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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鹏 口述祝在时申斯珺刘历夏 整理
刘鹏 ：1984年7月任山东省委常委、副省长、代理青岛市委第一书记；1985年3月任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第一书记（1986年后改为书记）；1988年12月任山东省顾委副主任、青岛市委书记。
1984年5月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部分港口城市时，我还在山东省政府工作，担任副省长，分管工业和经济工作；7月份调到青岛，先是以省委常委、副省长的身份代理青岛市委第一书记，第二年3月正式担任市委书记。当时我已经60多岁了，按照正常退休制度，都应该考虑“交班”了；为此，我当时还向组织提出，最好能选个相对年轻点儿的同志来挑这副担子，但是最后还是服从组织决定，到1989年9月底离开青岛回到省里，总共在青岛工作了5年零3个月，正好干满一届。
我刚到青岛的时候，全国正在兴起一个对外开放新的高潮。当时的背景是，中央早几年先是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省的厦门和海南省分别建立了五个经济特区；取得了一些成绩，也招致了一些议论。面对诸多争论，小平同志就决定亲自去特区看看，这就有了1984年1月底至2月上旬的小平同志对深圳、珠海和厦门三个经济特区的考察。半个月之后，回到北京的小平同志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讲到他此行的感受时说：“最近，我专门到广东、福建，跑了三个经济特区，还到上海，看了看宝钢，有了点感性认识。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除现在的特区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小平同志的这次南方之行，引发了中国第一次沿海开放的高潮。1984年3月下旬至4月初，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工作座谈会”，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学习小平同志关于对外开放和特区工作的重要意见，研究如何加快步伐、更好地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问题。会后，大约4月底，形成座谈会纪要，建议进一步开放北至大连，南至广西北海，包括青岛在内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这一建议，5月4日，中央以中发〔1984〕13号文件转发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中央的这个决定，为青岛实施对外开放战略，进而更好地繁荣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后来的实践和形势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小平同志之所以下决心实行并坚持对外开放，是他对当代世界经济形势和科技发展进行敏锐观察的结果。他一再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
青岛的对外开放，应该说原先就有一定基础条件，历史上这里就曾经是一座国际商埠，还曾经被辟为自由港。小平同志亲自点名要开放青岛，中央也给了青岛实施对外开放的政策，这意味着青岛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如何抓住这个难得机遇、用好用足对外开放的各项政策，就成为那个时候市委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央那个13号文件还明确提出，实施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有一些“可以划定一个有明确地域界线的区域，兴办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并要求各地尽快制定出具体规定，以确保中央这项重要政策的贯彻落实。
我到青岛工作之前，青岛市委、市政府已经正式向山东省委、省政府行文，提报了《关于青岛市进一步对外开放方案的请示》。请示中提出，要在位于胶州湾西海岸的当时的黄岛区和胶南县之间划出一个15平方公里的区域，兴办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省委、省政府很快就将这一方案转报给了中央和国务院。等到中央工作小组来青检查指导时，我刚好来到青岛工作不久。
对于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当时上上下下也有过一些不同意见，主要是在选址的问题上。有一种意见认为，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如果设在黄岛，会有许多不利因素，主要是因为交通不便，会造成“青黄不接”；主张将开发区选建在离老城区比较近的区域，以便于更好地依托利用老城区比较成熟的基础设施，联络起来也方便。
