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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对外开放的几段回忆

郭松年 口述祝在时申斯珺相澍 整理

郭松年 :1980年7月至1992年3月,先后任青岛市副市长;中共青岛市委副书记;中共青岛市委常委、副市长;中共青岛市委副书记、市长;中共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84年,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包括青岛在内的14个沿海城市;1986年,又批复同意青岛于次年在国家经济计划中实行单列,并享有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这为青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988年,国家又批准青岛外贸计划单列,赋予自营进出口权,青岛市的对外贸易实现了由单纯收购型向出口经营型的历史性转变,青岛对外贸易史由此揭开了崭新一页。同年又成立了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和8个外贸进出口专业公司,并先后批准19家生产企业自行开展进出口业务。在获得自营出口权的头5年,青岛已累计出口创汇19.55亿美元,平均每年递增30%,大大高于同期全市国民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

对外开放为青岛快速发展注入了无穷活力

进一步对外开放,带来了一波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的浪潮。在这方面,青岛市不是单纯地为引进而引进,而是把引进技术与调整行业、产业结构、产品升级紧密结合起来。在这期间,全市有80%以上的市属企业,通过引进与合作得到很大的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其中啤酒、电子、化工、橡胶、轻纺等行业投入最多,使当时许多重点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居于全国同行业先进水平,并由此结出丰硕果实,譬如当时被誉为“五朵金花”的青岛牌彩色电视机、琴岛—利勃海尔电冰箱,还有洗衣机、照相机、空调器等产品。在此基础上,通过不断消化吸收和不断自主创新,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今天的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甚至领先国际同行,乃至成为行业标准的青啤、海尔、海信等大型企业集团。

对外开放之初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引进利用外资。搞建设资金不够,对外开放又需要引进和利用外资,但是怎么搞,心里没底。不仅是青岛,全国各地利用外资整体水平都比较低,像青岛这样的北方城市更困难一些。总的说就是规模偏小、资金偏少、形式单一、效果不好。当时,利用外资的形式,一般仅限于对外借款和“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制作、来样装配和补偿贸易)业务。

这种局面,到1984年实施进一步开放后,才有了转变。那几年,青岛利用外资的水平说是日新月异一点都不夸张,到1992年底,全市共批准利用外资项目1942个,总投资额达到34.29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24.8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2.23亿美元。

挺进西海岸,辟建对外开放“桥头堡”

实施进一步开放不久,根据中央批准沿海部分对外开放城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战略部署,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选址开始提上市委市政府的议事日程。

当时,对于开发区究竟应该选在哪个方向,有几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选址东部,靠近崂山石老人,可以依托老城区,交通便利,同时可以充分利用老城区比较成熟的基础设施,投资少、见效快。

市委、市政府经过认真分析、反复考量,认为这种意见有着很大缺陷。当时青岛老市区面积只有92平方公里,地域狭小,已严重制约发展,向外扩展势在必行。前期论证的结论是,当时市区的扩张方向只能是向东。而且前几届市委、市政府已经开始了一些运筹布局的工作。譬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建成通车的山东路,其目的就是为城市东扩预先做好“铺垫”,也就是后来说的城市开发交通先行。山东路的建成通车,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它打通了东部地区的南北通道,极大地改变了当时“宁要市南一张床,不要沧口套三房”的观念,缓解了基层职工“北工南宿”的状况,而且增加了一条新的出市通道,为以后的城市东扩打造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之后,随着新的青岛大学的规划建设和石老人片区的陆续开发,青岛城市东部的建设开始陆续展开。

对青岛的开发区为什么要选在黄岛,当时许多同志不太了解决策的背景,产生一些不同的看法,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逐步统一思想。其实,开发区之所以选在黄岛,不论是从长远发展的需要,还是从当时客观条件来考量,都是必然的、正确的选择。

首先,当时青岛老市区的容量已经饱和,城市扩张势在必行,青岛西、南两侧均临大海,北靠胶济铁路,所以向东发展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如果把开发区建在东部(也有同志建议在棘洪滩女姑口一带规划建设),在那里搞一个工业园区,那就势必阻碍青岛市区的长远发展,打乱了整体规划布局。

