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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开枝
陈开枝 ：原广州市政协主席。
1992年邓小平南方之行，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邓小平同志对外说是来“休息”的，实际上是来做调查研究的。邓小平如愿地领略了20世纪90年代郁郁葱葱的岭南春色，领略了深圳、珠海改革开放的风采……在他的心目中，这是一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春天，一个大大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和未来发展的春天。他用朴直的语言，生动的事例，朴实的道理，在事关改革开放成败的一系列重大实践课题面前，总结过去，前瞻未来，重申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言简意赅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大是大非问题。这就是一个流行的“春天的故事”。
历史给了我一个机会，我当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受省委领导之托，全程安排和陪同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珠海“休息”了11天。南方之行与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现为世人所认识：全方位推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促进了我国走进了“和平崛起”之路；使我们党、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在科学社会主义真理的指引下向着更健康完善和富有生命力的方向继续发展……也使我终身受益。
每个人都无法否认，在自己的生命中或迟或早，都会出现一个重要的人物影响自己，甚至改变自己。这个人也许是父母，也许是老师，也许是朋友。对我来说，这个人就是为我所深深敬重的邓小平。我因工作关系有幸得以与他老人家相遇相处了11天，最大限度地再造了我自己。
虽然短短的11天在时间的长河里只是一瞬间，但其对全国人民来说却是意义深远，对于我来说更是终身受益。
像老人家这样的伟人，只有少数人才会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更多的人是凭着传说传闻或报章杂志来了解认识。因此，很难还原他的真实。而我同他短短11天的近距离接触却使自己像一只被孵化的蚕蛹破茧而出。说来有人也许不信，认为我是拿着伟人的招牌往自己脸上贴金。但事实的确如此，有的人你与他相处了一辈子，未必能得到十分有益的东西；有的人你一见钟情，就成为终身伴侣。我的前半生不能说没做一点事情，但起码谈不上多姿多彩。自我与老人家结缘之后，我得到老人家留下的一把钥匙，它打开了我人生最高境界。
老人家留给我的这把钥匙上刻着一行永不磨灭的字：“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老人家南行回京之后不久，1992年冬，怀揣着这把钥匙，我来到广州市出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从省委机关到广州市政府，对我是个很大的考验。做地方官不像在省委大院搞秘书工作，这是个新课题。我还是个小学生。但是老人家时时就像一面镜子在照着我，引导我。
地方官，人们通常称之为“父母官”，可见人民对你多么尊重，寄予多么大的希望。“父母”就是家长，一家大小的生活好坏，统统取决于你，如果你只顾自己而忘记了家人，那么，他们的生活就会失去保障，他们的日子就会变得艰难，严重的时候，就会失掉了工作、学习的机会，就会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甚至没有房子住，你说这前景可怕不可怕。因此，你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来让他们满意，让他们在生活中得到快乐，否则，人们就会戳着你的脊梁骨骂你，让你永生不得安宁。
我认为共产党的官，就是人民公仆，公仆的概念就是要干活，你要为更多人的利益牺牲你自己的利益，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规矩和道理。
