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特殊的出国使命

刘吉德

刘吉德 ：1984年9月—1988年3月任青岛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1988年4月—1990年12月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青岛市分会党组书记、会长，现已退休。

1988年3月，青岛市贸促会经市政府批准单设机构，独立开展工作。同年9月又根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通知，开始同时使用“中国国际商会青岛商会”的名称。贸促会是半官方半民间的组织。由于它的特殊性、灵活性，使它可以绕开一些国际上比较敏感的问题，以民间组织的面貌出现，对外开展经贸往来。这为后来的赴韩国秘密考察提供了条件。

1988年2月，省委常委、秘书长高昌礼与省委政研室主任来青岛调研。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加大引进外资的力度，开创山东对外开放的新局面。2月2日高昌礼在八大关宾馆，以能否用民间方式与韩国开展一些经贸活动为题，专门召开了一个由青岛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座谈会。我（时任青岛市外经贸委主任）在发言中重点谈了如何以民间方式与韩国开展经贸活动的一些设想。我提出，要实现这些设想，最好能先去韩国看一看，一来了解一下韩国的情况，二来可以结交一些朋友，第三可以向韩国方面宣传一下青岛。我还说，如果领导批准，我敢去，我也有办法去。我可以找一位可靠的日本朋友或他的下属陪同我前往。高昌礼听了我的发言很感兴趣，表示可以研究一下。

当天下午，刘鹏书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高昌礼同志讲，对于如何与韩国开展民间经贸活动，你有一些设想，并有意去那里考察。他说，市委决定同意你去，由谁与你一起去，你自己决定，但这次去只能以你个人的名义，不能用公开的身份。能不能进去是个问题，进去后怎样回来也是个问题，他让我把各种困难都考虑到。当时我想，我们与韩国之间的贸易，都是转口的间接贸易，虽然韩国客商已有不少与中国大陆做买卖，但韩国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神秘的国家，政府之间往来绝对是一个禁区，此行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但根据我多年来从事外交和外经贸工作的经验及对韩国情况的了解，认为通过努力，一定能够找到解决的途径和办法。其实，我之所以敢向市委书记讨这支“令箭”，是因为我早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在我多年交往的日本客商中，有一位谷泰宏先生。他是东京丸一商事株式会社的社长，对中国非常友好，又是一位活动能力很强的人，同中国、苏联及朝鲜、韩国都有往来。他曾建议我多关注与韩国的交往，我相信请他或他的下属陪同我去趟韩国，他是不会拒绝的。

从刘鹏书记那里回来，我立即与谷泰宏社长办公室联系。办公室的一位小姐说：谷泰宏先生现在在香港，将于2月3日晚到达广州。得知这一消息，我便随即给刘鹏书记打电话，说我要去广州与谷泰宏先生面谈去韩国的事情。刘鹏书记表示同意，并再一次叮嘱我：记住，一定不要说是我让你去的，也不要说是市委、市政府让你去的，是以个人的名义去。我明白他的意思，因为当时两国没有外交关系，而朝鲜与韩国还处于紧张对立的状态，台湾还在那里设有“大使馆”，如果行事不秘，泄露出去，弄不好可能要酿成政治事件，谁也负不了这个责任，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我向刘鹏书记保证，一定稳妥行事，万无一失。

2月3日下午，我与市外经贸委的副主任科员（翻译）林成基乘飞机到达广州，当天晚上在谷泰宏先生下榻的中国大酒店见到了他。我们就青岛方面如何与韩国进行民间贸易，如何吸引韩国到青岛投资，以及通过什么方式和渠道可以以私人身份访问韩国一事，进行了深入的交谈。谷泰宏先生态度积极而稳重，答应回去认真考虑一下，并尽快派人去青岛与我商讨。在商谈中，谷泰宏先生提出，需要将此次商谈的内容写一个会谈纪要，并在纪要中写明会谈时有一位青岛市的领导人在场。我立即意识到，在当时中韩关系的状态下，谷泰宏先生对我的突然到访，虽然态度积极，但也心存疑虑，他是以此试探我的行为是否得到官方认可的。我不禁暗暗佩服谷泰宏先生做事的精明和稳重，接着回答“可以”，从而打消了他的疑虑（后来他在派员来青岛具体商谈时，再未提及写会谈纪要的事）。我们一直谈至深夜1点。

