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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灵光 口述
卢荻 整理
梁灵光 ：1916年出生，福建永春人。1980年11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3年3月任广东省委书记、省长，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1985年任广东省委顾问委员会主任。1988年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6年2月逝世。
梁灵光在主持广州工作期间，大力搞活流通，放开市场，改革外贸体制，推进市政建设，改善投资环境。任广东省省长期间，他推动广东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率先提出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的构想，积极落实侨务政策，推动广东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率先进行物价体制改革，推进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设，为广东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笔者于1993年至2005年间，曾在广东省政府贵宾室、梁灵光同志家中和从化温泉宾馆等地，数十次采访梁灵光同志，请他回顾广东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现根据梁老多次谈话记录，选择有关他讲述主政广州期间的主要工作事务，整理出这篇谈话录。
卢荻 ：梁老，在改革开放初期，您曾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3年初任广东省省长，1985年之后任中共广东省委顾问委员会主任，是广东改革开放初期的重要参与者与见证人，现请您回顾一下这段辉煌灿烂而又艰难曲折的历程。
梁灵光 ：1979年4月，中央赞同和支持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同志代表省委提出的建议，决定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同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广东、福建两省省委的报告，正式批准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先走一步，并试办四个出口特区。
“特殊政策”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外汇收入及财政实行定额包干、五年不变的办法；二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物资、商业实行新的体制，适当利用市场调节；三是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管理权限；四是试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出口特区（后改为经济特区）。
我是1980年11月跟任仲夷一起到广东的，那是因为中央决定将习仲勋和杨尚昆同志调回北京去，另有任用，让我们两个接替工作。那个时候刚好是广东改革开放起步，1979年习仲勋到北京去要求搞特区，到了1980年年中，全国人大通过广东的特区条例，那两年其实是准备阶段。我们能够参加广东的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当然也是亦喜亦忧。喜呢，这是改革开放很难得的一个机会，能够参加这个工作，自己能够经受锻炼和考验，是个好事，说明中央对我们两人的信任，所以才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关头把我们调到这里来，让人很受鼓舞。另一方面我们觉得困难比较大，最大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搞改革开放，小平同志说，国内没有这个经验，国外也没有这个经验，那么要靠自己，要靠在中央的支持下来闯，就会有很多问题。另外我们来之前中央也对我们介绍情况，广东那个时候经济条件并不很好。我也前后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发现广东经济排在全国的中游以下。过去衡量经济是以工农业总产值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后来才改成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生产总值在1979年全国人均636元，广东才526元，平均数比全国差了17.8%。
1980年11月中央调习仲勋、杨尚昆回北京，由任仲夷和我接替他们的工作，11月8日我们抵达广州。
临行前，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万里、韦国清、姚依林、谷牧等中央领导同志先后接见我们，并做了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讲话。小平同志跟我们谈了一个多钟头，他有几句话我记得很牢：“特区不仅仅是指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而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我们搞特区，国内国外都没有经验，还要摸着石头过河”。他的意思就是要一切经过实验。以前他还说过：“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这些谈话增强了我们的决心和信心。中央文件中提出，做好广州的工作，等于做好广东的50%。