你必须正确对待你的权力与地位，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你就一分钱也不值。因此，你必须把自己像蜡烛一样燃烧，在照亮别人的时候看到自己存在的意义。这也是老人家用行动给我的启示。
很多广州人和一些常来广州的外地人评论我：“在广州，电视上耀眼的明星不在文艺界娱乐圈，也不在体育界和商界，而在市政府。凡是解困济贫、救死扶伤、治理环境重大事故的现场，大都可以看见陈开枝的身影。至于政府的重大活动及重大项目的开工和庆典，就更不在话下了。”这其实是对我的“抬举”。就我个人而言，我算不上什么明星或“长官”，我的“出头露面”都是政府和人民的需要，就像老人家所说的，出来工作，就是为了做点事，也许这才是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找上门来的人越多，越说明人们对政府的需要。我作为政府班子的成员，某种意义上讲也算是政府的门面的一部分。如果人们对你失去兴趣或需要，你就是个不合格的政府代表，也必然会损坏政府的威信。
我在工作中经常处理的大都是难题，而解决这些难题又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因此，不能掉以轻心。但是你又不能将自己做成牌位摆在那里，只接受“朝拜”而对人们所渴求的事情无动于衷。很多人为了解决自己的事情多次上门，甚至到了不好意思的程度，我丝毫也不厌烦。因为人们之所以愿意找你，是相信你。而人世间信任是很难得的。所以我常说：“我不怕你们添麻烦，这是我分管的工作，是分内事。有困难尽可以找我。我喜欢啃猪骨头，尽管它没有什么油水，弄不好还会硌坏了牙。但是你不啃，总得有人去啃。”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要腾出时间多办实事，多做少说。”老人家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既反对讲大话、讲空话，也不赞成搞空洞的、不着边际的争论，而是主张脚踏实地地干、大刀阔斧地闯。正因为如此，在广州的政治舞台上，我始终争当一名“干将”，实干、苦干、拼命干。
为了保护广州的“市肺”白云山和广州的“母亲河”珠江，我是动真格地干。亲自挂帅，亲自出马，亲力亲为。在整治白云山周围的违章建筑和采石场的过程中，我亲自主持现场办公会，动员有违章建筑的单位自动拆除，采石场停止采伐，结果大多数人都能从大局出发，很快就把那些该拆的拆了、该停的停了。但是，也有个别的单位和个人，仗着有靠山、有来头，就是不拆不停，更有甚者，还威胁把我装进麻包袋扔进珠江。但是我丝毫没有畏惧，我认为只要和人民站在一起，时刻为人民着想，就用不着怕谁，要比“后台”，我的“后台”更大更硬，那就是我的祖国和人民。
我实实在在地干，追求我心目中的完美。我深知要完成老人家交给我们的重托，时间最为宝贵，我必须在有限的生命里和有限的工作时间中，争分夺秒，挤出更多的时间回报社会。所以，在广州工作12年，我把自己的工作时间改为“365714”，即：一年干满365天，不过节；一周干满7天，不度周末；一天工作14小时以上。到市政协工作后，工作不在“前线”，我担心自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松懈的情绪，故请人书写了一条“永不言倦”的横幅，悬挂在办公室的正中，给自己提个醒。有人担心我这样做会把政协工作给做越位了，好言相劝，说：“政协的工作不是政府的工作，是二线工作，做多了会添乱，上级安排你到政协就是想让你休息。休息、你就休息，何必还做那么多事。”也有人说：“你不言倦，人家也会倦。”对此，我有我的看法，我认为工作岗位可以有一、二线之分，但工作态度则是没有一、二线之分的，我不言倦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要求，我不强加给别人。我认为只有拼命干，才能给百姓、给祖国多做事，才能推动中华民族早日振兴。由于工作拼命，没有钟点，人称我为广州第一大傻。机关的干部们暗地里给我编了一段流传甚广的顺口溜：“跟着陈开枝，累死没人知，吃饭不准时，加班无贴士（加班费）。”
最扯皮的事情往往是老百姓最希望解决的事。当时，广州市郊罗冲围的路都开通了，就剩下西湾路道口这一段未拓宽，交给市建委去跟铁路局协调，协调了11个月，就是搞不掂，8个月开了11次会，3次吵得不欢而散。因为地铁一号线搬迁的人需要搬到郊区，很多人的工作单位和小孩读书的学校却仍在市区，而且公交车又常常塞车，搞得他们经常上班迟到，小孩有时候一两节课都赶不上……因为问题老是得不到解决，结果老百姓写信给我说：“你还是要出来处理！”建委的人也说：“你不出面，没办法了，那个铁路部门很难办，根本不买我们的账。”尽管马上我就要去新加坡招商，但我还是答应他们说：“好，这样，星期六早上7点半大家都去西湾路铁路口等着。”