3月1日，谷泰宏社长派该公司中国部部长芦野俊郎和千叶炯子女士（翻译）来到青岛。我只带了担任翻译的林成基到汇泉王朝大酒店604房间与他进行了秘密商谈，达成了4项共识：一是关于保密问题。双方都认为保密是事情成败的核心问题。负责处理这项事务的人员范围要尽可能小一些。芦野先生说，谷泰宏社长对此事极为重视，已将此事列为公司机密事项之一，代号为008。为了更好地协助青岛方面尽早实现与韩国民间有关方面的直接接触，公司只有4人参与此事，也希望青岛方面把处理该项事务的人员限制在一定范围。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双方商定在通讯联络方面一律使用008代号。二是关于青岛方面以私人身份访问韩国的问题。芦野先生说，经与有关方面联系，确认青岛方面可以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时候尽快派人途经日本赴韩国秘密访问。届时东京丸一商事将派一高级职员陪同前往，并望青岛方面在确定了代表团成员后，及早将姓名、国籍、出生日期和简历通知东京丸一商事，以便及时办理出入境签证手续。他还提出为防止韩国方面产生误会而存有戒心，最好回避使用朝鲜语，而用英语或日语。三是关于在中国与韩国没有外交关系的状况下，如何实现民间经贸往来的问题，双方认为必须通过与双方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或地区，设立一个能够办理双方经贸结算的现地法人，货物可以租用第三国或地区船只在中国和韩国口岸之间直达运输，实现曲线交易、货物直达。

商谈结束以后，我起草了一份《关于派秘密工作小组赴韩国考察和开辟工作渠道的方案》，提出，此次工作要按政治和经济适当分开，既积极主动又慎重稳妥的原则，广泛联系和接触韩国各主要商社和企业集团，适时宣传和介绍我市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以及投资和贸易方面的政策法规，重点解决以日本和香港为依托建立贸易和投资渠道。秘密工作小组的国内出国任务批件，以赴日本经贸考察小组的名义派出，用普通护照。小组由4人组成。我以中日合资的华和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当时我也确实兼任这个职务）的身份任组长，准备携带一些介绍青岛情况的录像带和具体的经济贸易合作项目。报告提出，此次出国工作事关重大，任务艰巨，并有一定风险。因此，总的原则是，充分解放思想，既大胆灵活又慎重稳妥；对一些需要把握时机必须当即决定的问题，在无法请示国内的情况下，可以大胆及时地做出决定。报告送上去以后，刘鹏书记和郭松年市长分别于3月19日和3月20日批示，同意按此方案执行。

为了尽量少犯错误，在成行前，又就在韩国人面前怎样称呼其国家、在考察活动中遇上他们要在其国旗下与我们合影时如何处理等难题，专程到北京外交部亚洲司和外经贸部有关局找有关同志，用假设有人去韩国怎样对待这类问题的口吻，咨询了他们。他们都说，这事从未研究过，现在谁也无法回答。我之所以不如实说我要去韩国，是因为我知道在国家尚未做出明确规定之前，他们谁也不会批准我去的。我如果如实说了，被咨询的人不制止，我去后惹出了乱子，势必追查他们的责任。这样不告诉他们，惹出了乱子由我负责。这趟北京之行，我虽然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但在往返的旅途中，我思考出了自己的主张，就是遇到此类问题，采取回避的办法，回避用国家的名称，以城市名称代之，如汉城与北京、汉城与青岛、贵我双方等；如遇到要在其国旗下合影，就找个借口用婉转的语言挪个合适的地方再照。事后证明，我这个办法双方都很满意。我还发现，韩国方面对我们的情况比较了解，也很理解我们的难处。遇到了我们有难处的事，主动予以回避，使双方都很愉快。

