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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森林 口述
陈俊凤 卢荻 陈宪宇 整理
朱森林 ：上海川沙人，1930年10月生。1981年起，先后任广州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市委常委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广州市委副书记兼市委党校校长、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1985年后，任广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1988年后，任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广州警备区第一政委。1991年后，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1996年后，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四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三、十四、十五大代表，七届、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采访者 ：广州市经济体制改革以放开市场和物价为突破口，取得明显的效果。当时决策过程是怎样形成的？在实施过程中曾遇到哪些阻力？
朱森林 ：广州的价格改革有个过程，有一些是前任搞的，从梁灵光到许士杰、叶选平，后来才是我。习仲勋一到广州，就知道广州供应匮乏，“四季如春没菜吃，鱼米之乡没鱼吃”，怎么得了？所以很自然就想从供应问题上做文章。当时有一件事对习仲勋同志刺激很大：市民把兑现不了的鱼票（五角钱）寄到他那里，仲勋同志很有体会，就从副食品、蔬菜开始放开价格，蔬菜价格放开牵连到其他价格。所谓价格放开就是要利用价格杠杆调节农副产品价格，解决物资供应不足的问题，当时广州虽没有把它放在价值规律这个高层面上来认识，但是实际的操作是按价值规律来办的。当时蔬菜是统购统销，每亩种多少，多少上市，完不成任务受处罚。农民为了完成任务，拼命增产，讲数量不讲质量。如通心菜只有三分之一能吃，“可食率”一时成为专有名词。
价格放开，与群众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从化县任革委会副主任时，对此深有体会。广州当时要求过年供应每户一只鸡，各级供销社要保证负责把鸡收上来，上交到市里，然后供应市民。为完成任务，我与供销社人员一起拿着秤和鸡笼，跑到农户家去收购。因为收购价低，农民不愿卖，卖也是卖瘦鸡。两者因此关系紧张，闹得“鸡飞狗走”。
价格改革是逐步推进的，当时还没有上升到理论上。广东经济学家卓炯特别提倡价值规律，我们在操作时注重实际，慢慢地形成一套办法，这办法在广东是最早的。广东改革不是先从农村改革开始而是先从城市价格放开开始的。1978年芳村最先放开河鲜、蔬菜、塘鱼价格，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召开，这是广东最早的改革。1981—1983年，全市蔬菜、塘鱼、水果等价格陆续放开。到放开猪肉价格时，政府采用补贴方式，把市民因价格上涨造成的损失补回一些。为什么说广东是价格放开最早的省份呢？国务院领导在广州流花宾馆主持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鹏副总理和全国各地的代表。广州市在会上介绍价格改革情况，当谈到放开蔬菜价格时，李鹏同志说，这个方法在广州看来是成功的，但要在全国推广很难。我在会上有个汇报材料，提出不是所有品种都放开，先是塘鱼价格放开，接着放开部分蔬菜价格。1984年11月，广州蔬菜价格全面放开，价格上浮，加上天气影响，菜价上涨较大。市民情绪波动，反映强烈。有人说怪话：“形势大好，白菜三毛。”（原来5分钱一斤）有些人甚至写信告到中央，震动了中南海。我听许士杰讲，中央领导曾亲自打电话来广东询问情况。但长痛不如短痛，广东和广州不顾“阵痛”，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成功实现了价格“闯关”。经过一段时间放开价格之后，价值规律发挥了杠杆作用，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副产品普遍增多，价格逐步回落，并日趋稳定。不仅农民增加了收入，市民也得到实惠。广州价格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全国反响很大。
采访者 ：这一阶段以市场为取向，进行价格改革，您主要抓了哪些工作？
朱森林 ：1983年后，我分工管经济工作部、统战、宣传、工青妇和政策研究室，兼了一段时间的市委党校校长。1984年下半年，兼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经济工作部也是从思想工作、干部管理方面管。具体经济工作由叶选平负责，我主要管开发区。
刚才讲的关于蔬菜价格改革，农民有自主权等方面，我曾带市委政策研究室一些人到芳村做了调查，认为应该给农民种植自主权，否则农民就不能发挥生产积极性。调查后，我向许士杰同志汇报过。后来，市委在这方面特别是生产自主权方面让农民放开经营。主要是三放开：“放开任务，放开价格，放开流通渠道。”
采访者 ：在决策过程中曾经遇到什么阻力与分歧？
朱森林 ：刚搞价格改革时，由于物价上涨，部分市民难免会有反应，中央也关注此事。但我们领导班子里面没什么问题，思想也比较一致，就是要改善群众生活，一心一意搞好经济。
采访者 ：您是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创办者，请您谈谈当年的创办过程以及曾遇到哪些主要困难？如何解决？
朱森林 ：1983年5月，广州市领导班子进行调整。1984年4月，我开始接手筹办开发区，直至1985年5月任代市长为止。但在我担任市长、市委书记时，一直都关心和支持开发区的建设。
