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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治元
李治元 ：原中共广州市白云区区委书记。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后，我在白云区连续工作了30多年，与这里的父老乡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里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也可以见证我对它们的倾情和为它们付出的心血。我从区委领导集体中的一员到领导班子的班长，在改革大潮中勇立潮头，和全区人民共命运，同奋斗。虽然，由于工作需要，我于1993年离开了白云区，但自1978年以来这15年，依然是我最有成就感的15年。
自从党中央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以来，广州郊区（白云区）是积极响应、迅速行动的，这也归功于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同志。任仲夷思想解放，对广州郊区很关心，他专门介绍我们到沈阳去参观学习那里的集市贸易。
回来后，为了搞活郊区的农村经济，我们制定了“放宽政策，搞活经济，服务城市，富裕农村”的方针。这个思路就是来自沈阳的集市。在沈阳市一大早，有很多拉车的摆卖，时间差不多时就收摊，不影响市容，不影响交通。我们根据郊区的特点，动员农民把新鲜的肉、禽、蛋、奶、菜、果、鱼、花等鲜活农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广州各市场，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那时单车、摩托车、拖拉机也开进了城，引出了“八仙（鲜）过海，各显神通”的佳话，这就把广州郊区的农村经济通过农贸市场给搞活了。
广州郊区在全省率先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有饲养家禽的传统，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活跃，使单家独户的经营受到了冲击，许多专业户遇到了养殖难销售也难的问题。1983年，我们试图从解决江高镇江村大队的养鸡难问题开始，为他们寻找出路。
根据实际情况，江高镇把长期亏损的镇办鸡场承包给镇兽医站，并完善了江村鸡场的责任制，由这两个经济实体充当“龙头”，面向千家万户的农户，用包种苗、包防疫、包销售，还有包出口等办法与农民“挂钩”，赚了钱再分成给农民。
这一做法的效果十分明显——农民富裕了，科技养殖的含量也提高了。这也是广州郊区（白云区）在改革开放中大胆实践、勇于创新的产物，得到了省市和全国的认可。1988年7月27日《人民日报》在经济版上发表了该报记者的专题报道，率先把江高镇的经验称为“江高体系”。
“江高体系”实际上就是公司加农户，农、工、商一体，产、供、销一条龙的模式，解决了农民种养难卖更难的问题。中国农村外向型经济研究会一直很重视“江高体系”，认为应该在全国推广。那时我任区委书记，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总结、宣传、推广“江高体系”的工作中去。全国农村外向型经济研究会组织了各省，特别是北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县、市领导，多次到白云区举办学习班，我都亲自去讲课，介绍“江高体系”的经验。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也专门和白云区委联合举办了一次大型的研讨会。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全区召开动员大会，从畜牧业，引申到种植业，全面推广“江高体系”。
“江高体系”对发展农村外向型经济的影响很大，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实体能走向香港，走向国际市场，应该说这是白云区的首创。而且，“江高体系”从畜牧业延伸到水果、蔬菜业等领域，对于整个农村商品经济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内地各省市也是一种促进，一种冲击。自此，许多地方纷纷仿效，建立了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农村商品基地，使农业走向社会化、专业化和现代化。这一点我深有体会，贾春旺任北京市海淀区区委书记时，带领40多人到郊区“取经”。住在云山大酒店，我接待了他们。贾春旺一看：“哇！云山大酒店是你们郊区盖的？”我说，“是啊。这酒店‘三星头四星尾’。有一千个床位，一千个餐位，一千万的年收入。”贾春旺说：“好！我们回去冲一下！”贾春旺确实冲上去了。我们的开放，带动了他们的思路，促使他们的思想更加解放。