二是,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园区,开发区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定的空气、噪声、水质方面的污染;距离老城区太近,势必会对作为旅游城市的青岛环境和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三是,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园区,需要充足的资源和其他条件作为支撑。当时老市区缺水严重,而黄岛那边的水资源相对丰富一些,而且当时黄岛的港口、电厂、道路等已经开始建设或正在筹建,有的已成相当规模。

四是出于交通方面的考虑。那么多工厂的原料、设备、垃圾等,都要通过汽车运输,分流到铁路、港口、飞机场等地,建在黄岛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对城市交通形成新的压力。

五是根据当时的政策和模式,开发区必须远离城区,地域特征明显,相对独立,便于管理,而这在东部是不易做到的。

综合以上因素,市委、市政府最后还是确定去黄岛规划建设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并且终于说服了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批准了青岛的规划设想。

1985年3月,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随着开发区的逐步发展,它开始逐渐显现出越来越大的魅力和活力,并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市区。沿胶州湾的高速公路建成之后,这条“金腰带”不仅把青黄两岛连接起来,而且带动了环胶州湾沿线的发展。近几年随着海底隧道的开通,进一步解决了胶州湾东西两岸的交通连接问题,一个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环湾大城市雏形已经显现。可以设想,如果当时将开发区选建在东部,那么不但不会有现在的东部新城区,不会有啤酒城和颐中体育场,而且也不会有现在西海岸的发展基础和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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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举

“引黄济青”工程破解制约青岛发展瓶颈

青岛是我国北方水资源最为缺乏的地区之一,年人均占有水资源量约370立方米,仅为全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4%。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青岛的供水紧张问题日益凸显。家家户户的用水都是限量供应,院子里和大街上的水龙头上都挂着一把锁,市民必须凭水票按时到指定地点定量提取生活用水,每人每天只供应30升水,接一盆水要用来干好几件事。严重缺水使人民生活大受影响,工业生产更是倍受制约,城市形象和旅游开发也大受影响。

当时青岛的淡水供应主要靠崂山水库和白沙河沿岸挖的深水井来提供,但是完全受制于天。1977年、1981年、1984年和1989年,青岛先后几次发生了大旱情,市区日用生活水由7.04万立方米压缩到3.69万立方米;工业用水由14.47万立方米压缩到8.04万立方米。小平同志1979年来青岛时,就提出青岛应该开发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产业;但也注意到青岛严重缺水问题,并且指出,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势必制约青岛的发展。

为了解决水资源严重短缺问题,推动青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几届市委、市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想办法,曾经先后投资1.8亿元,搞了4次供水应急工程。

为了解决水资源问题,国家和省里也给予大力支持。当时有个思路,就是从青岛周边各水系引水。为此,还把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平度、莱西两县划归青岛,希望通过引入尹府水库和产芝水库的水来缓解青岛缺水问题。但是,这些方案都存在一个难以克服的缺憾:因为这些水系同处一个降雨区,降雨量的丰、枯具有明显的同步性,每逢遇到连续枯水年,这些河道也都基本断流,同样无法保证青岛的供水。

1981年,全市因缺水而导致98个工厂限制生产,8个工厂停产,15个企业的50余种产品停产,30多个企业的30余种产品半停产,另外还有许多已形成生产能力的工厂不能投产。1982年,全市因供水不足,少完成产值2.9亿元,少上交利税0.64亿元。1983年,少完成产值4.58亿元,少上交利税0.96亿元。1984年,更是少完成产值6.57亿元,约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1%,少上交利税1.48亿元。

当时为了保证取水,我就住在即墨县移风镇三湾庄,与工地的干部群众吃住在一起。白天忙活一天,干完活儿,到集市上花个七八毛钱买一副羊架子,晚上炖上一锅羊汤,大家围坐在一起,啃着羊排骨,喝着地瓜酒,一天的疲劳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了。那时的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同志们那种精神、那种干劲、那种感情,时至今日仍然难以忘怀。