那天，我提前在7点到了，蹲在那里。很多挤公共汽车的人看到我，说：“陈开枝来了！有希望了！”跟我到现场一起来的各部门负责人们纷纷问：“为什么来这里啊？”我说：“来这里听听老百姓骂骂我们，你就清醒了，能被骂清醒的就是好干部。”
听群众骂了十多分钟，我就说，现在去开会。到了会议室开会，我说：“我先做个声明，你们老说陈开枝违反劳动法，老是星期六、星期天叫你们开现场会，不对。陈开枝没有违反劳动法，陈开枝是带着你们遵守劳动法。因为国家规定是一个星期工作5天，每天工作8小时，40小时工作制，现在广东省党政机关一天只规定工作7个小时。如果一分钟不迟到，也才35小时，所以每周工作5天你就欠了国家5个小时。我每个礼拜看工地叫的人都不同，你们就是来了一个星期，这个星期还欠国家两个小时，什么违反劳动法，所以，我必须首先声明一下（我之所以说这番话，是因为通知开这个现场办公会之前，有一个人的老婆打电话来政府值班室，说陈开枝不知想捞什么，星期天叫她老公去开会，我是想借此作一个说明，对干部们进行一次教育）。”
针对工程预算经费总是谈不拢的症结问题，我说：经过我调查，今天到场的都是学理科的，就我一个学文科的，论数学你们都比我强，背圆周率你们能背到小数点后10位，我只能背到4位，今天我倒想请教你们这个数字怎么算是最科学的。第一先说设计费，西湾路这个路口从30米扩到50米，拓宽20米，长不到100米，你们说设计费要多少钱？两三万行吗？如果不同意，我认为就是找贝聿铭来设计，也用不了10万元。即便是这样，我也愿意给你10万。第二是施工费，经过定额估算需要103万，我再多给你们20万，就算是130万。第三是工人工资，现在算3个人，日后按再增加9个人来算，每人每月工资1000元，另加100元医疗费、100元凉茶费，一年12个人，总共也不过15万元。第四项：增加的人员70%需要解决房子问题，每人20平方米的单人宿舍，每平方米3000元，总共也不用40万元。设计费10万，施工费130万，人员工资15万，房子补偿费40万，总共200万元。
我说，以前为什么老是算不成，就是你们总把政府当成唐僧肉，总想多吃一口是一口。把一个道口拓宽的小工程，竟然算到一千多万元，真是太离谱了。搬道岔工人增加9个人就足够了，你们硬是说需要24个人。每月一个工人的工资1000元，你们造计划却要2500元，比我这个常务副市长的工资（当时的工资水平）还高。搬道岔工人找临时工就可以了，而你们非要按正式工来配，还要给房子。
我说不到200万的工程，你们怎么搞到1035万。就算是概算，文盲老太太也算不出这个价。
于是，“各路诸侯”们都不再出声，我当即拍板：这事就按市政工程局的计划工期要20天左右，但我给大家一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今年交易会开幕那天我来验收剪彩，交易会9点钟开幕，我们7点半来这里，你市政工程局要没有完成任务，就请你的局长拿着辞职书来这里报到……
这块难啃的骨头就这样被吃掉了。
广州的东风东路拓宽是需要拆迁，有关部门报上的一个所谓的“钉子户”，这家人不愿拆，又害怕被拆，把问题不断反映给有关部门，但仍迟迟得不到解决。最后，把一线希望寄托在我身上，非要见我。
他们到市政府门口拦车，先后拦了两次，打开车门一看，“你不是陈开枝，走！”我有一次碰巧到地铁去现场办公，通知各单位在市政府集中出发。他们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情报，摸准了我在。结果，一出市政府门口，“啊！”两个女的躺在马路上，司机急刹车。有人问她们干什么，其中一人说：“我们要找陈开枝。”车上有一个记者就善意地骗她说：“陈开枝不在车上。”我急忙拦住说：不行啊，你们这样说不行啊，她们知道我在。我就下去和她们解释：这样，我今天那边要开办公会议，有许多人在现场等我。再说我也不清楚你的具体情况，明天礼拜天我还要办公，你看星期一早晨你来好不好？我们8点钟上班，你7点钟来，我保证7点钟在这里等你。她同意了。我说：“如果我不来，你可以用最毒的广州话‘冚家铲’去咒我。”（“冚家铲”，广州话的意思是全家死绝。）