刚开始提出开发区选址问题的时候，我还在省里分管经济工作，所以也参与了这件事的讨论。我当时的意见就是，青岛开发区的选址应该放在黄岛，因为黄岛有大港口，腹地开阔，有154平方公里的发展空间；而青岛市内的地域太过狭小，老市区只有93平方公里，除了预留生活区用地外，几乎没有什么发展空间。
那几年，胶州湾西岸的港口建设确实也发展得比较快，前湾港一期工程和黄岛20万吨级原油输出码头相继开工，这无疑都为扩大港口吞吐能力，发展远洋运输特别是集装箱运输，打下了坚实基础。说起港口，我对前湾港真是有一种特别的偏爱，那是个潜力巨大的亿吨大港，二三十万吨级的轮船进出自由，如果在旁边紧邻处规划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那真可以说是如虎添翼、相得益彰，前景真是不可估量。开发区设在黄岛，虽然起步阶段的建设投资要大一些，起步也可能会慢一点，但从长远来看，前景远大。还有一条就是，开发区放在黄岛，完全符合中央关于经济技术开发区应该“有明确地域界线”的要求。
我到青岛任职后不久，山东省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领导小组很快在青岛召开了首次会议。会上，对青岛和烟台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
这年的9月中旬，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的谷牧同志受中央和国务院委托，率领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专家来山东、青岛考察并指导工作，经过认真沟通，他们也都同意我的这一看法，当然也是青岛市多数干部群众的看法。
1984年9月11日，中共
同年10月20日，国务院以国函〔1984〕149号文件正式对青岛市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规划方案作了批复；1985年3月，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在黄岛开工建设，到1988年底，已初步形成2平方公里的投资区域，签订了外引内联项目93个，其中52个企业竣工投产。另外，在开发区内还建设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实验区。
当时我们就预言：青岛将来的战略扩张和大发展，黄岛应该是不可或缺的一翼。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当初选址黄岛、“离岸开发”的正确决策，才有了后来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蓬勃发展，才为后来的“三点布局、组团发展”和“环湾保护、拥湾发展”，预留了空间、奠定了基础。
刚开始对外开放那几年，青岛市委把对外开放当做抓手，紧紧扭在手里，开放的重点基本是放在“三个引进”上，也就是引进技术、引进资金、引进项目；并且把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与老企业的改造紧密结合到一起，使青岛的产品质量和生产能力得到迅速提高。到1988年底，全市已经累计批准直接利用外资项目161个，成交额4.18亿美元；累计引进技术设备项目452个，成交额3.49亿美元。
对于如何引进项目，我当时就有个意见，就是一定要放远眼光，一定要抓大的，抓先进的、高科技的，真正做到高起点引进，要通过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创出青岛自己的名牌。当时的青岛电视机厂要引进一条生产线；但对于究竟是引进日本“松下”的还是香港一家企业的，当时分歧还不小。我那时在省里分管工业和经济工作，正好到青岛开商品交易会，听了有关同志的汇报后，我当即表态，支持引进技术先进的“松下”。这条生产线后来发展得很好，原来名不见经传的青岛电视机厂，后来也逐渐成长为著名的“海信集团”。现在看来，高起点引进成就了“高点起步”，造就了青岛的又一张“名片”；时间和实践都证明，当初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当时电视机、电冰箱生产线的引进，青岛算是赶在了全国最后一批。一开始，中央主管部门就是不批，经过反复沟通做工作，终于同意青岛引进电视机生产线了，但电冰箱的生产线还是不批。我就找到当时的轻工业部部长杨波。我说：“杨部长哇，你也是山东人，咱山东有8000万人口啊！别的省市都能干，为什么山东就不能干？连一个都不成吗？”经过不懈努力，后来总算是给批了，我们也算是赶上了这趟技术引进的“末班车”，这个项目就是引进的联邦德国的著名企业——利勃海尔电冰箱技术。利勃海尔是建立于1949年的德国著名家族企业，实力雄厚，其电冰箱生产技术在欧洲颇负盛名；通过技术引进和嫁接，“琴岛—利勃海尔”电冰箱生产线很快在原来的青岛电冰箱厂投产，在此基础上经过30年的发展，先是消化吸收，后来开始自主研发，终于成就了今天大名鼎鼎的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化大企业——海尔集团。
1985年11月19日，刘鹏同志（右二）参加青岛流亭机场MD80首航剪彩仪式
