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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子流 口述
卢玉华 整理
黎子流 ：原广州市市长。
今天人们谈起当年的改革开放，言语中难免会少了些许沉重，多了几分轻松，毕竟，在人们的印象中，改革开放的历程虽说不易，但和血与火的战争年代比起来，毕竟轻松得多。然而，通过与黎市长的交谈，却让笔者感觉，改革开放与战争年代一样，走过了一个充满艰辛与荆棘的过程，身处其中的一些人，尤其是当年站在改革开放风口浪尖的一批人，同样需要排除万难、不怕牺牲的勇气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毅力。我想，改革开放绝非是小平同志登高一呼，万众响应，进而顺利推进如此简单，与黎市长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中，回忆起当年，黎老说得最多的一个字就是“敢”，“没有敢想、敢干、敢为人先、敢负责任的精神，广州的发展就很难有突破，也就不会有今天广州的快速发展”。
在改革开放初期，打破统购统销、放开价格、开展流通体制改革是从广州开始的，五星级宾馆也是在广州最先出现的，广州一直以来都是祖国的南大门，有光荣的历史和革命传统，各方面的基础都很好。但由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治理整顿到了后期有些过头，把自己的手脚都束缚起来了，改革开放有被治理整顿所代替的趋势。
小平同志南行前，广州的局面是比较沉闷的，困难也比较多，虽然工业基础不错，但亏损企业也不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手脚也放不开，仿佛找不到前途和出路。当时，整个广州的GDP才357亿，国企亏损面近30%，明亏40多亿，暗亏100个亿，各个企业都在讲治理整顿，缺乏锐意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因此在思想和政策上都需要给大家指一条继续发展的路子。当时广州的一个国企老总跟我讲，我们就像玻璃罩住的苍蝇，前途光明，没有出路。所以，广州当时改革的环境是比较保守的，许多干部感觉到困惑，怎么继续改革？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我来到广州后，对广州的情况可谓是一无所知。我当时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把局面打开，希望能够找到一条出路。我认为，治理整顿是完全必要的，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治理整顿明显有些矫枉过正了，不能以治理整顿代替改革开放。我一直讲，在大城市进行改革非常不容易，广州当时的干部，思想包袱很多，既有自满的一面，也有故步自封的一面，看不到特区、珠江三角洲其他城市甚至外省的发展，看不到别人的进步。我在顺德时就很清楚，顺德的家用电器，包括美的等一批全国有影响、知名度高的电器品牌，开一时风气之先，而广州的万宝等品牌，却日渐衰落。而且，广州对外服务机构机关化作风浓厚，办事死按程序，不懂变通，有些权力过于集中，如当时摩托车上牌全部要到市公安局，其实完全可以授权给各区公安分局来办，我想这里面有利益的成分，也有事事集权的思想倾向，而这些现象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所以，我到广州不久，即1990年底到1991年初，就与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一起，提出要进行思想解放，放胆往前闯。在当时能这么提的省、市并不多，因为在小平南行以前，社会上的思想普遍比较保守。我提出，广州要大胆解放思想，我曾经说过，放下架子之时，就是广州发展腾飞之日。同时，我们对机关干部提出了“三要三不要”，即要守法，不要守旧；要自豪，不要自满；要革命化，不要机关化。为此，市委、市政府组织各级领导到外地考察学习，高祀仁书记和我都亲自带队，与广州市各局领导、各区、县干部先后到了珠三角城市、经济特区、上海、山东、江苏去取经参观，学习外地发展经济、招商引资、城市建设等诸多方面的先进经验。比如到顺德，我们学习顺德财政“放水养鱼”的办法，即财政主动扶持有困难的企业和农业的发展，通过培植企业、培植税源，增加财政收入。后来，由高祀仁书记带队，我们还到了东莞，考察当地城市化建设、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面的建设经验。
1992年，小平同志南行后，思想解放的热潮迅速在全国各地兴起，广州的思想解放工作很快就上了一个新台阶。实际上，广州的人才是非常多的，关键是有各种各样的束缚，能量无法真正发挥出来。我曾经说过，只要思想解放了，这些人才就会变成推动广州发展的千军万马。之后，由于解放了思想，改革开放开始向更深和更广的层面不断推进，广州的经济社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至1996年，广州市的GDP已达1600多亿元，从1990年起，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达19%。
