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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峰
吴晓峰 ：原中共广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从1983年起的近十年中，我先后出任广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书记。这十年，正是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广州之时，我亲历了那个时代的改革，回味无穷。
1981年，党中央已开始了机构改革和干部“四化”（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的人事制度改革，为了加快改革步伐，便派了名为“中央机构改革指导小组”分赴各省监督执行。1983年由于广东省委省政府刚换届，中央工作组便坐镇广州市指导督办。虽然在1981年广州市委也已经换过届，但中央要求广州市必须按“四化”标准重组班子，广州市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由此拉开了序幕。梁灵光（时任市委书记）、许士杰（拟任市委书记）、叶选平（拟任广州市市长）三位领导和李振卿（时任市委组织部部长）在考察、物色符合“四化”的中青年干部。由于此次改革来得太快又十分坚决，那时还没有“第三梯队”和“后备干部”一说，每个在任的干部仍然推崇着“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做好战斗在岗位奉献到生命最后的准备，没有离休、退休的概念，而且干部队伍中女性和大专以上文化的比例少之又少。这一现状，带给几位领导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他们必须按照中央的指示去办，不能含糊，改革大潮谁也阻挡不了。
一天，我下班回到荔湾文昌北路的家中，在那三代六口人住的只有七平方米的地方，正在准备晚餐。我丈夫突然从后背拍了我一下，“你被选进市委班子了！”我没有反应。在确切证实了这个消息后，我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过了几天，在市总工会礼堂召开了全市局以上干部大会，梁灵光、许士杰传达了中央关于干部“四化”的精神，也报告了市委坚决按“四化”配备各级领导班子的决心和行动，并以组织部带头已选拔了一个符合“四化”标准的女部长为例。这个大会的召开，已让人们如雷灌顶，一个年轻女性被提为组织部长的事实更是炸开了锅，街头巷尾，公园内，各级党政机关大院里都在议论纷纷。我在市委食堂排队买饭时，两个干部在前面便议论着我，当然他们不知道身后的我是谁。当时，人们对这场改革并不理解，仍按惯性思维在猜测我的背景和出处，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给我找爸爸，有说是吴玉章、吴其莆，还有说吴南生……只要有点名气的吴姓革命先辈，都有做我父亲的可能。然而刚从云南调到湖南工作的生父，此时对我的事却一无所知。就这样，改革让何德何能的我在广州一夜成名，我能出任市委领导之职是改革所成就的，时也运也。
20世纪90年代，朱基总理在说到改革之艰险、改革之决心时有一句名言，“哪怕前面是万丈深渊，我也不惜粉身碎骨”。总理在改革的关键时期，在党和人民需要他挺身而出之时，他的高大身躯铮铮铁骨感动了亿万国人。然而在80年代我被推上改革的风口浪尖之时，对改革并不熟悉也没体会，不知道改革有多艰难，更不知道还会对自己带来什么伤害。但是我知道组织给的任务犹如军令，是不能推，不能躲的。我也就是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和胆量，凭着要和中央保持一致的信念和执着，凭着被组织信任就不能给组织丢脸的朴素情感而勇往直前。
一上任，我便大刀阔斧且雷厉风行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制度改革。改革力度涉及面之广是空前的。当然，所有的改革思路、改革原则、方法和时限都来自中央、省、市委的决定，我只是一个执行者，是一名有胆量推行改革的战士而已。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发展和各项改革的推进，那时的组织工作也正面临转型和自身改革的变化，我们既不能按着以前老的办法，又要坚持党的基本原则和各项政策，既要继承和发扬党的组织工作的优良传统，又要开拓新的领域，是对组织人事工作的同志一个严峻的考验。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在市委领导和支持下，我和部里的同志们一起尽职尽责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出色地完成了这个十分艰巨又繁重的任务。