1988年4月10日，我工作小组搭乘中国民航CA925次航班抵达东京。芦野俊郎和千叶炯子女士在机场迎接。由中国大连专程返回日本、准备陪同我们赴韩国的丸一商事专务董事国丸昭一也在机场与我们会面。次日，我们来到东京丸一商事株式会社会见了谷泰宏社长并讨论了赴韩国的有关问题，包括如何配合韩国接待单位，如何避开韩国新闻机构报道，公开何种身份和如何保证人身安全等。谷泰宏先生特别告诫我们，韩国新闻界对此类问题的报道很感兴趣，作为韩国政府也以中国主动与其接触为荣，因此应提高警惕。建议我们对外说是到韩国了解汉城奥运会筹备工作的。之后，工作小组一行拜会了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的中国室长藤野文晤先生，并同东京丸一商事株式会社的专务董事国丸昭一、社长室参与沟手达郎和千叶炯子女士共同落实了赴韩国的具体日程和细节。根据计划方案，我们将由国丸昭一、沟手达郎和藤野文晤陪同赴韩国活动。对方的接待单位是高丽合纤株式会社，是伊藤忠的老客户。藤野室长还表示，伊藤忠很高兴协助促成我方对韩国的访问，并愿意同东京丸一一道参与韩国向山东及青岛的投资事务。合作的领域可以广泛，包括合资、合作、补偿贸易和一般商品贸易都可以搞。他说，伊藤忠在中国已有9个办事处，为适应在山东青岛开展业务的需要，准备今年在青岛设立办事处，并想委托青岛办理有关手续。我向藤野室长表示，愿意以青岛贸促会作为伊藤忠在青岛设办事处的接待单位和通过市外经贸委为其办理有关批准手续。

4月12日，我工作小组在千叶炯子女士的陪同下，乘新干线列车前往大阪。之所以安排到大阪乘机去韩国，是因为我在东京有不少熟人，怕在东京机场万一有熟人看到我登上飞往汉城的飞机，就有可能泄密。次日下午3点，我们在韩国高丽合纤株式会社驻大阪事务所的工作人员高京锡和千叶炯子女士的陪同下前往位于大阪市市南区三津寺町的韩国驻大阪领事馆办理签证手续。在该领事馆，我们受到了总领事李敏浩的单独接待。李总领事对我方人员访韩表示欢迎，说我方人员访韩将有利于沟通两国间的经济贸易联系，并为两国间经济贸易的发展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同时，暗示了两国将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条件下，实现直接的经济贸易往来。他说，我们4人的入境签证，用另纸签证的办法办理，即按照护照的大小附设了一张活的单页，由其外交部的授权机关和授权人签字盖章后生效；持照人出境时，边防人员将这一单页收回。他请我们放心，护照上不会留下我们曾到过韩国的痕迹。在总领事与我们交谈的过程中，其工作人员破例到接待室当面给我们办理了入境签证。由此可以看出，我们此行是受韩国方面特别关照的。

4月15日12时57分，我由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藤野文晤和丸一商事株式会社国丸昭一陪同，登上了日航ル961次航班，于日本时间13时23分起飞，经过一个多小时飞行，于14时43分抵达汉城金浦国际机场。在机场一下登机桥，韩国高丽合纤株式会社的副社长李相运和一名身着便衣的边防人员便迎上前来，将我们引入一间休息室。他们替我们代办了入境手续，而后又带我们例行了海关检查。其间，那位边防人员对我们说：“韩国对中国很友好。”出机场后，我们见到了先期到达汉城为我们安排接待工作的东京丸一商事株式会社沟手达郎和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汉城支店支店长井出实等人。在他们的陪同下，我们驱车前往宾馆。当晚，韩国高丽合纤株式会社李相运副社长在汉城最高级的饭店“大苑阁”设宴欢迎我们。席间，双方亲切交谈，充满热烈诚挚的气氛。在我方人员到达和离开该饭店时，我注意到，周围明显地布置着警卫人员。后来，沟手达郎向我透露，我工作小组入境的全过程是由韩国安全部门周密组织的。