1985年以前，郊区很大，有1200多平方公里面积，最先划出了黄埔区，后又划走天河区、芳村区，新滘镇划给了海珠区。我想，如果郊区成熟一片划走一片，那郊区始终是落后的。于是常委一班人研究决定，我们应以辖内的白云山、白云机场为依托，申报将郊区改为白云区，列入城区建制。国务院于1987年1月正式行文批准郊区更名为白云区。但那时同和镇已宣布划给了天河区。于是我们据理力争，写报告给市委，阐明既然国务院批准我们是白云区，那白云山方圆32平方公里的同和镇不属于我们管辖范围，怎么说得过去呢？最后市委也同意将同和镇重新划归白云区。我们在自己辖区内建设了新区址，区直机关单位都搬到那里办公。由此，白云区1042平方公里的管辖面积稳定了10年，在这10年中，我们又新发展了几条街道，白云区就逐步城市化了，从单一的农村经济发展成城郊型的农业，第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经济跨上了新台阶。
为了招商引资，发展“三资”企业，白云区很注重对华侨港澳台同胞的联系。1986年我提议成立香港穗郊同乡会，推举我区在港乡亲颜同珍、刘耀柱、凌礼康担任正副会长。而且把长期在白云区落户的香港企业家都吸收进同乡会。通过联谊活动，让大家互相沟通，互相了解，并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十多年来，穗郊同乡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爱港爱乡爱国的进步社团。1987年我又发起成立白云海外联谊会，进一步加强对海外侨胞的联谊工作。在成立大会的讲话中，我强调不仅要同港澳台胞侨胞的第一、二代交朋友，还要注意与第三、四代加强往来，增进情谊，要按“一国两制”的指导方针，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要多办实事，发展经济，为加速祖国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对招商引资的宣传工作，我们十分重视。1988年我和区几套班子的主要领导率团到香港招商，香港《文汇报》用了16个整版介绍白云区投资环境、区域优势与优惠政策，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效应。1992年，我再次带队到香港进行招商引资工作，又在香港《文汇报》、《大公报》上，大力宣传推介白云区，同样收到很好的效果。
在招商引资工作中，我深有体会的是镇泰公司的崛起。镇泰公司是1983年进来白云区的，在三元里时是个小厂。1986年初，我到香港会见镇泰的几位老板。感觉他们对改革开放很有抱负，也很有爱国心，知道镇泰在香港已有几百名员工了，但那里没有发展的空间，到内地发展才是最好的选择。为此，我说服他们要放开手脚到白云区来发展。并建议他们把三元里的小厂扩建为总厂。在1989年那场风波时他们没有走，反而大量引进资金与设备。镇泰总厂建成后，我特意请叶选平省长为他们题写厂名，又请叶省长到厂参观、座谈，题词勉励。之后，又带镇泰的几位老板到石井鞋城参观，启发他们要集中资源建玩具城。不久，他们与新市镇合作在鹤边村征地200多亩建厂，把在深圳、南海的厂都搬过来了。他们把白云区作为基地向周边扩散，先后在海珠区、番禺区、韶关市和从化市建了工厂。镇泰在国内创业25年，从25人的小厂，20多万元的年产值，发展到现在有3万多员工，30多亿元的年产值，充分说明了改革开放的威力。在2007年6月美国的玩具召回事件中，镇泰不仅没有一件被召回，反而增加了10%的订单。从镇泰集团的发展，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对他们的促进是很大的。现在他们几位老板都是广州市荣誉市民，董事长黄铁城是广州市政协常委、世界玩具协会总裁。2007年吴仪副总理在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和省、市主要领导的陪同下，亲临镇泰视察，对镇泰的品质管理十分赞赏，在听取汇报时，一连三次说“好”，认为“像镇泰这样的‘中国制造’完全可以让世界放心”。
郊区正式命名白云区之后，我们取得市委和市政府的支持，规划了石井工业区、云埔工业区和美林21世纪开发区。
石井工业区规划10平方公里，结合石井镇的改造工程进行。为了说服王永庆的大儿子王文洋到白云区发展，我们建议他用“曲线”的方式，先在香港注册一个公司，再过来与我们合作，以避开台湾当局对他的阻挠。他成立的宏宇集团终于在石井工业区落户（后迁去云埔工业区）。还有石井鞋城，那时有40多家台商，广荣是最大的一家。台商有个习惯，叫“候鸟带飞”，就是一个来落户了，就一个跟一个地来了。我们都把他们留住，给他们一些政策，让他安居乐业，家属也来了。石井工业区虽然后来因诸多原因没有搞成，但留下了一批骨干企业，使得现在石井街道的经济还非常好。