我们在贯彻执行干部“四化”方针，改革领导班子结构；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改革干部管理体制建立第三梯队；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建立岗位责任制和试行干部聘用制，实行任期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在某些方面的创新走在全省的前列。通过艰苦工作，我们把党在新时期组织工作不断推向前进，为我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
三十年后的今天，回忆起这场改革，仍激荡人心、历历在目。
各级班子“四化”的同时，还要有一定比例的女同志，这些要求都是中央提出的。由于从新中国成立到80年代，已过去30多年，新中国成立初期30岁的年轻干部，此时也都60出头了。干部队伍的老化，远不能适应国家已经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中央的这一决定，便意味着多少个在战争年代曾经出生入死为新中国成立有着汗马功劳的老同志要“下岗”。可以想象，这突然的调整，对他们思想上的冲击、生活的影响是多么巨大。多年后，在朱基总理力主的国企改革中，有更多的职工也下了岗，这些工人兄弟和姐妹们所面临的震撼和困惑，早在十多年前已降临到这些老前辈的身上。还是那句话，改革是逼出来的，现在是过去也是。随着时代的步伐，中国一定要强盛，人民一定要富裕，不改革是不行的。然而改革必须使一些人要暂时失去一些，甚至是牺牲一些。让我非常敬佩的是，这些老前辈们以顾全大局、高风亮节的精神，服从组织安排的高度纪律性，为干部制度改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市委、市政府班子调整
在中央机构改革指导小组指导下，1983年5月对广州市委班子按“四化”要求做了大调整。
市委常委由原来14人减为9人，其中退出11人，保留3人（许士杰、宋恕忠、朱森林），新进6人（叶选平、王宗春、李善培、吴晓峰（女）、黄松华、黄德初），其中大专以上学历6人，平均年龄由62.2岁下降到51.6岁。
1983年7月市人大选举后，市政府市长由12人减为8人，其中退出11人，保留1人（赖竹岩），新进7人（市长叶选平，副市长朱森林、张玉祥、石安海、刘念祖、邓汉光、陈绮绮（女））。其中大专以上学历6人，平均年龄由64.5岁下降为50.4岁。为了顺利地进行新老交替和对年轻干部“扶上马，送一程”，新设市顾问委员会，市政府还保留了三个老同志任顾问（王玄、杨毅、汤国良）。在新进市领导班子中，我是最年轻一个，时年40岁。
由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这次调整的幅度有多大，留任的是少数，退出的是大多数，新进班子的、破格提拔的不止我一人。其中有的是由企业或更基层的技术岗位提到市的领导岗位的，没有党政部门工作的经历，他们破格提拔的幅度比我更大。我的提任之所以成为广州市“爆炸”新闻轰动一时，是因为市委最先提了我，领导又以我作为这场大规模改革的信号，提示各级领导做好充分的思考准备而已。在完成市委市政府的班子调整后，从1983年7月到1984年5月完成市各部委办局、区县和国企的班子调整。
2.部委办局班子调整
1983年，市委市政府共有14个部委办68个局级单位，经过调整，部委办班子成员由83人减为56人，平均年龄由59.8岁降为51.2岁，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由23%上升为51.9%。局级单位班子成员由原来的444人减为324人，平均年龄由58.4岁降为51.1岁，大专以上文化由19%上升为38.8%。可见，各部委办局的调整也都是大幅度的，但比市委、市政府的班子调整幅度要小一些。这是因为，市级班子调整是在中央指导组的督办下进行的，不能有半点含糊，必须按时按要求完成，不过市级班子虽然调整面大，但涉及的人数相对来讲还是少的。部委办局的班子调整是在市委领导下由组织部实施（当时宣传部、经济工作部、农委部分管各口的干部，再由组织部归口管理报市委常委讨论），我们既要坚持“四化”标准，但又要考虑各委局的具体情况，主要是那时没有建立第三梯队，后备干部严重不足，短期内大量补充很困难，只有先分步实施，计划用三年时间达标。
我记得当时在调整公检法的班子时，宋恕忠（常委、公安局长）力主要放宽年龄和文化的限制，因为公检法的老同志很多，且任务急重、专业性很强。我也同意他的意见，但是为了降低局的平均年龄和提高文化水平，只有提拔一个年轻干部凌书法任副局长，然后再放他到派出所去锻炼。这种做法在当下看来似乎有些儿戏，但在那个时代，犹如在战争年代用干部一样，又有其合理性。
3.区县、国有企业的班子调整
1983年，广州有8区（越秀、东山、荔湾、海珠、郊区、黄埔，新设的天河、芳村）8县（番禺、从化、花县、清远、佛冈、新丰、龙门、增城），总面积1.6万平方公里，人口687万，市区面积只有1345平方公里，人口317万人，其中城市户口的人数242万人。
由于那时市区不大，虽有8个区但工作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对干部考察、谈话进展较快。但是8个县的调整却有些难度，特别是偏远的四个县（龙门、清远、佛冈、新丰）要跑一遍真有些山高水长之感。那时的交通十分不便，遇水没桥靠渡轮，公路坑坑洼洼，遇雨更难行。许士杰书记特别重视农村工作，亲自下县考察干部。记得去从化最偏远的一个镇，途中就在路边店就餐，坐的是木条凳，吃的是豆腐青菜，苍蝇成群成堆嗡嗡地叫着，赶也赶不走。