卢荻 ：您以前了解广东吗？
梁灵光 ：不了解。我以前只来过一两次，对广东很不了解，只知道当时中央决定对福建、广东两个省实施特殊经济开放政策。
卢荻 ：您到广东履新之前做了哪些调查研究工作？
梁灵光 ：为了解广东省情，我们前后做了一些调研工作，发现广东经济存在一些主要问题，如广东经济在全国居中下游水平，1978年（含）以前连续14年发展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电力紧张，工厂一般每周开四停三；交通不便，铁路少，公路质量差，渡口太多；电话不灵，群众说“广州有一怪，骑自行车比打电话快”；物资缺乏，市场紧张，1981年居民生活还要46种票证，每人每月发0.5元鱼票，还不能全兑现。好一点的香烟买不到，有人于是写了首打油诗：“中华大地无中华，牡丹四季不开花，前门香烟后门卖，凤凰几时到我家”（指四种一级烟）；文化教育水平不高，万人中拥有大学生数排在全国第十八位，仅有一个学部委员（院士）。
但广东也有它的优势，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中央的指示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广东最大优势；地利，毗邻港澳，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交通运输、旅游的中心，轻工业也有一定基础，广东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人和，当时香港有粤籍同胞400余万人，海外华侨华人2000多万人，归侨、侨眷约1200万人，共3600多万人，若争取到他们的支援将是一种难以估计的力量。
卢荻 ：您是怎样正确处理省、市关系这一老大难问题的？
梁灵光 ：根据中央的安排，仲夷同志主要抓省委工作，我以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着重抓广州市的工作。当时，中央有份文件提到：抓好广州市也就等于抓好了整个广东的一半。刚解放时，广州市是直辖市，后来归省管辖，但市里各部门的领导资格大多比较老，有些不太服气，因此，长期以来，双方的关系不是那么协调。我和任仲夷来广东前，中央领导同志专门同我们谈到了广东的省、市关系问题。赵紫阳说：省要支持广州市，把广州市的工作搞好；韦国清说：广州市和省的矛盾一直没解决，省对市不要抠得太紧，要给市里一些外汇分成；万里说：要多给市里一些权限，广东如果把广州市的工作很快地搞上去，就解决了主要的问题。根据上述领导人的指示精神，我要求广州市委的各级领导应该主动与省里搞好关系，要对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多请示、多汇报，以争取更多的支持。对兄弟地区、兄弟部门，也要讲团结、讲风格、讲协作，热情相待，互相支持。至于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小平同志说：“广东的情况很复杂，老案不要再提了，搞不清楚，过去的事就算了。当然，历史问题完全不接触也不行，但要粗一点，彼此照顾一下，不要再纠缠了。只能用这个办法，要引导大家向前看。”我和任仲夷表示：一定遵照小平同志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妥善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省、市团结协力，搞好广东的工作。
到广东上任之后，任仲夷经常在会上说，“我们来广东开展工作，不谈过去，主要看现在，看表现，看将来……”即要看大家对中央“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认识和贯彻程度。我在广州市也反复强调这点，要同志们摒弃前嫌，摆脱偏见，跟上大好形势，要搞“五湖四海”，以团结为重。由于我和仲夷等省委其他同志注意密切合作，搞好团结，从而化解了过去的一些不团结因素，调动了方方面面的积极性，齐心协力搞好经济建设工作。
卢荻 ：您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统一认识，清理批判“左”的流毒和残余上，有什么举措？
梁灵光 ：纵观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的社会变革，不难发现每一次的变革都是以思想解放和更新为先导的。我们是肩负改革的艰巨任务南下的，要开创出一个新局面，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更新人们的观念，反对僵化，进一步解放思想，即古人说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从1981年4月起，我在广州市专门组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内容是清理批判“左”的流毒和残余，统一大家对“四化”建设的认识，增强使命感。参加这次学习的有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和各个战线的主要负责同志。我们前后大约开了11次的学习讨论会。会上，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纷纷联系本部门、本行业的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5月26日，在市委常委的学习会上，我就此做了长篇发言，从“左”的思想产生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历史根源、思想根源等方面来分析它对我们当前工作的危害，我对同志们说：20多年来，“左”的错误长期居于支配地位，是全局性的错误，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成为统一全党思想的一个关键。