云埔工业区规划7平方公里，我们仿效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用足、用活政策。请市委朱森林书记题字，隆重举行奠基动工仪式。前几年我应邀去云埔工业区参观，已是厂房林立，应该说是很成功的。当时，白云区GDP的增长点主要是萝岗的云埔工业区和九佛的工业区。2005年广州市区划调整又把萝岗和九佛划走了。虽对白云区有损失，但也说明白云区又为广州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美林21世纪”开发区规划在太和镇，初时劲头很大，我们把印尼有名的木材大王都引过来了。在东方宾馆的签约仪式上，印尼驻华大使、公使和市委书记高祀仁都在场，见证了我们的签约。这个项目后来因为人事变动而搁置，也只能留下遗憾了。
为了加快白云区改革开放的步伐，跟上全市的发展形势，当时我们还研究、论证了“八路出击”的战略，以房地产为龙头，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广州日报》为此发表《力求用足用活政策》的专访和《好风凭借力——记加快建设速度的白云区》的通讯，香港《文汇报》也刊登了一篇特稿，题目是《白云区八路出击竞风流》。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
发展，应该是包括经济和社会在内、以人为中心的全面发展。改革开放的大幕一拉开，我们感到最缺的是知识，最急需的就是人才。
陶行知先生曾说：教育是“立国之本”，对此我深有同感。为了每个适龄孩子读好书，我们率先进行了教育体制改革，把原来区教育局统管教育的体制改为由区、镇（街）、村三级办学、三级管理，充分发挥了各级的积极性。当时财政很困难，我们坚决压缩楼堂馆所，但鼓励大力改造、兴建校园。采取财政拨一点、各级集资一点、港澳同胞捐一点的办法。用几年时间，全区230多所中小学新建了教学楼，村里最好的建筑是学校，这在白云区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时从全国各地引进了一批又一批优秀教师，提高了教育者的素质。由于白云区教师的待遇比较好，对教育人才也充满了吸引力。
三元里是先富起来的亿元村，但他们的学校改造迟迟未动。校舍残旧、阴暗、潮湿，经过调查，原来有些干部认为在校读书的非农子弟越来越多，光由村出资不合算。我对他们说：“富要富得像个样子。”要无愧于平英团后代的称号，并组织他们去最穷的九佛镇参观学习，他们被穷乡僻壤漂亮的学校所震撼。回去后，立即投入巨资把三元里小学建成了省一级学校。为了表示对他们的肯定，我特意请叶选平省长为该校题写校名，又为他们训练有素的少年儿童管乐队写了“吹响四化进军号”的题词。在抓基础教育的同时，我们根据陶行知先生“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教学理念，试办了白云行知职业技术学校，探索校企共办的路子，培养一技傍身的劳动者。毕竟不可能人人都上大学，职业教育是建设祖国的重要保障，眼下的技术工人稀缺，说明职业教育大有可为。
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重视农民教育是我们党的传统，也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省、市派出很多干部参加我们的社教运动，一批一批的领导干部下到白云区各镇、村当工作队长。拨乱反正之后，我们改革开放，搞现代化建设，我觉得这样就越要重视对农民的教育。我下去蹲点，亲自体会了这一切。那几年的整顿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维护了农村的安定，很有成效。经过社教运动，全区的干部都受到了洗礼，培养、锻炼了大批干部。作为一名党政干部，如果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就很难了解中国的国情。我们开办了多期培训班，三级干部集中在区党校上课，常委一班人管党工作的就讲党课，管经济工作的就讲经济，加强了对干部的教育，为促进白云区的全面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还在区机关选拔了100多名40岁以下的干部，到区党校参加两年的脱产学习，聘请中山大学、华师大、华农大的专家教授来授课，用两年时间使他们达到大专水平；想继续深造的，给予半脱产便利。这在当时全市是领先各区的。现在市区各部门的骨干，不少是从这批干部中成长起来的。