4月16日下午，高丽合纤株式会社会长张致赫会见了我工作组一行和陪同我们的日本朋友。张会长在对我们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后说：“中国、日本和韩国有着几千年交往的历史。近几十年来，中、韩两国没有来往，希望今后加强联系。你们这次来访时间仓促，但希望多看看、多了解一些情况。”在我向他们介绍了青岛的概况，并提出在石化和纺织方面的合作意向后，张会长说：“你的想法与我们完全一致，希望借这次你们来汉城的机会，把交换信息的办法和渠道建立起来；我们和伊藤忠有20多年的良好关系，再有与中国发展经济贸易经验丰富的东京丸一参加，相信一定能够成功。”

4月17日至22日，我工作小组通过接待单位的安排，先后参观考察了汉城、釜山、大邱、马山输出自由区、仁川港、起亚汽车制造厂、大农清洲纺织厂和高丽合纤株式会社所属的安养化纤厂、蔚山石化厂、庆山纺织厂等，拜访了韩国商工部和大韩贸易振兴公社（相当于中国的贸促总会）等政府机构。

在商工部接见我们的是副部长许南薰。接见时，我在讲明来意时说：“青岛是中国的沿海开放地区之一，同贵国是隔海相望的近邻，在历史上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后来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这种关系中断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这样长期中断下去，对双方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因此，双方都应采取一些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灵活变通的政策措施，绕过或者避开目前存在的那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打通双方拓展经济贸易的渠道。我这次到汉城来，就是想就这个问题同有关方面和企业进行一些探讨，希望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在相互了解、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贵我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许南薰副部长对我们的来访表示了欢迎，并希望我们多了解一些情况，促进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该部的通商振兴局局长蔡载亿和产业政策局局长朴云绪分别向我们介绍了韩国的经济情况，并就如何发展两地经贸关系互相交换了看法。

在大韩贸易振兴公社，接见我们的是该社社长朴英秀（曾任汉城市市长和釜山市市长）和该社理事长李元洪。朴社长说：“我国民间传说，在西海岸群山港，可以听到中国的鸡鸣声。韩国人对中国人的感情非常亲切。能与刘董事长见面感到荣幸之至。大韩贸易振兴公社是一个半官半民的机构，成立于1962年，对韩国经济的发展贡献很大。我社每年参加世界各地的展览会达130次以上，但一直没能参加中国的展览会，这样对双方都不利。卢泰愚总统最近说，韩国准备开发西海岸与中国发展贸易。我的看法是，同先进工业国家发展关系固然重要，但同韩国这样水平相仿的国家发展经贸关系会更有利。有人说，政治和经济不可分，但从我们与匈牙利的交往看，政治和经济是完全可以分开的。现在我们的社长可以访问其他共产党国家，但访问中国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愿借刘董事长来访的机会，密切两国贸促机构的联系，发展双方经贸人员的往来。我很希望能访问中国，会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会长。”

我对朴社长的接待表示感谢。对他希望访问中国贸促总会一事，表示愿意转达给中国贸促总会，并问他能否考虑以其公司董事长的身份访问青岛和北京，他表示可以考虑，但由于他是外交护照，不易更换，此事以后可继续商量。双方对如何发展经贸往来交换了一些看法以后，达成了以下四条口头协议：（1）双方共同为促进两地企业之间的经济技术交流和贸易往来努力工作，并积极创造条件定期交换意见，改进工作方法；（2）双方经常交流经济信息，互换资料；（3）为两地企业间开展经济技术合作提供咨询服务；（4）各自为对方代办邀请入境的有关手续并提供服务。

结合参观考察企业，我们同高丽合纤株式会社、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和东京丸一商事株式会社的代表，就一些具体的合作项目进行了商谈，并签订了备忘录和意向书。在此期间，鲜京公司从韩国商工部获得我工作小组在汉城的消息后，也主动赶到工作小组的住处与我们见面，表示愿意建立联系。并告诉我说：“你们送给商工部的介绍青岛情况的录像带，商工部已责成我们复制10套，然后由商工部分送各大企业。”大宇公司的专务董事李长水也专程赶来与我们见面。由此可见，韩国企业期望与我们发展贸易关系的心情也是迫切的。