1984年底到1985年初,青岛又遇上一场50年一遇的大旱。当时除了在平度、莱西沿大沽河50平方公里范围内打井提水外,还修了两条各30多公里长的大管渠由产芝、尹府水库引水。然而,这些措施仅仅能够使青岛勉强应付一时的断水危机,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缺水问题。而且由于打井、挖河是超量开采地下水,致使周边地区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有些地方水质因此严重恶化,大沽河堤防部分地段出现纵横裂缝,有些民房也出现裂缝。因此,要根本解决青岛市的缺水问题,必须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另辟蹊径。

中央和省委一直十分关心青岛的供水问题,多位中央领导曾亲临现场视察和指导工作。几经探讨,最终同意并确定从黄河调水,以从根本上解决青岛的缺水问题。

1986年4月15日,对于青岛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引黄济青”工程破土动工。

经过3年半多的艰苦奋战,总共耗资9.53亿元,起于博兴打渔张、止于棘洪滩水库,跨省内14个市县、30多条河流的“引黄济青”工程,于1989年11月25日正式通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省最大的水利工程,共建管渠260多公里,近百万军民为此洒下辛勤的汗水。通水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曾亲临棘洪滩水库视察;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工程建成时,欣然题词:“造福于人民的工程。”

“引黄济青”工程的建成通水,使青岛的日供水量由原来的20万吨增至42.3万吨,极大地缓解了青岛的缺水问题。随后若干年里,青岛的社会经济各项工作之所以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地发展,与水资源短缺问题的解决是分不开的。特别是1997年,当一场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降临时,青岛市能够战而胜之,不受影响,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稳定,“引黄济青”工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加强全面质量管理,造就无数“青岛金花”

对于青岛市而言,对外开放另一个巨大成果,就是造就了一座引领制造业的“品牌之都”。像现在蜚声海内外的“青啤”“海尔”“海信”等企业品牌,就是始于当年的“五朵金花”;而这“五朵金花”,完全得益于大胆的技术引进和严格的质量管理。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自己与国外的差距。当时,企业设备老化、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劣已成为普遍问题,不仅落后于当时世界水平几十年,甚至与全国先进水平相比,也有很大差距。于是市委市政府便提出,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以企业转型转轨和转变经营机制为主线,以企业整顿和企业升级为主要形式,以提高质量、开拓市场、降低消耗、增加效益为重点,在加强和改善“四个管理”(即质量管理、经营管理、基础管理和现场管理)上狠下工夫,突出抓了全面质量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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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7月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左二)视察青岛电冰箱总厂

我们还组织了全市一些专家,并且邀请中央、省的专家,用了几个月时间,对青岛纺织、机械、电子、化工、橡胶、钢铁等各行业的“三个结构”,即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会诊”论证。通过这次“会诊”论证,不但找出了差距,而且明确了方向,各行业企业据此制定了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的目标和措施。使我们的一些企业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获得了很大的飞跃。

以青岛电视机生产线的引进为例。当时,原来的青岛无线电二厂(后改名青岛电视机厂)已经开始生产黑白电视机,在引进彩色电视机生产线时,面临两个选项:一个是日本的松下公司,再一个是香港的一家公司。当时对于与哪家公司签约,从企业到市里,都有分歧。同意与日本松下公司合作的,是看中他们的生产线品质,当然价格也相对高一些;倾向香港公司的,一是因为他们价格较低,再一个理由就是“民族感情”,觉着这是香港同胞的企业、是“自己人”,等等。但是经过认真比选和综合考量,市政府最后还是拍板决定与日本松下公司签约。后来事情的发展充分证明当初的决策是正确的。香港那家皮包公司不久就倒闭了,而松下公司与青岛电视机厂的合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再就是当年利勃海尔生产线的引进。当年引进的一条生产线,早就成长为一个享誉国内外的电冰箱生产企业,而且逐渐发展成为行业领头羊的“海尔”集团。当年的青岛电冰箱厂,是隶属于二轻局下面的家电公司的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而且是“小集体”。当时张瑞敏在二轻局党校当教师,后来发现这个年轻人爱动脑子,有思路、有闯劲儿,就把他调出来安排到企业当领导了。之前,那家企业工资都发不出去,还有不少债务,派了几任干部,都没解决问题;结果张瑞敏去了,很快理顺各种关系,带领企业上下走出困境。当年有个很出名的故事,就是张瑞敏带头砸冰箱。那批冰箱出了一些次品,厂里干部群众议论,说应该降价“处理”给内部职工。那时候,厂家出产的残次品进行内部处理是比较通行的办法。但是张瑞敏的意见很坚决,必须销毁这批产品,就是要让全厂干部职工通过这次的“痛”,记住一个教训;而不是心存侥幸,甚至还可以“坏事变好事”,从中得到点什么“福利”。但毕竟砸掉几十台冰箱不是件小事,“毁坏国家和集体财产”,在当年可是一个不小的罪名,当时主管部门也向上面请示过。那时,正好我们想推动全面质量管理,也很需要抓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便坚决支持张瑞敏的决定。