这里，我想说明一下举办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由来。
1984年1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到广东等地视察。他肯定了广东的建设成就，肯定了试办经济特区的路子是对的。邓小平回到北京以后，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些领导人座谈，讨论进一步办好特区和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的问题。他指出：“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并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邓小平的倡议，得到在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致赞同，认为这是中国继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战略措施。
根据邓小平的倡议，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于3月26日至4月6日在北京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确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在扩大地方权限和给予外商投资者若干优惠方面，实行一系列放宽的政策和措施，改革现行的管理制度，以增强对外经济活动的活力，并允许有些城市可以划定一个有明确地域界限的区域，兴办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集中举办中外合资、合作、外商独资企业和科研机构，使之成为发展中国对外技术合作的“窗口”和基地。这是加快对外开放步伐的又一战略决策。
广州被列为沿海开放城市并举办经济技术开发区，不仅可促进广州自身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将可起到全省中心城市和带动整个华南地区经济腾飞的作用。市委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因此给予高度的重视，着手筹办开发区。
我曾向市委书记许士杰表示想管经济。许士杰说：“既然你想搞经济工作，那你就去筹备开发区吧！”1984年4月26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筹备小组成立，由我兼任组长，对开发区的选址、总体规划、近期计划、引进项目选择以及机构组建等，制定了工作方案。6月9日，市委、市政府批准成立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由我任管委会主任，石安海、缪恩禄任副主任，陆续抽调干部，实施兴建开发区各项计划。
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很关注开发区的创办。关于选址，是仲夷、士杰同志到现场考察后确定的。我们把开发区选在黄埔区横滘河南边的一块三角地，界线明确，像特区那样便于管理，面积又不突破10平方公里，十分理想。经省、市领导和经济、金融管理、规划、建筑、工程技术等方面的专家反复比较和论证，确定开发区选在黄埔区东缘、珠江和东江干流交汇处。
6月8日，国务委员谷牧在任仲夷和我的陪同下，视察了广州开发区的选址，听取了制定《广州开发区规划大纲（草案）》的情况汇报。6月9日，谷牧在广州珠岛宾馆听取广州、湛江两市负责人汇报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说，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不能再搞一般的引进加工业，而要搞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工业，“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地点，选得还可以，不过不要急于求成，全面铺开，要一小块一小块地搞”。
7月23日，广东省政府组织有关部门的负责人60多人到现场勘察，审议了规划大纲。8月，经省委、省政府批准，《广州开发区规划大纲》作为广州市总体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上报国务院审批。12月5日，国务院批复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广州市对外开放工作的报告》，同意广州市在抓好老企业技术改造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位置定于黄埔区东缘、珠江和东江干流交汇处，总面积为9.6平方公里，首期开发夏港两侧，面积2.6平方公里。
开发区地理位置优越，离广州市中心32公里，南与番禺莲花山隔江相望，西与五山、石牌高教科技区相邻，东南毗邻港澳，水路直达香港为88海里。这里地势平坦、开阔，有大片土地可供开发利用，水陆交通便利，拥有铁路、公路、海运、空运等多种交通条件。黄埔发电厂就在附近，东邻有东江新塘水厂，可提供充足的生活、生产用水，南端的黄埔港及其新港是我国重要的出口港之一。开发区有着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市场条件。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兴办宗旨和建设目标是：从广州市经济结构的特点和优势出发，引进国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引进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引进专业技术人才，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为全市、全省和内地企业的技术进步服务。开发区的建设项目强调技术的先进性和现代化水平，其目标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花园式的科技、生产、经营相结合的新技术工业城区，成为广州引进、消化、推广和开发新技术的基地。