这个妇女确实很让人同情，当日，她为了截我的车，就睡在马路中间，如果不是被逼得没有办法，她不会这样做。修这条路没有错，但你也得给她解决实际问题啊。她的身世也特别可怜，她是山东人，和第一个丈夫生了两个男孩后，丈夫就被划为“右派”。也是情势所迫，她带着孩子改嫁给一个地质队员，后来她跟这个丈夫来到广州，又生了个女孩。她丈夫以后就退休在广州，当时一个月大概几百块退休金吧，她就在东风东路地质大厦附近开了个小卖部，挣些收入贴补家用，但不幸的是，她老公得了尿毒症，换第一个肾，就花了9万块。结果，这9万块钱，自己积蓄给了3万块钱，还借了6万块钱，最后，她老公的单位还每个月扣她老公130元。另外，她老公换肾后，每个月还要透析，需要3000块钱，全家就靠这个小卖部活命。她觉得如搬到另外一个不好地段的话，那就无法生存。
知道这个情况后，我告诉办公厅，星期一通知各有关单位都要来一个人，像省地质局要来个领导，拆迁那里要来个人，街道要来人，工商要来人，共同研究解决的办法。她的女儿，是个中专毕业生，那天，我们一到现场，就骂：“你们共产党，不管老百姓死活，只管你们政绩，叫我们搬就搬啦？用市政工程压老百姓。”骂得语气很重。我说，好了，我知道你的情况了，这样吧，你骂我可以，但也要听我讲一讲，首先，大家要明白，市政建设是一定要搞的，要不然城市怎么发展呢？但是，在市政建设的过程当中，拆迁当中，应当理解老百姓的难处，考虑怎样拆迁才合情、合理和合法。以前搞拆迁的人，可能没有好好听你们的意见，也不知道你们的困难，总是说你们是钉子户。现在我了解了，那我谈点意见，看行不行：
一是我们有个共识，为拓宽东风东路搬一定要搬；二是你们的困难，我们要解决；三是搬个好的地段。
第一，怎么解决你的困难，省地质局的领导在，我又在省里当了那么久的副秘书长，你们回去跟全体班子研究一下，给我一点面子，至于她老公的每个月130块钱就别扣了，扣一年才1500元，扣10年才15000元，她老公能不能活到20年以后啊？我说就别扣了。
第二，我说：我是没钱，我明天找个公司资助3万块钱，帮你先还借款（第二天我就找了两个房产公司，我说，你们捐助一点钱，也算做善事。拿到钱后，我让信访局的人送到她家里）。
第三，现在让你搬到对面去，临时盖一个铺位，让他们再盖高一点，让你两个男孩还能睡在上面，不然，你家里这么挤，两个大哥哥对着那个同母异父的妹妹在一个房间，怎么弄啊？
第四，等那边的市场弄好以后，不按商品价，按照建筑成本价给你一个铺位，留个好位置给你。
第五，工商部门3年免收管理费，这样保证你治病，就不怕了。我刚说完，她母女俩马上要跪下来给我磕头，我急忙扶起她们，自己的心里也酸酸的，没有一点解决棘手问题后的喜悦，我们的百姓实在是不容易，他们也是通情达理的。
还有一年的年三十晚，中山八路的一栋楼房，是开发商弄的。年三十晚，厕所不通，弄得臭气熏天，别人都回家吃晚饭了，不知道是谁，打电话到市政府说看陈开枝走了没有。刚好，我在，我只好告诉家里，还不能回家吃团圆饭。去到那里，看着市政工人把那些大粪淘清了，才算完事。住户们都要吃团圆饭了，于是争着请我和市政工人与他们一起吃年饭。
到政协工作后，这种直接亲临第一线，帮助百姓解决实际困难的事少了，但这并没有影响我继续为老百姓尽心竭力办实事，坚持不懈做好事。到政协工作第一年，我得知通往省、市民主党派宿舍的主要干道下渡路，由于工程迟迟没有完工，成了一条“断头路”，影响了党派干部的工作与生活。为此，我请来了市政有关部门，给他们讲了统战工作的重要性，讲了关心群众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希望他们尽早打通这条“断头路”，还附近居民一个交通方便，终于使这一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
12年来，我给广州人民是办了点实事，办了一些好事，但不足挂齿。因为我经常想，当年邓小平他老人家80多岁了还不在家里享清福，不远千里来广东为改革开放、为改善人民生活而奔走呼号，我这么好的身体，这么好的位置，有什么理由不做点应该做的事呢。我想，我只是尽了一个广州人民的“打工仔”应尽的职责。
一个人的富裕说明不了什么，一个地方的富裕也说明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只有这个国家全部富裕了，才能说明，我们所选择的道路是绝对正确的。
我们国家大，发展也很不平衡，像广东珠三角地区人民的生活已相当富裕，但还有不少生活在山区的百姓生活还十分贫穷。如果我们不能帮助他们脱贫致富，那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学会解读饮水思源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如果不是毛主席让中国人站起来，如果不是老人家带领我们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那么，我们也就不会过上今天的富裕生活。正如老人家指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一是共同富裕。所以，生活先好起来的人没有任何理由推脱历史所赋予的责任，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推脱相对贫困地区人民对我们的期待。