由于我们经常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工作和生活，对我们大家，尤其是领导干部来说，“左”的东西只有多少之分，深浅之分，觉悟迟早之分，而没有有无之分。因此，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联系实际，弄清楚本系统“左”的表现和危害，总结经验教训，引以为鉴，是十分必要的。
在我看来，在经济工作方面，“左”的表现包括：生产关系的许多变革脱离和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搞“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严重挫伤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脱离实际，盲目冒进；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搞“以钢为纲”；限制商品生产，不敢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在体制上统得过多，管得过死，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片面强调地区自给，自成体系，搞“大而全”、“小而全”；城市建设重生产，轻生活，重骨干项目，轻配套设施建设和城市服务，重制造业，轻第三产业，比例严重失调；搞“一阵风”、“一刀切”，主观主义“瞎指挥”。我觉得如不摆脱“左”的错误思想束缚，就会延缓改革开放的进程。所以我在广州组织了这次长达一个多月的半脱产学习，希望从思想上解决根本问题。
卢荻 ：广东改革开放走过了伟大而又艰难曲折的历程，开放首先是以放开价格和搞活流通为突破口，当时广东省、广州市两级党委、政府采取了哪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梁灵光 ：在我和仲夷同志到来之前，广东已经放开了部分蔬菜和河鲜的价格。接着，我们闯关破局，大胆改革，率先放开塘鱼、蔬菜价格，进行物价，流通以及计划，基建体制初步改革。
我刚到广州时，广州市的市场供应相当匮乏，许多东西不但要凭证供应，而且还要排长队，走后门。那时，我经常考虑如何丰富人民的日常生活，繁荣广州市场这个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的商品流通环节均由国营、供销社“一统天下”，造成了流通渠道不通，商业网点不足，群众衣、食、住、行、买难等问题。1979年，广州市商业部门凭借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乘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开始了商业体制的改革。
商品流通体制初步改革的方法是：打开城门，改变过去国营商业与供销社一统城乡天下的局面，让农民进城，准许长途贩卖，取消城乡分割的状态。经营实行“三多一少”方针，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尽量减少中间环节。改革商品批发机制，下放市、县批发权，改变“批零分开”、“专业分割”、“固定地区”、“固定对象”的做法，把一、二、三级批发站改为经营实体，参加市场竞争，并以其雄厚力量，从中进行调节。城市建立贸易中心与专业市场，县分别建立工、农产品市场和农村贸易集市，各地贸易中心以国营商业为主体，联合工业和其他经济成分，突破部门、行业、地区等界限，放开经营，从而搞活了经济。
1979年，广州市陆续恢复和新办了信托贸易、水产、牛羊、禽蛋、日用杂品、果品、中药材、粮油、百货等贸易货栈。由于贸易货栈具有交易灵活、信息灵通、联系面广、购销方便等优点，所以它一开始就对舒畅商品流通渠道，减少商品流通环节，活跃城乡、地区间的物资交流起了良好的作用。
然而，由于价格是由国家制定的，农民的剩余产品是按统购派购办法和国家规定的过低价格交售给国家，农民既没有生产自主权，又没有销售自主权，而是成为依附于国家，受计划摆布的产品生产者。所以，农村是产品经济，不是商品经济，这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珠江三角洲竟出现“鱼米之乡无鱼食”的怪事。针对这一现象，1982年春，经周密调查和审慎考虑，广州市委决定冒险对价格政策作一番改革，即率先全面放开塘鱼价格。顿时，鱼价跳涨几倍，群众议论纷纷，反映强烈，并上告到中央，我们所受到的内外压力都很大。但我对此坚定不移，因为我相信这是在运用价值规律办事，是解放生产力所必然带来的“阵痛”，只要不动摇，情况必有转机。果然，在价格杠杆的刺激下，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纷纷大养其鱼，产量很快上升，鱼价也逐步回落。3年后，更出现了广州居民在全国18个大中城市中吃鱼最多、价格最便宜和史无前例的“南鱼北运”现象。
放开鱼价第一炮打响后，我们对改革的信心大为提高，接着又乘胜前进，进一步缩小了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工业产品统购包销的项目，逐步把计划管理的项目缩小，并将产品逐步放开，随之价格也逐一放开。