通过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全市干部职工的质量观念和质量管理思想发生了转变,“质量第一、用户至上”、“以质量求生存,以品种求发展”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产品质量明显提高,也更加适应外向型经济的需要。至1992年,全市共有1429个QC成果获奖励,其中国家级59个,省部级312个,创经济价值7.2亿元,有1124个企业质量管理达标验收合格,青岛电冰箱厂(海尔集团前身)、青岛第二橡胶厂获国家质量管理奖,67个企业获省部级、97个企业获市级质量管理奖;77种产品创国优(金奖15种、银奖62种),700种产品创部优,800种产品创省优,46种产品获“青岛金花”称号,其中有大家熟知的青岛啤酒、琴岛—利勃海尔冰箱、青岛牌彩色电视机、青食牌特制钙奶饼干、即墨牌即墨老酒等等。

我们又进一步在全市日用工业品生产企业中开展了创建“青岛金花”活动,后来又进而推广到全市工业系统,从而提高了企业产品的质量和档次,扩大了青岛工业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知名度和覆盖面。

举一反三,对部分大型企业实行“计划单列”

当时,传统的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已经明显阻碍企业的发展,极不适应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需要。因此我当时有个想法:既然青岛可以在国家经济计划中实行单列,那么,某些有潜力的大企业是否也可以在地方经济盘子里成为一个单列企业?

然而,要把有发展潜力的骨干企业从各主管局的“掌控”中“单列”出来,进而建立大的企业集团,当时的阻力可以想见,因为这些企业都是各主管局的台柱子,谁也不愿意把最好的企业划出去,把自己“架空”。但是我认为,经济的发展要遵循其自身的规律,计划经济模式适应不了市场经济发展。比如当时一轻、二轻系统的企业包罗万象、各有特色,有的根本就不是一个行当,只不过是运用行政手段“拉郎配”,强行将这些本来“不搭界”的企业归集在一起。这种组织形式在计划经济时代,确实也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拉郎配”的组织形式已经完全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必须想办法进行改革。对部分具备条件的企业实行计划单列的目的,就是要改变隶属关系,使这些企业能够摆脱束缚、加快发展。

在前期工作基础上,1988年,我们首先对16户大中型骨干企业实施“计划单列”。1990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我们确立了65户大中型骨干企业并给予倾斜政策。1991年,我们又研究出台了《关于落实计划单列企业管理权限的意见》。我们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从进一步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生产经营方面的改革入手,做了详细规定,对推动企业经营机制转换,为企业创造良好外部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20世纪80年代,要解决这些问题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没有先例和经验让我们去借鉴。其中有些东西还涉及体制问题,比如通过企业单列把骨干企业都独立起来,那么一些主管局或公司就形同被“釜底抽薪”。因此,我和同志们又开始设想,把一些局和公司逐步组合起来,把有的局和公司缩编成经委下属的处室或者一个直属公司,同时加大企业的独立性,把企业这块“蛋糕”做大,事实证明这条路是可行的。就像海信集团的成长发展道路,就是由原来电子仪表局的下属企业电视机厂,通过发展壮大,反过来“吃掉”了自己的“老子”,还兼并了所有的“兄弟姊妹”。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增强改革开放后劲

青岛在传统上是个以轻纺工业、外贸港口、海洋科研和风景旅游为主要特色的城市,1979年以前青岛市郊辖区只有一个崂山县。1979年,国务院确定青岛为城市综合改革试点之一,批准青岛实行市领导县体制。这样,即墨、胶县、胶南、平度、莱西等县陆续划归青岛市管辖。截至1991年,各县全部改为县级市,成为我国第一个城市群。