当时起用曾庆申出任海珠区委书记和黄伟宁出任番禺县委书记时，他二人还算年龄较大，是有一定的政府工作经验的，提任张桂芳任从化县长时，他才三十出头，是广州市区县中年龄最轻的一把手，虽在干部中也有不少议论，但我们还是力排众议扶他上马。
调整以后的区县班子职数变化不大，但年龄有所下降，文化程度有所提高，调整的幅度也很大，新进区县班子的干部各占66.7%和73.5%，有突破的是各区县党政班子都新增了一名女干部，各县都有一名非党副县长。
企业班子的调整，重点在市属的大中型骨干企业中，1985年时，广州达到省的标准企业有49家，在1985年8月以前全部完成调整工作，基本符合中央要求。在市属1000多家国营企业中，有50%以上的企业实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
4.“回头看”和再调整
经过一年的艰苦工作，对照中央和省委1985年领导班子“四化”建设规划的要求，市级班子基本达标，委办一级有80%的单位、局一级37%的单位达标，区县和国企达标的更少一些。
1984年8月，市委对区县局领导班子进行了回头看，又做了一次全面考察工作，市委组织部会同其他部委抽调72名干部组成11个小组对区县局领导班子进行考察，还同时考察了485名后备干部，提出1985年进一步调整班子的初步意见。
1985年整党开始，各级班子调整和整党相结合，整党后期新进班子的约115人。
1986年底，市委换届会议召开，随着市委换届，各级班子又是一次大调整。
1.经过1984年大调整，1985年的“回头看”和1986年整党、市委换届相结合的再次调整，广州市从上到下的各级领导班子基本上被翻了一遍。大批年轻干部进入班子，意味着更多的老同志退了下来。为了顺利进行新老交替，必须妥善安排好老同志。
按中央规定，到退休年龄的一大批老同志办了离退休手续，还有一批老同志安排到人大、政协和新设立的顾问委员会任职，为了保持工作连续性，对年轻的同志扶上马还要送一程，有一批老同志留在本部门担任顾问。对那些不到退休年龄但又必须退出领导班子的，被改任巡视员。为了照顾好这一大批离退休老同志，在组织部新设立了老干局。老干局长林瑞舫是在任的旅游局长改任的，他本人并不愿意当这个老干局长，但市委的决定不得不服从，他在这个伺候老同志的岗位上一直干到了退休。我们还要求各委办局、国企都相应成立专门负责老干工作的部门。为老同志看病、住院的市一医院盘松楼迅速建成，市老干活动中心也在这个时期建成使用，老年大学开始筹备……我们还通过各种渠道解决老干部的住房，仅1985年一年就达720户。总之，老干部工作是从这个时期才被专项提出，成为组织部门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老干部工作被如此重视，是这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必然。
2.第三梯队的建设是领导班子“四化”建设的基础，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一项战略任务，这一步走好了，干部工作也就全盘皆活，走上良好循环的道路了，不会再有1983年我们上任时领导们心中无数、仓促决定的被动状态。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在1985年底已建立了各级班子的后备干部近3000名。其中区县局总公司，市属单位的后备干部630名，各单位管理的后备干部2300名。至此完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州第一次集中力量选拔第三梯队的任务，为今后各级班子的建设打下了稳定坚实的基础。30年后的今天再回头看，有许多优秀的干部也都是当年在那一批后备干部中选拔出并顺利成长起来的。其中有朱小丹、黄龙云、于幼军、张广宁、张桂芳、温兰子、徐萍华等在职干部，还有一大批已退休的曾担任过各级领导职务的干部。
为选拔出更多后备干部，又要在这批干部中培养出更优秀的干部，在改革的那个年代，我们采取各种常规的和带有开拓性的措施，可谓千方百计求贤若渴。
（1）强化干部教育和培训。1983—1985年在市委党校开设的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共156人，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已走上了局级以上的领导岗位。选送到各大专院校大专班学习的有5626人，中专培训的8246人，补习高中文化的4185人。
（2）我们还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等群众团体组织建立紧密联系机制，发动他们给市委推荐人才，在市委组织部的建议和参与下成立了市人才研究会、人才信息中心，共有信息员480人。因为这些团体与广大的知识分子、干部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了解他们熟悉他们。比如妇联所成立的女厂长女经理联谊会，团市委通过考察推荐优秀的青年干部，都为组织部发现人才和优秀干部起到很好的作用。