4月22日晚，我在一家中档酒店以工作小组组长的名义设宴答谢韩国高丽合纤株式会社和陪同的日本朋友。该社会长张致赫和副社长梁甲锡、李相运、尹翊秀应邀出席。席间，张致赫会长强调发展经贸关系，应以平等互利为基础，同时希望同我们直接交往。我向他们表示，我方的原则是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我们愿意同该社直接进行经济合作与贸易往来，即双方认为需要同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和东京丸一商事株式会社共同合作的就几家合作，可以直接进行的就双方直接进行。宴会的气氛十分热烈。三方都为访问考察的成功而高兴。酒酣之际，还出了这样一个小花絮。在谈到各国的传统文化时，日本和韩国的朋友都说，他们国家的文化是从中国传入的，称中国是当之无愧的老大哥。但日、韩两国谁是老二，谁是老三，让我回答。为了使他们两方都高兴，我接着回答说：“是双胞胎吧。”大家听后哈哈大笑。

4月23日，是我们圆满完成了在韩国的考察任务回国的时间。我们在青岛启程前，对于怎样从韩国返回青岛，觉得有一个技术难题。如果仍然经由日本返回中国，我们没法办理从韩国再进入日本的签证。当时想了两个方案。一是在韩国购买经东京回国的联程票，在东京不出机场；二是到了韩国后到英国驻韩国大使馆申请去香港的签证，途经香港回青。我们到了韩国后，第二天便试探着到英国驻韩国大使馆申请去香港的签证，没想到他们三天就给签好了。4月23日下午，我们一行从宾馆到达汉城金浦机场后，为我们送行的藤野文晤、国丸昭一和沟手达郎三位日本朋友，发现我们乘坐的飞机是经停台湾中正机场的航班，因而对我们的人身安全有些担忧，提出让我们等有了直达香港的飞机再走。可是，当时我们在韩国的签证已经到期，如果等着乘坐直达航班，势必要办理签证延期手续，将增加许多麻烦，便向他们表示：“我有班机在台北机场降落后保障自身安全的办法，请放心。”藤野说：“这样，你们到达香港后，不管是什么时间一定要打回个电话。我们等你们安全到达香港后再离开汉城。”下午3点10分，我们登上了香港国泰航空公司经停台北飞往香港的班机。在飞机到达台北上空徐徐降落的那一瞬间，我们的心情确实有点紧张。但又冷静一想，为了保障人身安全，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坚决不下飞机就是了。飞机降落在台北中正机场后，我们仔细观察，没有发现异常，索性大胆地下了飞机。在机场的隔离区逛了逛，并在一处挂有“台湾省专卖事业管理局”牌子的办公房门前，各照了一张相，作为我们曾经到过祖国神圣领土——台湾的纪念。

当晚8时30分，我们乘坐的飞机顺利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专程从日本赶往香港的千叶炯子女士在机场出口迎候我们。到机场迎接的还有香港华青公司的于毅民、徐书海，华润机械公司的郑广佐和香港英邦公司的郭柏年先生。我们到达下榻的港岛跑马地华润机械公司招待所后，立即拨通了仍在韩国等候的藤野文晤、国丸昭一和沟手达郎先生的电话，告诉他们我们已平安到达香港，并就他们为我们一行的考察和旅行所做的认真、周到的安排和无微不至的关照，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至此，他们悬着的心也算是放下了。接着又拨通了郭松年市长的电话，向他报告了我们圆满完成赴韩国考察的任务，已安全抵达香港，并请他让秘书给我们四人的家里打个电话，转告他们，我们已回到香港了。

在香港逗留期间，我工作小组又先后拜访了韩国贸易协会（相当于中国的工商联）香港支部支部长金炫南、大韩贸易振兴公社韩国贸易馆（香港）馆长柳骏相、韩国大宇公司董事长金宇中和汉城国际贸易中心经理朱格先生，并访问了韩国现代、三星、鲜京、三养、高合等公司在香港的分公司，就发展双方的经济贸易往来交换了意见，并达成一些初步意向。