1996年秋，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广东与广西结对子帮扶。广东省委省政府将帮扶百色的担子交给了广州市，我成了首位责任人，并很快就随省市领导到百色地区考察。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到了百色，我的心里产生了巨大的落差。从富裕的广州到几乎是中国最贫穷的百色，社会环境的反差，贫富悬殊的对比极度震撼我的心灵。改革开放都10多年了，这地方还如此贫穷。如果老人家知道了，他的心一定比我还痛。我想起了老人家在仙湖植树时说过的那句话：“要让全国人民都种一棵发财树。”想着想着，我顿时有了一种使命感，觉得应该谋人民所求，努力带领贫穷的百姓早日从苦海中挣扎出来。
百色，集“老、少、边、穷”于一身，自然环境极为恶劣。但是它有着极为光荣的历史，老人家在这里发动过著名的“百色起义”。它又受到中央领导的极度关注，江泽民同志曾两次视察这里，并叮嘱：“发扬右江革命光荣传统，奋发图强，把百色地区建设好。”而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以及李鹏、朱基、乔石、李瑞环等国家领导人也先后到过这里，这在我国小城市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看到这些老百姓住茅屋又没水喝，作为生活在中国最发达地区的我，禁不住落泪。我们怎能忍心让自己的兄弟姐妹还过着这样的日子。
帮扶不是一个空泛的词汇，也不是套在自己头上的一个虚假的玫瑰光环，更不该为此去捞取政治资本，一定要动真情，动真格，真扶贫，扶真贫。
还记得江泽民同志说过：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没有什么任务比解决群众的温饱和饮水问题更重要了，不能把贫困带入21世纪。
我们广东等发达地区，得益于老人家和党中央的“特殊政策”，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富裕起来了。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周围仍有一部分地区还相对落后，那里的人民还十分贫困。
走马上任，我坐不住了。1997年春节的大年初四，我二赴百色。
来到冬天里的田东县梅林村瑶民班成连家，我看到四面透风无遮无拦的茅草房里，全家大人缩成一团蹲在火盆边，一个9岁和一个5岁的小孩只穿着破烂的单衣，躺在地上发着高烧。当地的村干部怯生生介绍说，村里人均耕地不足3分，收获的玉米人均不到150斤，大家缺衣少食，部分人家已经断粮……我禁不住掉下眼泪。当地的贫困程度已超出我的想象，落后已无法用语言形容，顾不上再讲什么安慰和鼓励的话语，我所能做的只是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交给陪同的乡党委书记，让他马上去买几件衣服，给躺在地上的孩子……
通过这次深入了解，我们基本摸清了百色的贫困情况。整个百色所辖12个县（区），面积3.62万平方公里，人口357万人。其中有10个国家级贫困县，2个自治区级贫困县；全市有85.89万人饮水难，有788个中心村不通公路，近100万人行路难，63万人没有解决温饱，9万人年均收入不足300元，10万人人均耕地不到0.3亩，16万人居住在无水、无地、无生存条件的地方，387个中心村没有完整的小学校舍，4个乡没有初中，3万多名儿童失学，大部分贫困人口居住在高寒石山区。
当时的百色地委书记刘咸岳对我说，不用记那么多数字，记住两句形象的话就知道百色的贫困状况了：“一是住房八面来风（茅草房到处进风漏雨）；二是生活‘四个不上’，即，不上学（没钱读书），不上桌（没东西吃），不上床（没被子盖），不上厕（没有厕所）。”
这组令人震惊的贫困数据，这段生动而形象的贫困描述，令我沉思良久。这是一批多么善良、勤劳、朴实的人民啊！他们没有由于为革命付出了生命和鲜血而过分要求什么！也没有因为东部及其他地方先富裕起来而埋怨什么！更没有因为生活和生产的条件恶劣而放弃什么！他们以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宽容平和的心理，生活在自己的家乡，支持祖国的发展。