在发展经济方面，政府努力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从大力打破姓“资”姓“社”的界限入手，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认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如不转向市场经济，广州越“守法”，就会越守旧。所以，在经济发展中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大胆创新，要有敢闯、敢干的精神，不敢越雷池一步，是干不成事的。正因为那段时间冲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将发展转移到市场经济的轨道，才有了此后广州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主要从两方面入手，带动广州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一是努力做到简政放权，二是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
关于简政放权，我认为，不管权力大小，权力越集中，就越容易滋生腐败，工作效率越低。因此，我们主要是加大区、县管理经济的权力，尽量放权，比如前面讲到的摩托车上牌、审牌的问题，我们就将这项业务下放到了各区、县的公安分局。在简政放权方面，我们做到举一反三，督促有关部门进行改革。我认为，部门之间的权与利的争夺会影响到市场经济的发展。我来广州不久，番禺有几个老同志写信给我，说番禺各方面的条件，无论资源、交通、人才等方面都比顺德要好得多，但为什么番禺的GDP只有顺德的一半呢？我认为，当时广州的一系列呆板的规章制度束缚了下面区、县的发展，如果市政府事无巨细都要过问，就不能发挥区、县发展经济的主观能动性，就容易导致僵化的行政管理机制，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特点。因为市场是瞬息万变的，如果什么事都要请示汇报，然后等上级拍板，许多机会就错过了。所以，我们简政放权的一个重点就是给区、县放权，在招商引资方面，给予区、县很大自主权，让他们放开手脚、各显神通，自寻出路。
到广州后，我总感觉大家缺一个“敢”字，我认为机关干部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即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将艰苦奋斗的精神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如虎添翼，否则，只会事倍功半。这一点在对外招商引资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凡事都局限在政策的条条框框里，不敢越雷池一步，有时会错过许多机会。因此，我认为，在对外招商的过程中，也同样需要解放思想，要有敢闯、敢干、敢负责的精神才行。
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利用外资才20亿美元，到20世纪90年代，已经超过100亿美元了。为什么呢？主要是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吸引外商来广州投资，比如，1993年我们到国外进行招商时，曾提出了三条原则，加大对外商政策优惠的幅度，吸引他们来广州投资。一是只要特区、沿海开放城市能做到的，广州一定做到，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做不到的，只要不违背法律，广州也敢于试验；二是外商在投资中遇到困难和障碍的，由当地领导负责，及时解决，我们认为，为人民服务也包括为外商服务，只要他们遵纪守法，依法纳税，我们就保护他们的利益；三是生意不成朋友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即使谈不成生意，也可以交朋友，为以后做准备。我感觉，只要有一个投资者在广州感觉创业环境良好，就会带动一批投资者来广州创业。通过采取这些方法，我们在对外招商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当年，我们曾经定期到香港去招商，香港的富豪和知名人士几乎每年都来，可谓盛况空前。
这其中，还有我亲身参与的一件招商引资轶事，现在回想起来也很有意思。台湾塑胶工业集团公司（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的长子王文洋先生，当时他在台塑集团南亚公司任职，很希望能在大陆投资，但是由于当时台湾当局对台湾商人到大陆投资有诸多限制，因此多次努力都未能如愿。1996年，有一天我在香港启德机场转机，准备出国，当时随行的市外经贸委一名干部在机场看到了王文洋，就把他引荐给我。由于我们都忙着赶飞机，于是我们就在启德机场匆匆聊了几十分钟，我真诚地邀请他来广州投资，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之后我们就告别了。不久，王文洋到广州与我和高祀仁书记会面，经过几次商谈，我们初步达成协议，在黄埔开发区留出1500亩左右的土地，让王文洋的南亚塑胶公司在电子、塑料等领域进行投资，投资额达20亿港元。经过艰苦的谈判，大部分问题都谈妥了，最后卡在了一个地方，即环保问题。因为黄埔开发区靠近流溪河，而流溪河是广州市民的饮用水源地之一，当时市环保局认为塑料项目可能会造成流溪河的污染，因此对于这个项目坚决不批。
我当时就想，这些塑胶项目在台湾都能做，他们肯定有一套自己的治污方法，难道台湾会允许污染吗？而且这个项目引进时，已经明确要达到环保要求，绝对保证流溪河水质不被污染，我与环保局多次协商，要求他们提出污染的具体标准，但他们也提不出来，一时间这项目就卡在了这个地方。