为了进一步敞开城门，打破城乡分割，在1981年8月，我曾提出“规划出一些地方，欢迎县、市来广州摆卖各地土特产品，并为各省、市在广州建立驻穗办事处，进行经济交流提供方便”的设想，获大多数常委的支持。1982年，广州市政府和工商管理部门拨出188万元，维修、改造和扩建了全市的农贸市场，同时根据当时的特殊情况，允许农民在大街小巷摆档经营。结果一到假日，农民们纷纷肩挑手提或推着车子拉着自己生产的富余产品进城贩卖，一下子繁荣了广州的集市贸易，各种土特产品在集市贸易里应有尽有，大大活跃了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弥补了国营商业的严重不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从而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对国营商业，我们则放弃了过去限、卡、堵、压的老办法，要求他们利用自己的资金、仓库等，重点搞批发市场，使大量的农副产品疏导调节到城镇、外地，发挥组织商品流通的作用。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流通方面打破了四个界限：一是打破了批发和零售的界限，批零兼营；二是打破了行业的界限，综合经营；三是打破了生产与经营的界限，发展商办工业；四是打破了内外贸分制的界限。这些措施，对于进一步搞活流通、繁荣市场、提高效益大有裨益。
但是，正当我们大刀阔斧改革商业体制，在农村推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时候，1981年七八月间，由于连日暴雨，广州市出现了蔬菜供应严重紧张的状况。蔬菜问题实际上暴露出我们工作中的一些失误。造成蔬菜供应紧张状况的原因，一是过去郊县菜农的收入是比较高的，但自从农副产品提价之后，蔬菜的收购价却维持不动，随着农贸市场的放开，就出现了新问题。同样是一个农业劳动日，种水稻每工收入1.8元至2.2元，种花生3.2元，种甘蔗5.4元，而种蔬菜才1.1元，这怎能不影响菜农的积极性！二是蔬菜的流向发生了变化。过去邻近广州的县历来有向广州市场供应蔬菜的传统渠道，后因种花、养鱼、搞出口的收入大，这些县的菜田面积大量缩小，甚至有的郊县反倒向广州市购买蔬菜回去吃，这就加剧了广州市蔬菜供应的紧张局面。三是许多统购蔬菜流入农贸市场和供应出口。如豆角每斤价格，香港是6元港币，深圳是1.2元人民币，尽管广州涨到0.6元，但仍出现外流现象。四是蔬菜部门没有实行财政包干，故不能鼓励和调动经营单位的积极性。五是对度淡菜没能立足于防灾度淡，而在蔬菜旺季又缺乏储存、加工的场所和手段。
为了解决蔬菜问题，1981年9月，广州市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调查小组，专门调查广州市蔬菜生产、收购、销售的情况。市委、市政府也一再重申郊区必须以菜为主的方针，还提出了10项解决蔬菜问题的措施，明令各县要保证蔬菜的种植面积，健全生产责任制。鉴于蔬菜收购价格太低，难以调动菜农的生产积极性，市政府研究决定，提高蔬菜的收购价格，每担菜由市政府补贴1元，仅此一项，当年我们的财政就多支出了700万元。
那时，我们十分强调“郊县生产首先是为城市人民的生活服务”，所以在鼓励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我们还对农民进行“一个坚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个不变”（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长期不变，农村生产责任制长期不变）和“三个兼顾”（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宣传教育，既鼓励农民劳动致富，又强调要为国家多做贡献。
同时，市委、市政府还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靠广泛发动社员，搞养猪、养禽、养鱼的专业户、专业组、专业队；二则建立和扩大机械化养鸡场、养猪场、养牛场和渔业基地，以保证城市的供给。1981年，市政府一次性拨出350万元在郊区人和、太和增建了两个副食品基地。副食品基地的建立，给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带来了很多好处，像广州机械化养鸡场，仅1981年就为市场提供了18万只活鸡和48.5万公斤鸡蛋，1980年这个企业还亏损16万元，而这一年盈余便达20万元。到1982年，广州市蔬菜供应情况已大有好转，不但数量充足，而且上市均衡，淡季不淡。
卢荻 ：为了改善投资环境，您是怎样领导制订广州市总体规划，扩大市区面积，大抓市政建设，抓高级宾馆和邮电通信建设工作的？
梁灵光 ：广州市是广东的省会，是祖国南方的门户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橱窗。因此，广州的城市建设和生活环境条件，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国家的声誉，因而需要我们下大功夫把它管理好、规划好、建设好，使它真正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多功能的经济中心城市。
广州市的历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传说有五位仙人，带着五只羊从天外飘然而至，落脚于今天的越秀山。其中，头羊还口含金黄的稻穗，从此后，广州变得五谷丰登、花开四季，并被誉为“羊城”、“穗城”。然而，现实与神话从来都相距甚远。我到广州上任后，很关注广州的城市规划。1984年，国务院批转了《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以后广州市的城市建设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一蓝图进行的，可以说，它为广州的发展远景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不过，它也有估计不足的地方，如将市区面积从54平方公里扩大为92.6平方公里，虽然增加了将近一倍，但当初的预计仍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当然以后的建设者会将它修订得更全面、更切合实际。
卢荻 ：广州花园酒店和中国大酒店是我国第一批五星级酒店。在这两家酒店兴建过程中，您为港商做了许多工作。当时的出发点是什么？