作为第一个打破“陈规”、走向市场的双星集团，也是对外开放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双星集团的前身是化工部第九橡胶厂，是一个国营老企业；当年在青岛说起“橡胶九厂”，那也是大名鼎鼎。过去常年生产球鞋、解放鞋和车胎，计划经济时代，一直是原料靠供给、产品靠包销。后来，国家给的原料越来越少，企业逐渐“断奶”了，使得他们不得不走向市场，根据市场需求来安排生产，并且开始尝试走出国门，去努力抢占海外市场。那时政策规定，凡是新产品都可以协议定价，“胶九”的人就加大新品开发力度，不断出新的产品；国内市场还在拓展之中，他们却已经开始把眼光瞄向海外，而且开展起来料加工业务。
当时曾经听说过一个故事，据说这家企业负责人亲自到海外拓展市场，来到某个偏远国家，看到当地居民都打着赤脚，随行人员扫兴地说，人家这里都不兴穿鞋，咱们的鞋卖给谁去？但这位企业负责人却毫不气馁，耐心开导自己的部下说，“从眼下看，这里的居民都不穿鞋，确实是没有市场；但从长远来看，这里却是一片未经开垦的处女地。你们想想，如果咱们能够引导培养当地居民的习惯，让他们穿上鞋，这该是一个多大的潜在市场啊！我们决不能放弃，必须坚持。”正是由于这种敏锐的眼光和坚持的精神，再加上思想解放超前、产品适销对路，这家企业不但没有被开放的浪潮冲垮，反而借助对外开放的大潮乘风破浪，更好地发展起来了。作为一个原来一直以手工操作为主、劳动密集型的橡胶制鞋企业，能够冲出国门、走向世界，确实是不简单。所以，对于双星这家企业和他们的领头人，当时尽管评说不一，但我们还是给予肯定的，对其也是保护和支持的。
现在一说起青岛的工业产品，外界的评价都比较高；青岛也以“品牌之都”闻名遐迩。这一方面，是因为这座城市在这方面有着良好的“基因”，另一方面，就是当初青岛市委、市政府注意下大气力抓了技术引进之后的消化吸收。青岛市那时候采取的主要措施，就叫创“青岛金花”，目的就是要充分利用引进的海外先进技术，在充分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创出自己的名牌，实施名牌战略。因为名牌本身就是企业综合素质的表现，有了名牌就有了市场，就提高了企业和地区的知名度。这不单单是几个工业产品的事，而且关系到整个城市的美誉度，关系到城市的整体形象与核心竞争力。
当时之所以能有这样一种自觉的认识，还得益于我几年前的一次出国考察经历。记得那还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央以农业考察为内容，组织一个代表团出访美国，我参加了这个考察团。在美国考察时，美国的一个参议员和一个众议员听说我们团里有几位团员是山东的，就问我，山东在青岛的哪里，我只好告诉他们青岛是山东省的一个城市；他们就说：青岛城市美丽，青岛啤酒好喝！美国的参议员和众议员，按说层次不算低了吧，知识面也不能说不广，可他们居然不知道山东在中国的什么位置，更不了解青岛与山东是个什么关系。可是，为什么他们知道青岛呢？我回国后，反复琢磨这件事，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曾经驻扎在青岛，这座城市的美丽如画的景色留在了美国人的记忆里；再一个原因恐怕就是因为青岛啤酒，那时欧美国家的超级市场里，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中国商品，而青岛啤酒却几乎随处可见。受这件事的启发，我认识到，名牌商品就是城市的招牌、城市的门面；因此，必须狠抓名牌，通过发展名牌战略，不但可以提高青岛经济的竞争能力，而且可以大大提升青岛的城市形象和国际知名度。
那几年，我们按照这个思路，还真的搞了不少的大项目；譬如海尔、海信、照相机厂、红星电器、双星、碱厂等等，许多企业和品牌都是那时候起步的。所以，我那时也经常告诉同志们，要转变过去那种“不叫不到，不给不要”的工作态度，要把青岛的触角伸出去，伸向四面八方，要积极争取上面的支持。当时如果不是主动地找中央领导和主管部门领导同志反映情况，积极争取、反复争取，就不会有项目的落地，也就不会有后来海尔、海信的发展。
可以说，市委当时确定的创“青岛金花”战略，起点还是蛮高的，成效也蛮大。到了1988年，青岛市就有了近千种省级以上的优质名牌产品，其中有600多种是通过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后，开发生产出来的。通过技术引进，青岛市还研究开发出了100多种新产品，其中65种填补了国内和省内空白。那时青岛家电业的“五朵金花”：青岛牌彩电、琴岛—利勃海尔电冰箱，还有洗衣机、照相机和空调器，都是实施对外开放后引进技术的具体成果，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
青岛在对外开放方面有许多的优势，但是也确实有很多的制约因素，比如说，水、电、交通、通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那时候都属于弱项和“短板”，很不适应对外开放的要求，也严重制约了城市的发展。你想想，一个连用水都很困难的地方，谁还愿意来投资建厂？更不用说建设“宜居幸福”城市了。所以，要吸引外商来青投资，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回想我在青岛那几年，主要就是抓了两件事：第一是妥善解决了干群思想和局势稳定的问题；第二就是下大气力加强城乡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城乡投资环境。
当时摆在基础建设重中之重位置的，就数“引黄济青”工程了。这项巨大工程的建成解决了青岛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一直严重制约着青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那时候青岛经常闹水荒，人们被逼无奈，不得不琢磨出好多办法：一水多用，重复使用，洗完衣物的水留起来擦地，擦完地再用来冲厕所。