详细掌握了百色贫困的第一手材料后，我组织百色、广州两地的专家、学者和领导，经过反复研究制定了八条帮扶措施：（1）下大力气抓好基础设施建设；（2）实施生态工程、提高生态效益；（3）进行异地安置；（4）实行开发式扶贫，把扶贫与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建立重点产业基地结合起来；（5）有计划地组织劳务输出；（6）狠抓素质工程，加大教育开发力度；（7）大力培训干部和开展对口交流；（8）大力开展经贸合作。八条扶贫措施很快得到广东、广西两地党委的赞同，并在广州、百色两地市委的领导下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落实，发挥了比较好的作用。其中大部分措施，后来还成为我国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主要经验。
扶贫工作既有阶段性更有其长期性，不可能一劳永逸。要真正把扶贫工作搞好，必须在认识上提高了再提高，在领导力量上加强了再加强，在措施上落实了再落实，在作风上深入了再深入。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扶贫工作的最后胜利。根据百色的实际贫困情况，我们把经济开发和搞教育开发的战略相结合，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把帮扶工作引向深入。
我常常想，我投身帮扶百色，只是在完成党和老人家交给我的应该完成的任务。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我职责分内的事，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可百色人民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
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我深深地感到，穷并不可怕，怕的是缺乏战胜穷的骨气、志气、勇气，缺乏治理贫穷的知识、技能和智慧。想到这些，我觉得，第一步经济开发的扶贫步子迈出后，紧跟着第二步兴办教育的扶贫步子就要跟上，要把重心放在育人方面，开展智力扶贫。
我一直以来，对教育就情有独钟，我读中专、大学，学的专业都是师范，我想当一名老师，但中专、大学两次毕业都与教师这个职业擦肩而过。我没有当上教师是一种遗憾，可我爱人却替我当了一辈子的小学教师。我们这两个从山沟里走进省城的穷人的后代，深知“扶贫应先扶志，治穷要先治愚”的道理，扶志气、扶智慧是挖掉穷根的最好办法。因此，帮扶贫困地区，必须以帮扶教育为根本，教育兴而人才兴，人才兴而百业兴。
广州市政协具有帮扶百色兴办教育的优势，充分发挥其优势，能够给百色引进大量的资金和人才，支持百色加快教育和文化事业发展的步伐，推动百色人口整体素质的提高，从根本上铲除贫穷的根源。想着想着，第二阶段百色扶贫的计划就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了，而后要做的不过是“扶持教育办实事”。1998年8月1日，我带着筹集到的第一笔250万元办学款来到了百色，我的心愿就是这辈子为百色的孩子们建100所学校。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不断地为改变百色教育的落后面貌尽心出力：
第一是创办百色祈福高中，提高百色普通高中的普及率。考虑到当时整个百色只有一所高标准的重点高中，全市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只有20%这一现状，我发动担任广州市政协委员（现为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祈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彭磷基先生捐款2000多万元，兴建了百色祈福高中。学校于2000年9月建成，首期招生680人，2003年该校学生第一次参加高考，大专以上入围率达94%，608人被本科以上院校录取，居广西546所高中的第九名。2003年12月，该校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级示范性高中评估。