当时我身体有病，正在中山一院住院，王文洋跟我讲，他已经在珠海把合作项目谈好了，如果广州在一周内不给他答复，他就去珠海投资。我很着急，把白云区区长陈耀光、环保局的领导和王文洋都请到我的病床边，我要求陈耀光，在一周内把王文洋投资办厂的其他手续全部办好，并请环保局的领导亲自到台湾去，考察台塑在台湾的排污情况，这一系列的举措让王文洋为我们的办事效率和真诚所感动，同意再等待一段时间。环保局的领导到了台湾后，看到了台塑集团的治污设备，工厂里的废水经过三次消毒过滤后，排放后的废水都可以养鱼了。他回来后对我说，我们对外部世界真是不了解，这次出去真是开了眼界了，只要黄埔的工厂能达到台湾的治污标准，就没有问题。
之后，我将所有办事部门的领导请到我病房里开会，迅速召开一次带上公章的联席会议。很快，这个项目在7天之内引进成功，并办好了全部手续。后来，王文洋在广州的投资额前后达8亿多美元，我和他也成了朋友。我们与台塑集团的合作情况并没有在报纸上透露，因为当时台湾对商人在大陆投资有限制，因此他在广州的投资是暂时不宜公开的，做了而不说，这也算是广州招商引资过程中的一个小故事。
通过这件事情，我感觉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也要像战争年代一样，抓住瞬间即逝的机会，努力为广州的发展引进更多的外资，同时可引申出，要注意简化手续，减少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真正为外商提供方便，因为只有外商肯到广州投资，广州的经济才有可能更快发展，才能为广州争取到更多的利税。所以，我一直讲，在对外开放中要讲诚信，不但要把人留住，更要把心留住。正是由于我坚持这种态度，许多外商后来都和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随着广州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广州的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发现，广州的城市建设存在较大问题，主要表现为道路狭窄、路口交错，由于广州城区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各种车辆的日益增加，造成道路车流不畅，部分地段拥堵严重，原有的市政道路已无法适应广州城市的发展，因此，必须发展立体交通。而地下轨道交通就是比较可行的方式，因为地铁有准时、安全、快捷、环保等多种优点。
广州地铁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酝酿了，历届政府都想动工，最终都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开工建设。因为要在广州建设地铁，存在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主要有三大难题：
一、资金不足。当时从中央到省财政，都拿不出钱来支持广州建设地铁，只能从市财政想办法，但是广州的财政不是独立的，交给中央和省里以后才是自己能够支配的。20世纪90年代，广州市、区（县）两级财政能够动用的财政收入，每年只有一百五六十个亿，而1993年地铁动工前，工程预算就达146亿元，这对于广州财政而言，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因此，建设地铁的资金只能靠自己找，去哪里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都是真金白银啊！
二、缺乏在南方建设地铁的相关技术和经验。当时，国内只有北京和上海有真正意义上的地铁，广州地处华南，地质条件与北京、上海有很大差别，珠三角冲积层土质偏软，地下水浅，我们往地下挖掘，不到一米就是水，而地铁可是要深入到地下二三十米呀！因此，没有一个周密、安全、科学的规划和设计，很容易出事，一出事就是大事，不是自己的乌纱不保，而是要坐牢，也涉及广州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建设地铁必须克服一系列的技术难题。
三、拆迁量很大。因为当时建设地铁的工艺还没有现在这么先进，大部分采取的是大开挖的方式建设地铁，因此地铁上盖的住房和建筑都必须拆迁，这是一项非常浩大的工程，也需要大笔的资金。
尽管存在的困难非常多，但广州城市的发展时不我待，不能再等了。我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到国外出差办事，我到国外的大城市，都有意识地去了解人家是如何解决市民出行问题的，我到新加坡、巴黎、伦敦等国家和城市考察时，发现他们的地铁网络都非常发达，几乎遍布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可谓四通八达，构成了一个地下交通网络，有效疏解了地面的交通压力，确实让我大开眼界，也大受触动。比如在莫斯科，我了解到，他们在1939年就动手搞地铁了，而我们还在一直等待观望，说明我们非常保守。后来，我与市委的两任书记朱森林和高祀仁多次商量，并听取了各界人士和专家学者的反复论证，1991年前后，我们最终下定决心，一定要在广州搞地铁。