开发区按照不同的功能，划分为南围综合区、港前工业区、东基工业区、西基工业区、北围工业区和云埔（东）区等六个小区。
为加快开发区的建设速度，国家和省、市有关部门陆续在开发区内设置派出机构，为国内外的投资者提供业务上的方便。银行、海关、边防检查、商品检验以及工商登记、税务等在区内设立办事机构，开展业务。根据国家有关扩大自主权的规定，开发区为前来投资、合作和进行贸易活动的国内外人士、企业提供一系列的优惠待遇。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根据市政府的授权，参照经济特区的规定，审批外资引进项目，为投资者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并按照有关条例、法规保证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开发区在立法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在省、市有关部门的支持帮助下，先后拟订出开发区暂行条例以及技术引进、土地管理、工商税收、企业劳动工资管理、企业登记管理等7个规章草案，上报市人大或市政府审批后颁布施行。
1984年12月28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典礼。广东省、广州市、广州部队的负责人以及中外来宾3000多人出席了奠基典礼，正式揭开了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序幕。
采访者 ：我们曾看到一些材料，说您当年拎着几个公章，带着几个人，就到黄埔开发区白手兴家。
朱森林 ：这是文学家的写法。去开发区时，确实有这么一个形象的说法。因为当时没有办公地，我要求市总工会把坐落在此的海员俱乐部让给我们使用。办开发区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任务与权力，赋予什么政策，启动资金的来源。开发区基本上是参照经济特区的模式，有较大的自主权，即相当于市一级的管理权。正局级干部市里批，副局级干部开发区管委会批，政策相当于特区的政策。梁灵光省长很重视开发区建设，省政府专门拨款3000万元作为开发资金，且不能作其他用途。后来各省凡是搞开发区的人到广州开会，都很羡慕，说广东省政府真是支持开发区建设。接着是规划用地，那里是一片蕉林、蔗田，我们与农民协商，每亩出2万元征收。由于土地是冲积地，软土层很厚，只好用抽沙填土方式解决。后来又从市里调来了一批干部，解决了许多方面的问题。
开发区的做法是：在起点、布局上以高新技术为主。但有的不是高新技术项目，只要能积累资金的项目也上。从这点来看，是实事求是的。
搞“依托工程”，所需人才、技术通过市里解决，强调市里各个局、公司引进项目时，把重点放在开发区，要求每个工业局都在开发区布一两个项目。开发区搞得最好的项目是宝洁公司等，后来曾一年交税10亿元。最早的一批项目是搞易拉罐、可口可乐、钢隔板、厨具等，当时技术含量高的是制造人工心脏瓣膜。现在开发区还创办了一个“留学生创业园”。
创办开发区，一是从实际出发，二是依托“母城”。规划道路，兴办各种基础设施都做得很好。当时广州开发区9.6平方公里，大连、天津开发区60平方公里，苏州的更大。现在广州开发区也扩大到萝岗、增城永和，有100多平方公里。
总的来说，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是顺利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开发区交流经验时，认为“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开发区做得较好。2003年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GDP达400多亿元，财政收入80亿元。2004年增长幅度更大。
采访者 ：20世纪80年代广州市在调整产业结构，进行技术改造，促进“广货”更新换代方面，有哪些突破性的进展？
朱森林 ：结构调整上，要求轻工业做大做强，发挥原有的优势；重工业也摆到一定的位置，老的进一步改造，新的打基础。把推进改革和调整结构结合起来。我直接抓的是广州国有企业改革，企业承包责任制，激活企业活力。几个大厂逐个开会落实，如广州钢铁厂、广州重型机器厂、广州纸厂等。我亲自带队组织工业管理部门、财税部门去落实经营承包责任制，特别是广钢，引进粤海资金，享受中外合资企业的待遇，使企业活起来。这几个厂后来发展很快。
结构调整中，如何把广州轻工业企业优势发挥出来是关键。具体来讲有“三大件”：手表厂引进瑞士技术，自行车是“五羊”，缝纫机是“华南”，作为当时的“三大件”有一定的优势。
纺织方面，除了第一棉纺织厂是老厂，第二棉纺织厂是新厂，在上海市委书记任上的江泽民同志到广州参观时曾专门到二棉参观。广州纺织业特别是针织业在全国领先。此外我们特别关注珠江钢琴厂的发展，鼓励他们把这个“独生子”发展好，现在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钢琴企业。一度成为广州旗帜的是广州味精厂，该厂落实岗位责任制，加强企业内部管理，降低企业成本，是当时广为宣传的一个突出典型。
广州白云山制药厂也很好，赵紫阳、许士杰同志都到厂视察过，白云山制药厂还一度成为农工商企业旗帜。
新的珠江啤酒厂搞得很好。在我任期内时它开始建厂，投产时我参加了，现在啤酒厂产量规模很大，达60万吨，投产时才15万吨。北有青（岛）啤，南有珠（江）啤，可见珠啤在全国影响很大。
重工业方面，除抓好广州钢铁厂的技术改造外，另一个是广州石油化工总厂的扩大规模和上乙烯工程。广州最早提出上乙烯，茂名也提出上。当时我们提出依托原来的广石化上乙烯，国务院也表示同意。上了以后，以广石化为依托，广州与中石化联合投资。我调省里工作后，广州市提出石化由广州办，广州乙烯变成自己投资，但因为融资困难，建设周期长，加上市场不太景气，这样乙烯一投产就出现亏损。