第二是创办了“少数民族助学班”，直接为贫困边远少数民族乡镇培养基层干部。为了帮助百色解决居住在边远地方的贫困少数民族优秀学生入学难的问题，我发动担任广州市政协委员的香港日成玩具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柱成先生（2004年1月已去世）捐款1200多万元，分别于2000年、2001年各开办了一期“百色少数民族助学班”，全额承担251名少数民族优秀学生从小学5年级到高中毕业的生活费和学费。
第三是建立百色教师培训中心，提高当地教师整体水平和教学质量。办好教育，关键是要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学队伍。为此，我动员广州教育部门、镇泰企业集团总共捐资200万元，兴建了“百色地区教师培训中心”，使百色人民从此有了一个像样的教师培训基地。据了解，几年来，该中心培训中、小学教师3万多人次。
第四是发动各方捐资办学，扩大和提高基础教育的设施，加快“普九”工作。金沙、江山、六隆三个开发区由于开发难度大，无法挤出修建学校的资金。我知道后，亲自发动镇泰企业集团、珠江投资公司和广州好又多集团分别出资75万元、70万元和50万元，在三个开发区分别建起了希望学校，解决了开发区没有教育设施的问题，稳定了移民群众，促进了开发区的顺利发展。
有趣的是，六隆移民开发区“好又多”希望小学，还是我和台胞王文洋先生（王永庆先生的长子）吃饭时，打包打来的。事情经过是，那天，王文洋先生请我吃饭，眼看就要散席时，我把六隆移民开发区急需要建一所学校却没有钱的情况向王文洋先生做了一个介绍，并笑着对他说：“给打个大‘包’吧！我要50万建一个学校。”王文洋先生二话没说，当即表示同意。
带广州宗教界人士到乐业县考察时，我得悉该县没有一所标准高中，已有的乐业中学又因年久失修危房面积达2800多平方米，就马上向同来的宗教界人士通报了这一情况，得到大家的支持，当即决定由他们捐资130万元，加上地区拨款和县里筹措的50万元，为该校修建了全县最高最靓的教学大楼。在发动别人办学、助学的同时，我利用我的“助学基金”和老伴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资助了20名贫困学生读书。
第五是开展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结对子”扶贫协作活动，改善百色学校的办学条件，提高他们的师资水平。据反映，到2000年秋季，广东省广州市共有101所学校与广西、百色的101所学校建立了“结对子”扶贫协作关系。
时至今日，通过各方发动，捐赠百色办学的资金已达1亿多元，新建和改建了学校220所。
作为一名来自百姓穷人家的领导干部，不应该害怕老百姓来找麻烦，而应该时刻把老百姓的冷暖记挂在心上，真心实意地为民谋利，真心实意地为民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力。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古人尚且如此，我们这些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就更应该如此。我常常称自己为广州人民的“打工仔”，就是这个意思。
帮扶百色8年，我和百色广大干部群众结下深厚友谊，百色老区人民把我当作“自己人”，我也把百色老区人民当作“自己人”，我说：“我是广州人民的‘打工仔’，也是百色人民的‘打工仔’。”我注重了解百色“亲人”的苦楚，竭尽全力解决百色“亲人”遇到的一切困难，以求帮助他们早日实现脱贫致富的梦想。
自1997年起，我每年的春节都要到百色的山村慰问当地的老百姓，问村民们：娃娃读书了没有？粮食够不够吃？了解哪条村子无钱打井，哪条村子没有饮用水；了解还有谁家的小孩上不起学，哪间小学的校舍破旧无法再用。逐一摸清了这些实际困难后，回到广州我就积极想办法，自己能帮的就自己来，自己帮不了的找别人，这个单位帮不了的就找其他单位，一直到找到能帮的人。
粗略计算了一下，我16岁离家外出读书、工作至今48年，回故乡（距广州仅100多公里）共25次，2年一次；到百色（距广州1000多公里），8年间共48次，2个月一次，走遍了百色12个县（市）的穷乡僻壤。我的爱人半是理解半是责怪地对别人说：“结婚30多年，他从来没有带我旅游过，就是距离广州很近的桂林、北海也没去过。第一次带我外出‘旅游’，就是到百色扶贫。只有他做得出来，去百色比走亲戚还勤。”她说对了，我就是要到百色比走亲戚还勤，我不能让百色的百姓穷在深山人不知，要给他们战胜贫困的信心和力量，给他们克服困难的希望，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我一定要当一个比百色人还了解百色、还爱百色的“百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