在改革开放的一片大好形势下，全区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使白云区方方面面的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比较好地抓了廉政建设。谢非任省委副书记兼广州市委书记时，曾两次到白云区蹲点，抓廉政建设。那时，省、市委一直把白云区作为廉政建设的一个试点。谢非对我说过：“我们来这里蹲点，因为你们有农村又有城区。我抓了你这个点，两边都吃透了。”区委十分认真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专门成立了廉政建设领导小组，由我任组长。我们把“廉洁、勤政、高效”作为廉政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目标。首先要廉洁，廉洁还要勤政，廉洁不做事不行，勤政做事没有效率没有成果也不行，所以勤政还要高效，这是一句很完整又很辩证的口号。我先后两次在省委召开的会议上作了廉政建设经验报告。一次在市、县委书记学习班上，另一次在全省廉政建设座谈会上。省委驻白云区工作组和白云区委还联合编印了一本名为《廉洁、勤政、高效》的小册子，发到了全省。这件事在省市的影响都比较大，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为此专门推出了“白云区廉政建设”的系列报道，评价白云区廉政建设是“扬清激浊，人民高兴”。1990年，中纪委领导到白云区检查廉政建设工作，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赠言“党风正、政风廉、民风清、事业兴”，这对于我们既是鼓励又是鞭策。
切实搞好治安，让进来投资、打工的人安居乐业。因为改革开放，打开了南大门，什么人都进来了，所以搞好治安，让人们有安全感，安居乐业，是责任，也是需要。我们提出，一定要抓好枪杆子、刀把子。枪杆子就是民兵组织、刀把子就是警察队伍。我们组织了民兵武装巡逻队，配合公安干警维持地方治安，这是白云区的首创。1987年，白云区的民兵训练基地划归了天河区。为了尽快解决基地建设的问题，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我们压缩了其他基建项目，下拨了232万元，建起了国防教育训练基地。当时，是全省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县区级民兵训练基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民兵武装巡逻队成立时，配备了摩托车，警备区还为他们配备了武器。武装民兵巡逻队成立那天，在白云区国防教育训练基地举行了誓师大会，广州警备区司令、政委、参谋长都来了。
“双拥”征兵都跨入先进行列。改革开放中，也不能只是埋头搞经济。白云区是广州市驻军比较多的一个区，我身兼白云区武装部第一政委，深知“双拥”工作的重要性，所以对“双拥”工作一直是真抓实干的。我们组织了专门的力量于1991年底在全省率先解决了十二宗涉及上千亩军地历史用地遗留问题，受到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的表彰，我和五套班子的领导都分工与区内80多个驻军单位挂钩联系，经常到部队走访慰问、征求意见，为部队排忧解难。另外，改革开放后，生活富裕了，条件优越了，但是也使征兵工作带来了困难。1986年，我带着工作组到太和镇抓征兵改革试点工作。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摸索出一套“征兵、共育、优抚、安置一条龙，选才、育才、用才一体化”的体制。广州市在白云区召开了“一条龙”征兵工作现场会议，总结和推广了白云区的经验。白云区还制定了《征兵、共育、优抚、安置工作实施办法》，把征兵工作推上了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扭转了富裕地区征兵难的局面。当时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基层武装部撤并风。白云区不仅没有撤并武装部，而且在广州市率先成立街道武装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专武干部待遇等一系列问题都得到了落实。在区委的关心支持下，武装部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1988年在广州市人武战线10项工作评比中，白云区荣获7项先进奖，名列第一。第二年又荣获9项先进奖，再次名列前茅，被省政府、省军区评为民兵工作先进单位。多年来，白云区连续几次被广东省政府和省军区评为“双拥模范区”。1990年我还被广州军区授予“人武之星”的光荣称号。
文化建设，喜结硕果。改革开放首先是思想的解放，思想解放需要舆论氛围的鼓舞。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就委托中大、华师大、华农大的专家，规划论证白云区的发展战略，出版了《白云区发展战略》一书，成为第一个提出发展战略规划的城区。我们还是首个以农民摄影家作品展的名义在首都举办展览的市区，充分展示了改革开放的白云区人民的风采。还专门出版了介绍白云区全貌的画册《白云锦绣》，出版了当时闻名全国的文学杂志《花地》（发行量高达70万册）。区里的羊城粤剧团、香雪书画社更是享誉海外。“江高体系”的发现，调研、总结、宣传、推广以至后来成为一种生产经营模式，都为提升白云区影响力起到了重要作用。良好的舆论氛围，成了鼓舞白云区人奋发努力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