4月30日，我们乘广九直通车回到广州，并于5月4—5日分两批顺利返回青岛。回青岛以后，我立即将考察情况向市委、市政府写了报告，并将我们一行对今后如何抓住机遇、开展对韩国贸易、加快引进韩国企业来青岛投资，谈了几点感想和建议。

这次秘密赴韩国的特殊使命，虽然充满了曲折和冒险，但总的来说还是相当顺利的，基本达到甚至超过了预期目的。

我们回国不久，6月11日，以韩国高丽合纤株式会社副社长梁甲锡为团长的首批韩国企业考察团一行6人，在日本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中国室室长藤野文晤和东京丸一商事株式会社专务董事国丸昭一的陪同下应邀访问青岛，双方就一些经贸合作项目进行了洽谈并签订了备忘录。

10月24日韩国喜金星集团总裁李宪祖一行6人对青岛进行访问，了解青岛的经济情况，探讨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及途径。10月28日，韩国釜山商工会议所与中国国际商会青岛商会在青岛签署了《中国国际商会青岛商会与釜山商工会议所合作协议》。10月29日，以韩国韩宝金属株式会社董事长朴尚圭为团长的中小企业家访问团来青岛考察。11月5日，以社长金民济女士为团长的韩国盛世株式会社访问团访问青岛。11月29日，韩国汉城及中部地区染纺公会考察团对青岛进行经贸合作考察……据统计，自我们秘密赴韩国考察归来至当年年底，由青岛贸促会接待的韩国来青岛访问考察的团组即达35个300多人次。其间，中国贸促总会在其主办的《对外活动简报》1988年6月23日第44期上，专门刊登了青岛贸促会取道日本对韩国进行秘密考察的情况，对我们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市委政研室在其内部刊物上印发了我撰写的《关于同韩国开展经济贸易活动需要注意和进一步明确的几个问题》。这些，都引起了从事外经贸工作的部门和工作人员的广泛重视，对当时与韩国的经济交流活动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随着青岛市对韩国招商力度的增大，自1989年开始，一些决心大、行动快的韩国企业——托普顿电器、韩菊胶带、茶山人造首饰、振亚玻璃制品、交河塑料和三庆金属等，在青岛贸促会的倾力协助下，陆续在青岛落户，并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他们的成功，在韩国引起强烈反响。《韩国经济新闻》以“在中国建立韩国工业区”、“韩国企业的投资市场——青岛”为题，《朝鲜日报》以“青岛托普顿”为题，报道了在青岛的韩国企业投资情况，称青岛“确为韩国企业投资建厂的最适合的基地”，“托普顿电器有限公司是韩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建厂的一个成功典范”。这些报道在韩国引起极大的关注，产生了“滚雪球”效应。此后，韩国企业来青岛投资呈几何级数增长。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991年4月7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驻韩国代表处对外开业，1992年8月24日，中韩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中韩经贸往来揭开了新的篇章。在青岛市政府为中韩建交而举行的庆祝宴会上，俞正声市长一见到我，便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不愧是开拓和发展青岛与韩国经贸往来的鼻祖。”尽管这句话似乎有点半开玩笑，但我觉得这是对我的最好褒奖。1993年12月14日，青岛与韩国大邱市正式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1994年9月12日，韩国驻青岛领事馆正式开馆。坚冰已被打破，航向已经明确，中韩经济贸易的航船正乘长风破万里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据青岛市外经贸局的统计，截至2007年底，韩国在青岛的投资企业已达9932家，占全市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的48.8%，占山东省韩国投资企业总数的53%，占全国韩国投资企业总数的25%；其实际投资额已达117亿美元，占全市外商投资总额的42%，占山东省韩国投资总额的53%，占全国韩国投资总额的28%。每当看到这些鲜活的统计数字，我都由衷地感到高兴。 fjJtRBh8uINQM6lFKD132wRbRLi4tFE86CvnNNmZ/i4Yf98oUUCm7HGZzZczG/x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