但是，当时建设地铁确实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历届政府都想搞而没有搞成，我们在进行论证的时候也面临很大的压力。有一位老领导曾经善意地劝我：“广州地铁最好不要搞，因为已经酝酿了30多年了，各种条件都不具备。你都57岁了，再过两三年就到年龄了，让它继续讨论下去不就得啦，广州人也不会怪你的。你不要自找麻烦，自找苦吃，万一建设过程中出了事，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这位老领导的劝告是一片好意，但我想，广州再不搞地铁就没有出路，人家已经搞了好多年了，我们必须加快步伐，不能再等了。广州的历任领导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已经为广州地铁做了很多研究、设计、规划等准备工作，这些准备为广州地铁的开工建设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为了完成历任政府的心愿和解决广州人出行难的问题，我更不能怕担责任，必须尽快上马建设。关于我个人，我当时想，出了事，责任我来负，地铁我一定要搞。我这个人的脾气就是这样，只要科学论证是正确的，胆子就比较大，敢干。我一直认为，不能因为有困难就不做事，也不能因为怕负责任而明哲保身，只要是对广州的长远发展有利，为广大市民提供方便，怕什么？干了再说嘛，出了事，我负责，何况只要我们以科学严谨的精神进行建设，就不会出大事。所以，敢想敢干绝不是一味蛮干，如果条件基本具备，就可以大胆推进，不能瞻前顾后。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如何解决建设地铁面临的一系列困难了。首先，为了解决资金问题，我们想了一些办法，从以下几个方面开辟财源：
一是征收地铁建设附加费。我们在广州市的各个宾馆酒店征收地铁建设附加费，额度为客房费用的5%，后来地铁建设附加费更名为交通建设附加费，一直收到地铁动工建设。这笔费用的征收，为地铁建设的筹备和启动提供了一笔计划外资金。
二是拍卖地铁上盖土地。我们将地铁上盖拆迁后的54块土地拿出来招标，进行公开拍卖，当时这些土地的招标额大约有60亿港元。另外，我们在广州城区中心地段规划了6平方公里，建设珠江新城，将其作为未来城市发展的中心，进行招标出让，10年之内可以收入约300亿港元。有了这360多亿港元，地铁建设的两期资金就基本解决了。
三是积极争取银行贷款。尽管有了这360亿港元，但这些资金并不能一步到位，还有一个时间差，因此我们还争取向各大银行借款。当时，国家正在进行宏观调控，银行纷纷紧缩银根，因此向银行贷款并不顺利，经过多方努力，建设银行终于答应给我们贷款，大概有几十个亿。当时的建设银行行长正是王岐山，当时的建设银行在国内银行业算是思想比较解放，胆子比较大的了。
陆续打开了筹款渠道后，1993年12月，广州地铁正式开工建设。然而，地铁建设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1995年底，地铁建设又遇到了资金短缺的问题，一度准备停工。当时我因为动手术正在医院住院，广州地铁的老总到医院找到我，说地铁资金周转不灵，面临停工。我意识到问题严重，一旦停工那还得了，损失巨大啊！我马上找来市国土房管局的领导，提出借用该局住房公积金5亿元。当时地铁建设的收支情况由市计委统一管理，任何资金往来都需要计委的批准和同意，在不影响住房建设的前提下，市计委同意暂时借用住房公积金进行地铁建设，然后，我亲自批，计委照入账。当然，住房公积金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借用的，但当时情况紧急，而且一两个月后，资金周转过来了，我们就将借用的住房公积金给还上了。因此，广州地铁开工建设4年多以来，从来没有停过工，这充分保证了广州地铁的顺利完工和通车。
关于地铁建设的技术问题，我们考虑到广州的地质情况和香港比较相似，因此派出技术人员到香港进行考察学习，并从香港地铁公司请来工程师担任顾问，指导广州地铁的建设。同时，我们在建设地铁过程中，注意汲取国外的优秀技术和经验，通过招投标，我们确定由日本青木株式会社进行部分繁华地段的地铁施工，因为这家公司使用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盾构施工技术，不用大开挖，既保护了城市古建筑，将对地面建筑的破坏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又有效减少了城市拆迁量。尽管如此，地铁施工期间，拆迁量仍然是非常巨大的，虽然我们认真做好市民安置工作，努力采纳并解决他们的问题，但绝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让所有人满意。而让我感动的是，广州地铁拆迁的过程中，没有出过事端。广州老百姓真的是非常支持和理解我们，我一直讲，广州老百姓是最体谅政府的。今天看来，没有广州老百姓的支持和理解，广州地铁也搞不成。
1998年，广州地铁一号线正式建成通车，全长16.56公里，总共花了126亿元，比预算整整少了20个亿。除了国家减免部分进口设备税收外，我们十分严格控制工程费用。我是地铁建设的总指挥，我深知，广州财政的每一分钱都凝聚着广州人民的血汗，一定不能浪费广州人民一分钱，要对得起广州的老百姓，更要对得起历史的检验。
2007年10月31日，原副市长刘念祖约我一起去考察广州地铁，我们乘坐了地铁一、二号线，在地铁车厢里，搭乘地铁的人很多，这让我感到，一方面，地铁确实给市民出行带来了便利，让我很欣慰；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还需要继续加速和完善地铁建设，满足市民的需要，这又让我有些着急，我虽然退休了，也还是希望能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我们后来还去看了中山八路、大坦沙两处正在建设中的地铁五号线施工现场，又让我对广州地铁有了更多的期待。
现在看来，当年我们克服困难、冒着风险、下定决心动工修建广州地铁，还是正确的，也是及时的，如果再不搞，那就对不起广州的老百姓了。我相信，随着广州地铁线路的不断延伸，广州的地下交通网络将会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发达。