梁灵光 ：广州还是全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它名胜古迹多，风景好，有山有水，四季常青，每年来穗旅游的外宾、华侨、港澳同胞多达几百万人。然而，它的各种配套服务设施却跟不上开放的需要，如通信不方便，宾馆的档次低、管理跟不上，外商来广州参加出口商品交易会，因住不下只好将他们安排到番禺、从化温泉等地。所以当时他们戏称来广州是“进不来，住不下，出不去”。为了给过往旅客创造舒适的生活条件，大力发展“无烟工业”，使广州有一个新的姿态出现在改革开放中，杨尚昆当市委书记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引进外资、侨资兴建宾馆，改善投资环境事宜。1979年，市政府派林西和赖竹岩与香港的霍英东先生商谈兴建白天鹅宾馆的事宜；1980年，又在刘田夫的支持下，与香港的爱国知名人士利铭泽、胡应湘等商谈兴建花园酒店和中国大酒店等问题，而且几乎是同时签订了两大酒店的合作意向书。
正当利铭泽先生将自己的1亿港元资金全部投入花园酒店的平整土地、拆迁等工作时，香港碰上了严重的经济萧条，同时，听说有些港商知道我国1997年要收回香港主权，感到前途未卜，这使他原来的从其他几个大财团集资的打算落空，更为此陷入了困境，他决定放弃花园酒店这一合作项目，由他的总会计师关超然下令停工。我考虑到利铭泽是打开国门后首先到广州投资的香港知名人士，像他这样身份的人士在中国投资如果半途而废，势必影响别的财团对中国投资的信心，在海外也会造成不良影响。于是，我一面通知市珠江工程公司继续施工，一面向中央有关方面反映了这一情况。廖承志得知此事后，马上通知香港中国银行，要他们贷3亿港元给利铭泽。但香港中国银行拒绝了，理由是花园酒店的股东自己都不再投资了。我再找到中行的行长蒋文桂来广州，说由我们市政府替利铭泽担保行不行？同时考虑到市政府不是经济实体，就提出让珠江公司担保。中行方面说，珠江公司目前是个皮包公司，根本没有什么经济实力，最后我只好再修书一封给香港中国银行，以广州市市长的名义证明珠江公司是代表市政府的，有什么问题市政府可以承担起来。最后香港中国银行总算同意贷款7亿港元给利铭泽。帮助利铭泽贷款市里是无条件支持，没有收任何费用。由于花园酒店的总投资需9亿港元，所以我又找了谷牧，由谷牧支持在国内贷了5000万元人民币交给珠江公司（因香港贷款协议中规定，在未还清贷款前，花园酒店不得在香港再贷款），才最终使花园酒店建立起来。
那时候，对外来的投资，国内有些人总以为是唐僧肉，谁都想吃一口。中国大酒店就遇到这么个难题。本来中国大酒店是广州市羊城服务发展公司与香港新合成发展有限公司的合作项目，讲明我们市政府划出地皮给他们，由他们六个大财团即胡应湘、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冯景禧、郭德胜投资兴建，建成还本付息后利润对半分成，15年后全部无偿归还我们。可是省建委却下了个通知，对该项目施工要收34%的管理费。胡应湘为此找到我，说“待遇不公平，为什么你们自己的只收20%的管理费”。有些老板也因香港经济萧条、怕亏本而犹豫不定。于是，我把他们几位都请来广州，给他们打气，并主动提出我们让利5年，即合作期延长为20年。当时，有些人不理解这一点，说我们的做法是卖国。但我认为通过这些实际行动，可向国内外宣传我们改革开放的各项优惠政策，先消除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顾虑，充分体现平等互利的原则，从而进一步增强外商的投资信心。事实证明，这几家大酒店建好后，给我们开展外经、外贸，发展旅游业和增加税收、就业等带来了很多的好处，既改善了投资的环境，又安排了成千上万的就业人员，还为我们自己培养了大批的管理人才。虽然中间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总的来说，合作是成功的。如今，这几大酒店均成为国内外知名度颇高的五星级酒店，利润在全国同行业也位居前列，对推动全国的旅游服务行业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广州“对外开放”的形象也因此更为突出了。
卢荻 ：改革开放之初，广州的电信设备落后，外商和市民意见很大，您是怎样解决这一难题的？
梁灵光 ：我刚到广州的时候，就有人向我反映广州通信相当落后，半天打不出一个电话。这种落后状况与广州经济建设大步发展的形势极不适应。一次，我在北京开人大会议时与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谈起这个问题，他说福建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好，他们利用外资将福州、厦门的通信设备全部做了更换，结果给福建的经济建设带来了许多好处。当时我就提出请福建邮电局局长郭金海到广东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经验，项南慨然应诺。果真，从北京回来不久，郭金海便应邀来到广州，于是我把刘田夫也请来听他介绍经验。在各方支持下，广州市电信局打破条条框框，引进了日本一套2万门装机容量的电信设备，同时还把高空架设的通信线路埋入地下，并新增设了几个电信分局。从此广州市内“电话不灵”的情况得到缓解。
城市的污染问题，也是个令人极为困扰的难题。在我刚任广州市市长的时候，就收到不少群众来信，纷纷反映荔湾区污染严重。于是我派人甚至自己也到下面查看，发现荔湾区一带的工厂都是自备小锅炉，污染源来自200多个烟囱。那时报纸上有人提议把那里的西村电厂作一番改造，使之成为统一供电、供气的热电站。这个意见获得我和一些常委的赞同。可电厂的领导却说他们经费不足，无法完成。我们曾考虑过让省电力局支持，可他们迟迟未有动作。后来厂里终于利用各种渠道的贷款建成热电站，从而拆去了这200多个烟囱，解决了荔湾区一带的环境污染问题。这样做还有一个大好处，它不但增加了广州市的供电能力，而且每年可节约一二十万吨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