汽车工业方面，广州引进了法国标致汽车。但标致存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情况。先天是：国务院批准兴办三大、三小汽车工业。广州是三小之一，原是搞农用车，带拖斗，开始组装时还不错，后来国产化拖延，发动机过时。在经营思想上，标致公司要求省政府下命令，全省所有出租车都用标致车，这办不到。因为市场经济，要讲竞争，它没办法，就退出了。到后来，由于有了五羊本田摩托车的成功，在黄华华、林树森同志进一步促进下，广州与日本本田公司合作生产汽车获得成功。本田提供最新技术和设备，在广州投资建厂。目前本田在海外的企业中最好的是广州本田。广州市把汽车工业作为支柱产业是对的，汽车工业不能放弃。标致作为一个失败的典型，但也是广州的一个起点，这为后来的成功积累了经验教训。
从叶选平同志决策到我接手继续，广州把花都的珠江水泥厂作为建材业的一大项目（120万吨水泥厂）搞了起来。原来广东高标号的水泥厂除了西村水泥厂外产量都不大，不适应发展需要，省里在云浮建了60万吨水泥厂，广州也下决心搞大型水泥厂，这个路子是对的。
发展轻工业没有重工业做基础不行，轻工业的装备要靠重工业。广州轻工业生产里速食面生产线在全国领先，开始是引进生产线，到后来自己制成了生产线，做得也可以。
采访者 ：20世纪80年代广州经济发展速度曾一度低于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区，原因何在？广州市采取了哪些对策？
朱森林 ：这是较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六五”、“七五”期间，从统计数字来看，广州经济增速低于珠三角其他地区。“六五”期间，广东GDP年平均增长15%以上，广州增长13.68%；“七五”期间，广东GDP年平均增长12.3%，广州增长10.83%。对这个问题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从纵向来看，广州和省相比。一是从横向来看，广州与全国其他大城市相比。
先从横向看：与全国十大城市相比，大城市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1980年，广州经济实力综合指数在全国十大城市中排第六，居中下水平。1992年，广州综合实力跃居第三位，仅次于北京、上海，超过了天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第一。我从1987年下半年到1988年，提出了一个口号，内部做工作，对外不宣传，即“超天津”。当时市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时，发了有关天津的一些材料。经过几年努力，1992年终于超过天津。横向之间有许多可比处，这样比较有说服力，因为体制、机制和财政负担等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
从纵向方面来看，广州在发展速度上低于珠三角其他地区，落后于全省，原因有以下几个：
一是计划经济的影响，改革难度比较大。广州国有企业数量多、比重大，改革难度也比较大，因此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也大。
二是财政负担重。在投入上资金紧张。广州财政收入分配是三分之二上交，三分之一留下。财力用于扩大投资规模等方面受到限制。以1980年为例，全市财政收入15.53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收入最多的，上交10亿元后，留下才5亿多元；到1990年，上交60%。从90年代起，市财政可支配收入减少6亿多元，连续出现财政赤字。老城市负担比较重，但还要上交给省，支持其他地方。当年全国搞计划单列市时，广州提出财政上搞单列，但省里没有同意。全国单列市财政都单列，唯独广州不是单列。
三是城市建设中基础设施欠账多，影响城市发展。电、气、学校、医院、居民生活等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城市气化率不到7%，电力供应开三停四，开四停三，电力严重不足。
四是在信贷资金管理上不灵活，管得较死。省内连续几年都是贷款大于存款，特别是珠三角其他地区，而广州正相反。一方面管得死，另一方面思想不解放，所以对广州的评价是“守法”。有报纸专门登载15个城市交流信贷经验，说广州是个“守法户”。珠三角其他地区的领导则采取“既不当守法户，也不当违法户”，专打“擦边球”。“六五”、“七五”期间，广州在利用外资上落后于珠三角其他地区。它们利用外资，搞“负债经营”，加快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也留下了后遗症，不良信贷资金多。信贷资金要形成“借用还机制”。不良资产多，是一个大问题。
另外，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多少影响了广州，虽然影响不太严重，但还是有，广州作为省会城市，受冲击比珠三角其他城市大。相比之下，珠三角其他城市发展有以下优势：计划经济影响小，思想解放程度高，对外开放程度高，经济结构灵活性、机动性比广州强。珠三角这些城市用“三来一补”形式引进外资，负债经营规模大。1990年贷款1265.7亿元，多于存款600多亿元。地缘方面，珠三角周边土地广阔，使用率高，成本低，地区优势明显。
针对广州发展速度落后于珠三角其他地区，广州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强调“敢”字当头，水路不通走陆路，陆路不通走山路。二是对广州进行再认识，通过全市干部大讨论，认识广州的特点、优势，制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战略，这是对广州再认识的产物，对广州发展起了导向作用。三是学习珠三角其他城市，如利用外资的八个方法，合厂合资，厂房租赁，易地改造，一步到位等。