（3）试行干部自荐到党政机关工作的办法。有300名青年登记自荐，有关部门已择优选用70多名。现任市工商局局长张建华就是在工厂工作时通过自荐，选调进入市委组织部干部处。
（4）挂职锻炼。1984年我们选了141名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年龄在45岁以下的品德好有培养前途的，送到基层挂职1—2年，又从县选调部分后备干部到经济发达的市区挂职，还从大专院校选调一批应届毕业生到基层锻炼。
以上做法，冲破了组织部以往选拔干部的神秘、封闭的方式，初步将由组织部发现人才和充分发动群众推荐两条途径结合起来，把发现人才的触角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扩大了视野。当然，这些方法，现在有的已不再用，但在那个时代，还是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其他的配套改革措施：
1.下放管理权限，实行一级管一级的管理体制。我们采取组织部门统一管理和分部（宣传部、经济工作部、农委）分级管理相结合，层层负责的办法。按市委组织部下发的《关于下级干部管理权限问题的通知》有关规定，经过两次下放管理权限后，市委组织部从管理副处和正科干部共1562人，减为管理619人，减少75%。同时，下放并简化干部调动手续，改变了以前本地单位间调动都要经过市委组织部的做法。
2.开启干部任期制和聘用制，破除干部职务终身制。1984年6月开始推行，按市委穗字（1984）35号文规定，国营企业、文教、体育、科研所实行厂长、校长、所长、总教练负责任期制，新任领导不定政治级别。
3.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四化”标准的确定和执行，大大提高了全社会和党政各级领导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复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和对知识分子歧视而致的冤假错案，是我上任后又一个重要工作。市委对此高度重视，成立了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领导小组，组织部新设立了知识分子工作处，各单位成立了专门办公室，专职干部近400名。我部还设立了知识分子接待日，一共接待上访知识分子1000多人，全市开展了三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大检查，发出登记卡9万多张，发现3200多个问题，制定了在党的十三大前完成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任务的规划。仅1984年就解决知识分子历史遗留问题和“文革”遗留问题1568宗，改善了3000多名知识分子住房、4000多户用上了煤气，提拔了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市委组织部的知识分子首个接待日定在1984年8月1日，地点是市委大院正门的大马路对面左前方的一幢小楼内。那是市委信访室的所在地（现已被拆）。第一个接待日的主官是我，和我一起接访的还有组织部各处处长。我们每人一个小屋，一个又一个接访来者。那天门外聚集有200多人，都拿着申诉材料，弥漫着紧张、兴奋、压抑和期盼的情绪。每个人都知道今天有组织部长进行接访，也都希望能见到我，一锤定音地即刻解决问题。无奈的是，人们并不知道我在哪个屋，进入小楼时都被工作人员安排接访的人。那天，我的心情也很紧张，很压抑，我也是一个从基层上来的知识分子，被他们的情绪所感染。看着递交的申诉材料，听着他们的叙述，感同身受，为他们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抱不平。当然，对每个具体问题还要按政策去办，不能感情用事，但是我们认真负责、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在三十年后还有人提起。
多年以后，人们在赞誉为广东改革开放指点江山的习仲勋和任仲夷等老领导时，我们也想起了广州市改革开放的总指挥许士杰书记。梁灵光书记在那次市总工会礼堂做了改革动员以后，即走马上任广东省省长，是许士杰和叶选平二位领导具体部署指挥，推进着广州市的改革开放。广州市的改革开放程度虽稍逊深圳特区，但在全国来讲，仍然名列前茅。比如，1984年底，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了，这是全国最早的开发区之一。我之所以能在组织部长的岗位上轰轰烈烈做点事，没有这两位主要领导的支持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敢于起用年轻的同志，还放手让我们工作，就需要担当。当时具体管组织工作的是市委副书记王宗春同志，组织部每项改革措施都及时向各位领导汇报，几位领导为我挡风遮雨，担当了各种外界非议，化解了不少压力。士杰书记1987年出任海南省委书记，最终把自己的生命也献给了那片改革开放的热土，给我们做出了改革者就要敢于担当的榜样。