在节约用水方面，青岛可以说是全国大中城市的典范，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这也都是叫严重缺水逼出来的。人们千方百计地节约用水，在供水紧张时全市都采取供应制，每人每天只限量供应25斤自来水——洗、涮、吃、喝全都包括在里头。居民生活用水都这么紧张，工业生产用水受到的影响就更不用说了。
为了解决青岛供水极度困难的问题，几届青岛市委、市政府设想了许多方案，采取了种种措施。1985年7月，中央领导视察山东时，提出了建设“引黄济青”工程，从根本上解决青岛淡水资源短缺问题的设想。9月下旬，山东省在青岛举行了引黄济青工程可行性研究论证会。对这项工程，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也来考察过，他说，这项工程国家可以拿大头，山东省和青岛市都要拿出一部分，国家出5个亿，省、市合拿3个亿，各级分担一下，想干就把这个事情干起来，不想干就只好作罢。你想，青岛供水这么紧张，咱自己就是再困难，也得想办法挤出资金来，解决这个维系生活和发展的大问题呀！这项工程得到了山东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和支持，尤其是沿途各县农民对这项工程贡献巨大。当时工程占地每亩只付1250元，农民出工每个工日也仅付4元。1986年4月，引黄济青工程正式开工，1989年11月正式通水。从此，青岛缺水的问题得到根本性的缓解，对外开放和引进投资的环境有了极大改善。
由于青岛的对外开放在山东省属于先行一步，在发展外向型经济、出口创汇、引进先进技术等方面，起到了全省窗口和对内地的辐射带动作用；再加上之后在国家经济计划中实行单列，所以比较好地担负起了省委、省政府所赋予的山东半岛乃至全省对外开放“龙头”的使命，通过自身的快速发展，也有效带动了整个山东半岛的对外开放和繁荣发展。
中央和省委对青岛的工作一直都是非常关心、非常支持的。无论是对帮助青岛克服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困难，还是对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推进青岛对外开放，还有对青岛在国家经济计划中实行单列，省委的意见一直都很明确：一定要支持青岛，支持青岛的发展；青岛发展了就是山东发展了。
当年的10月中旬，国务院就下发了《关于对青岛市实行计划单列的批复》，并同意在青岛市同时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计划单列对于推动对外开放、搞活青岛经济，起到了难以估量的重大作用。青岛的对外贸易那几年发展得很快，主要原因就是实行计划单列和体制改革之后，外贸经营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1987年9月，市外经贸实行计划单列，1988年1月，青岛市又向国家进一步承包了外贸任务，这些都给青岛市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外贸易交往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记得当时青岛啤酒厂是青岛市第一个被赋予进出口自主权的企业；年底，青岛港的管理权限也伴随着青岛的计划单列，由交通部直接管理改为下放青岛市，由交通部和青岛市双重管理，再到全部下放青岛市、由青岛独家管理。青岛港务局的领导和同志们也不负众望，在改革和管理上大胆创新，在全国港口第一个打破了“大锅饭”，进行了港口管理体制改革，改革后的港口气象焕然一新，生产力得到极大的释放，港口吞吐量连续多年保持在全国前列。
在抓好对外开放的同时，或者说为了更好地发挥好沿海开放城市的辐射作用，市委还着重抓了对内的横向经济联合，突破旧的经济模式，努力在开放中搞活，在搞活中发展。到1988年底，青岛市已与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国务院的10个部，50所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建立了经济协作关系；与上海、天津、吉林、广东以及大同、太原等省市开展了物资交流及经济技术协作；与环渤海经济区15个市地，建立了金融、信息、旅游、商业、人才培训和广播电视等协作网络。从1988年底开始，青岛市每年召开一次城乡经济技术协作洽谈会，累计签订各类协议2276项，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青岛乡镇企业也充分发挥了“船小好掉头”的优势，积极作战，灵活穿插，努力寻找适销对路产品，种植、养殖、加工一起上，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1988年，全市乡镇企业的出口商品交货值完成6.2亿元，跃居全省榜首。
我一直有个深切感受，就是无论任何时候，大气候都是决定的因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一再强调：“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也是在小平同志倡导提议下，30年前又在办好四个特区基础上进一步开放了包括青岛在内的部分沿海城市。现在人们终于可以更充分地看到、感受到、享受到坚持对外开放的伟大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