采访者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期间，广州市采取了哪些应变措施？事后，在稳定广州，坚持改革开放方针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朱森林 ：开始，广州一些学生响应、支援北京的政治风波，后来发展到5月16日到省政府门口静坐。直到6月初，最紧张的是堵海珠桥。一些工人同围堵的学生理论，要求通过上班，经劝说，学生撤走。
风波期间，广州也发生了一些事件，但比起北京，规模小，程度轻，再加上省委、省政府积极做工作，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激化。处理这个问题时，在省委的领导下，市委、市政府领导都站在第一线做工作，具体做法是：
一、一开始，市委就明确要求领导干部做好教育工作。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这时，广州正在召开市、区（县）、街道（镇）党委三级书记会议。我主持会议，作动员讲话，组织与会干部学习这篇社论，认识到这是一场动乱，应该制止。领导干部要做好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思想工作。
二、对学生教育。对省属、市属高校，大家分头做工作，省里由高校工委负责，市属高校（广州大学、广州医学院、广州师范学院等）由市里负责。5月2日，团市委和市教委在广州医学院举行市属高校学生纪念五四运动座谈会。我和张汉青、刘念祖等市领导以及市教委、团市委负责人，与广州各大专院校的部分学生，就如何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如何对待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等进行了坦诚的对话。我在会上指出，广东学生能珍惜学习时光，不做不利于安定团结的事情，是因为思想觉悟高。当时《广州日报》在头版刊发了相关报道。
三、坚持不激化矛盾，积极疏导。大家执行了“避免激化矛盾，耐心细致做学生工作，不搞严重对立的政策”。5月16日，学生围省府，武警手挽手，排成三排连在一起，后来只排成一排，最后隔一米放一张凳子坐上一名战士，学生也没有直接冲击省政府。5月16日那天晚上下大雨，我们用广播宣传，劝大家不要淋坏了，要大家回去，经动员，绝大部分学生陆续回校，只剩下46人。由于雨大，而学生身体弱，担心他们淋坏了，省府送去姜汤、食物，有的学生感动得流泪了。
四、落实责任制，在做好学生工作的同时，管好机关、工厂企业的工人队伍，堵住串联。针对政治风波，市委派出大批领导干部到基层尤其是学生中做思想教育工作，避免激化矛盾；针对特殊情况，采取特殊措施，坚决制止。同时，研究北京的情况，结合广州实际，采取措施。
5月20日下午，市委召开局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市长杨资元传达了省副厅级以上干部会议精神，我在会上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学生及居民群众认真学习李鹏总理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提高对当前形势的认识，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要求坚守岗位，确保全市工作、生产、生活和学习秩序；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遵守党的纪律，做维护安定团结的模范。
中央准备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时，要求林若、叶选平、谢非（三人是中央委员）和我（候补中央委员）表态。我们联名给中央发了电报。
风波期间，我们布置广州警备区，组织民兵护厂。公安机关维持好秩序，布置好一定的警戒线，避免一些人从中作乱。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宋恕忠更是出了大力。有几次，我到公安局看录像，了解学生围堵的动态。
风波之后，广州仿照北京，以市政府名义发布公告，取缔非法组织。
我认为，在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中，广州市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坚决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省委、市委的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界人士、公安干警、民兵、驻穗武警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以及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全市保持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政治、经济局面。全市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治理整顿工作得以继续顺利进行。
采访者 ：这场政治风波发生后，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采取制裁政策，导致广州的宾馆客源稀少，经济疲软，市委、市政府在坚持改革开放方针上采取了什么措施？
朱森林 ：当时，在广东的外国人很少，由于广州的外国人撤走得不多，感觉没什么变化。如珠海的日资企业佳能，就认为这场风波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不但不撤资，反而扩大生产。由于风波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外商投资持观望态度，外资银行信贷也是如此，像广深高速公路，原定的融资计划搁浅了，只好停下来，直到1992年才重新启动。
1989年是我感觉最糟糕的一年，年初安了心脏起搏器，年中发生政治风波，身心比较疲累，年尾又做青光眼手术，真是多事之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