在这一轮改革大潮中，市委组织部的同事们，在事业需要之时，个个都是敢于担当的汉子。我能和他们共同成就广州“四化”感到荣幸自豪。
市委组织部要承载广州各级班子“四化”之重，必先对自身“四化”。市委组织部的“四化”是最早进行的，且调整度比其他部委都大。
我进组织部时，共有六个部长，李振卿、胡毅、周秉章、李公堂、卢俊峰、王广彬，只有广彬同志在60岁以下，也已50多岁了。各处室领导也年龄偏大，大专以上学历的屈指可数。我出任部长后，要由一个40岁的女性对这几位老部长和那么多老处长指手画脚，其尴尬是可想而知的。对我而言，由于形势紧迫重任在肩，已没有时间让我慢慢去适应这个环境，只能硬着头皮担当部长之责。而几位老部长对我的到来，却都表示了积极的态度，他们理解改革，服从组织，还鼓励我大胆工作，支持我配合我，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觉悟。那时部里也有不同的声音，一位老处长就特别不服气地到处说，“我们部里怎么找了个女娃娃当部长！”我也知道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看法，可我并不生气也不理会，你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说到底，这个部长也不是我争着喊着要当的。
部里的“四化”改革很快进行。1983年下半年对部领导做了调整，部长中只能留任广彬一个，为了帮助我工作，胡毅、周秉章二位留任顾问，其他部长均另行安排。这样，组织部部长只有一正一副了，在我强烈要求下，才补充了钟宜佳同志。此后，由于工作任务太重，我又极力要求再增加一位副部长，却由于各种意见不一致，在我离开组织部时都未能如愿。1984年以后又对部中层领导予以调整，潘庆槠、杨育铨、杨大海、许鸿基等就是这时破格提为处级。为了改变组织部知识结构，我力主从各大院校调入大学文化程度干部22人，其中有张刘琳、朱志超等。
那时的广州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班子“四化”的具体实施就由我们三人担当着。现在想起来，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熬过来的。让我最感动也内疚的是广彬部长。由于老部长中只留任他一个，他又是在市人事局局长转任组织部的，对干部最熟悉，干部工作便由他分管，也就是说，他是各级领导班子“四化”的操盘手。一个班子又一个班子的调整，一批干部又一批干部的进进退退，都要从他和干部处先过一遍。由于三十年前市委组织部还没有打印机、复印机，也没有使用电脑等现代办公用具，基本是手工操作。翻开组织部的历史文件和各类干部考察报表，大部分都是干部处邓振强老处长和年轻的许泽红的工整笔迹。在承担这么繁重工作之时，广彬部长是拖着病体支撑的。他的血压经常高达180，还中过风，一条腿半跛着。在酷热的夏天，办公室里没有空调，他经常满头大汗，满脸通红，楼上楼下地艰难行走。我很为他担心，但他总笑笑：“没事，习惯了！”广彬部长不仅身累，心也累。他所承担的来自各方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说比我还大。因为，是组织部的老部长，要支持年轻的部长去承担重任，对外他又要承受一些老同志的责难。这些老同志都是他所熟悉的，有的对退出班子一时想不通就埋怨他：“年轻人对我们没有感情，你也不为我们老同志说说话？”而这些不满和他所受到的委屈从没给我提过，是在一次部里的民主生活会上，他实不得已才说了几句。
现在，斯人已去。当时组织部的6位老部长都已先后离世。广彬同志辛苦了一辈子，也还停在他原有的那个级别、那个位置。我去过他家，面积小家具简单，他对生活从不要求什么，过得去就行。在他去世后偶遇他的长子，在我表示未能送送他而遗憾时，他的长子说：“爸爸不让惊动任何人。”让我失去了对他表示感谢和歉意的最后机会。
钟宜佳同志是我的后任组织部长。他诚恳、忠厚、兢兢业业。但由于市委常委的职数所限而未能进市委班子。然而，在他卸任后是不少人都知道的客观原因，连市人大、市政协也没给予安排。
至于我的故事则更多更长。在稀里糊涂地被卸任组织部长后，却仍然留在市委任常委，后兼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书记，到了又一个改革战场。再之后便又调任广东省政府部门。总的说，我是被逐步边缘化了，成为广东省在正厅级位置上一坐就是25年的少数干部之一。究其原因，我似乎明白了一些又不明白一切，是在二十多年后，有位亲历决定我职务调动的几句话才被点破。我在组织部长这个位置上，虽然顺应了时代的改革洪流，却违背了某些人的权利和私欲的要求，最终成为这些人泄私愤的“靶心”。
过去的一切已经过去。虽然我们三个人在仕途上失去一些，但我们都是有勇气敢于担当的改革者，我们共同参与完成了广州改革史上的这一壮举。在此，我也非常感谢曾支持我的领导，感谢我的同事们，帮助我完成了个人历史上的这一成就。亲历改革，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