕基同志在棒棰岛宾馆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充分肯定了大连在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实现引进技术和设备国产化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并亲自向与会者加以推广。这对于大连的工作也是个很大的促进。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1992年我离开市政府岗位，经过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的不懈努力，大连的投资环境有了很大改善，1992年，大连市被国家有关部门评为投资环境最好的城市之一。
投资环境的改善，有力地推进了大连的对外开放。1984—1992年，全市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达到1621家，合同外资金额23.2亿美元，驻连的外资企业代表处增加到480余家；累计实现外贸自营出口44.5亿美元；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几项主要指标也位居全国的前列。1992年6月24日，我应邀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二十次常委会，在会上做了《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建设再上新台阶》的汇报发言。在会上做汇报发言的还有上海市和广州市的市长。发言得到了全国政协领导和常委的好评，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鼓励和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