实行市领导县体制,改变了以往城乡分割的局面,发挥了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带动起城市周边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普及提高,促进了农村现代化建设。同时,周边农村也为青岛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诸多方面的支持,实现了彼此优势互补,也更加符合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需要。一种新型的城乡关系开始建立起来,整个经济和社会事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城乡社会经济与改革开放都呈现出一体化发展的显著特点。1985年青岛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00亿元,1987年全市提前三年实现了中央提出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战略目标,1988年青岛成为全国十个工农业总产值过200亿元的城市之一,1992年青岛各市(县)全部进入全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

1984年实施进一步对外开放之后,青岛的农村改革和开放也开始进入一个崭新阶段。针对市郊农村以往偏重于单一粮食生产的状况,市委、市政府提出在农村经济工作中,要以粮食生产、乡镇企业和出口创汇为战略重点,实现农村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如何加强村级建设,使之适应农村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切实担负起自己的职责,是村级党建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市委认识到村级组织建设是村级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搞好村组织的政权建设对于提高村级建设的水平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下大力气抓了村级组织的建设。其中,莱西市的村级组织建设就是一个明证。

从1985年开始,莱西市从深化农村改革、稳定农村局势的需要出发,确立了“抓基层、打基础、强化村级、工作到户”的指导思想,理清了“村级建设配套”的工作思路,坚持不懈地抓好村级组织、民主政治、社会服务三个配套建设,保证了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促进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以党支部建设为核心,搞好村级组织建设,强化整体功能;以村民自治为基础,搞好民主政治配套建设,启动内部活力;以集体经济为依托,搞好社会化服务配套建设,增强村级政权的凝聚力为内容的莱西经验,得到了中央的肯定。1990年8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民政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在莱西联合召开了全国第一届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同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纪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结合自身实际,认真贯彻执行。由老市区的工厂、研究所提供技术、管理人才的支持,这里高校最集中,也便于他们科研成果“孵化”。市委、市政府在“决定”中作了如下表述:“高科技工业园应建成青岛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地,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辐射源。”

定位三:现代化旅游中心。这一年的上半年,国家旅游局正在全国选择自然条件较好,又有大、中城市依托的旅游区,拟批准为“国家旅游度假区”。国务院对此予以支持,目的是把过去我国以“观光”为主的旅游改变为“度假与观光相结合”的旅游方式,促进旅游业作为一个大的产业发展。

青岛的石老人沿海岸线,沙滩长3公里,海水清澈,没有污染,阳光充足,是最典型的“3S”旅游度假区,青岛当时正在积极申请国家批准。这样宝贵的旅游资源必须保护和开发,我们把高科园南部近海一线划为旅游度假区,而从统一、效能和功能互补两方面考虑,由高科园同一个机构管理为宜。旅游作为一个产业,应该有更多的投入,使它成为高科园的两大支柱产业之一。市委、市政府在“决定”中这样论述:“青岛石老人旅游开发区划归工业园统一管理,该区应建成一个具有观光、度假、娱乐、购物、海上体育、国际会议中心、电视艺术中心等综合功能的高层次、高水平、高创汇、现代旅游设施齐全、商业服务全面配套的现代化旅游中心”。

定位四:对外开放的窗口。这个功能,是经过一番争论之后才确定下来的。对于全国各地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大体有两种不同理念:一是要建设“民族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主要以国内院所、企业科研成果的孵化为主,是国内科研成果的“孵化器”;二是要引进国外已形成产业的高新技术生产项目,坚决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两种意见争论已有几年。我们认为,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时,一定要两条腿走路,既要抓国内成果的“孵化”,也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项目。而且,引进的先进技术也要走“引进—消化—创新”的路子。如海尔集团,他们引进了德国利勃海尔的冰箱技术、意大利梅洛尼公司的洗衣机技术、日本夏普和三菱重工的空调技术,但他们没有停步不前,而是在充分消化之后,不断创新。 jUCagVq0r1M1fK3ONkO9Wn4GdsC+2jvvoeDbZRMTsIGJF+jwplRMutb2QCbSIC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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